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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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兵|事物化与物化: 从韦伯到青年卢卡奇

【摘要】韦伯将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指认为“价值合理性”之后,将颠倒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直接指认为祛魅化———Versachlichung(事物化)之后的真正中立的社会事物(Sache);青年卢卡奇却再次颠倒老师韦伯的资产阶级立场,反将事物化(世俗化)否定性地贬斥为Verdinglichung(物化),并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拜物教构境中的支持。

【关键词】卢卡奇;广松涉;物象化;马克思;物化;事物化

自广松涉的《物象化论的构图》①一书2002年在中国出版以来,马克思经典文献的德文汉译中曾经发生的一个深层构境中的遮蔽事件终于大白天下:马克思晚期经济学研究中所创立的历史现象学中经济拜物教批判的真实基础,实际上是一个从未被关注到的重要理论塑形域,即Versachlichung(事物化)-Verdinglichung(物化)相关批判视域。②按照我的理解,在马克思中晚期写下的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客观发生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直接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Versachlichung)和颠倒(Verkehrung)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商品经过货币与其他商品(事物与事物)的构序关系,以及这种颠倒的事物化关系本身在市场直观中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仿佛与人无关的物相(物理的自然属性)之主观错认塑形,后者,则是马克思区别于客观事物化的物化(Verdinglichung)主观错认论。进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无意识地将市场交换关系之下特定事物的社会属性错认为与人无关的自然属性的物化(Verdinglichung)主观错认论是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的前提。这里的真实逻辑构序关系应该是:客观发生的事物化是主观物化错认的现实前提,而关系物化错认又是整个经济拜物教(Fetischismus)观念(商品、货币和资本三大拜物教)的基础。这也意味着,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由三个异质的构境层所构形:一是客观发生的社会关系之事物化颠倒;二是将这一事物化结果误认为是与人无关的物的自然属性之主观物化误识;三是由此发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基础性内容———经济拜物教观念。实际上,“物化”(Verdinglichung),或者是“物象化”(Versachlichung)的概念,在马克思整个文献群中并没有很高的使用频次。①他也没有在自己的研究中直接和明确标识这两个概念与相关批判理论的内在有序关联性,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这一隐匿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构境层。这是正常的情况。依广松涉的观点,是青年卢卡奇在1923年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首次“再澄清”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②而按照我的看法,青年卢卡奇并非真正澄清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学问题,他只是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被第二国际理论家遮蔽的马克思基于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性观念,在一定的意义上,他倒真是让这一问题产生深层次混乱的始作蛹者。广松涉自己也提到,物化概念较早的形成史考古,可以上溯至谢林的条件(Be-dingung)概念,以及黑格尔的制成此物(das-zum-Dinge-Machen)的观点,其中,德文构词中都有物(Ding)这个基词。在马克思之后,也经“新康德学派的李凯尔特、韦伯,再加上席美尔、卡西尔”等人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最终由青年卢卡奇重新在马克思的语境中“再发现”了批判性的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③这基本上是正确的判断。依广松涉的推测,估计是因为青年卢卡奇“在海德堡与李凯尔特的交往中获得了触发”。可是依我的判断,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更主要地是对韦伯事物化(Versachlichung)理论的故意颠倒后的逻辑塑形。

众所周知,韦伯的合理性思想和法理型社会机制是当代全部资产阶级主流学术的根本性构序基础。与我们这里所关注的问题线索相关,韦伯倒真地区分了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对象化”与“异化”,不过,费尔巴哈-青年马克思那种具有价值悬设尺度的“异化”批判,在他力主建构的“价值中立”化中被作为主体性的目的合理性“去魔”了,他只是肯定可见的生产和经济过程中对象化构序的形式合理性。在他看来,属于传统型社会运转的目的(价值)合理性关注人的存在,追求主体的质性价值(舍勒语);而形式合理性(工具理性)则关注生产或社会本身的客观塑形进程,在走向财富增长的社会的客观经济运转和法理型官僚体制建构面前,人的主体性的欲求恰恰是无关紧要的和有害的,所以人(主体)必须被量化为客观构序要素以便具有可计算性(Kalkulierbarkeit)和可操作性。这便构成韦伯独特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概念的核心,在他的思想构境中,马克思所批判的经济关系事物化颠倒恰恰是资本主义工业进程必然的客观要求。据我的不完全词频统计,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20次使用了Versachlichung一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为批判性的现象学理论在韦伯那里根本不存在,而他正好拥护生产对象化和全部社会关系物性化中的量化构序和可计算性,所以说,与马克思的事物化批判相反,韦伯的Versachlichung概念是非批判和肯定性的。

这种事物化(世俗化)理论恰恰是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力图在更深一层构境层中否定的隐性对象。依我的理解,韦伯正是将马克思基于事物化-物化-经济拜物教的历史现象学批判指认为“价值-目的合理性”之后,将马克思批判的事物化颠倒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塑形结构直接肯定性地指认为走向现代性的祛魅化:由此,上帝之城的事物化之后才会有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神性教义的事物化之后才会生成工具理性,宗法亲情等圣性物的事物化之后才有真正中立的社会事物(Sache,事实),传统法律中负载价值取向的事物化之后才会有注重可见Sache的形式法;更重要的还有,“克里玛斯(魅力)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desCharismas)①之后才会建构出在人之外客观运转的法理型官僚制机器,由此,整个传统社会存在的事物化才会有全新的资产阶级世俗化构序现实,等等。其实,在韦伯看来,这一切重要的改变都追溯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身的非人格化和事物化:在市场社会化基础上的经济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derWirtschaft),完全遵循着它自己的事物规律性(sachlichenGesetzlichkeiten),不注意事物性规律会导致经济失败的结果,从长远看会导致经济衰退的后果。合理的经济的社会化总是在这个意义上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而且人们不可能通过向具体的人提出慈善的要求,来控制事物合理的社会行为的世界(KosmossachlichrationalenGesellschaftshandelns)。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事物化了的世界(versachlichteKosmosdesKapitalismus),根本没有为此提供任何场所。②这是一段韦伯关于事物化理论的非常重要的文本片断。在韦伯那里,布尔乔亚新世界的真正基础,正是对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所反对的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关系的事物化之重新肯定。Versachlichung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自身客观建构起来的“事物性规律”(不是与人无关的Ding的规律),人创造了经济事物的规律,但它除却了一切法理性工具理性之外的亲情(“慈善”)和价值合理性。在这个构境意义上,资本主义就是完全事物化了的全新有序世界。

我发现,1923年,走向马克思主义进程中的青年卢卡奇当然会站在自己老师的反面,他有意识地再次颠倒韦伯的资产阶级立场,青年卢卡奇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即是将韦伯直接使用的事物化(世俗化)戏剧性地反指和否定性地贬斥为Verdinglichung(物化),虽然,他并没有在马克思那获得这两个概念的直接文本证据,但他极其聪明地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经济拜物教批判构境中的间接支持。这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术原创。一个重要的理论事实是,当青年卢卡奇在20世纪20年代撰写《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既没有读过青年马克思建构人本主义劳动异化史观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问世于1932年),也不曾读到马克思后来具体建构自己事物化理论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首次出版于1939年)。显然,青年卢卡奇完全是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等大量经济学批判中感悟到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这需要非凡的理论洞察力!广松涉认为,“卢卡奇有时候甚至将‘物化’的概念与‘异化’以及‘外化’这样的概念基本上以相同意义来使用,他在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区分‘异化’与‘物化’”③。这基本上是对的。青年卢卡奇并没有完成自觉地区分和严格界划这些概念的具体内涵。我也注意到,在早期的《心灵与形式》等书中,青年卢卡奇曾经使用过异化概念,但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在1922年9月以前的论文中曾经少量使用过Versachlichung一词,而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则集中地使用了Verdinglichung概念。①应该承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敏锐地看到了“商品拜物教(Warenfetischismus)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②然而,他并没有真正弄清在资本主义市场的商品交换中,马克思言下的人与人的关系是如何历史地颠倒为事物(Sache)与事物的有序关系的,但他却异常大胆地直接套用了马克思的事物化批判的观点,并且将马克思的物化错认幻象直接变成了现实对象化,所以,当他在韦伯的影响下,将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愤怒一古脑地倾泻在劳动生产塑形过程的可计算性的量化过程之上时,他的物化批判逻辑实际上恰恰来自于韦伯,而不是马克思!当然,他又正好颠倒了韦伯的肯定逻辑。换句话说,青年卢卡奇的所谓Verdinglichung(物化),描述的不是马克思面对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市场交换中的社会关系的事物化颠倒状况的主观错认,而是韦伯所描述的自泰勒制以来的20世纪工业生产对象化技术塑形和构式进程中的合理化(量化的可计算的标准化进程)。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交叉和颠倒的思想构境。

我认为,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中存在着的双重逻辑导致了一种理论悖结:表面语义构境上的马克思意义上商品交换结构(生产关系)之上的“事物化”与深层批判构境中与韦伯意义上生产过程(技术)对象化的无意识链接,以建构出他自己思想构境中的物化批判理论。所以,卢卡奇的物化(Verdinglichung)不是传统人本主义话语中的异化(Entfremdung)逻辑,也不是马克思历史现象学中的事物化(Versachlichung)批判,青年卢卡奇自以为他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之上,去探求“在商品关系的结构中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对象性形式(Gegenstndlidikeitsformen)和与此相适应的一切主体性形式(FormenderSubjektivitt)的原形”。③这是一个十分思辨但并不明晰的表述。请注意这Gegenstndlidikeitsformen(对象性的形式),这不是指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而是商品交换关系中的对象化(物化)。④我觉得,这是青年卢卡奇物化理论表层塑形中的正确出发点。

由此,他再进一步引出主观上由商品拜物教(Warenfetischismus)特性所产生的问题。⑤青年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结构的本质: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联系(eineVerhltnis,eineBeziehung)获得物的(Dinghaftigkeit)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Gespenstigegegenstandlichkeit)”,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Eigengesetzlichkeit)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联系(BeziehungzwischenMenschen)的所有痕迹。⑥我们不难体知到,青年卢卡奇此处的观点直接引述了马克思的物化批判观点⑦,但卢卡奇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批判,是一种对商品-市场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所发生的客观事物化颠倒后的主观错认。这导致了青年卢卡奇自主性地提出,这种物化现象有客体与主体的两个层面:“在客体方面是产生出一个由现成的物以及物与物之间联系构成的世界(WeltvonfertigenDingenundDingbeziehungen,即商品及其在市场上的运动的世界)”,这是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经济世界中生成的“第二自然”界。我们可以留心,卢卡奇这里悄悄地将马克思使用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VerhltnisderSachen)”替换成了“物与物的联系(Dingbeziehungen)”,这也意味着,他是将黑格尔的作为事物自身(Sacheselbst)的“第二自然”重新替换成了康德的自在之物(Dingansich)。这是一个很深的退步。而“在主观方面———在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地方———,人的活动同人本身相对立地被客体化,变成一种商品,这种商品服从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异于人的客观性,它正如变为商品的任何消费品一样,必然不依赖于人而进行自己的运动”①。不难看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时候,青年卢卡奇并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是从商品交换关系抽象到价值等价物———货币,从会生息的货币再到资本统治关系,层层递进,最终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剥削的本质的。青年卢卡奇这里主-客层面的的物化理论并不是马克思完整的事物化-物化-经济拜物教的历史现象学批判,而仅仅是外在化了的商品拜物教观念,它只是三大拜物教(商品、货币、资本)中第一层次上的并没有被准确理解的东西。其实,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文本中,青年卢卡奇与马克思历史现象学构境的关联,也就到此为止了。并且我注意到,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第149页(原文第176页最后)上,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构境中发生了一个无意识的逻辑越轨式构序与非法的理论拼合塑形。这就是青年卢卡奇从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表层援引,突然转向完全异质的韦伯的事物化逻辑。依我的观点,马克思对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化(使用价值的形成)是持充分肯定态度的,而对交换过程中社会关系的事物化颠倒及其物化错认则提出了批判与否定。

如前所述,韦伯的Versachlichung(事物化)理论则完全否定了对社会关系(价值层面)的关注,直接将生产对象化塑形中的工具合理性和事物化颠倒直接确定为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基础。在Versachlichung中主体性的消除和生产对象化构序中的量化导致的可计算性、可操作性,是韦伯站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立场上充分肯定的东西。青年卢卡奇刚刚进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决定了他不可能不从正面肯定韦伯,而是将韦伯再次颠倒过来,并将Versachlichung一词特意重新构境为否定性物化(Verdinglichung),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物化批判视域。我认为,这种物化批判与前面青年卢卡奇表层引述的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立刻失去了直接关联,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理论逻辑混乱。从文本中可以看到,青年卢卡奇在描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塑形造成的“第二自然”后,直接采纳了被颠倒地使用的韦伯的资本主义合理性(Rationalisierung,工具理性)的事物化理论。他明确说:“如果我们纵观劳动过程从手工业经过协作、手工工场到机器工业的发展所走过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断增加,工人的质的特性,即人的—个体的特性越来越被消除。”②不难发现,这里问题的实质是韦伯式的合理性以及这种工具理性导致劳动主体性在生产过程中的丧失。显然,这已经不是在直接面对马克思所讲的市场交换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颠倒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事物化,而是在反对韦伯眼中物质生产对象化过程否定主体性和价值质性的“祛魅”的“可计算性(Kalkulierbarkeit)”的量化、标准化和世俗化(事物化)进程。有趣的是,对于这一思想塑形中的逻辑错位,青年卢卡奇竟然完全无意识。青年卢卡奇说,在资本主义现代物化进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原则是“根据计算、即可计算性来加以调节的合理化的原则(dasPrinzipderaufKalkulation,aufKalkulierbarkeiteingestelltenRationalisierung)”③。或者说,“数量化是一种蒙在客体的真正本质之上的物化着的和已物化了的外衣”④。显然,这里的Verdinglichung理论原则并非来自马克思,而是来自韦伯的Versachlichung的理论构境。①他把韦伯正面论述的东西倒转过来反对资本主义,这恰恰是青年卢卡奇物化批判的本质。

这个古怪的反向逻辑接续关系颇类似于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关系。需要认真指出的是,马克思与韦伯理论构序中关键的异质性在于,马克思对事物化-物化的批判分析是从特定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生产关系着眼的,而韦伯则是从20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本身入手的。这一点十分重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事物化-物化批判构境主要是商品交换过程中,人与人的直接劳动交换关系通过商品交换中客观抽象生成的交换等价物再到货币关系和资本关系,颠倒地表现为事物与事物的关系,然后,这种颠倒的事物化关系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一种仿佛与人无关的物相(物理的自然属性)之主观错认即是物化幻象,再由此,建构起整个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事物化、物化和拜物教批判的原意。而青年卢卡奇讲的却是生产过程中工具性对象化导致的量化和可计算性的对象化,用他自己话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受生产力奴役的情况”②。人受生产力的奴役,这决不是马克思能够接受的观点。这倒是鲍德里亚以假想的原始生存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之境”的核心论调之一。必须说明的后续事件还有,1962年,青年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的日文版在日本出版,正是在这次文本翻译构境中,此书译者平井俊彦将“Verdinglichung”这个词意译作物象化,这造成了最初的转译构境中的混乱。③而广松涉则明确地在自己的学术研究正确区分了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与Verdinglichung两个概念,并将马克思的Versachlichung(而不是平井俊彦从卢卡奇文本中Verdinglichung一词构境出来的物象化)这一概念专门转译并重新构境作物象化,以区别于马克思的Verdinglichung(物化)概念,并以物象化作为马克思1845年思想变革的重要落脚点,以异质于之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其实,广松涉并不关注“物化”(Verdinglichung)的内容,而是专注于他所特别指认的“物象化”。广松涉在1983年出版了《物象化的构图》一书。此书是他从1969-1983年公开发表的有关“物象化”问题的相关论文的一个结集。

广松涉在自序一上来就说道,“‘物象化(Versachlichung)论的构图(Verfassung)’,对笔者来说,既是理解马克思的后期思想的重要钥匙,同时也是作者本身所构想的社会哲学、文化哲学方法论的基础”④。这有两个重要的定位:一是物象化概念是他用来指认马克思后期思想(准确地说,是1845年历史唯物主义创立后)的科学方法论的范式,这是取代人本主义异化论的方法论转换的质性定位;二是这种对马克思的方法论解读构成了他自己全新哲学构境的基础,这是一个他与马克思的历史性关联的定位。我认为,广松涉的这个“物象化”并不是马克思Versachlichung原初的构境,而是广松涉所重新抽象的关系存在被错认为实体存在的主观假性幻象。广松涉所理解的物象化,是指人的主体际关系在当事人的日常意识中犹如事物之间的关系或物的性质,这是在主观意识中发生的错认。在广松涉看来,Versachlichung的两个层面的事件都是一种主观的“错误理解”,即将关系性的存在重新实体化误认的物象错觉。我觉得,广松涉的物象化构境与马克思的事物(Versachlichung)视域并不是直接一致的,这只是广松涉走向自己哲学建构的一种特设性理论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