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形式吸纳到一般智力：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解读认知资本主义

卡罗·维塞隆/文

杨雷/译

原文发表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本文译自Carlo Vercellone, 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15, No.1, 2007, pp.13-36.

作者简介：卡罗·维塞隆（Carlo Vercellone），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文化与传播系教授，研究方向：知识经济、认知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译者简介：杨雷，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自福特主义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知识越来越发挥核心作用，劳动的认知维度也在凸显。这并不是说，处于资本主义中心地位的知识本身是新的。相反，我们必须提出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谈论知识的新角色，更重要的是它与资本和劳动关系转变的关联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本文强调了马克思关于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分析在分工发展过程中的持续有效性。更确切地说，我们关注的是形式吸纳、实质吸纳和一般智力概念的理论意义和启发性价值，以解释当前认知资本主义中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变化。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一般智力假说的独创性呈现为对实质吸纳的扬弃。最后，文章总结了认知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新的对抗形式。

一、导语

当代历史背景的特征是，知识在生产组织和技术进步动力中的扩展并愈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演变可以用新古典主义的内生增长和知识经济理论，以及一种从资本与劳动对立和从分工结构转换的知识与权力冲突中抽象出来的方法来加以解释。

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假说源于对知识经济的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当前资本主义突变的意义不能仅仅将其归结为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经济构成，而应归结为由资本积累规律所框定和吸纳的知识型经济。

在此基础上，本文探究了两个理论问题，并尝试列出一些回应的要素。第一个问题，知识扩展的趋势是否标志着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分工和技术进步的逻辑得到突破？第二，在马克思那里，特别是在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概念中，在多大程度能够寻找到那些用于识别认知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抗性的全新特征的要素？

为了回应这些问题，本文提出要突出马克思贡献的原创性和现实性，强调决定资本主义分工发展的知识与权力的矛盾关系。具体来说，我们将处理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和一般智力概念的理论意义和启发性价值。马克思使用吸纳的说法来描述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不同形式，并用一般智力的概念指出劳动从属于资本的根本转变，阐述分工的第三个阶段。一般智力涉及对工业资本主义特有的斯密式分工逻辑倾向的克服，并以一种与马克思其他著作不同的方式，提出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

我们将看到，这些范畴在历史上对于理论重建的实用性，并能够确定当前的转折点在资本主义长期动态中的重要性。根据这一结果，可以划分出资本主义分工和知识作用的三个主要阶段（即使这三个阶段部分相互重叠）。

1.形式吸纳阶段发展于16世纪初至18世纪末。它基于外加工制（putting-outsystem）和集中制造的生产模式。资本与劳动关系的特点是，手工业者和从事某一行业的工人的知识占主导地位，商业和金融类型的积累机制表现突出。

2.实质吸纳阶段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分工的特征是知识两极分化的过程表现为制造型劳动被分拆和被剥夺资格，而只需发挥智力功能的少数劳动力则拥有过度的资格。立足于价值—劳动规律努力节约时间，同时将复杂劳动简化为简单劳动，并将知识纳入固定资本和公司组织中，资本积累的动力建立在大型工厂（首先是曼彻斯特模式，然后是福特主义）之上，这些工厂专门生产大规模标准化商品。

福特主义时期的生产车间

3.第三阶段是认知资本主义，它始于福特主义和斯密式分工的社会危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以知识占主导地位、智力扩展以及知识生产的驱动作用为标志，这些知识以劳动日益非物质化和知识化为特征。分工的这一新阶段伴随着价值—劳动规律的危机以及商业和金融积累机制的强势回归。这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及其衍生的冲突的主要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所预见。

二、资本与劳动冲突的第一个也是最基本的领域：分工和知识/权力的关系

马克思的方法持续提供了一种解释范式，它有助于我们阐释分工的转变和可能创造的轨迹。借用熊彼特的话来说，就是新进化的条件。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马克思的分析构成了对斯密分工理论的最早批判之一。知识两极化以及脑力任务和体力任务的分离不再被视为生产力发展的自然形态和必然结果。相反，这种趋势源于非常特殊的历史模式，即资本通过劳动过程（在使用价值生产的意义上）从属于增殖过程（交换价值的生产和剩余价值的提取手段）。分工的发展始于在技术和组织创新的动态中建立的资本和劳动的冲突关系。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将争取减少和调节工作日的斗争（以工资冲突为例）置于逻辑—历史的中心，从绝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引出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坚持这种冲突和创新的复杂辩证法的一个特定维度，即关于控制“生产智力”（intellectual powers of production）的冲突，并由此产生了技术进步的概念。本文并不局限于强调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率的影响，而是把重点放在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上，这种关系构成了关乎劳动层面的技术和社会分工的演变。对“生产智力”控制权的斗争可以由这样一种趋势来解释，即在资本条件下，应用于生产的科学发展与对工人知识的剥夺是以同等速度进行的。然而，这种趋势也解释了技术进步在工薪阶层遭遇的阻力以及可能导致的知识和集体劳动重组的逆反趋势。实际上，如果资本主义形式的技术进步允许剥夺工人的传统知识，那么劳动过程仍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此一来，一种新型的知识就会不断地在技术和社会分工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上自我重构。因此，将技术进步分析为一种关于知识的力量关系的表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处不在，并允许人们对其思想中的一些关键方面进行另一种解读。

知识与权力关系的冲突动态在解释资本的有机构成和技术构成上升的趋势中占据中心位置。马克思写道，这种趋势源于机器体系整体上产生的方式，“机器体系的这条道路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实际上，资本的技术构成和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转化为：

在价值体系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基本趋势是：在生产力层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剥削关系层面，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日益分离……（工人阶级的知识）处于劳动过程的位置中……这种关系构成“生产中的阶级斗争”……结果是控制劳动过程，从而控制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控制权最初由手工业者掌握，后来由技术工人掌握。

1940年代美国工厂中的技术工人

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讨论，我们在此不再赘述。相反，我们关心和强调的是，如果把重点放在形成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趋势的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质变动态上，那么，假设另一种形式的结构性危机就是可能的。在价值和资本过度积累方面，这种危机是基于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方法不同的逻辑来阐述的。它假设在资本的技术构成和社会劳动过程的层面发生质变。这颠覆了劳动力中包含的活知识从属于固定资本中的死知识的关系。这是对活知识/死知识关系的颠覆，可以说是“资本对分工进行控制的趋势性下降”。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导致工业资本主义“大危机”的高级假说的诸多因素都被唤起了。然而，在我们看来，它首先在《大纲》（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得到阐释，特别是在“机器论片断”的段落中。在这里，马克思宣布，在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的阶段之后，分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是在这里，马克思谈到了“一般智力”，用以描述这种变化对分工和技术进步的影响。通过这种方式，马克思预见到了历史结点的某些关键方面，即智力和科学劳动的生产价值占主导地位，知识使一切重新社会化，成为主要的生产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回到马克思的形式吸纳、实质吸纳和“一般智力”的概念以及这些形式的技术和社会分工之间的演变，对于推进21世纪后斯密时代的概念可能极具意义。

三、形式吸纳阶段的经验教训对解读工业资本主义的启示

马克思使用形式吸纳、实质吸纳和一般智力的概念，以便在它们的逻辑—历史连续性中限定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的截然不同的机制（以及它们产生的冲突和危机的类型）。在这项研究中，马克思从劳动从属于资本的形式吸纳阶段开始。在这个阶段，社会和技术的分工从属于资本，这种分工一开始只是在形式上区别于早期的生产方式。资本在本质上通过商业和货币关系的权宜之计，吸纳早已存在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人的合作不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的指导机制，劳动关系中的合作在技术层面相对于资本而言仍然是自主的。对劳动过程和剩余劳动占有方式的控制，首先建立在直接生产领域之外的机制上，例如外加工制模式。考虑到生产性社会合作的自主性（马克思会说，可变资本在质量方面优于不变资本），对剩余劳动的强迫（以雇佣劳动或自主手工业的形式）主要是由于工人在商业方面的从属地位迫使他出卖劳动力（工人缺乏其他获取货币的途径，或者缺乏对生产资料的非商业占有）。

雇佣工人在流通过程中对货币的依赖关系与他们在调节劳动过程中的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的关键特征之一。如上所述，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漫长而艰难的孕育过程中，这一矛盾导致了经济去社会化政策（圈地、法律不健全等）的关键地位。由于缺乏在生产力中形成真实的强制性，这些政策旨在固定劳动力，并强调雇佣劳动中的货币对劳动者的强制性，以使其真正发挥效用。这些政策的逻辑类似于福特主义危机后采取的新自由主义战略，而在那个时期则是剥夺传统知识的必要前提，构成了随后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基础。实际上，形式吸纳的历史阶段与福特主义危机后出现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配置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这种方法为我们把握当前分工转变的特殊性和利害关系提供了许多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如果将马克思的贡献与研究资本主义长期动态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的贡献相结合，情况就是如此。根据布罗代尔，关于资本主义的第一则经验是“一个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和之后的古老故事”。资本主义的工业形式只是其历史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不是在工业革命中诞生的，而是在其历史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发展形成的。在此期间，资本主义并没有加速技术进步，而是建立在生产领域中基本上是间接的和外在的剩余占有形式的基础之上———至少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是如此。事实上，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与其支配机制的极端灵活性、高度适应性以及非专业化的能力有关。

这种灵活性来自资本的一般公式M—C—M'，并解释了资本与生产领域的关系类型。从积累的角度而言，在周期M开始时，投资的货币资本具有灵活性、流动性和选择自由的特点。只不过是理想化的短暂循环M—M'的中断，它（以商业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形式）带来了物化、僵化和不确定性。因此，对从事生产的资本而言，这种不确定性更大。在面对剩余价值的实现之前，生产资本必须放弃与直接管理劳动组织相关的风险。不确定性的扩大取决于支持调节工资关系的社会制度因素，更一般地说，取决于所有其他形式的依附劳动。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无疑是资本主义在控制劳动过程中所依赖的导向性功能对技术和知识的支配程度。正如杰奥瓦尼·阿锐基（Giovanni Arrighi）所证明的，马克思的公式表明：

资本主义机构把资本投向随之会丧失灵活性和选择自由的特定的投入—产出组合，本身不是目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一种手段，为了达到在未来某个时候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和选择自由的目的。马克思的公式还告诉我们，假如资本主义机构看不到他们的选择自由有增大的可能性，或者这种可能性难以彻底实现的话，资本往往转向更加灵活的投资形式，尤其是转向它的货币形式。

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对劳动组织的控制形式的不稳定性，有助于解释在工业革命之前的几个世纪里，资本渗透生产领域的缓慢程度以及集中制造体系扩张过程中遇到的巨大困难。在控制工作方法和劳动强度方面，管理劳动过程的力量仍然包含在总体工人的活知识中。如此一来，“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

正因为如此，直到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到来之前，“集中制造”体系经历了发展的乏力阶段，商人企业家并未把自己变成工业领袖，而是继续享有外加工制模式的特权。这一历史例证可以揭示资本积累动态更一般的趋势性规律。也就是说，生产周期的组织看起来越是建立在独立于资本导向作用的生产合作基础上，或者被一种强烈冲突的动力所贯穿，资本就越倾向于优先考虑间接的生产支配形式以及通过货币和金融流通领域实现的剩余占有机制。这种将分工形式和资本积累形式结合在一起的解释范式，有助于阐明资本积累在不同阶段的历史交替，因此，会出现以生产、金融和商业形式为特征的积累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从历史角度看待工业资本主义的危机，形式吸纳阶段提供的另一个教训是，今天的资本也可以理所当然地扩展，“以再次摆脱其直接的生产形式……并试图占有剩余，将其从其他关系中提取出来”。

另一方面，正是从“世界经济”历史的角度来看，布罗代尔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福特主义危机内涵具有启发性的解释要素。根据布罗代尔的说法，福特主义虽然呈现出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下降阶段的某些特征，却代表了一种比新熊彼特学派对长周期所做的解释和诊断更深刻的历史断裂。这将是一种趋势倒置的情况，再次使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发展逻辑受到质疑。在布罗代尔的意义上，工业资本主义驱动力的耗尽将有利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再次享有商业和金融资本主义间接支配工具的特权。在生产资本的支持下，在单个周期的不同时刻，将三个资本周期统一起来，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历史过渡阶段的主要表现。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补充说，当前金融化进程的起源与福特主义危机所决定的分工冲突的转变密切相关。金融全球化也可以被解读为资本试图使其价值循环更加自主地独立于社会劳动过程，而非实际地纳入其中。因此，如果我们将这种关于资本主义长期动态的布罗代尔式方法与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假说以及从工业资本主义继承而来的斯密式分工危机的假说重新联系起来，我们就有了一个更有意义的解释范式。

四、实质吸纳与工业化分工的逻辑

资本对劳动进行实质吸纳的过程始于第一次工业革命。它基于向福特主义转变的一系列趋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逐步分离，观念任务和物质任务的分离，以及知识的两极分化和分工，这些趋势决定了技术和组织变革的动力。资本通过这些变革逐步确立起它对产品和劳动过程的控制。

必须指出的是，这些要素对理解当前危机的一个方面至关重要——这些分工和技术进步的趋势依赖于建立一个对工业资本主义动态非常重要的社会制度：确定直接劳动时间（直接用于生产活动）的社会规范、主要的计量单位、人类劳动生产力发展所产生的财富的来源。实际上，在工业革命之前，劳动和非劳动的区别几乎不存在（在一个多元活动和个人的多才多艺仍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中）。劳动（一般的活动）是判定一段时间的尺度，而不是由钟表和计时器从效率方面对其进行衡量。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这种关系颠倒了，时间成为衡量劳动的尺度”，并因此成为财富生产和分配的价值标准。正是随着工厂制度权威的确立，时间成为衡量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成为社会的中心要素。因此，时钟和计时器作为量化劳动的经济价值和规定其运行方式的手段，与机器一起，象征着工业革命所决定的劳动经济和劳动文化变革的本质。正是这种时间经济的连续形式形成了技术进步的逻辑，在泰勒主义和机械化原则结合的基础上，它将转变为福特主义。这样一来，劳动变得越来越抽象，不仅在交换价值的形式下，而且在其内容上，都没有任何智性和创造性的品质。

当工人被强加于生产过程内部而不再仅仅局限于生产过程外部时，资本对劳动的吸纳就成为实质的。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吸纳是一种强制命令，由技术和总体工人外部的大量知识的性质所决定。这些知识构成了分工并允许协作生产。对雇佣劳动的强迫不再仅仅具有货币性质，而且还具有技术性质（由于技术进步而成为内生的）。这样一来，生产者的个体劳动力就越来越沦为机器体系的简单的活附属物。“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从这个角度看，需要从表征劳动力这一概念的两个维度来理解实质吸纳的发展动态：第一，在技术性分工层面，实质吸纳指明了资本控制劳动力的紧迫性内生于技术和组织变革的动态趋势中；第二，在社会性分工层面，实质吸纳指明了工业资本主义通过工资关系和交换价值的普遍化，以及颠覆雇佣劳动的生存条件，将整个社会融为一体的趋势。这种动态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消费规范与资本积累相结合的基础。然而，它也产生了一个冲突过程，这将导致国家将劳动力再生产的某些成本社会化。从这个角度来说，随着福利国家制度的发展，大众教育的建立，以及这种教育体系内逐渐出现的紧张关系。原则上，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再生产和证明与现有社会阶级相对应的知识等级。教育的“民主化”（尽管是局部的）是知识扩展和实质吸纳的第一维度的根源之一。

总而言之，从形式吸纳到实质吸纳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动态，使我们能够聚焦工业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模式（和反对它）的基础上形成的历史过程，并被引导着将冲突整合到资本积累的条件之中，因为它是一种动态的推动力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器。解读特定时刻的资本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反向重构雇佣工人为重新占有知识和摆脱雇佣劳动的经济强制而进行的不懈斗争所遗留给我们的历史。这种冲突—创新—发展的辩证法，在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福特主义期间不同生产范式之间的连续性中起到推动作用。福特主义无论就生产规范还是消费规范而言，在诸多方面都构成了实质吸纳的历史趋势的现实化。即使它包含着容易导致其危机的（主观和客观）矛盾，并决定了进入新的后工业阶段的矛盾。实际上，没有什么能逆转对知识的占有和实质吸纳深化的趋势。只有在福特主义所确定的最一般的分工层面对集体再占有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最好地理解大众教育的发展在形成一种扩展性智力和新的分工出现时所起的作用，实际上，这种演变似乎实现了马克思关于一般智力的某些直觉。

五、《大纲》的独创性：一般智力作为资本对劳动实质吸纳的扬弃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将他对分工转变的分析局限于引发简单合作以及从制造业到现代工业的阶段。这种逻辑—历史图式可能被错误地认为是对实质吸纳趋势不可超越特征的判断。这种对《资本论》的阐释，有利于解读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的限度，强调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对贯穿资本主义分工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分工冲突所产生的矛盾造成损害。然而，在马克思的所有著作中，对资本主义分工的批判和对以资本主义分工为支点的冲突的分析，代表了他处理危机和动态的方法论核心，这将导致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生解体”。此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当马克思强调劳动时间的合法减少所代表的历史利害关系如何与更广泛地获取知识的社会化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时，人们会想到马克思在第一卷中如何欢迎规范工作日法律的颁布，建立初等公共教育普及化的基础。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不过是废除矛盾动力的出发点，即“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在他对资本主义分工发展的解读中，马克思认识到进行教育社会化斗争的核心作用，其“消灭旧分工”的目的与实质吸纳的动力截然相反。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马克思来说，大众教育的发展是允许雇佣工人积累技术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知识，达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分工和技术分工所能达到的水平，同时这种大众教育也是社会更替的必要条件之一。

实际上，正是在一种冲突动力的压力下，由于必须使教育体系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迫切需求，国家才逐步引导发展公共教育，将一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社会化，并突破市场的逻辑。大众教育和扩展性智力的发展使教育系统成为福特式工资关系危机的中心场所。因此，在有关控制“智力生产”的冲突中，发展“社会化和自由的”教育主题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是马克思阐述一般智力概念的基本要点。扩展性智力的构建被配置为必要的历史条件，即使在《大纲》中，这种提法也是隐含的。在某些情况下，分工演变的辩证法掩盖了对结构变化的分析，而不是对可能导致这些变化的制度和主体的分析。

因此，我们将遵循马克思论证的主要阶段。通过这些阶段，在《大纲》中，以知识的扩散和驱动作用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得以凸显出来。在分析伊始，马克思阐述了实质吸纳的含义，它将工人的劳动化约为“单纯的抽象活动”。然而，在《大纲》中，与《资本论》第一卷中发生的情况相反，马克思并未止步于此，而是继续思考能够对科学和总体工人进行重组的分工动态。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提出如何深化对实质吸纳逻辑的认识，才能创造出有利于集体重新占有知识的某些条件。因为“活劳动”能够将部分剩余劳动重新转化为自由时间。

在不断努力节约劳动时间的过程中，“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实际上，“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换言之，生产所必需的直接劳动时间的减少，可以解放用于休闲和教育的时间，这是劳动解放必不可少的条件。这些潜力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的社会化程度，即教育转变为一种教育类型，有利于福特制条件下狭隘的工人转变为非物质的、多功能的工人。“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做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

必须强调的是，对一般智力分析的出发点指向活劳动智力特征的初步转变，或者说是对扩展性智力的教育。资本与劳动关系的这种新结构推动了分工新阶段的开始，在这里，“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这种突变重新开启了关于工业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依据的讨论。

从知识及其扩展被确认为主要生产力的那一刻起，死劳动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就进入了危机。“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在这种新情况下，试图区分资本和劳动的生产贡献（就像新古典主义所做的那样，分离产品中不同“生产要素”的部分）失去了所有基础。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主要的“固定资本”变成了“人本身”。这预见了一种由知识驱动的发展逻辑，其方法比内生增长的“新”理论的还原表示法更为丰富和复杂。

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种转变涉及另外两种后果：首先，建立在直接用于生产的抽象劳动时间尺度上的价值规律陷入危机。“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在这些转变中，劳动，特别是知识形式的劳动，仍然是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但不能再根据直接用于生产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其次，在我们称之为从劳动的时间价值到知识价值的历史转变中，劳动与非劳动的传统对立失去了一切基础。“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之中……自由时间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形式。”

在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之后，拥有一般智力的总体工人的历史性出场，可以被解释为以两种矛盾为标志的一个新的分裂阶段和影响非常广泛的转型危机的起点：

第一种矛盾，生产劳动概念的突变与知识驱动作用的经济相结合，以及资本逻辑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简而言之，价值规律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它消失，资本之所以继续以强制的方式极力维护它，因为它是衡量财富和分配规范的“可怜的基础”。同时，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延伸，可以肯定，劳动与非劳动之间传统界限的瓦解，与劳动的非物质性和智力性有关，这导致剩余价值的榨取机制扩展到参与社会生产的整个社会时间当中。

第二种矛盾，在一般智力中，当知识扩散时，“它不再有所有者”（这与内生增长理论家的假设相反）。资本不再能够通过进一步深化资本主义分工的斯密式逻辑来反对从构想到执行的过程，从而构建新的“客观独立的框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劳动的吸纳是形式上的，从本质上说是建立在流通过程中雇佣劳动者的货币依赖关系的基础上的。

这种阐释图式也使我们能够理解，以认知资本主义为特征的薪酬和就业条件的不稳定，绝不能被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经济逻辑。这种趋势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有力地使工资关系的基本特征得以重现。作为一种货币纽带，它使雇佣劳动成为获得货币的条件。也就是说，收入取决于决定生产量和就业量的资本家的预期。

最后，一般智力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分析工业资本主义危机基础因素的要素。这些要素突出了适用于认知资本主义模式的新财富来源（以及不断增长的产出）。关于这些要素，我们将提到以下几点：第一，第一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社会和技术分工模式的危机；第二，知识的作用和扩展服从一种合作的社会理性，这种理性摆脱了人力资本的限制性概念；第三，重新讨论直接劳动作为主要生产时间的问题，以及不可能将直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生产率和获得收入的标准；第四，随着从劳动时间价值理论到知识价值理论的转变，其中主要的固定资本是人“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社会知识”；第五，主权、“暴力”和货币在工资和商业秩序中的原始特征；第六、有必要违背资本逻辑，承认技术进步的日益集体化性质，以便使其服务于增加个人的有效自由和“生存的多样性”，并确认使用价值高于交换价值。

六、认知资本主义与一般智力：价值关系和新对抗形式

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留给我们极其丰富的遗产，使我们能够理解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危机和认知资本主义出场所产生的新式分工的基础和矛盾。综合如下：

第一，对一般智力构想的肯定对应于工业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性危机，它表明了“大危机”的更高级水平，介于“发展方式危机”和“生产方式本身危机”这两种调节性观念之间。这是一场突变危机，挑战了支持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的倾向，并与第一次工业革命背道而驰。资本主义的工业形态（以及标志着其历史的发展模式）只是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动态中的一个特定阶段。

第二，对马克思而言，认知资本主义的崛起不能通过一种技术决定论来解释。这种决定论将新技术和固定资本中包含的知识理解为通过新式分工产生的主要动力。相反，这种突变的本质维度是在冲突中发现的，这种冲突导致活劳动的知识在质量方面比固定资本和公司组织中的知识更具优势。从这个观点来说，知识既不能被资本吸收（如在人力资本理论中那样），也不能构成补充性的生产要素（独立于资本和劳动，正如对认知资本主义的某些解释所假设的那样）。知识和教育不过是劳动的表现和创造手段，这些都是表征劳动力使用价值的主观生产条件。

第三，在马克思之后，认知资本主义中的资本与劳动关系的新术语可以这样描述：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远没有消除矛盾和对抗，反而取代了它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它们的重要性。

第四，工业资本主义特有的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传统对立，让位于一种新形式的对抗，即资本的死知识和劳动的“活知识”之间的对立。因此，“现代突变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们从资源的静态管理转变为知识的动态管理。生产科学不再‘封装’在机器的僵化逻辑中”。另外，在企业内部，就像在社会中一样，集体知识的动员和合作愈发重要，这是唯一能够释放和控制加速变化动态的要素。

第五，对立术语的这种置换对应于资本对劳动的吸纳，从劳动过程的角度来看，这在本质上又是形式吸纳。然而，与老工匠的实践知识不同，今天弥漫着智力的活知识不能被斯密式分工逻辑的深化所“剥夺”，而这种逻辑在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的劳动组织原则中达到顶峰。这种类型的剥夺只能以降低劳动力的一般教育水平为代价，这一水平被认为是国家财富和企业竞争力的源泉。劳动组织中的自决和生产的社会目标之间的张力取决于对活知识自主性的重申。

第六，在劳动的认知和非物质维度占主导地位的活动中，我们目睹了工资关系的一种结构条件的不稳定，也就是说，工人放弃对其劳动产品财产的任何索取权（但仍由工资补偿）。在产生认知劳动的知识中，劳动的结果仍然包含在工人的大脑中，因此与他本人是分不开的。这与其他因素一起，共同促进了对这一点的解释：为加强知识产权，企业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新阶段，重新封闭了知识流通基础上的社会机制。

第七，直接用于生产知识密集型商品的劳动时间变得微不足道，或者用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语言来说，再生产的边际成本降到极低甚至几乎为零，这些商品应该免费提供。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本寻求的解决方案是推进知识产权以收取垄断租金。这一策略对应的情况与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在理论上证明私有财产和竞争秩序的效率的原则相矛盾。事实上，现在正是财产的创造产生了稀缺性。因而马克思（甚至可能是像李嘉图这样的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一种人为的方式，以维持交换价值（基于生产的困难）相对于财富的首要地位，而财富是基于富余和使用价值，因此也是基于无偿占有的。

第八，在一般智力和价值知识的资本主义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受到两个新的冲突来源的影响。一方面，正是由于再生产领域和直接生产领域之间传统边界的瓦解，对劳动力使用价值的剥削扩大到了整个社会。另一方面，资本试图维持以直接劳动时间为基础的价值规律的永久性，尽管它存在危机，但会导致失业和劳动力的贬值。其结果是当前在一个知识权力和知识传播与积累逻辑形成对比的经济中，贫富之间存在悖论。租金和利润之间的界限消失了，而新的知识所有权关系通过人为创造的资源稀缺性阻碍了知识的进步。

总之，在认知资本主义中，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被呈现为两种逻辑的对立，在这两种逻辑之间似乎不再可能重新稳定斗争与发展的辩证法：一方面，资本积累的逻辑从人为地强制执行价值规律的尝试或意图中呈现出一种越来越寄生的性质，以至于堵塞了知识扩散和积累过程的来源本身；另一方面，总体工人的新形象的逻辑，即“在其大脑中是社会积累的所有知识”的扩展性智力，是对生产条件和社会目的进行自我管理的全部先决条件。正是围绕这些矛盾，本文提出了批判知识经济的政治经济学和克服认知资本主义的政治计划的一些最本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