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马克思主义在法国

——托尼·昂得莱尼教授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法〕T.昂德莱尼/文 王晓升/译

第一部分 对现状的说明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大批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加入共产党。那个时候,它有抵抗纳粹入侵的光荣历史,有苏联胜利的荣耀,更重要的是,它坚定地深入工人阶级之中。其他一些人,如萨特、西蒙·波伏娃是它的“同路人”,当然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则与它保持距离(比如阿尔伯特·加缪,梅洛-庞蒂)。自由主义者也毫不避讳地讨论这个主题。雷蒙·阿隆对于马克思主义非常了解,却把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在批判马克思主义上(他与他昔日的同学萨特的争论,是他学术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但是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关系迅速恶化了,特别是在苏联入侵匈牙利之后。许多人脱党,并在此后成为反共分子。大多数共产党员认为共产党的领导是工人阶级和工会的出路,他们怀疑知识分子,而只是想利用他们。最后,一系列的把共产党的领导者排除出去的活动激怒或者阻止许多优秀的共产主义的志愿者。尽管如此,共产党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中心,特别是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内部。一些与托洛茨基主义结盟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小组和野蛮人哲学家Cornelius Castoriadis与Daniel Mothe, Jean Fran ois Lyootard, Claude Lefort等于1949年建立。后两者后来拒绝马克思主义。这个小组于1966年自动解散。的小组中的那些人,建立了其他一些流派。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

60年代末,法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特别是,人们指责它重复了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我应该指出,像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中的“去斯大林化”以及对他的罪行和个人迷信的谴责一样,法国共产党也经历了非常恶劣的“去斯大林化”。)。1968年的学生运动非常需要马克思主义,并使共产党成为意识形态上的反对派。许多作品都依赖于托洛茨基、毛泽东和格瓦拉(此人系阿根廷人,在古巴发动革命,后到玻利维亚)。在纯粹的理论层面上,也有一批知识分子并没有脱离法国共产党。但他们对它保持批判的态度。此外,他们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在阿尔都塞的推动下,形成了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阿尔都塞已经成为这个学派的思想导师。最出名的是Etienne Balibar和Roger Establet, Pierre Macherey。但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如Lucien Seve和Henry Lefebre反对阿尔都塞的反人道主义。Henry Lefebre是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的著作的原创性和多样性标志着全新的一代出现了。毫无疑问这个学派是最辉煌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学派。它不仅在国外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且,引起了巨大的争论。(特别是,盎格鲁·萨克逊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它相对立。目前,这个流派由哲学家埃尔斯特和科亨,经济学家罗默和社会学家赖特组成。)知识分子的这场巨大的理论骚动,尽管今天已经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却产生了重要的结果,并且与欧洲的政治气候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法国和意大利的政治气候联系在一起(法国的工薪阶层的大罢工,接着是一系列的工人抗争,意大利的“五月风暴”,极左派所引导的社会暴力抗争)。在这里,我应该指出一个经济学派的诞生。这个学派既从马克思主义,也从凯恩斯主义那里吸取了某些东西,并且在国外广泛传播,这就是“调控学派”在法国,调控学派有多个分支。这个学派的主流包括Michel Aglietta, Robert Boyer, Alain Lipietz和Bruno Theret,用Alain Lipietz的话说,这个“反阿尔都塞的后代”理解了结构主义的长处,在保留它的成果的同时,又加入了主体性和个人策略方面因素。在反对新古典主义理论家的同时,他们强调制度及其调节作用。它取得了长期的成功。这在于其中的一系列概念(如积累制度、调节模式、工资关系、“福特主义”等)在经济上具有可操作的特点,并唤起了具体的社会学研究,比如像Benjamin Coriat。随着这个学派的破裂,它的坚持者选择了一条相反的研究道路(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成立了约定学派(l’école des Conventions)(Olivier Favereau, Andre Orlean, Robert Salais, Luc Thevnot和Luc Beltanski)。这个学派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概念(协调的规则,行动者之间模拟的冲突,集体见习,效率和公平)的基础上,而又不抛弃马克思主义遗产中的某些方面(特别是经济关系中的不公正的主题)。这种变换与世界市场力量的,特别是资本(他们对货币以及金融市场的功能特别感兴趣)市场力量的上升相适应。

图:五月风暴

另一种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趋势是把一系列的理论概念用到处于危机中的社会主义经济(Jaques Sapir 和Bernard Chavace)。今天年轻的经济学家仍然使用这些管理主义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返回马克思。

8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面临重大挑战的年代。特别诡谲的是,在这个时代左派占据了统治地位。知识分子的讨论处于一种被放逐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被指责为一切悲剧的起源,特别是被一些“新哲学家”。Bernard Henri Levy和Andre Gucksman是最中立的(Mediatise)。攻击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的专长。许多知识分子改变了自己的信仰,他们此后蔑视或者诋毁自己从前的信念。在60年代末期,马克思主义曾经一度在大学里获得了生存权利,并且招募很多教师,接着学生也爆满(增加十倍)。而现在马克思主义却被驱逐了。要通过论文或者在大学里当老师,就绝不能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研究课题——至少要走迂回的道路(某某人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用某种东西,要掩盖在其他人的观点中)。对于像我这样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就像穿越沙漠一样:我们(有一定影响的人)还可以上课,但是发表文章越来越困难。虽然这些年研究还在继续,但是这种研究已经转向对于基本概念的重新考察,转向尝试性地把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出现的理论贡献或者其他一些理论与自由主义批判结合起来,或者转向思考一些被马克思主义多多少少忽视了的问题,比如,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彻底消失了。这种几乎是地下进行的研究只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这个工作首先由哲学知识的研究者来完成,比如像Georges Labica(他指导编写了《马克思主义批判词典》法国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Andre Tosel, Jacque Bidet, Maurice Godelier, Etienne Balibar和Tony Andreani。直到90年代初,媒介才发表某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或者文献(常常大多是关于马克思本人的),而且相隔很久。这些文献大多是以否定的口吻。在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后果的作用下,特别是在社会斗争复苏的过程中(1995年秋天所爆发的大规模的社会运动是对新自由主义阵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反抗,在15年的挫折和失望之后,社会早该有这种政治上的反叛了),这种状况到90年代中期就略有改观。直到90年代末期,巨大的反全球化的浪潮出现了,今天所说的另一种全球化运动使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现实性。

在简单地回顾了历史之后,我想对现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1. 关于理论研究

我们大概可以区分三种趋势。第一种趋势是重新恢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这既与“马克思学”的研究有关,特别是与马克思有关,当然也与这个传统中的其他的某些大学者有关(特别是卢卡奇和法兰克福学派),也与人们尝试性地把马克思提出的那些概念用于当前的主题,特别是经济的主题之上有关。第二种趋势是,人们提出修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在修正它的基本概念的同时,也把它们与其他理论的成果结合起来,扩大这些基本概念,弥补其中的断裂和沉默。第三种趋势,我把它称为综合的趋势。这就是不再仅限于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从马克思主义借用一些观点或者问题(例如阶级的观念或者异化的观念),并从其他理论(比如在哲学上,从哈贝马斯、福柯和罗尔斯这样的著作家那里)中吸取许多东西。因此,很难把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相对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理论整体。

图:法兰克福学派

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研究领域,我认为首先是经济学领域(比如,国际马克思主义大会上,专注于经济学的人数可以证明这一点)。仅就我所熟悉的那些作家来说,我在这里要引出大名的有:Gerard Dumenil和Dominique Levy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个世纪的美国经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和《危机和危机的出路——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和无序》(法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的作者。,Franois Chenais该作者的主要作品是《资本的全球化》(希罗斯出版社1997年版)。, Michel Husson人们记得在他的许多作品中有《资本的不幸》(希罗斯出版社1996年版)。, Issac Johsua他是《1929危机》和《大转折——对资本未来的追问》的作者,法国大学出版社。, Jean Marie Harribey 《可持续发展》,Economica(杂志名——译者), 1998。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许多杂志上也出现他们的名字。这些研究基本上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至于调控学派的理论家们,他们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并否认一切社会主义的向度。

其次的一个研究领域无疑是社会学。这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偏好的一个领域。这个领域保持这样一个传统,这就是以多多少少谨慎的方式,或许还充满了矛盾,而与一种活跃的并在大学里获得了权力的社会学流派默默地发生联系。这个流派运用布尔迪厄的概念(当前的社会学理论,更多借助于马克斯·韦伯的理论,而不是马克思的理论。这个理论从其整个“视野”来说是一种关于控制的机制和形式的理论,)。在像Jean Lojkine, Pierre CoursSalies, Rene Mouriaux, Robert Castel这样的学术前辈周围,人们可以发现一批年轻的研究者。他们对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比较青睐(比如Michel Vakaloulis),或者仅仅参照这些概念(比如,Stephane Beaud对于个人阶级的概念)。但是,他们的声音很难被人们听到。因为,在这个学科中,自由主义或者盎格鲁·萨克逊思想灵感控制着主导趋势,它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个人主义方法、利益的计算)用于社会领域。

图:马克斯·韦伯

第三个领域就是哲学。除了仍然继续他们的工作的某些前辈学者(Georges Labica, Jacques Bidet, Andre Tosel, Lucien Seve)以及新一代的研究者,像Yvon Quiniou和Denis Collin(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道德方面的许多重要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之外,还有一些年轻人也接过火炬。这大概有10来个人(其中包括Eustache Kouvelakis, Emmanuel Renault, Isabelle Garo)。我们也可以把他们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或者那个流派联系起来。当然,人们也可以把一些评论家如Daniel Bensaid和Henri Maler放在哲学阵营中。

第四个领域是政治学领域。除了某些著作如《马克思学》(我所想到的是Jacques Texier和Antoine Artous),大多数作品都强调政治干预或者时局分析,而后者非常多(人们在我马上要提到的那些杂志上会看到)。

在其他领域,马克思主义非常微弱,或者是作为陪衬而出现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Jean Vilar, Georges Duby, Fernand Braudel)的历史学的巨大传统已经衰落,而人类学(Emamanuel Terray, Claude Meillasoux, Maurice Godlier)的传统也是如此。非常遗憾,然而又是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居然是历史研究本身放弃了年鉴学派所追求的历史编撰学(一种方法、精神和用法的研究)的目标。在法学研究中并不存在马克思主义,除了少数例外(特别是国际法研究的专家,如Robert Charvin或者Monique Chemillier Gendreau)。在文化领域中,也几乎没有出现,也绝没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些著作实际上继续引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东西),但是,在生态学领域中(特别要归功于Jean Marie Harribey),特别是在女性主义的研究中(主要是Christine Delphy)还存在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后者保持着社会学的向度。

总之,在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重新浮现出来,但是仍然非常有限,而且还是秘而不宣地进行。因为,媒体仍然对它相当敌视。

2.媒体的拒绝

如果人们浏览一下那些可以发表马克思主义或者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作家的媒体,那么人们很快就会看完。在大型的出版物中,只有《人道日报》(L’Humanité)(处于极度财政困难之中,有接近4万读者)和《外交世界》(Le Monde diplomatique)月刊(大概有30万读者)发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电视上也有一些孤立的报道。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大型的学术媒体上发表文章。幸运的是,这几年有了互联网,各种不同的异端邪说(我是指那些脱离“唯一思想”模式的东西)终于找到了表达和交流思想的概括空间。多亏了互联网,在2004年7月的欧洲宪法的公投中,“极左派”尽管占少数,尽管受到了媒体(这些媒体至少90%赞同欧洲宪法)的排挤,但是还是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我看来,这也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在三角地区的第一个失败。

3.图书杂志中的马克思主义

对于(在资本主义大集团的蚕食下今天仍然留存下来的)所有大的出版社来说,出版马克思主义没有利润。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没有时代气息,也卖不出去(或不能非常快地卖出去)。在那些手工艺的小出版社,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一席之地的。这些小出版社借助于当前的编辑和印刷技术使成本最小化,并从而得以生存。举例来说,有一些是从以前的社会上的出版社(共产党的出版社)发展而来的出版社,如《争议》(La dispute)或者《红色时代》(Le temps des cerises), 其他一些则从托洛茨基主义发展而来,如《搭配》(Syllepse)(它主要编辑出版哥白尼基金会的文献)。除了受到赞助的出版社之外,也有一些完全反对资本主义的,比如像《末日》(Agonie),《猫》(Félin)或者《工作室》(L’atelier)。人们会发现哈麦丹出版社(Edition Harmattan)出版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是一个有创见的企业,它帮助很多科学研究,用很少的资金来出版其成果(每年有数千种之多)。这些出版社的困难是发行的问题。因为发行网络被少数大的出版集团垄断了。我还想说一个例外情况:法国大学出版社(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事实上这是一个私人出版社),保留了一个很小的部门,出版定期会议文集《现实冲突中的马克思》(Actuel Marx Confrontation)。

至于杂志方面情况要好多了。许多杂志发表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的文章。其中最理论性的是《现实的马克思》(Actuel Marx)。两年一期,已经有37期。还有许多政治文化方面的杂志,一般来说,都是季刊。其中的某些与马克思主义有一点联系(比如,《思想》(La Pensée),《国际研究》(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出路》(Issue),《人和社会》(L’homme et la société),《批判的乌托邦》(Utopie critique),《共产主义批判》(Critique communiste),《不合时宜》(Contretemps))。其他杂志(比如,《运动》Mouvement,《乌合之众》Multitudes,《历史备忘录》Les Cahiers d’histoire)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要远一些。这些杂志的发行量很少超过1000册。杂志《关注》(Regard)是月刊,更多地指向现实,但是却是面向共产主义活动分子的。

4.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和工会

首先,有一些与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协会。其中最活跃的协会(当前在财政上处于极大困难)是“马克思天地”学会。它组织了非常多的学术会议,并且领导一些工作小组。在共产党“转变”航向的过程中,那些曾经一度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的成员,公开地为各种不同的趋势辩护,以至于人们可以把他们说成是折中主义。《社会运动瞭望台》(L’Omos)固定地出版一些小册子。这些记录了这些工作小组的讨论。最近,“伽不列·佩里基金会”(La Fondation Gabriel Péri)成立了。像所有的基金会一样,它可以得到政府的补贴。

另外一个学会是“Attac”。这主要是一个反全球化运动的学会。这个运动深深地扎根于法国(大概有4万成员,按照法国的标准,这是非常可观的),当然也在其它国家产生影响。在整个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中,这个学会有一点西班牙的色彩,其中包括了许多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斗士。这个学会也给他们提供一些科学上的建议。

还有一个学会是“Copernic”。它纯粹是反资本主义的,但是很小。它的目标基本上是要构造一个“综合的音符”,特别是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综合。它所针对的是工会和学会的活动分子。

后两个学会在反对欧洲宪法的斗争中发挥了发动机的作用(数百个“说不委员会”在法国被组织起来)。

在工会方面,其力量已经相当微弱(大概有9%的工薪阶层是工会会员,并集中在公共部门),其中只有两个工会和马克思主义有关:CGT(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和工人力量(Force ouvrière)。前者已经独立于共产党,而后者仍然受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影响(CFDT即全国教育工会,更接近于社会主义党,并和社会自由主义结合起来)。正是这些工会的下层被最充分地调动起来,并反对欧洲宪法,在近20年中,它们终于有机会遏制了新自由主义政治。

5.马克思主义与左派政党

共产党是唯一的保留了明显的马克思主义标记的大党(在选举方面,它非常脆弱,特别是在最近的一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但是仍然拥有数万的支持者,尤其是老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很难使共产党在理论上结合起来。在不同的趋势和争议中,马克思主义分崩离析。这里存在着从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组到社会民主派别之间的差别。其中前者拥有小报和互联网,而后者可以说是受到了现代主义,一种激进的现代主义的影响。在政治讨论的层面上,人们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从而有更多的人聆听他们的观点,并表明,他们是用“政治上中立的语言”来陈述的(比如,人们不再说无产阶级,也不说工人,而说工薪阶层或者人,人们不再说剥削,而是说不公正)。共产党已经与社会党保持距离,甚至加入了若斯潘(Jospin)左翼联盟政府(1997—2002)。这却导致了这个政府的破产。如果政府保持与极左派的联系,特别是在欧盟宪法公投的运动中保持与左派的联系,它就要依赖于社会党。如果要保留那些选举出来的人,那么它就应该更新选举联盟与社会党的关系。

极左派非常明确地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几乎其中所有的人也同样非常明确地坚决忠实于托洛茨基主义。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三个主要组织:“工人斗争”(Lutte Ouvrière)、“工人党”(Le Parti des Travailleurs)和革命的共产主义联盟(La Ligue Communiste Révolutionnaire)。“工人斗争”从不属于第四国际,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集团,但是它却通过它的热情[Arlette Laguiller(这个小集团的领袖——译注)仍然为人们所熟知,30年来他都参加了总统竞选],通过它每年一度的聚会以及具有经典特征的马克思主义的讨论而深深地扎根在工人之中。“工人党”也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集团,它适应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趋势,也脱离了第四国际。其策略是打入社会党内部和“工人力量”工会内部。革命的共产主义联盟是第四国际的法国支部。其成员常常是出生于小资产阶级家庭的年轻人。它无疑出现在知识分子中,并与抗拒全球化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三个组织人数并不很多(其中每个组织至多有2000或者3000支持者),但是却非常活跃。尽管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讨厌社会党或者不愿意与社会党合作。

变化最明显的是社会党。自从图尔代表大会(Le Congrès de Tours)(1920)之后,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发生了分裂,并导致共产党的诞生。它传统上是改革派,并且反对共产主义。但是,在1981年之前,它一直保持强烈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而与欧洲的其他的社会民主党区分开来。尽管它的政治纲领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的,但是这些社会民主党没有一个与它有联系,或者干脆与它决裂(在1959年巴德——歌德斯堡代表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在80年代,它逐步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凯恩斯主义疏远开来。这不仅仅是一个与资本主义的决裂或者与“改变生活”(1972年的纲领的名称)的决裂。今天看来,1980年的社会主义纲领,就其后来的倾向而言,似乎像一个左派的纲领。在影响整个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中,在新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作用下,社会党在一种社会自由主义的旗号下越来越倾向于自由主义。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个政党是由中层或者上层阶级组成的,事实上也没有更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在工人和雇员(其中最幸运的人投票支持右翼政党,而那些最不幸的人则常常试图在极右势力中寻求庇护)中也没有多少追随者。在1951年,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在其支持者中有35%的工人,25年后,其比例不到10%。今天,这个比例仍然在下降。另一方面,尽管它仍然有许多支持者(大概有13万),但它主要是一个选举机器。直到现在,情况仍然如此。在2002年的总统选举中,社会党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就被陶汰,选民们如此不满以至引发了严重的内部危机。这个内部危机在欧洲宪法的公投中又进一步恶化。当前,该党分化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占大多数的社会自由主义者。在赢得了党内选举之后,却在全国的选举中失败。另一部分是更加偏左的派别。下一届议会将决定社会党的出路:少数派也可能变成多数派,或者它也可能像我们的邻居德国社会民主党那样,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出现分裂。无论怎样,最近一段时间,“第一左派”和“第二左派”之间的冲突已经出现,尽管是潜在的。前者仍然吸收了凯恩斯主义以及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而后者自70年代末以来,适应了资本主义。

图:法国社会党

绿党和马克思主义关系比较复杂。其中的某些成员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领域,但是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同时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问题上没有说过什么东西,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完全陷入了最具破坏力的生产主义之中。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人们所能做的是,使它留出一些空间(“第三部门”)并调控这个部门。按照现在的情况来看,绿党已经认识到了一种与社会党相似的危机。

为了多多少少完备一些,我们还要强调,在法国还有一些政党,既没有名副其实的机构,也没有在选举中出现(如果人们把让-皮埃尔·舍费蒙的小小的《市民运动》即后来的《共和和市民运动》排除在外的话),他们自称是共和主义,一般来说,他们也是左派。在这些党派中也有马克思主义者在其中。

第二部分 某些因素的分析

我们如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的衰落呢?或者由于某种历史原因,马克思主义曾经有显著的地位,我们如何解释如今的衰落呢?这里有一些客观的解释,但是仍然不是很充分。

1. 它的社会基础是有限的。在劳动人口(今天大概有四分之一)中,工人的比例已经下降,特别是工人阶层自身发生了分化和分裂。虽然就业人口的比例增加了,他们也无产阶级化了,但是被统治阶级仍然在数量上相对固定(大概占劳动人口的60%左右)。如果那些左派政党(特别是共产党)早点明白地调整他们的言论和纲领,那么他们早就会守护好他们的社会基础。相反,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人数急剧增加(大概占劳动人口的30%)。不过,在60、70年代,这个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主题非常敏锐,因为这些人主要扎根在公共领域(正是他们构成了社会党的主要竞选的拥护者)。随着私有化的进程,其中的许多“干部”大量进入私人领域,并参与资本主义的经营活动(以“参与经营”的形式)。他们也很少使用请yuan的方式。于是,他们常常被说成是右派。但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这些“新的小资产阶级”的状况在恶化。在人们心目中,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和拿着固定工资并用他们的赋税支撑着一个大党的多数人之间的差别在不断地增长。左派应该努力重新争取这个阶级中的大多数派别,并对生态问题和新的全球化(Altermondialiste)保持警觉。

2. 那些“干部”也开始失业,于是他们必须严肃地思考他们的行为举止,这也促使每个人谨言慎行(在法国人们非常宽容),注意个人的行动策略(即“知道什么是可为的”)。在法国,当前存在着一种幻想破灭的悲观主义氛围,这与繁荣的30年代的奋进的冲力形成对照。工作的不稳定性总是在同样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然而重新从诸多不同方面进行讨论仍然受到了欢迎。

3. 传媒系统对人的精神产生了一种控制的作用。借助于媒体的扩张,借助于资本的集中,借助于对公共领域的控制,类似于专业词汇的东西在这里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些媒体通常是由以前的左派建立起来的,特别是那些60、70年代的毛主义者建立起来的。与那些为了获得成功,而放弃自己的信仰的人相比,这些人更加危险。有趣的是,我们注意到,最热衷于保守主义的理论家通常是以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已经注意到了要反思自己以往的宗派主义,并且始终进行自我辩护。

4. 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一种可以称为大众个人主义的现象。它关注劳动力市场的走向,根除社会整合的要素,推动一切领域的商品化,并在精巧推销技术的帮助下促进个人消费。人们开始厌倦了被当作推销的靶子。但是这个无节制的消费社会的分解力量仍然在积聚着。

这里所提出的是几个客观因素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不再流行。但是在我看来仍然不充分。我们还要提出一些具有主观或者意识形态特征的因素。

(1)在法国,马克思主义除了在那些激进分子那里之外,并没有重新返回到自己原来的身份,至少在观念上没有返回到苏联的社会主义。应该强调的是,法国共产党由始至终都捍卫苏维埃体系。当苏联崩溃的时候,其欧洲的盟友的政权也崩溃了。当社会主义让位于野蛮资本主义复辟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形象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社会党的意识形态满足于这样的思想:社会主义是个死胡同,而资本主义理所当然地在这个党取得了统治地位。

图:苏联解体

(2)法国共产党非常难于消除它的宗派主义的形象。这种宗派主义是在1968年危机中带到党内的。而在80年代的转折关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当时它明显地为苏联入侵阿富汗辩护)。就在那个时候,它失去了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党员。他们或者被靠边站,或者做无谓的“改革”努力,或者重新回到他们的象牙塔之中。1995年,它试图进行某种“转变”,这又使它失去了意识形态的标记,并造成了巨大的混乱。尽管它在观念上得到同情,但是它同时却失去了人们的信任。

(3)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已经过去了(我个人一直认为,它处于危机之中),但是,由于它对于新的“社会运动”置若罔闻,这种危机仍然在加剧。生态学的众多主题并没有受到重视,马克思主义把大量的时间放在整合这些主题上(尽管人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那里也有这类的思考)。传统上,男女平等观的支持者、马克思主义的运动的成员忽视了与性别有关的特殊问题,而只是从社会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4)当代马克思主义对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束手无策。因为马克思在这方面也没有提供多少重要的东西。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也忽视了这个问题。他们常常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所关心的东西,并认为新人的出现已经克服了这个困难。这些新人放弃了利己主义倾向,并奉献于集体。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没有能够进行心理分析上的革命,也缺乏对于尼采思想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那种个人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再与社会同步了,而个人主义却不断取得进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从个人的利益及其要素出发试图重新思考社会,但是它却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来分析个人利益,而且也歪曲了其思想实质。所有这些都可以解释像米歇尔·福科(以他的微观权力的概念)以及吉尔·德勒兹这样的思想家所产生的吸引力。

(5)传统上,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框架是一种正义社会的框架。它并没有就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什么重要的思想。相反,英美国家的正义理论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他们强调了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最后马克思主义在道德问题上乏新可陈,而只是从道德是反映社会关系的观点出发,并丧失了普遍主义的视野。这却成为现实怨恨中的核心。在人权理论领域中,马克思曾经发现资产阶级形式主义中所包含的阶级利益。然而由于在这个领域中,不仅存在着政治问题,而且还存在着道德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在这里也软弱无力。

最后,或许整个马克思主义都为缺乏一个乌托邦而烦恼,因为不再有可以参考的现实的模式了。苏联的模式已经消亡,古巴也不再是一个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也被蒙上了南斯拉夫解体以及各共和国与其中的少数民族之间所爆发的战争的阴影。至于中国,人们也没有兴趣(这表明西方人对中国仍然存在着许多误解——译者)。

这些因素使我们了解,马克思主义在像法国这样的地方要找回它的听众并具有感染知识分子的力量,仍然面临着难于克服的困难。当然,法国本来比美国或者欧洲其他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做到这一点。金融资本主义所引发的剥削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让人回想起19世纪所存在的状况。从这个尺度上说,客观条件还远非很不顺利。在理论层面上,马克思主义应该重新成为巨大的工场:它应该重新加工它的固有概念,向其他理论借用一些东西,比如,那些可以弥补它自己的弱点的东西和最初的空隙,以及那些能够帮助它现实化的东西——而不是那种折中主义的东西。这种东西使它失去了理论上的严肃性和尖锐性。在政治层面上,它毫无规划:它应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特别是在普遍原则方面,但是也要思考具体的条件的变化,这种条件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他同样也应该构想一种过渡的计划并重新思考阶级联盟的问题。

(文中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