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本文选自[加]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康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

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 1942—2018），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博士，长期执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并任托马斯·E.唐纳利讲席教授。此外，他曾任芝加哥当代理论中心联合主任之一、犹太研究中心委员会成员，以及《社会学理论》《历史与记忆》《星座：批判与民主理论国际期刊》《哲学与地理》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多家重要学术期刊的编委。普殊同的主要工作集中于对19至20世纪欧洲思想史与批判理论的研究，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反犹主义以及战后德国的记忆与认同问题的批判与研究。

01 导论

在这项研究中，我将对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理论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再阐释，以此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借由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诸核心范畴，我们得以以最富成效的方式，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的分析。①出于这一目的，我将在两重标准之下展开我的概念：第一，它们应当能够把握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与历史发展；第二，它们应当超越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关于结构与行动、意义与物质生活之类的理论二分法。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我将试图以一种具有当下理论意义的方式，重构马克思理论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诸话语之间的关系，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提出一种基础性的批评。以此，我希望为一种与之相异的、更为有力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性分析打下基础，它将充分适用于20世纪晚期。

为了展开我对资本主义的这一理解，基于马克思的分析，我将尝试在概念上把资本主义的基本核心与其在19世纪的诸种形式区分开来。然而，这一方式将会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许多基本前提提出质疑。譬如，我并不首先依据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者市场来分析资本主义。相反，正如之后将会阐明的，我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联系形式，它具有一种非个人的（impersonal）并似乎是客观的性质。这一联系形式由历史上独特的社会关系形式所造就，后者由社会实践的既定形式所建构，却又准独立于被纳入这些实践之中的人们。这导致了一种新的、愈渐抽象的社会统治形式——它使人们隶属于非个人的结构律令与禁锢之中，无法依据实体性统治（如个人的或集团的统治）来加以充分把握，并造就了持续的历史动力。在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时，我将试图为一种能够分析现代社会的系统特性——譬如现代社会的历史动力的特性、理性化进程、特定的经济“增长”形式，乃至其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实践理论提供基础。

这一再阐释并不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在现代社会之内的关于剥削与统治形式的理论，而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针对现代性本质自身的批判社会理论。现代性并非是一个所有社会所必经的进化阶段，而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它肇端于欧洲并发展为一个复杂的全球体系。尽管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我的关注点却不在于考察这些差异，而在于在理论上探索现代性的性质本身。在一种非进化论进路的框架中，这一考察必须依据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来解释现代性的独特性质。在我看来，马克思对于那些公认结构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形式——商品与资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起点，去尝试从社会出发来把握现代性的体系性特征，并表明现代社会能够得到根本改变。此外，这一进路能够系统地阐明现代社会那些在线性进步理论或历史进化论的框架中无法处理的特征：最为鲜明的，是在大量富足中依旧不断出现的贫困，以及现代生活的那些重要方面所受到的抽象的、非个人的作用力的塑造、支配的程度之深——尽管对社会生活环境进行集体控制的可能性已经大为增长。

我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阅读聚焦于他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性这一概念，它一般被认为处于其理论的核心。我认为，在他的成熟期作品中，劳动这一范畴的意义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它具有历史特定性，而不是超历史的。在马克思成熟期的批判中，劳动创造了社会世界并且是所有财富的来源，这一观念并非意指社会一般，而仅仅意指资本主义社会，或曰现代社会。此外，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中的劳动，不同于人们一般地、超历史地设想的劳动——一种有目的导向的、中介着人与自然的社会活动，创造特定的产品来满足既定的人类需求——而仅仅意指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的特有角色。正如我将要阐明的，这一劳动的历史特殊性内在地关联着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联系形式。它建构了一种历史特殊的、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这一形式被作为现代性之基本特质的首要社会基础。

正是这一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为我提供了重新阐释其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础。它将对时间性的考察和对生产的批评置于马克思的分析的核心，并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由一种历史上独特的社会中介形式所结构的方向性动态社会；这一形式尽管是被社会地建构的，但具有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准客观的特质——的分析提供了基础。这种中介形式结构于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实践形式（资本主义的劳动），并相应地构造了人们的活动、世界观和倾向。这一路径将文化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的问题重新纳入了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中介形式与社会“客体”和“主体”形式的关系之中。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理论，它试图克服关于主体与客体的经典理论二分法，同时对其做出历史解释。

大体而言，我认为马克思理论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而是一种特别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借由那些切中了劳动、财富与时间的资本主义特定形式的范畴，马克思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以及克服它的可能性。②此外，依据其方法，马克思理论是自我反思的，因此，它本身也具有历史特殊性：它对于理论与社会之关系的分析在认识论上是自洽的，借由那些它用来分析自身社会背景的范畴，它可以为自身在历史上的位置做出判定。

用这样的方法来进入马克思的成熟期理论具有重要的含义，我将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加以展开。作为起点，我会区分两种根本上不同的批判性分析的模式：一种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前者基于一种对劳动的超历史的理解，假定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张力：一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市场和私有财产），一边是由劳动所建构的社会领域。由此，劳动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成了进行批判的出发点。依据第二种批判模式，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具有历史特殊性，并建构了这一社会的本质结构。由此，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对象。从第二种批判模式的立场出发，可以清楚地发现，对于马克思的各种阐释，共同分享着第一种批判模式的若干基本前提；因此，我将这些阐释称为“传统的”。我将从我对马克思的理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批判——的阐释出发，考察这些前提，以阐明传统的分析的局限，同时，我的这一方法也将内含着另一种更为充分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

将马克思的分析理解为一种历史特殊的对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批判，会带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譬如它指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无法在阶级关系——源于产权关系并由市场所调节——中得到充分的理解。相反，他对商品与资本——即由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的社会中介的准客观形式——的分析，应当理解为对这一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的分析。这些非个人的、抽象的社会形式并非仅是遮蔽了阶级关系这一传统上被认为是“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它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关系，且结构了它的动力轨迹和生产形式。

马克思的理论绝不将劳动视为社会建构的原理以及所有社会中的财富源泉，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特质，正在于其基本社会关系是为劳动所建构的，这使它最终与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具有了根本的不同。尽管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确实包含了对剥削、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统治的批判，但亦更进一步：这一理论将社会构成方式建立在特定的、结构化的实践形式之上，并由此试图阐明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真正肌理，及其内在的社会统治的抽象形式。

这一对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的再阐释，将其批判的首要关注点从对产权与市场的考量中移开。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路，它为批判生产、工作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本质提供了基础；因为在它看来，它们是由社会而非技术所建构的。因而，它将资本主义批判的焦点转向了劳动领域，并由此，这里所述的阐释导出了一种对工业生产过程的批判——乃至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重新理解，并将重估在克服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曾经赋予无产阶级的那个政治与社会角色。

由于我的这一再阐释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不限于19世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状况，并认定对于工业生产的批判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因此，它得以为一种能够阐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动力的批判理论提供基础。同时，这种批判理论能够提供一个起点，来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替代性的（并且失败的）资本积累形式，而非一种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的（尽管不完美的）社会形式。

注释

①安东尼·吉登斯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这一观念，它内在于马克思在《大纲》中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处理中。见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Basing stoke, 1981), pp.76-89。我试图将这一观念的基础，建立在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之中，也即建立在他关于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概念之中，以此来重新阐释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以及重新思考他的批判理论的性质。

02 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展开这一重新思考的背景，既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又包括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似乎是新的阶段的出现。在这项研究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一词并不指代马克思主义的某种特定历史趋势，而是泛指所有从劳动的角度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的理论方法，它们对社会的描述本质上基于阶级关系——它由生产资料私有制与市场调节的经济所结构。统治关系首先被理解为阶级统治与剥削。众所周知，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种结构性张力，或曰矛盾，产生于代表资本主义特质的社会关系与“生产力”之间。这一矛盾一般被解释为如下的对立：一方面是私有财产与市场，另一方面是工业生产方式。由此，私有财产和市场被作为资本主义的标志，工业生产被假定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社会主义被内在地理解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以及工业化环境中的经济计划。也就是说，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首先被视为一个阶级统治与阶级剥削已经被克服的社会。

这一宽泛而初步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描述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勾勒出了一个为各种理论所共享的普遍阐释框架，尽管它们在其他方面或许彼此差异很大。我的目的是在这项研究中批判地分析这个普遍的理论框架本身的基本前提，而非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追溯各种理论趋向与思想流派的历史。

居于所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形式之核心的是一种超历史的劳动概念。马克思的劳动范畴被理解为一种目的导向的社会活动，它中介着人与自然，创造特定的产品以满足特定的人类需求。如此，劳动被认为处于所有社会生活的中心：它建构了社会世界，并且是所有社会财富的源泉。这一路径把在马克思眼中为资本主义劳动所特有的历史特征以超历史的方式赋予了社会劳动。这一超历史的劳动概念联系着一种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乃至其资本主义分析的基本范畴的特定理解。譬如，人们普遍地认为，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试图表明的是，社会财富无时无地不由人类劳动所创造；此外，在资本主义中，是劳动构成了无意识的、“自动的”、市场调节的分配模式的基础。依据这种观点，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试图证明，撇开表象，资本主义的剩余产品仅仅由劳动所创造，并被资产阶级占有。于是，在这一普遍的框架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首先是一种从劳动角度出发的对剥削的批判——它祛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神秘：一是通过揭示劳动作为社会财富的真正来源，二是通过证明这一社会依赖于一种剥削体系。

当然，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同时勾勒出了走向一个可能出现的自由社会的历史发展。根据传统的阐释，他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分析可以概括如下：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结构引发了工业生产，后者使社会财富得到极大增长。然而，在资本主义中，财富不断被一种剥削进程所榨取，并以一种极不平等的方式加以分配。然而，工业生产与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以竞争与危机为特征的、持续的资本积累进程导致了以市场和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社会分配方式逐渐不能适应发达的工业生产。不过，资本主义的历史动力不仅使得旧的社会生产关系落伍于时代，同时也使得一套新的社会关系的产生成为可能。它为中央计划以及废除私有财产准备了技术的、社会的、组织的前提条件，譬如生产方式的集中与汇聚，管理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以及一个工业无产阶级的建立与汇集。这些发展造就了废除剥削与阶级统治，创造一个新的、公正的、合理的分配方式的历史可能性。依据这一阐释，马克思的历史批判的焦点，在于分配方式。

这一断言似乎显得矛盾，因为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生产理论。那么，让我们简要地思考一下传统阐释中生产的角色。如果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它将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矛盾）被等同于工业生产方式，那么，这一方式显然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技术过程，内在地独立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被作为一系列作用于生产过程的外在因素：私有权与市场经济中资本增殖的外在制约。与此相关，资本主义中的社会统治主要被理解为阶级统治，而它同样外在于生产过程。这一分析意味着工业生产一旦历史地建立起来，便独立于资本主义，并与之没有本质上的联系。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当它被理解为工业生产和私有财产及市场之间的一种结构性张力时，便成为了生产方式与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由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被视为分配方式（私有财产、市场）的转变，而非生产方式的转变。与此相对，大规模工业生产的发展被作为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与另一种可能的社会分配机制之间的中介，一旦得以发展，建立在无产阶级劳动之上的工业生产方式便被认为走向了历史终结。

这一对资本主义发展轨迹的阐释显然对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工业生产表达了肯定的态度，它造就了废除资本主义，建构社会主义之基础的条件。社会主义被视为一种新的政治治理与经济控制的方式，而其对象正是资本主义所创造出的工业生产方式；其社会分配方式被认为不仅更为公正，而且更适于工业生产。这一适用性由此被认为是一个公正的社会的核心历史条件。这一社会批判在根本上是一种对分配方式的历史批判。作为一种生产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并未给出一种生产批判。恰恰相反：生产方式成了批判的出发点，以及判断分配方式的历史适用性的准则。

这种资本主义批判内含了另一种社会主义概念：在这一社会中，劳动免除了资本主义关系的障碍，直接地结构社会生活，由其所创造的财富也得到更为公平的分配。在传统框架中，劳动的历史“实现”——它的充分的历史发展以及它浮现为社会生活与财富的基础——是普遍的社会解放的根本条件。

这种社会主义观——劳动的历史实现——同样彰显在如下的观念中：无产阶级，即与工业生产具有本质联系的劳动阶级，将在社会主义中作为普遍阶级而得到承认。换句话说，在另一个层面上，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被视为一种阶级对立：一面是拥有并控制着生产的资产阶级，一面是以他们的劳动创造着社会（以及资产阶级的）财富，且必须出卖劳动力来生存的无产阶级。这一阶级对立，因其奠基于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而具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尽管资产阶级是现存秩序的统治阶级，但工人阶级却根植于工业生产，并因此根植于一个新的社会主义秩序的历史基础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对立同时被视为被剥削者与剥削者以及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资本主义中，工人生产的一般社会财富无法使所有社会成员获益，却被资产阶级为其特殊目的所占有。在从劳动出发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基于普遍性的立场，统治性社会关系（私有财产）被批判为是特殊性的：劳动所建构的普遍的、真正社会的东西，被特殊的资本主义关系所阻碍而难以充分实现。由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所导出的解放观，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种整体性的解放观。

在我所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框架中，存在着极为重要的理论与政治差异：例如，决定论理论对立于那种将社会主体性和阶级斗争作为资本主义历史的必然要素的尝试；议会共产主义者对立于政党共产主义者；“科学的”理论对立于那种以诸种方式综合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或是发展一种关于文化与日常生活的批判理论的尝试。尽管如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全都依赖于上文所述的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劳动与根本特征的基本假定，因此依旧停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之中。不论这一理论框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与经济分析的分歧如何尖锐，它的局限在20世纪的各种发展中已经日渐明晰。举例而言，这一理论能够分析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走向另一阶段的历史轨迹——其特点是，干预主义的国家作为首要分配者，部分或完全废弃了市场。但是，因为传统的批判的焦点在于分配方式，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兴起便为这一理论路径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如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仅仅适用于一个自发的市场调节的经济以及对剩余的私人占有，那么干预主义国家的兴起便意味着这些范畴不再适于当代社会批判。它们无法继续充分把握社会现实。因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逐渐无法对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进行历史批判，它只剩下两种可能。第一，无视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性质变化，并聚焦于那些残存下来的市场形式的各种方面——因此也就含蓄地承认了它已沦为一种局部性的批判；第二，它可以将马克思的范畴的适用性限定在19世纪资本主义，并试图发展出一种新的批判，一种或许更加适用于当代状况的批判。在这项研究之中，我将讨论后者的一些尝试中所包含的理论困境。

传统马克思主义在试图系统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时，特别明显地暴露了其自身在处理后自由主义社会上的弱点。并非所有传统马克思主义形式都赞同“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如苏联。然而，这一理论方法无法对这一社会形式进行充分的批判性分析。在传统阐释中，马克思的范畴在对于一个由国家所管理、统治的社会进行社会批判时显得捉襟见肘。因此，苏联常常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因为私有财产和市场已经被废除；持续的不自由被归咎于压抑性的官僚机构。然而，这一看法意味着社会经济领域的性质与政治领域的特质之间毫无关系。它声称，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的范畴（如价值），当它们被理解为市场与私有财产时，无法把握“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持续增长的不自由的基础，并且因而无法提供对于这类社会的历史批判的基础。在这一框架内，社会主义与自由的关系沦为偶然；然而，这意味着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对资本主义进行的历史批判，不再被认为是从普遍的人类解放的立场出发，对不自由与异化的基础所进行的批判。①这些根本问题标示了传统阐释的局限。它们表明，如果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仅仅聚焦于市场与私有财产，那么它将不再能够作为一种解放性的批判理论的充分基础。

随着这一基本缺陷日益鲜明，传统马克思主义逐渐受到质疑。此外，由于科学知识与先进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日隆，上述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理论基础——人类劳动是所有财富的社会源泉这一断言——广遭批评。传统马克思主义不仅无法为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及其崩溃）进行充分的历史分析提供基础，同时，它对资本主义及其解放目标的批判性分析，也日渐远离当下发达工业化国家中的社会不满的主题与原因。在它对阶级的独断的、积极的关注中，在它对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工业无产阶级劳动、生产的特定形式和技术“进步”的肯定中，这一点尤为正确。在当下对这类“进步”与“发展”的渐长的批评中，在对生态问题的强烈意识中，在对现存劳动形式的广泛异议中，在对政治自由的日益关注中，以及在非阶级的社会认同（如性别或种族）的重要性的不断彰显中，传统马克思主义似乎日见落伍。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它都被认为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不再具有历史适用性。

然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一种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②恰恰相反，它唤起了对这一批判的需求。我们的历史状况可以被理解为现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场转型，其意义之深远——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不亚于早先从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转型。我们似乎正在进入发达资本主义的另一个历史阶段。“这一新阶段的轮廓尚不清晰，但是，过去二十年已经见证了那些曾处于国家干预资本主义——其形式特征包括集中化生产、大型产业工会、政府对经济的持续干预，以及继续扩张的福利国家——核心的机构与权力中心的重要性的相对减弱。两种貌似对立的历史趋势促使这一资本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阶段的核心机构走向衰弱：一方面，是生产与政治的局部去中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运动、政党、亚文化的多元化；另一方面，是资本的全球化与集中化进程，它发生在一个新的、非常抽象的层面，远离直接经验，并且就现在而言，显然超越了国家的有效控制。

然而，这些趋势无法在一个线性历史进程中得到理解。它们包含的发展凸显了传统理论的落伍与乏力——举例而言，新社会运动，如大众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少数族裔解放运动的兴起，以及对于现存的劳动形式和传统价值体系、机构的日渐增长的不满（考虑到两极分化）。而我们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的历史境遇同样被描述为“经典的”工业资本主义场景的重现，例如世界范围的经济紊乱以及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剧的资产阶级间的对抗。综合来看，这些发展表明，一种充分适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分析必须能够把握其重要的新生维度，以及其作为资本主义的深层的延续性。

换句话说，这一分析必须避免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正统版本的理论片面性。它们常常能够指出，危机与资产阶级间的对抗是资本主义的持续性特征（不考虑干预主义国家的出现）；但它们并未在表达着不满与反对的那些社会集团的认同与性质中，或在这些团体的需求、不满、抱负与意识形式的特质中，把握到质性的历史变化。而一种充分的分析，必须同时避免仅仅抓住后面这些变化这一同样片面的趋势——或是忽视“经济领域”，或是简单地声称，由于干预主义国家的兴起，经济的考量不再那么重要。总之，仅仅将那些持续关注经济议题的分析与那些专注于质性的社会和文化变动的分析这两者加以合并，无法构筑一个充分的批判——只要这一批判的基本理论前提依旧和那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同。作为一种解放性的批判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日益增长的悖时性及其重要弱点内在于它自身；在根本上，它们源于其无法对资本主义加以充分的把握。

在当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中，这一失败变得愈来愈清晰。正如大萧条揭示了市场调节的经济“自我管理”的局限，并证明了将资本主义等同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想法的缺陷一样，终结了战后的繁荣与经济扩张的危机时期，也凸显了干预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上的局限；它质疑资本主义发展由一个自由主义阶段走向国家中心阶段的线性观念。“二战”之后福利国家的扩张源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一次长期增长，它后来被证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政治领域成功地、永久地控制了经济领域的结果。事实上，资本主义在过去二十年间的发展，通过减弱与限制国家干预主义，逆转了前一阶段的明显趋势。这一点在西方福利国家的危机——它预示了凯恩斯主义的破产，并明确地重新确认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动力——以及在东方的大多数共产主义国家与地区的危机与崩溃中尤为显著。③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20世纪20年代末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崩溃之后的状况，资本主义的这一最新转型及其连带的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与紊乱，并未促成什么以克服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为出发点而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在我看来，这表明了理论的不确定性。国家干预资本主义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以一种准自主的动力继续发展。这一发展因此要求对这些理论——它们声称，国家对市场的取代标志着经济危机的有效解决——进行批判性的重审。然而，资本主义——其运动进程再一次清晰地维护了自身——的深层本质并不清楚。如果“社会主义”仅仅意味着引入中央计划和国家（乃至公共）所有制，那么，宣称“社会主义”代表了对资本主义问题的回答就已经不再令人信服。

常常见称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不仅仅表达了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后的拒绝、无产阶级中的失望，以及对任何其他可能的根本社会转型的社会动能的怀疑，更为根本地，它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对克服资本主义意味着什么的不确定。过去十年中的各种各样的理论立场——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许多新左团体的教条主义，随后重新出现的纯政治批判，以及当代的许多“后现代”立场——可以被视为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之本质的这种不确定，甚至是放弃尝试对其加以把握。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不确定可以被理解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路径的基本失败的一种表现。这一路径不仅在面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时捉襟见肘，其弱点也暴露在新社会运动所表达的要求与不满中；更为根本地，这一理论范式明显无法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资本主义之本质的概念，一种能够建立对资本主义的变动的条件进行充分分析的概念，一种能够以指出其历史转型的可能性的方式来把握其基本结构的概念。没有人继续相信，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转型，能够“解决”现代社会的症结。

如果现代社会可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并因此在根本上是可以转变的，那么，资本主义的根本核心必须得到重新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得以构造一种不同的、关于现代社会之本质与轨迹的批判理论——它试图社会地、历史地把握现代社会的不自由与异化的基础。这一分析将同样促进民主政治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政治自由的问题必须居于任何批判性立场的中心。然而，一种充分的民主理论依旧需要对于自由的社会条件进行历史分析，并且无法从某种抽象的规范性立场或者从某种实体化的政治领域着手。

注释

①帕特里克·默里和德里克·塞耶最近也撰写了对马克思理论的阐释，在很多方面，他们都与我在这里的阐述类似。见Patrick Murray, Marxs Theory of Sctentifc Knowledge (Atlantic Highlands, N.J., 1988); 以及Derek Sayer, Marxs Method (Atlantic High-Lands, N.J., 1979)和The Molence of Abstraction (Oxford, 1987)。

②S.N.艾森施塔特也构造了一种非进化论式的现代性观。他的首要考量，是各种类型的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别。面我则关注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形式本身。见S. N. Eisenstadt, The Structuring of Social Protest in Modern Societies: The Limits and Direction of Convergence, in Yearbook of the World Society Foundation, vol. 2 (London, 1992)。

③安东尼·吉登斯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这一观念，它内在于马克思在《大纲》中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处理中。见Anthony Giddens,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London and Basingstoke, 1981), pp.76-89。我试图将这一观念的基础，建立在马克思的范畴性分析之中，也即建立在他关于资本主义劳动的特殊性的概念之中，以此来重新阐释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以及重新思考他的批判理论的性质。

03 重建一种现代社会的批判理论

在这项研究中，我将对马克思的成熟期批判理论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再阐释，以此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借由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诸核心范畴，我们得以以最富成效的方式，重新阐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的分析。①出于这一目的，我将在两重标准之下展开我的概念：第一，它们应当能够把握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与历史发展；第二，它们应当超越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关于结构与行动、意义与物质生活之类的理论二分法。在这一方法的基础上，我将试图以一种具有当下理论意义的方式，重构马克思理论与当代社会、政治理论诸话语之间的关系，并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所谓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提出一种基础性的批评。以此，我希望为一种与之相异的、更为有力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批判性分析打下基础，它将充分适用于20世纪晚期。

为了展开我对资本主义的这一理解，基于马克思的分析，我将尝试在概念上把资本主义的基本核心与其在19世纪的诸种形式区分开来。然而，这一方式将会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许多基本前提提出质疑。譬如，我并不首先依据生产资料私有制或者市场来分析资本主义。相反，正如之后将会阐明的，我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具有历史特殊性的社会联系形式，它具有一种非个人的（impersonal）并似乎是客观的性质。这一联系形式由历史上独特的社会关系形式所造就，后者由社会实践的既定形式所建构，却又准独立于被纳入这些实践之中的人们。这导致了一种新的、愈渐抽象的社会统治形式——它使人们隶属于非个人的结构律令与禁锢之中，无法依据实体性统治（如个人的或集团的统治）来加以充分把握，并造就了持续的历史动力。在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时，我将试图为一种能够分析现代社会的系统特性——譬如现代社会的历史动力的特性、理性化进程、特定的经济“增长”形式，乃至其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实践理论提供基础。

这一再阐释并不将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在现代社会之内的关于剥削与统治形式的理论，而更多地将其作为一种针对现代性本质自身的批判社会理论。现代性并非是一个所有社会所必经的进化阶段，而是一种社会生活的特定形式，它肇端于欧洲并发展为一个复杂的全球体系。尽管现代性在不同的国家与地区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我的关注点却不在于考察这些差异，而在于在理论上探索现代性的性质本身。在一种非进化论进路的框架中，这一考察必须依据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式来解释现代性的独特性质。在我看来，马克思对于那些公认结构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社会形式——商品与资本——的分析，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起点，去尝试从社会出发来把握现代性的体系性特征，并表明现代社会能够得到根本改变。此外，这一进路能够系统地阐明现代社会那些在线性进步理论或历史进化论的框架中无法处理的特征：最为鲜明的，是在大量富足中依旧不断出现的贫困，以及现代生活的那些重要方面所受到的抽象的、非个人的作用力的塑造、支配的程度之深——尽管对社会生活环境进行集体控制的可能性已经大为增长。

我对马克思的批判理论的阅读聚焦于他的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中心性这一概念，它一般被认为处于其理论的核心。我认为，在他的成熟期作品中，劳动这一范畴的意义不同于传统的看法：它具有历史特定性，而不是超历史的。在马克思成熟期的批判中，劳动创造了社会世界并且是所有财富的来源，这一观念并非意指社会一般，而仅仅意指资本主义社会，或曰现代社会。此外，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分析中的劳动，不同于人们一般地、超历史地设想的劳动——一种有目的导向的、中介着人与自然的社会活动，创造特定的产品来满足既定的人类需求——而仅仅意指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扮演的特有角色。正如我将要阐明的，这一劳动的历史特殊性内在地关联着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社会联系形式。它建构了一种历史特殊的、准客观的社会中介形式，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这一形式被作为现代性之基本特质的首要社会基础。

正是这一对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重要性的重新认识，为我提供了重新阐释其资本主义分析的基础。它将对时间性的考察和对生产的批评置于马克思的分析的核心，并为一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它是一个由一种历史上独特的社会中介形式所结构的方向性动态社会；这一形式尽管是被社会地建构的，但具有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准客观的特质——的分析提供了基础。这种中介形式结构于一种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实践形式（资本主义的劳动），并相应地构造了人们的活动、世界观和倾向。这一路径将文化与物质生活之关系的问题重新纳入了一种历史特殊的社会中介形式与社会“客体”和“主体”形式的关系之中。作为一种社会中介理论，它试图克服关于主体与客体的经典理论二分法，同时对其做出历史解释。

大体而言，我认为马克思理论不应被理解为一种普遍适用的理论，而是一种特别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借由那些切中了劳动、财富与时间的资本主义特定形式的范畴，马克思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以及克服它的可能性。②此外，依据其方法，马克思理论是自我反思的，因此，它本身也具有历史特殊性：它对于理论与社会之关系的分析在认识论上是自洽的，借由那些它用来分析自身社会背景的范畴，它可以为自身在历史上的位置做出判定。

用这样的方法来进入马克思的成熟期理论具有重要的含义，我将在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加以展开。作为起点，我会区分两种根本上不同的批判性分析的模式：一种是从劳动的角度出发来批判资本主义；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劳动的批判。前者基于一种对劳动的超历史的理解，假定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张力：一边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市场和私有财产），一边是由劳动所建构的社会领域。由此，劳动成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基础，成了进行批判的出发点。依据第二种批判模式，资本主义中的劳动具有历史特殊性，并建构了这一社会的本质结构。由此，劳动是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对象。从第二种批判模式的立场出发，可以清楚地发现，对于马克思的各种阐释，共同分享着第一种批判模式的若干基本前提；因此，我将这些阐释称为“传统的”。我将从我对马克思的理论——一种对资本主义的劳动的批判——的阐释出发，考察这些前提，以阐明传统的分析的局限，同时，我的这一方法也将内含着另一种更为充分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理论。

漫画：普殊同、马克思与李卜克内西

将马克思的分析理解为一种历史特殊的对资本主义中的劳动的批判，会带来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阐释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譬如它指出，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资本主义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统治形式无法在阶级关系——源于产权关系并由市场所调节——中得到充分的理解。相反，他对商品与资本——即由资本主义劳动所建构的社会中介的准客观形式——的分析，应当理解为对这一社会的基本社会关系的分析。这些非个人的、抽象的社会形式并非仅是遮蔽了阶级关系这一传统上被认为是“真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它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关系，且结构了它的动力轨迹和生产形式。

马克思的理论绝不将劳动视为社会建构的原理以及所有社会中的财富源泉，相反它认为，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特质，正在于其基本社会关系是为劳动所建构的，这使它最终与其他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具有了根本的不同。尽管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分析确实包含了对剥削、社会不平等和阶级统治的批判，但亦更进一步：这一理论将社会构成方式建立在特定的、结构化的实践形式之上，并由此试图阐明现代社会的社会关系的真正肌理，及其内在的社会统治的抽象形式。

这一对马克思成熟期批判理论的再阐释，将其批判的首要关注点从对产权与市场的考量中移开。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路，它为批判生产、工作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本质提供了基础；因为在它看来，它们是由社会而非技术所建构的。因而，它将资本主义批判的焦点转向了劳动领域，并由此，这里所述的阐释导出了一种对工业生产过程的批判——乃至一种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决定因素的重新理解，并将重估在克服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中，人们曾经赋予无产阶级的那个政治与社会角色。

由于我的这一再阐释所批判的资本主义不限于19世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状况，并认定对于工业生产的批判是一种资本主义批判，因此，它得以为一种能够阐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与动力的批判理论提供基础。同时，这种批判理论能够提供一个起点，来分析“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替代性的（并且失败的）资本积累形式，而非一种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否定的（尽管不完美的）社会形式。

注释

①见Paul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1969), pp.52-53; Maurice Dobb, Political Economy and Capitalism (London, 1940), pp.70-71; Ronald Meek,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 (2nd ed, New York,1956), p.155.

②就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言也同样如此，如果这一关系被定义为经济计划、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克服性别统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