摘要: 索恩-雷特尔第一个提出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解决康德认识论命题，追寻整个西方认识论观念和康德式先天哲学构架之自在伪境的现实社会历史基础，特别是其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现实抽象的内里构序机制。然而在长达68 年的理论研究生涯中，索恩-雷特尔却被不公正地对待，只有阿多诺认同他的重要发现。处在斯大林式教条主义的传统苏东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无法看见索恩-雷特尔的理论闪光点。索恩-雷特尔的一生，是孤独和悲壮的独行者之旅。

关键词: 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康德认识论;现实抽象;阿多诺

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外围支持者。他的代表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Arbeit: Zur Epistemologie der abendländischen Geschichte)，是我们应该认真关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中比较重要的哲学认识论论著。索恩-雷特尔第一次系统地追问康德在认识论中实现的“哥白尼翻转”( Kopernikanische Wendung)的历史唯物主义答案的可能性，具体一些说，也就是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努力追寻整个西方认识论观念和康德式先天哲学构架之自在伪境的现实社会历史基础，特别是其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现实抽象的内里构序机制。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一个意外的贡献就是无意识地突显出马克思的历史认识论与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根本差别，即认识论的主要对象并非仅仅是感性经验上的可见对象，而更多地是要透视社会历史生活中的特定关系存在和内在构序。他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两位重量级的思想大师(阿多诺和齐泽克)。本文中，我们来看一下索恩- 雷特尔的基本学术理路。

一、青年得道不一定是件好事

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1972 年版的前言中，索恩-雷特尔有一个简短的自述。他告诉读者，“我早在1916 年求学时，就已经开始阅读奥古斯特·倍倍尔和马克思”。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话语一开始就是索恩－雷特尔的思想构境基础。从索恩-雷特尔一生的学术追求和文本来看，对马克思，他真是从一而终的。这是难能可贵的。1917 年，他曾经在海德堡参加过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学生运动。然而，运动似乎总是带给他失败的感觉。在他的眼中，列宁的“十月革命”远远偏离了马克思原来的轨道，对欧洲来说，虽然也发生了类似的革命，但“一切都失败了，革命来了又走了，最终只留下空荡荡一场”。从理论立场上看，索恩－雷特尔似乎没有葛兰西那种对十月革命的狂喜，在列宁与卢森堡的争执中，他好像更偏向于后者。这可能也是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的心态。在资产阶级强大的欧洲，无法照搬俄国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模式，这其实是当时欧洲左派的惨痛共识。特别是在德国，出现了索恩-雷特尔所指认的“德国革命的缺场”( ausgebliebenen deutschen revolution)状态。可能也由此，索恩-雷特尔的一生都是远离革命运动的。这可能是造成他理论严重脱离现实的原因。

显然，当时索恩-雷特尔在海德堡大学里学到的东西，与他已经接受的马克思的观点在理论上并不一致，比如经济学中看起来很有道理的边际效用学说，马克斯·韦伯非常复杂的社会理论，都曾深深地吸引着他。也是在这种情况下，青年索恩-雷特尔开始认真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什么会读《资本论》? 依我的猜测，当列宁拒斥了第二国际对马克思社会经济发展必然趋势的解读逻辑之后，葛兰西那篇《十月革命: 反对“资本论”的胜利》让一批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徒们狠狠地高兴了一阵，可欧洲无产阶级暴动失败之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开始陷入深深的迷乱之中。所以，从实践的挫败感中重新回到《资本论》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在这里，索恩-雷特尔赞扬了后来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的做法。不是从经济学的视角阅读《资本论》，而是将其中的哲学意蕴释放出来，这也是索恩-雷特尔的相近构境逻辑。

索恩-雷特尔有些自豪地说，“应该是用了两年，我在大学学业的背景下写作了与之相关的像小山一样的论文，以至于我可以背出《资本论》前六十页的每一句重要表述，研究其定义的特征，首先是它的隐喻的含义，试图探索它们相互之间是如何证明又如何相互矛盾。”［1］10

显然，这是下了大功夫的，背出《资本论》第一卷前六十页的重要论述，当然这不是简单的记忆，也不是通常的经济学理解，而是穿透式的哲学专注。因为他说，“凭借一种疯狂的专注，我开始领悟到，在商品形式结构的最内在之中，可以找到先验主体( Transzendentalsubjekt)”，这是极为深刻的哲学透视，因为年轻的索恩-雷特尔竟然把康德哲学拉回到马克思的经济学，在1920 年，这应当是一个了不起的全新构境视角。显然，青年索恩-雷特尔此时的思想构境意向，早于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相近讨论，真是青年得道。并且，他那时候就深刻地意识到，“商品形式和思想形式神秘的同一性( geheime Identität)，是如此的隐蔽，如此决定性地隐藏在整个资产阶级世界结构( ganzen bürgerlichenWeltstruktur)之中”［1］12。这里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质点: 一是康德命题可以有一个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答案;二是看起来先在的观念逻辑结构是同一于商品形式结构的;三是这种规制关系被深深地隐匿在资产阶级的世界结构中。应该说，这是一个青年大学生独立完成的重要原创性发现。因为在那个时候，传统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多是关注列宁指明的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的继承和超越关系，人们几乎没有想到过马克思与康德，更不要说马克思中晚期的经济学研究与哲学认识论的内在关联，特别是揭露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掩盖起来的先验观念认识论的隐性机制。同时期，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处在萌芽状态，在大学哲学专业以外的青年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都还没有如此深地触及到康德认识论，尤其是这种思辨构架与商品形式之间的隐秘关系。当然，同样处于发展初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中，也没有人走向这个专业哲学的方向。按理说，这完全有可能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构境的一个重要的前期理论走向。然而，事与愿违。通常可悲的世情是，学术上的无名鼠辈总是不容易被承认的，哪怕他真地完成了惊天发现。索恩-雷特尔成不了名，首先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的构境视角相关，因为其第一、二代重要代表人物通常聚焦在与现实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个人主体生存状况，相对抽象的认识论研究则边缘化得多。当然，也因为索恩－雷特尔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所以，一直到去世，他所提出的学术观点和相关文本始终没有获得学术界的真正关注。对此，索恩-雷特尔感叹道，“人们将我视作一个无望的事件而放弃了”，可能，他一生中听到的最多的话就是“索恩-雷特尔的胡说八道”! 也因此，“在这一环境之下在学界谋职也变得不可能，结果就是我始终保留了我的观点而做一名旁观者”［1］12。

从这一点，我们反观海德格尔的聪明，他早知道自己的观点绝不可能为世人所识，于是将其隐匿起来。且拿出一个学术场中可引导人们通识进步的存在论话语，他成功摆脱旁观的角色，在学术中心成为这个世界中的存在哲学大师。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的学术入世是极其失败的［1］12。

有一个人对索恩-雷特尔伸出了理解之手，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多诺。其实，早在20 世纪20 年代，索恩-雷特尔就与恩斯特·布洛赫、瓦尔特·本雅明、泰奥多·W.阿多诺、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接触，以及逐步受到卢卡奇、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著作的影响。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索恩-雷特尔一辈子都想挤进法兰克福学派，在他的心目中，“法兰克福学派中回响着1918 年圣诞节对王室的连续炮击声，以及柏林斯巴达克斯战斗的枪声”［1］10。这是一个很深的对比性隐喻，前者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后者是德国革命的失败，在索恩－雷特尔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正是这一对比度很大的实践落差的思想回应。我认为，这可能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缘起。依索恩-雷特尔的说法，在所有人无法理解他的思想构境的孤立状态下，恰恰是阿多诺接受了他，“他在其思想之中以其特有的方式寻觅到了这一真理。他和我大约在1936 年达成了相互理解。只有他自始至终将商品分析视作完全不同的东西”［1］12。这个“完全不同”，是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可以读出与它自身经济学构境完全不同的哲学批判意味。关于这一点，我基本认同，因为在阿多诺后来完成的《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索恩-雷特尔的核心观点很深地影响了前者，在一些极为重要的论述中，阿多诺几乎是肯定性地复述了索恩-雷特尔的观点。这可能也是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几乎与此同时，另一位法兰克福学派的思者本雅明也成为索恩－雷特尔的知心阅读者和同情者。对此，索恩-雷特尔后来曾经这样谈及他与阿多诺与本雅明的思想关系: “在我还是学生时，对商品形式中的先验主体的揭示，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认识主体被遮蔽在商品形式当中这一点的确信，就已经作为‘灵感’而深深地吸引了我，如果让我做出自我描述的话，那就可以这样说，这‘灵感’使得我不再迷失，但却也使得我的思想陷入持久的、与日俱增的混乱当中。这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我感到，相对于这两个无比天才的灵魂——阿多诺和本雅明——而言，我是多么相形见绌、惶惶不安;尽管如此，我还是坚信，对这种混乱的解释必定会将我带到某个领先于他们的地方”。［2］117

在索恩-雷特尔眼里，阿多诺和本雅明是两个高不可攀的理论大师，但他在学生时代关于先验的认识主体与商品形式关系的“洞见”就如同不灭的“灵感”指引着他不懈地努力，固然这种努力中时常存在混乱，但他自信最终将领先于阿多诺和本雅明。依我的判断，索恩-雷特尔将康德的先天观念构架与现实商品交换关系的链接，的确打动过阿多诺和本雅明，甚至在1936 年阿多诺给索恩- 雷特尔的一封信中，竟然这样写道: 你的想法让“我受到了自从在哲学上与本雅明首次相遇——这发生在1923年——以来最大的精神震撼”，因为“关于纯粹知性的社会解释消除了自然科学与人文或历史科学之间悖论性的不可兼容性。借此，通往全面理解西方人类历史的道路便打通了”［2］104。其实我也相信，索恩-雷特尔的研究，的确较深地影响到了后来阿多诺的思想发展。即便如此，索恩-雷特尔始终没有真正进入本雅明—阿多诺后来开启的批判现代性启蒙进步史观的构境层，所以，他想真正超越两位大师是很困难的。

当然，即使与阿多诺与本雅明多有交流，索恩-雷特尔自己的“真理线索的发展是独自进行的”。这显然是一个没有亮光、无尽的痛苦的过程。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不是没有停滞和长时间的中断，因为谋生等可以想见的原因，那些中断和正常的遗忘的时间，日积月累甚至也积累为更为持久的具有推动力的理论努力，在其中我自己的事情逐渐发展为一种完美和澄清”［1］12。

然而，令索恩-雷特尔遗憾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西德学界几乎完全无视了我的研究，一部分因为反共产主义的老顽固，一部分因为反对通行对马克思著作理解的假绅士”［1］12。几乎在他的一生中，周围那些不识真货的人们都是理论上的睁眼瞎。而另一方面，仍然处在斯大林式教条主义的传统苏东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就更谈不上看见索恩－雷特尔的理论闪光点了。索恩-雷特尔的一生，是孤独和悲壮的独行者之旅。

二、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

孤独的索恩-雷特尔真是一辈子只认真做一件事情，据他自己的勾画，我们依稀可以看见这样一幅思想构境理路:

一是索恩雷特尔的理论构境之起点，时间是1921 年。那一年，索恩-雷特尔刚刚从海德堡大学毕业，年轻的他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假设”: 商品形式在自身中把握了先验主体。依我看，这是导致索恩-雷特尔一生全部思想构序的基本线索。据他说，“这一知识产生于对马克思《资本论》开头几章中的商品分析进行的长达一年半的逐字逐句的分析，而这一分析又是与1920 年恩斯特·卡西尔在柏林主持的关于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研讨班结合进行的”［2］前言。这是两个重要的他性镜像支持: 一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商品分析;二是卡西尔的哲学观念，其中，机械论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深深地影响到索恩-雷特尔。他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资本论》，其中一年半产生了上述重要的判断。而卡西尔对索恩－雷特尔的影响是深远的，一直到他最后对自己文本的修改中，前者的一些论点还是重要的理论参照。我能感觉到，当时这位意气风发的大学生胸中激荡的思想豪情，因为他是要寻求被黑格尔绕过去、而马克思没有来得及深化的康德问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答案，而且，他的构境意向从一开始就是对的: 现代思想先验的真实基础恰恰是资产阶级的商品构式先验。应该承认，这里我已经对索恩-雷特尔的论点进行了校正，“现代”一词是我加上的历史限定，因为在他那里，关于观念先验与商品交换形式的关系被武断地前移到了古希腊等“居有社会”，我认为这种理论泛化是非法的。这一点，索恩-雷特尔信心满满地断言，当时沉浸于黑格尔逻辑学优美结构的马克思并没有想到。

二是两个不同学术思想构境提纲( Entwurf)的生成，即索恩－雷特尔所说的“卢塞恩草案( Luzern Expose)”和“巴黎草案”。前者是1936 年他在瑞士德语区卢塞恩“构思一种知识的社会学理论”，这是他对自己的思想实验的“一种总体阐述的最初尝试”。其中，为了躲避纳粹的耳目，他用“社会学的”这一术语替代了“马克思主义的”。如同葛兰西在法西斯监狱中将马克思主义隐喻为“实践哲学”。不过，在我们所看到的本书中同样写于1936 年的给阿多诺的信中，已经不再有这样的躲避。后者是1937 年他在法国巴黎完成的思想实验，这是他“受特奥多·阿多诺与瓦尔特·本雅明的影响”后，“对先验论( Apriorismus)的批判性清算”。还是清算康德。依索恩-雷特尔自己的评判，此时他的研究工作深度还是不够的，“我进行意识形态批判的工作完全没有走向意识形态批判自身，而只是凭借它而走向了存在批判( Seinskritik)，即改进对当前被掩盖了的经济发展的理解，因为意识形态批判没有走向‘知识的元批判’，并未指向任何关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理论。这一阐释是我在四五十年代时才展开的”［2］118。依他的记忆，在20 世纪40 - 50 年代，他才开始获得脑力劳动历史性地脱离体力劳动的新理论构境基础。其初步成果应该是下述他用英文完成的手稿。

三是关于马克思的方法论的论文，发表于《现代季刊》，第3 卷第1 期( 1947 -1948 年冬)。

四是1950 年在英国伯明翰完成《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的英文手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索恩-雷特尔将自己的理论努力集中于对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否定，并且，已经从商品形式与先验主体的关系，深入到两种劳动塑形的关系，这也是他的学术论著的最初思想构形。但是，这份“1951 年的分量很大的英文书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唯心主义认识论批判》一书在经过了持续的努力之后最终未能发表”。

五是书稿的正式出版和修订。首先是1961 年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从社会角度解释纯粹知性的起源( Ursprung)的尝试”，这是“在洪堡大学的小圈子里发表的一篇讲座，名为《商品形式与思想形式: 对‘纯粹理性’社会本质的研究》”，这是将康德命题复归于社会历史现实的努力，他自指为“柏林草案”。依索恩－雷特尔自己的说法: “我的整条道路是以这样一些草稿为铺路石的，它们被列入了‘草案’这一名目之下，而且很大一部分在我的抽屉中发霉腐烂掉了。30 年代的这些草案，只是标志着我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联系，当时，这的确或多或少地要归功于阿多诺(我总是通过他来联系霍克海默)。”［2］117 -118虽然，索恩-雷特尔从霍克海默那里得到的始终是拒绝。其次是在《今日马克思》杂志上发表的《关于知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表于1965 年4 月。索恩-雷特尔再一次将此文本呈送给阿多诺，由此形成了作为本书附录的谈话笔记。其三是作为整个理论研究初步成果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社会综合理论》一书于1970 年完成并出版。这个在此书副标题中出现的社会综合( gesellschaftlicher Synthesis)概念，是索恩-雷特尔关于康德命题的最新历史唯物主义答案，即先天综合(观念先验)的真实基础是历史发生的社会综合(历史先验)。与此书前面的英文稿相比，索恩-雷特尔的思想构境点从认识论批评已经扩展到更宽阔的现实社会批判领域。此版书稿除去序言和导论( Einleitung)，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认识论批判”( Warenform und Denkform -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第二部分“社会综合与生产”( Gesellschaftliche Synthesis und Produktion);第三部分“社会化劳动与私人居有”( Vergesellschaftete Arbeit und private Appropriation)。两个附录分别为“商品分析的必然齐一”( über die notwendige Einheit der Warenanalyse)和“作为一种假设的历史唯物主义”( 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als methodologisches Postulat)。1972 年，此书再版，索恩-雷特尔作第二版序言。

六是1971 年出版的单行本《商品形式与思想形式》。其中包括三篇文献: 一是《功能社会化理论的提纲———给阿多诺的一封信》，从时间上看，这应该与1936 年的“卢塞恩草案( Luzern Expose)”的内容相近;二是《对先验主义的一种批判性清算: 一份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瓦尔特·本雅明边注)，这可能与1937 年的“巴黎草案”接近;三是作为后记的《商品形式与思想形式———对“纯粹理性”社会起源的研究》，这恐怕是1961 年的“柏林草案”［3］。前两个文本后来被收入《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终版附录。

七是一个此研究线索之外的成果，1973 年，索恩- 雷特尔出版了一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经济和阶级结构》［4］。此书的内容与索恩-雷特尔的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的研究主题没有直接关联。似乎也是索恩-雷特尔的唯一理论斜视。

八是1976 年，再次确认“货币，先天性的真正的硬币”，以形成一份新的“不莱梅草案”。这也是索恩-雷特尔的最后一份“草案”。此手稿有如下一些思考点: 一是思维能力的解释性定义;二是数学自然认识论的先天性;三是商品交换的社会现实抽象;四是现实抽象与观念抽象: 转换问题;五是对自然的理论认识能力的起源;六是作为脑和手之间的边界的数学;七是手工和农业的个体生产中手和脑的一致性;八是从手工向科学的过渡形式;九是天文学中的革命;十是第二自然的异在统治。此手稿在索恩-雷特尔去世后出版［5］。我觉得，这些新的认识，是索恩-雷特尔试图泛化自己的康德命题之历史唯物主义答案的努力，也是他1989 年修改自己《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一书第二部分的主要参照。

九是1989 年完成此书的终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西方历史的认识论》。从副标题的再次修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更深的意义宣示，康德命题的历史唯物主义答案也将真正说明整个西方历史的认识论构境。我个人认为，这种断言有些过于武断，因为将现代性的康德认识论问题的解决推演成全部思想史反思的基础，是存在某种非历史的边界僭越的。首先，索恩-雷特尔删除了原有的序言和导论，只是重新写作了一个简短的新序;其次，第一部分原来7-9 节合并为一个“结论”，第二部分几乎重新改写了，吸收了他自己一些新的想法，特别是删除了整个第三部分(“社会化劳动与私人居有”);最后，附录的内容也做了彻底调整，原来两个附录被删除，直接替换成1971 年出版的单行本《商品形式与思想形式》中的前两份手稿，即接近“卢塞恩草案”的1936年“致阿多诺的信”和由本雅明加有边注的接近“巴黎草案”的写于1937 年的“对先验主义的一种批判性清算”，并且增加了一个1965 年“阿多诺与索恩-雷特尔谈话笔记”。可以说，这是索恩-雷特尔对自己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认定。有趣的是，索恩-雷特尔对自己这一成果的最后修改显然有些匆忙，因为在此书第一部分的许多段落中，我们会看到他还保留初版中的一些逻辑呼应，比如“这一问题我们将在本书第三部分中具体讨论”，“请参见本书的附录”，可是，新版中已经删除了第三部分，而附录中的内容已经完全替换成了新的内容。

三、有意识的拟文本构境

索恩-雷特尔的被淹没事件，从文本学解读的细节上看，还存在一些更深文本构境层上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从他留给我们这个1989 年的最后文本可以看出一二来。

首先，本书的文本生产和关涉参与者并非是一个，而有多个: 一是作者索恩-雷特尔。其中，作者自己又像孙悟空一样分裂为几个不同时期( 1936年、1937 年、1965 年、1970—1972 年和1989 年)的文本作者。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多重自我对话的文本事件，这是我所看到的由作者自己明确解构思想构境的伪同一性的自觉表演。因为，在他放置在同一本书的文本群中，同时出现了认识程度历史性地发生明显改变和深化的异质性文本，他排除了遮蔽自己曾经的认知缺陷的意识形态障眼法。不能不说，在这一点上，索恩－雷特尔是值得尊敬的。二是作者特别想与其讨论互动的阿多诺，他的在场方式是采取了一个几乎被偶像化的收件人和高高在上的评点人，并且，这种评点又是以一个他曾经在现场言说的谈话笔记的方式现身的。固然这一评点中，多有质疑和批评。三是在一个历史时段中，对作者某一历史草案进行阅读的本雅明，他竟然干脆以拟文本式的不可见的批注记号的方式被在场。如果按照我的文本分类，这一拟文本倒不是编辑者的后期生产和制作结果，而是直接以原始文本的批注初始状态出现的。这种特殊的文本生产情境我也是第一次遭遇到。

其次，文本不是一个连续的逻辑整体，而是由多重历史断裂的文本拼接而成的。如果还原其历史时序可得: 一是1936 年作者写给阿多诺的信。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一个非著名学者的理论思想成果的汇报提纲。从时间上看，这应该是作者“卢塞恩草案

( Luzern Expose)”的主要观点。二是1937 年作者完成的一个手稿。从时间上看，这应该是“巴黎草案”的主体。本雅明正是在这个文本中以批注方式现身的。三是阿多诺在1965 年看过作者相关手稿后的谈话笔记。四是本书在1989 年最终完成时的主要文本。它又隐含着自1950 年开始的一系列文本生产和再生产的复杂学术构序进程。

然而，在本书1989 年的文本修改和结构调整中，索恩- 雷特尔却没有严格按照时间线索，而是将最终成果作为本书的主体，然后将1936—1965 年的部分思想发生学文献附后。不过，从索恩-雷特尔1989 年对自己文本的最后修改和整理中不难看到一种逻辑收缩，即从比较宽泛的社会批判理论集中到社会综合对先天观念综合的规制这一主题上来，为此，本书1970—1972 年版中与此主题有一定游离的第三部分当代资本主义生活自动化研究和两附录都被删除，在对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修改上也坚持了这一原则。

索恩-雷特尔对自己的书有一个总结，即通过对长久被密封起来的“我们西方社会的功能性综合( funktionalen Synthesis)”这一实情的破解，使得全部西方哲学的“再概念化(Ｒekonzeptualisierung)成为可能”［2］1。这是一句说得很大的话。索恩-雷特尔很早就意识到，在资产阶级的观念史中，往往“真理与遮蔽是重合的”( Verdeckung und Wahrheit sind hier deckungsgleich)［2］116。这是海德格尔的话语。在1937 年那份手稿中索恩-雷特尔对此观点有一定的展开说明。所以，要解蔽这种意识形态的遮蔽，就必须像马克思一样，让这些伪饰起来的观念构架重新在现实中“跳起舞来”(马克思语)。他的破境策略是“任何由它自身的材料(以拜物教的方式神秘化了的遮蔽材料，换言之即哲学反思概念)来建构综合的结构( Konstruktion der Synthesis)都不会成功(这里的‘综合’是在康德、黑格尔意义上使用的;在其中，资本开始着手确认其对存在统治的彻底性)。在此，由于所有伪装成本质的企图的失败，它的非本质( Unwesen)便被揭露出来了。这些注定失败的企图从未能拒绝资本，但也从未将资本带向成功的终点”［2］116。

这是一个很难理解和进入的构境层。我的复构结果为，康德—黑格尔的先验构架的“综合”的秘密在于经济拜物教在现实中建构起来的统治关系之遮蔽，当它们被唯心主义式地伪装成世界的本质时，无非是映射了资本在现实社会存在中的统治。在此我应该有一个特设说明，在索恩－雷特尔所有重要文本的讨论中，他对康德命题进行历史唯物主义解答，特别是在将先天观念综合的思维形式归基到商品交换形式的社会综合时，基本上只是停留在货币关系的层面上，并没有真正深入到马克思讨论的资本拜物教的构境层中。在本文的一些关键讨论中，我将仔细批评索恩－雷特尔的“货币构架论”。并且，观念“综合在哲学上的失败相应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的危机”［2］117。更准确地表征，应该是索恩-雷特尔通过对现代性资本主义商品交换机制中产生出的社会综合功能(现实抽象)的揭示，解决了康德以来先验观念综合的现实基础问题。换言之，他是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式破解马克思并没有直接接触的康德命题。我基本上认同这个断言。对此，索恩-雷特尔引证阿多诺的一句名言:“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 Anamnesis der Genese)。”［2］1这个Anamnesis 在德文中有病史的意思。阿多诺的这一断言反复出现在索恩－雷特尔的不同文本中。这是说，历史唯物主义总是在帮助人们记起被他们遗忘的真实，有如人总得先解决吃喝穿住，才能再谈尊严和精神理想，先有社会生活，才有一定生存条件下的意识观念等等。其实，阿多诺的这一说法令人想起海德格尔总是让人们记起存在者之后被遗忘的存在。索恩-雷特尔自豪地认为，他解决了一个马克思并没有直接关注的问题，即现代性意识结构中出现的先验综合框架的内部机制的现实社会历史起源。1936 年，索恩-雷特尔曾经写信给阿多诺，并询问他的这种思考方向是否与后者对胡塞尔哲学的批判方法相一致，据索恩-雷特尔的说法，阿多诺在复信中肯定了他的观点［2］117。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这是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认识论的分野，可遗憾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建立起关于科学知识的唯物主义观点，而是对在他那个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由康德和黑格尔所建立的观点予以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部分所做的商品分析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分析，但并没有探寻社会中的社会综合( gesellschaftliche Synthesis)的可能性，这一综合是以私人所有( Privateigentums beruhen)①原则为基础的。与之相对，我的研究恰是致力于对这种社会联结( Nexus)的探索———由于这种主题的转换，政治—经济学的提问方式( politisch －konomische Fragestellung)也就变成了社会学( soziologischen)的提问方式。”［2］2 -3

直接些说，索恩-雷特尔指证马克思有错。依他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研究期间，尽管在经济学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并没有真正发现康德-黑格尔在先验主体问题上的“丑闻”( Skandalon)，以至于承认了他们的错误结论，而恰恰是在对商品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时忽略了对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交换中发生的以私人所有为基础的社会综合的关注，而索恩-雷特尔自傲地宣称，他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他如祥林嫂般反复唠叨的东西。我注意到，齐泽克倒是很干脆地肯定了索恩-雷特尔的这一“丑闻论”，他认为: “先验主体，这个先验范畴网络的支撑者，便面临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 正是在它的形式起源中，它依赖于某种内在于世界的‘病态’过程，这是一个丑闻，一个从先验的观点来看的荒谬的不可能性。”［6］对此，我有一定的保留，因为，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再回到哲学认识论的讨论中，可是他在《资本论》及其大量经济学研究手稿中解决了更深的哲学方法论问题，当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抽象成为统治”时，并不是仅仅停留在货币关系和一般财富决定论的层面，而是将其视作走向资本统治生产关系的过渡环节。这是索恩－雷特尔从来没有认识到的重要问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也无法进入马克思的三大经济拜物教批判，即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的完整构境，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真正秘密。这也会是我与索恩-雷特尔争论的焦点之一。

然而，索恩-雷特尔在他一生的努力中，对康德—黑格尔唯心主义认识论的破境多少是成功的，他也初步展现了来自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并且，将马克思的认识论作为不同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构境也是他时常挂在嘴边的词语，但是，究竟什么是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序线索中的历史认识论，他却始终没有正面和积极地去思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参考文献:

［1］ Alfred Sohn -Ｒethel． Geistige und körperliche Arbeit : Zur Theori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Synthesis［M］． Frankfurtam Main : Suhrkamp Verlag ， 1972．

［2］［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M］．谢永康，等，译．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17．

［3］ Alfred Sohn -Ｒethel． Warenform und Denkform，Europäische Veranlagsanstalt［M］．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Verlag，1971．

［4］ Alfred Sohn -Ｒethel． ökonomie und Klassenstruktur des deutschen Faschismus［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1973．

［5］ Alfred Sohn -Ｒethel． Das Geld，die bare Münze des Apriori［M］． Berlin : Wagenbach，1990．

［6］［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2: 23．

（因网站编辑原因，部分注释未标明，原文见《理论探讨》201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