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来源

马泰奥·帕斯奎内利/文

杨雷/译

本文发表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本文译自Matteo Pasquinelli, “On the origins of Marx's general intellect”, Radical Philosophy, winter 2019, pp.43-56. 

作者简介：马泰奥·帕斯奎内利（Matteo Pasquinelli），德国卡尔斯鲁厄国立设计学院人工智能与媒体哲学教授，研究方向：心灵哲学、政治经济学。

译者简介：杨雷，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师资博士后，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当代资本主义批判。

文章摘要：本文结合马克思的《大纲》和《资本论》等相关文本，追溯了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起源，通过分工发明机器、机器异化知识、知识积累导致资本贬值以及总体工人的崛起四个方面，论述了马克思对汤普森、霍吉斯金和拜比吉相关思想的吸收和借鉴。

威廉·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伦敦，1824年：

由于不给妇女和男人所具有的同样的知识，整个社会的一般知识——男人的和女人的——从孩提时期起就被阻碍或者被引入歧途，而通常是二者都有……这种人类半数的家庭奴隶制度几乎是普遍的，要纠正它所产生的弊害，唯一简单的办法就是彻底取消这种制度。给男人和女人以平等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

《伦敦杂志》，1828年：

自从引入一种新的阅读和写作教学机械系统，采用比以前更便宜、更有效的使用方法，第一次激发了这个国家的一般智力以来，已经将近20年了……公众的思想已经无限地进步了。尽管人们对“智力进军”这个说法嗤之以鼻，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家的普遍智力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扩展智力的最早成果之一是坚信我们的法律制度远不是世界上最好的，而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体系，迫切需要修订和改革。这种信念现在正迅速变得普及。

卡尔·马克思《大纲》（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58年：

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

漫画家威廉·希思（William Heath）在1828年创作了系列漫画《智力进军》，描绘了一个巨型自动机大踏步向前，在尘土飞扬间手持扫帚扫除一大群代表着旧秩序和过时法律的文员、神职人员和官僚。自动机的腹部是一个蒸汽机，它的头部由历史、哲学和（重要的）力学书籍组成，王冠上写着“伦敦大学”。在这样的背景中，正义女神躺在废墟中召唤自动机：“哦，快来救我！”仔细观察后，这幅漫画似乎嘲笑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工业自动化技术（已经看起来像机器人）可能会在公共教育的指挥下，成为政治变革和社会解放的真正推动者。希思的一系列讽刺版画最初是受托利党委托，以表达他们对所有阶级知识和技术的潜在民主化的讽刺。尽管如此，凭借他富有远见的画笔，这些漫画意外地成为进步阵营和未来发明的宣言。

漫画《智力进军》（March of Intellect）

作为工业革命期间在英国发起的一场运动，智力进军或思想进军要求通过对底层阶级的公共教育计划来改革社会弊病。工业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在1824年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引入了“智力进军”的说法，指出近年来“人类思维对人性和一般知识的认知取得了最迅速和最广泛的进步”。这场运动引发了精英阶层毫不奇怪的种族主义抵抗，《泰晤士报》开始以“非洲智力进军”等标题蔑视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

作为一项旨在促进扫盲和技术进步的运动，智力进军是所谓“机械问题”的一部分，也就是19世纪上半叶英格兰关于工业机器大规模取代工人的公开辩论。对机器就业和工人随之失业的回应也是对更多关于应用机器方面的教育需求，这采取了诸如机械学会运动等倡议的形式。1823年，伦敦机械学院（后来被称为伯贝克学院）成立。1826年，未来的大法官亨利·布劳厄姆（Henry Brougham）创立了有用知识传播协会，以帮助那些无法接受教育的人。同年，伦敦大学（后来的伦敦大学学院）成立。尽管经常不被承认，但今天英国学术格局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从工业革命的认知加速中出现的。

1828年，《伦敦杂志》认可了《智力进军》，认为它有利于国家一般智力的发展。由于得益于大众教育，国民将能够理解改革腐朽的立法体系的重要性。1858年，当马克思在《大纲》的“机器论片断”中使用“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英文表达时，他呼应了《智力进军》的政治气候和一般社会知识的力量。在马克思的解读中，“一般智力”削弱和颠覆了资本主义的枷锁，但不是旧制度。

但正是在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的一本书中，马克思才遇到了一般智力的概念。更重要的是，汤普森提出，知识一旦被机器异化，就有可能成为一种对工人不利的力量。汤普森的书以乐观的标题“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出版于1824年，同年欧文发起“智力进军”。这本书可能包含了对脑力劳动的第一个系统论述，随后是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自己在《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中的阐述和查尔斯·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在《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中关于脑力劳动机械化的项目。后来，由于机械学院的衰落和工人运动中的战术决策，脑力劳动的概念在机械问题中遭遇到了敌对的命运。

威廉·汤普森（1775-1833）李嘉图学派的社会主义者

因此，当20世纪的作者开始分析所谓的知识型社会，并认为他们第一次讨论了符号、信息和数字劳动的形式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一个“政治失忆”的领域工作。马克思对造成这种“失忆”负有部分责任。他研究了汤普森和霍吉斯金的政治经济学，但认为他们对脑力劳动的强调是对个人创造力的颂扬——作为对天才工匠、独具匠心的工具制造者和勇敢的工程师的崇拜——却反对共同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意使用“总体工人”或Gesamtarbeiter代替脑力劳动者。马克思拒绝使用脑力劳动的概念，是因为这一概念很难将集体知识调动到工人一方的运动中。知识和教育的实质是：它们只能被召唤用于普遍主义的斗争（为了国家的“一般智力”），而不是无产阶级一方的党派战斗。此外，自《德意志意识形态》以来，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观念似乎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形成对立：马克思将他在著名的反对黑格尔的文章中“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观点放到工业化的英国，以主张劳动不是由知识决定的，而是劳动决定知识。

传统上，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别在资本面前消失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都成了抽象劳动，即为了生产剩余价值而对劳动进行衡量和货币化。接下来的内容分享了这个传统的起点，但始终偏离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我希望指出，任何机械的劳动接口都是一种社会关系，就像资本一样。机器和货币调节着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被称为以机器为中介的劳动价值论。本文力图与马克思一起思考并超越马克思，我想强调任何技术都会影响抽象劳动的衡量标准。为此，本文追溯了马克思一般智力的起源，以重新考虑早期政治经济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今天越来越重要的知识计量经济学。在当前关于集体知识异化为企业人工智能的辩论中，事实上，我们仍在听到19世纪机械问题的笨拙回声。

一、马克思“机器论片断”的发现

在维多利亚时代初期，关于脑力劳动和知识经济复杂的、唯物主义的概念已经被提出，而且它们已经被给予了非常激进的阐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大纲》中谈到了技能、知识和科学在经济中的作用，特别是在被称为“机器论片断”的章节中。在那里，马克思探讨了一个在《资本论》中没有得到重申的非正统假设：由于一般智力的积累（特别是体现在机器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劳动将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次要因素，从而导致劳动价值论的危机，颠覆资本主义的根基。1989年之后，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被意大利后工人主义者重新发现，并作为向后福特主义过渡以及对知识社会和信息经济范式的具有先见之明的批判。从那时起，许多作者（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外的作者）调动起这一深奥的片断，作为对不同经济危机的预言，特别是自互联网泡沫和2000年纳斯达克股市崩盘以来的各类危机。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甚至涉及人工智能和后资本主义的辩论，这是一次值得重述的语言学冒险。

《大纲》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冬粗略起草的七本笔记本系列，主要目的是进行自我澄清。这些笔记本揭示了十年后出版的《资本论》的探究方法和潜台词。然而，《大纲》直到20世纪才出版，这意味着在《资本论》出版近一个世纪后，它才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辩论视野之中。《大纲》于1939年在莫斯科首次出版，接着于1953年在柏林出版，部分意大利语译文于1956年开始流通。完整的英译本直到1973年才面世，即德文版出版20年后。由于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的编辑选择，他在1964年的意大利工人主义杂志《红色手册》（Quaderni Rossi）上以“Frammento Sulle Macchine”为名发表了他们的翻译，命名为“机器论片断”，专门定义《大纲》中的笔记本6和7，从而形成规范。同年，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他的《单向度的人》中引用了笔记本6和7，同时讨论了自动化的解放潜力。1972年，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在《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的脚注中，也将其称为“关于自动化的章节”。同年，他们在《经济与社会》杂志上以英文发表了“机器笔记”的段落。1978年，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应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邀请，在巴黎举行的“超越马克思”研讨会上对“机器论章节”进行了扩展性评论，并将其置于20世纪70年代社会对立的背景下进行解读。但直到柏林墙倒塌后，意大利工人主义者才重新发现并推广了“机器论片断”。1990年，意大利哲学家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在《老生常谈》（Luogo comune）杂志上提请人们注意一般智力这个概念。在讽刺性地向意大利西部片致敬的同时，维尔诺对一般智力这个概念的复兴周期提出了警告：

通常在西部片中，主人公在面临最具体的困境时会引用旧约中的一段话。……这就是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阅读和引用卡尔·马克思的“机器论片断”的方式。我们多次回顾这些章节……从工人罢工史无前例的质量中获得一些意义，将机器人引入装配线，将计算机引入办公室，以及某些类型的青年行为。对“片断”连续解释的历史是危机和新开端的历史。

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意大利哲学家

维尔诺解释说，“机器论片断”在20世纪60年代被引用来质疑工业生产中所谓的科学中立性，在70年代作为对国家社会主义中的劳动意识形态的批判，最后在80年代作为对后福特主义趋势的认同，但并没有像马克思所希望的那样发生任何解放或冲突的逆转。虽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目标是在他们对一般智力的解读中进行更严谨的语言学研究，但激进派则在当前社会转型和斗争的背景下更新了其解释。后工人主义者令人熟知的是他们从马克思的一般智力中锻造了新的对立概念，例如“非物质劳动”“大众智力”和“认知资本主义”，强调“活知识”对抗资本的自主性。然而，值得从机器问题中回顾的一个教训是，集体知识的问题永远不应与其在机器、测量仪器和文化技艺中的体现分开。20世纪人工智能的应用突然提醒每个人，知识可以像体力劳动一样成功地进行分析、测量和自动化。

学者们想知道“一般智力”这个词从何而来，因为它在英语中只出现过一次，那就是在《大纲》中。维尔诺认为他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nous poietikos（注：意为agent intellect/active intellect，即主动理智）和卢梭的volonté générale（注：普遍意志）的回声。由于“机器论片断”遵循类似于《资本论》第14章和第15章关于劳动分工和机器的论点，缺失的资料可以在《资本论》这些章节的脚注中找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常见的论点从根本上说是拜比吉的机器理论，正是通过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4章中对拜比吉的解读，一般智力的概念可以可靠地追溯到威廉·汤普森的“知识劳动”概念。

二、马克思对拜比吉的解释

1832年，拜比吉向他的工业家同事们提议：“[英格兰]的工场内蕴藏着丰富的知识宝库，而这些知识的宝库通常被富裕阶级所忽视。”科学史学家西蒙·谢弗（Simon Schaffer）应邀参加作为“平凡的智慧之地”的工业研讨会后，发现“拜比吉最深入的伦敦读者”是马克思。马克思在1847年流亡布鲁塞尔期间已经在《哲学的贫困》中引用了拜比吉，并从那时起采用了两条分析原则，这些原则在《资本论》中为机器绘制了一个稳健的理论，并为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

第一个可以定义为“机器的劳动理论”，它指出一台新机器会模仿和取代以前的劳动分工。这是亚当·斯密已经提出的一个想法，但拜比吉更好地表达了他的技术经验。

第二个分析原理通常被称为“拜比吉原理”，这里更名为“剩余劳动调节原理”。它指出，以小任务（劳动分工）组织生产过程，可以准确地为每项任务（价值分工）购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在这方面，分工不仅提供了机械设计，还提供了一种经济配置来校准和计算剩余劳动的提取。在泰勒主义等复杂的管理形式中，剩余劳动调节原理开启了劳动的发条视图，可以进一步细分和重组为算法组合。两种分析原理的综合理想地将机器描述为一种积极投射新的表达方式和劳动指标的装置。在《资本论》的章节中，工业机器似乎不仅是约束劳动的调节器，而且还是测量相对剩余价值的计算器，与拜比吉那里的计算引擎的数字精确性相呼应。

查理·拜比吉（1791-1871）及其代表作《论机器和制造业的节约》

我的目标是通过拜比吉的两个分析原则来阅读《大纲》和《资本论》，并展示马克思如何使用拜比吉的机器劳动理论将总体工人的形象提升为一般智力的一种化身，以及拜比吉的剩余劳动调节原理如何勾勒出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综上所述，拜比吉的两个原则表明，《大纲》的一般智力在《资本论》中演变为机械的总体工人，几乎具有原始控制论有机体的特征，而工业机器则成为计算该“半机械人”生产的相对剩余价值的计算器。

在讨论劳动与机器、知识与资本之间的关系时，马克思发现自己陷入了德国唯心主义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混合辩证法。《大纲》和《资本论》中关于机器和分工的章节的类似论证遵循着四重倾向，我现在将讨论这些倾向：（1）通过分工发明机器；（2）机器异化知识；（3）知识积累导致资本贬值；（4）总体工人的崛起。

三、通过分工发明机器

机器的发明者是谁？工人、工程师还是工厂主？科学、能工巧匠还是劳动？作为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拜比吉公开赞扬了科学的天赋，但在理论上坚持认为机器是作为劳动分工的替代品而出现的。拜比吉的理论可以定义为机器的劳动理论，因为对他而言，新机器的设计总是模仿先前分工的设计。在《哲学的贫困》（1847）中，马克思已经通过运用拜比吉的观点反对蒲鲁东，蒲鲁东认为机器是分工的对立面。马克思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机器作为分工的综合体出现：“当每一种特殊的操作已被分工化为对一种简单工具的使用时，由一个发动机开动的所有这些工具的集合就构成机器。”后来，在《大纲》中，马克思继续引用拜比吉的观点，指出技术不是由科学对自然的“分析”创造的，而是通过对劳动的“分析”：

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学规律的分解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发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但是，这并不是机器体系在整体上产生时所经过的道路，更不是机器体系在细节上不断进展时所走过的道路。机器体系的这种道路是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

马克思在方法论上也采用了拜比吉的理论：在《资本论》中，关于机器的章节紧跟在关于分工的章节之后。机器设计与分工之间存在结构上的同源性，马克思以此强调：“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在一个脚注中马克思提到了拜比吉对机器的综合定义（“所有这些简单工具的结合，由马达驱动，构成了一台机器”）并提供了他自己的解释：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

正是在《资本论》的这一点上，马克思提出了进一步的分析原则，该原则将对20世纪科学技术史的方法论产生巨大影响。在挑战了机器的起源是科学而不是劳动的信念之后，马克思颠覆了蒸汽机是工业革命主要催化剂的看法。马克思认为，正是劳动分工、工具和“工具机器”的发展，才“必须有一种比人力强大的动力”，这是一种可以在蒸汽中找到的能量来源。引发工业革命的不是蒸汽机（生产资料）的发明（这是生态话语中流行的理论），而是资本和劳动（生产关系）的发展要求更强大的能源。

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

工业工厂的“机械怪物”首先由劳动力召唤，然后由蒸汽动力加速，而不是反过来。马克思很清楚：技术的起源是一个由分工驱动的新兴过程。正是从集体劳动的物质性，从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合作形式中，机器的扩展装置出现了。在这里，智力存在于人类合作的结果中，而不是个体的脑力劳动中。机器智能反映、体现和放大了集体劳动的分析智能。

四、机器对知识的异化

“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承认劳动是一种脑力劳动和个人活动，然而，集体分工或共同劳动仍然是机器的政治发明者。一旦机器出现在劳动力面前并取代了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异化过程就开始了。工具从工人手中传递到机器那里，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工人的知识上。“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机器不过是集体知识的结晶。马克思谴责这种对人类思想的异化，并附议欧文：自从在不列颠的制造业中普遍运用无生命的机器以来，除了少数的例外，人都被当做次要的和附属的机器，人们对于改善木材和金属等原料远比对于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要重视得多。机器的出现标志着劳动史上一个戏剧性的辩证转向，工人不再是机器的主体，而成为资本的对象：“劳动资料使工人独立——使他变成所有者。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则使工人不独立，使他成为被占有者。”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与机器之间的这种权力转移也是一种新意象的开始，在这种意象中，机器获得了活人的特征，而工人则获得了自动机的特征。让我们分别比较《大纲》和《资本论》中两段相似的段落，马克思在这些段落中描述了科学与工人的异化。

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

出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1卷“固定资本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继续对这种关于知识与工人的异化进行反思，是知识的提取过程促成了作为生产媒介的科学与劳动的彻底分离。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未开化的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做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

马克思对《资本论》的后一段进行了评论，并为威廉·汤普森的著作《财富分配原理的探究》添加了脚注。正如马克思所引用的汤普森的观点：

有知识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知识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工人相对立……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

汤普森对知识劳动的定义早于20世纪知识社会和认知劳动的理论家：“在此前谈到劳动时，我们一直是把指导劳动所必需的一定数量的知识包括在劳动这一名词之内。没有这种知识，劳动将不过是一种蛮力，不能用在有益的目的上。”他有先见之明地认识到，知识经济遵循与资本经济不同的扩散规则：“财富，劳动的产物，其供给必然是有限的……从知识的获取、拥有和传播所带来的快乐则不然。知识的供给是无限的……它传播得越多，它自身就越多。”在欧文主义的典型论战中，汤普森描述了机器对工人“一般智力”的羞辱，这些工人被简化为“训练有素的自动机”。工厂是一种装置，它使工人“不知道调节机器的秘密源泉，压制他们的一般思维能力”，以致“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一百种发明夺走了”。在不同的段落中，汤普森使用了“一般智力”“一般智能”“一般知识”和“头脑的一般力量”等表达方式，与马克思在大纲中使用的相同或等效术语直接产生共鸣，例如“一般社会劳动”“一般科学劳动”“人类大脑的一般生产力”“一般社会知识”和“社会智力”。在构建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一般智力与性别和种族歧视问题之间，在汤普森的乌托邦构想中，由于缺乏适当的知识和教育，人们是种族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还建立了对黑人和妇女的奴隶制？因为在一种情况下是白人，在另一种情况下是男性制定法律：因为没有获得关于这些主题的知识，白人和男性错误地认为压迫黑人和女性是他们的利益。

马克思也认识到工业劳动的病态心理以及使劳动力尽可能不识字的策略。亚当·斯密的密友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写道：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这一切都在提醒我们，人工智能的公共神话一直由资本在其中运作，其背后隐藏着助长人类愚蠢的议程，包括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亚当·弗格森（1723-1816）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

五、知识积累导致资本贬值

知识和科学的经济价值是什么？它们在资本主义积累中扮演什么角色？马克思在机械独创性、技术智能和大型基础设施（如铁路和电报网络）蓬勃发展的时代探索了这些问题。在关于一般智力的文章中，马克思从三个方面考察知识：第一，作为“直接的生产力”（unmittebaren Produktivkraft）；第二，在“社会生产力”（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vkrafte）的形式下；第三，作为社会实践（gesellschaftlichen Praxis），它本身显然不是抽象的知识。

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没有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精纺机等。它们是人的产业劳动的产物，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一般智力以某种方式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这与汤普森对“知识分配”的乐观态度明显相呼应，因为这有利于“自愿平等分配财富”。“机器论片断”包含了在机器中客观化的知识（作为“固定资本的发展”）与社会生产所表达的知识（作为“社会个体的发展”）之间未解决的张力。马克思指出了知识在生产过程中的首要地位，然后又指出实践高于知识本身。同样的论点出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记录了工业劳动对工人神经系统的压力。马克思将个人技能的经济价值与科学的经济价值进行了比较。两者之间的竞争被认为是不公平的，因为在“智力分离”的长期过程之后，在驱动机器的科学、自然能源和社会劳动的重要性面前，工人的特殊技能消失了：

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

在“机器论片断”中，我们不仅认识到知识是一种体现在机器中的外在力量（如汤普森发现的那样），而且还试图评估其价值的大小（在汤普森那里没有发现）。在这里，马克思使用了一个标准来评估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作品中的知识，霍吉斯金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和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者，他相信集体知识的进步以及社会在资本和国家干预下的自主性。霍吉斯金是伦敦力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826年在那里举行了“论知识的影响”讲座，后来作为他的著作《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的一部分出版。马克思经常引用这本书，还赞扬了他的《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Labour Defended Against the Claims of Capital）（1825年）。霍吉斯金积极强调固定资本是过去劳动、知识和科学的具体积累，反对流动资本的“虚拟”。霍吉斯金的观点呼应了马克思在《大纲》中关于机器是“固定资本的最充分形式”的主张：

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后者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形式。

拜比吉、汤普森和霍吉斯金等工业时代的作者将培根的座右铭“知识就是力量”加以现代化，认为知识无疑是一种生产力和经济力量。知识对霍吉斯金如此重要，以至于他甚至抱怨亚当·斯密没有对这个主题做出适当的处理：“那些名为政治经济学基础、政治经济学原理或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书，没有一本包含并详尽论述了知识对生产能力的全部影响，也未阐明支配社会知识发展的自然规律，因此从本质上说都是（而且必然是）不完整的。”

对于霍吉斯金和汤普森来说，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即知识。“脑力劳动”是“观察并弄清采用何种方法能使物质世界给予我们最多财富的劳动”，“除非有脑力劳动，否则就不会有双手的灵巧，也不会有发明机器的能力。因此它对生产是必不可少的”。霍吉斯金将知识的增长与人口增长的物质基础联系起来：“需要乃发明之母，而持续存在的需要只能用人口的持续增加来加以解释。”人口增长需要提高生产和分配财富的技能，从而产生先进的知识。“随着世界年龄的增长，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繁殖，也就出现一种人们的知识（从而人们的生产能力）不断的、自然的和必然的增长趋势。”但霍吉斯金评论说，知识经济遵循与资本经济不同的规律：“支配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规律与支配知识发展的规律二者是极不相似且没有联系的。”

重要的是，在霍吉斯金的社会观中，既没有知识等级制度，也没有双手和头脑的分工，也没有需要提升的劳动贵族：“几乎每个人都是在完成两种劳动。”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霍吉斯金的话说，技能是工人共享的共同资源并从一代传给下一代。知识是一种集体生产和共享的力量，这种力量（与机器和基础设施一起）构成了固定资本的核心，必须由工人重新分配（这与流动资本的“虚拟”相反）。

托马斯·霍吉斯金（1787-1869）英国著名社会主义学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

《大纲》中最具远见的段落提到了由于劳动中心化危机而导致的资本主义危机，因此也是劳动价值论的危机，也就是说，由于“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的决定要素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相比……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一般生产力）相比。”此外，马克思说：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一方面，资本唤起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唤起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体系中看似矛盾的东西（消除劳动的政治中心性）实际上是这种以劳动作为中心的结果。世界各地的工人已经工作得够多了！他们生产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他们过去积累的劳动力（以机器、基础设施和集体知识的形式）影响了利润率并减缓了经济发展。这是劳动的生产率与资本的非生产率对立的论点，这在霍吉斯金的《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中也能找到。马克思试图证明，固定资本（如机器、基础设施、集体知识和科学）的积累可能会对流动资本产生深远的副作用（除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正如汤普森和霍吉斯金所设想的那样，马克思在《大纲》中探讨了集体和技术知识的增长可能会削弱资本的主导地位的假设。通过对相对剩余价值的现实计算，《大纲》中的乌托邦热情在《资本论》中被重新吸收，作为机械的衡量标准和知识价值的隐性衡量标准。

六、总体工人的崛起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机械问题的回答是，将一个扩展的社会角色——总体工人（Gesamtarbeiter）置于工业舞台的中心，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它是一个拥有蒸汽机的工程师。总体工人的形象取代了对发明者（个人脑力劳动）的个人崇拜，也取代了一般智力（集体脑力劳动）的观念。借助拜比吉的机器劳动理论，将机器解释为分工的体现，马克思断言总体工人是技术的真正政治发明者。《大纲》价值知识论的模棱两可的假设最终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智力在分工的后果中得到逻辑具体化。总体工人是一般智力的化身，更确切地说，是其机械化的化身。

马克思在《大纲》和《资本论》中都严格遵循拜比吉的机器劳动理论，但只有在后者中，他才利用了拜比吉的剩余劳动调制原理，这有助于马克思勾勒出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并衡量劳动和机器的生产率。马克思引用的拜比吉原理如下：

因为把工作分成许多种不同的操作，其中每种操作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技艺和体力，所以手工工场主能够准确地按照每种操作所需要的数量来购买体力和技艺。如果全部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那么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有足够的技艺来完成最细致的操作，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最繁重的操作。

马克思通过拜比吉原则来恢复总体工人的身份（现在是分工的主要参与者），从而扭转了“制造商主人”（the master manufacturer）的神秘化。总体工人获得了超级有机体的特征：

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备这些素质。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

在马克思的语言中，总体工人变成了“机器的物品”“社会机制”“集体工作的有机体”。生动的机械隐喻伴随着作为总体工人的一般智力的转世。可以从《资本论》的字里行间解读赛博格的史前史：“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

“机器论片断”不仅强调知识和科学日益增长的经济作用，还强调社会合作的作用，即超越工厂系统的社会关系一般机制的作用日益增加。在类似于在工厂内产生总体工人（Gesamtarbeiter）的运动中，马克思在大纲中将“社会个体……作为未来社会的生产和财富的伟大基石”：

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

看来，随着一般智力向总体工人的转变，马克思放弃了知识作为固定资本的过度生产而导致资本主义内爆的预测。资本主义将不再因知识的积累而崩溃，因为知识本身有助于新机器加剧剩余价值的提取。迈克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指出，在《资本论》中，在处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可以找到对“机器论片断”的隐含批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似乎运用了拜比吉的剩余劳动调节原理来设计一种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它承认资本主义维持均衡剥削的能力。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剩余价值不仅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和材料成本来增加，还可以通过提高一般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也就是说，通过重新设计分工和机器。如果按照拜比吉的原理，分工是一种调节技能制度的工具，因此根据技能来调节不同的工资制度，那么分工就变成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调节。作为劳动分工的体现，机器随后成为约束劳动和调节相对剩余价值提取的装置。在拜比吉的设想中，机器成为计算引擎——在这种情况下，它也是测量剩余价值的工具。

七、机器是一种社会关系，而非物

在20世纪，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可能是第一个重新发现拜比吉在计算方面的开创性实验及其对马克思分工理论的影响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读过汤普森、霍吉斯金和拜比吉，但从未使用过脑力劳动概念，可能是为了避免支持熟练工匠的劳工贵族作为独立于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对马克思来说，劳动永远是集体的：没有一种个人劳动比其他劳动更有声望，因此，脑力劳动永远是普遍的。根据定义，大脑是社会性的。马克思所持有的不是像汤普森和霍吉斯金那样把有意识的活动放在首位的劳动知识理论，而是坚持一种承认社会、分布式、自发和无意识劳动形式的认知重要性的劳动知识理论。智能来自工人简单手势和微观决策的抽象组合，甚至是无意识的抽象组合。在一般智力研究和技术史中，这些是集体智慧和无意识合作的中间世界，最终是拜比吉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范式，以克服黑格尔的精神观念，并将知识、科学和一般智力融入生产。

正如已经强调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区别消失了，因为从资本的抽象观点来看，所有雇佣劳动都毫无区别地产生剩余价值。所有的劳动都是抽象劳动。然而，规范劳动价值论的抽象资本之眼使用了一种特定的工具来衡量劳动：时钟。通过这种方式，看似普遍的法则必须处理非常平凡的技术的指标：时钟不是通用的。机器可以强加除时间之外的劳动指标，就像最近在社交数据分析中发生的那样。新仪器定义了新的科学领域，同样，它们在劳动本身发明之后定义了新的劳动领域。任何新机器都是空间、时间和社会关系的新配置，它投射出这些图表的新度量。在维多利亚时代，脑力劳动的计量方法只存在于萌芽状态。基本的知识计量经济学直到20世纪才出现第一个信息理论。本文的论点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没有解决知识和智力领域的度量标准，这必须在与机器设计的衔接和拜比吉原理中进行探索。

跟随布雷弗曼和谢弗的观点，我们可以补充说，拜比吉不仅提供了机器的劳动理论，而且还提供了机器智能的劳动理论。拜比吉的计算引擎（那个时代的“智能机器”）是工厂主分析眼光的实现以及边沁圆形监狱的复制，它们同时是监视和测量劳动的工具。正是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应该考虑并将其应用于人工智能及其政治批判的时代，尽管这个时代的两极分化得到扭转，我们依然需要宣称计算基础设施是共同劳动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