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周嘉昕|“物象化”、“物化”还是“对象化”?—从思想史和马克思文本出发的理论选择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物化”是一个颇为引人关注的概念。特别是在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相比较的意义上,对于“物化”的追问更是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不断深化的重要动力。近年来,随着马克思文本研究的推进和现代思想史语境的进一步廓清,围绕“物化”概念出现了一系列具有开拓性和创新价值的探索。同时,新的争论也在进行之中。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从马克思文本中不同“物化”术语的辨析出发,提出一种从“对象化”出发来诠释“物化”的理论建议,以期为更好地把握“物化”概念的科学内涵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本质投砾引珠。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马克思“物化”概念之所以引人关注,不外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缘由:一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的比较问题;二是“物象化”(Versachlichung,或译为“事物化”)同“物化”(Verdinglichung)这两个都可以翻译为“物化”的概念之间的辨析问题。而这两者又共同指向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界定。换言之,对于“物化”概念的科学说明本身是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回顾思想史,今天这一问题讨论的理论背景可以概括为这样三条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物化”问题的“发现”和阐发。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是《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提出的“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卢卡奇“物化”批判甫一面世,即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西方学界中引发了广泛反响。时至今日,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仍然构成了西方左翼思潮关注的焦点之一。不能回避的是,这一“物化”批判思路也包含自身的理论困境。正如该书《新版序言(1967)》中曾提到,“将异化等同于对象化”是一个“根本的和严重的错误”;虽然“物化现象与异化现象有着紧密联系,但无论在社会中还是在概念上,两者都不尽相同,而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这两个词却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卢卡奇,第19、20页)。如果说,这一自我批评主要是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马克思”的界划上进行的。那么,即便是回到卢卡奇所由以提出“物化”理论的马克思原初文本中去,还存在另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以下简称《商品》)中“价值形式”和“商品拜物教”部分,不仅并未出现“物化”(Verdinglichung)的说法,而且其分析也更多依赖于“物象”(Sache)范畴的探讨。

也正是在对“物化”、“异化”、“对象化”等概念的区分中,围绕另外一个“物化”,即“物象化”(Versachlichung)的概念,以广松涉为代表的日本“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提供一条解决上述问题的独特思路。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们可以把这种从‘早期马克思’到‘后期马克思’的世界观的结构的飞跃用‘从异化论的逻辑到物象化论的逻辑’这一熟语作为象征性的表达”(广松涉,2009年,第35页)。据其理解,“物象化”批判不仅体现在《资本论》的分析中,也体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以下简称《费尔巴哈》)历史唯物主义立场的设定之中。那么,唯物史观的内在发展和不同维度,就成为了困扰“物象化论”的另一个问题。上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论》中的辩证法问题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究的推进,“物化”(Verdinglichung)概念较之“物象化”论的重要性相应得以凸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日本学者平子友长关于“物象化”颠倒和“物化”再颠倒的研究(参见平子友长)。作为对广松涉的批判,客观上形成了一种从“异化”到“物象化”再到“物化”来理解马克思哲学方法演进的概念谱系。

第三条线索是更加复杂的中国语境中关于“异化”、“对象化”、“物化”和“物象化”等概念的讨论。上世纪80年代初,最先升温的是有关“异化”和“物化”的讨论。这是因为:首先是在反思传统斯大林教科书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转型的过程中,对“人”、“实践”等范畴理论意义的突出强调。其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相关思想资源的译介。再就是,随着《手稿》的再次出版以及《大纲》的翻译问世,“异化”和“物化”概念的讨论获得了直接的文本基础。只不过,这里的“物化”是一个相对含混的概念,在很多情况下对应的德文原文恰恰是“对象化”。对照《大纲》的新版翻译来看,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

毋庸讳言,在“异化”和“物化”讨论的升温中,实际包含一个理论上的挑战。这就是如何在释放马克思主义内在批判张力的同时,成功规避“人本主义”的逻辑陷阱。在特定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合理形态的探索、生存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开拓、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话题的转移等新时期的探索都可以看作是对这一挑战的回应。在此基础上,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异化”、“物象化”、“物化”等概念的关注和讨论,就并非一个简单的文本研究事件,而是三十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历史成果的凝结。其中蕴含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日本“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西方激进理论等多种思想资源的对话和融合。因此,这一研究中所形成的不同观点和争论,都是值得尊重和肯定的。然而,围绕这些概念是否还有我们“未曾到过的地方”呢?或者说,回到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史语境,我们是否可以找到某种更好地理解这些关键词的方式呢?  

马克思著作中的“物”

为了回答上述疑问,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对“物”的科学定义问题。而这也是国内学界近年来关注的一个焦点。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文本语境,在中文翻译中经常提及的“物”的说法,主要有“Material”、“Stoff”、“Sache”、“Ding”和“Gegenstand”五种。概括起来说,这五个术语又可以划分为这样三类:一、“Material”和“Stoff”,即“物质”或“质料”意义上的“物”,这也是“唯物主义”表述中的“物”的含义;二、“Sache”和“Ding”,即作为“物化”术语词干部分的“物”,这两个术语在马克思著作的中文译本中都被翻译为物,但又存在明显差异;三、“Gegenstand”,这样一个不是“物”的“物”,准确来说其含义是“对象”,但又经常被译作“物”。

可以肯定,“物质”或是“质料”意义上的“物”(Material, Stoff)这两个概念与本文所讨论的“物化”或“事物化”没有直接关联。就马克思常用“物质”或“质料”意义上的“唯物”来限定自己的探讨而言,意在强调他自己的研究是一种与唯心主义根本不同的“历史科学”。在具体的文本语境中,这类术语常常以“物质财富”、“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产”等形式出现。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也曾经提到“唯物主义历史观”(materialistischen Auffasfung der Geschite)的说法。同“物化”的分析直接相关的是“物象”(Sache)和“物”(Ding)这两个内在关联而又存在差异的“物”。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术语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使用非常频繁且常常混杂在一起,这就给翻译带来了一定的困难。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中文的翻译上,而且体现在英文的翻译上。这两个概念经常一同被译作“thing”,而“物象化”和“物化”也常常一同被不加区别地译为“reification”。

实际上,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那样,“物象”和“物”在不仅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而且在作为马克思思想资源的德国古典哲学语境中,都存在明显的差异。概言之,目前学界辨析“物象”和“物”这对范畴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康德“物自体”(Dingan sich)和黑格尔“事情(物象)自身”(Sacheselbst)的区别,以及黑格尔哲学内部从“感性确定性和知觉活动”向“自我意识”上升过程中“物”和“物象”的差别两个方面。有趣的是,关于马克思的“物化”概念,同样是从上述区别出发却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对于强调“物象化”概念重要性的学者来说,“物象”概念本身包含的“关系”维度,成为马克思清除一般唯物主义残余,摆脱直观“物性”(Dingheit)观念的一剂良方。而对于强调“物化”概念重要性的学者来说,“物象”概念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现实颠倒的第一层次,要全面理解资本拜物教批判必须不仅关注“物象化”,而且更要重视“物化”。

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本身,我们将发现:上述对立只是一种虚假的对立,至少在文献依据上,“物象”和“物”并未截然分开。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卢卡奇的例子那样,《商品》中“物象”和“物”,乃至“对象”经常混杂在一起使用,很难加以严格区分。同样,《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到“物化”概念的那段“著名的引言”,可能也是唯一的引言的下方,“物象化”的表述赫然在列。这就提醒我们:如果承认“物象化”和“物化”之间存在不同,那么这一差别的理论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否存在其他的思想史线索需要我们去发掘?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如果我们从构成德国古典哲学中所包含的法权学说出发,将“物象”放回“私有财产”关系中与“人格”(Person)相对应的位置。那么,“物象化”本身就是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bürgelicheGesellschaft)的表象。在马克思所批判的“庞大的商品堆积”中,“人”向“物”的颠倒,并非简单的“主体”(Subjekt)力量表现为“客体”(Objekt)的力量,而是“人格”关系表现为“物象”关系。而在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现实中,“物”同时以三种方式存在着:其一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这样一种“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Ding)”;其二是体现(交换)价值的货币这种“物”(Ding)或“特殊的物质(Materie)”;其三是资本生产过程(Prozess)中“以物(Ding)的形式出现”的“物质生产关系”。

简单说来,马克思著作中“物象化”和“物化”概念的用法可以概括为:在“财产关系”中“物象化”,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物化”。就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而言,无论是“物象化”还是“物化”都不足以单独构成对其方法论本质的标识。这是因为,除了上文提到的争论外,在文本和思想史考察中存在一个难以解释的“意外”,即“对象”(Gegenstand)和“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概念的幽灵般存在。一方面,基于《大纲》两个中译本的比较,“物化”与“对象化”在使用上很难严格区分,将若干语境中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译为“物化”并未消弭马克思的理论意图。另一方面,在马克思集中使用“物象”、“物”等术语的《商品》中,“对象”(Gegenstand)总是与二者如影随形,在中文语境中也被常常被翻译为“物”。其中,最典型的也是最让人感到混乱的莫过于《商品》中的这样一段表述:“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Wertgegenständlichkeit)这种物的形式(sachlicheForm);……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gegenständliche)性质,反映成这些物(Dinge)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Gegenständen)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1995年a,第89页)。  

幽灵般的“对象化”

结合上述引文的文本语境,马克思意在强调:在“价值形式”的规定下,劳动产品作为一种“物”反映了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即在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商品交换中成为一种“物象的”(sachlich)存在;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物象的形式”(sachlicheForm)中,劳动产品才成为抽象价值的“对象性”(gegenständlich)存在;而从直观或日常的角度来看,劳动产品或商品不过是“物”(Ding),只是这种“物”既“可感觉而又超感觉”。而劳动产品“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gespenstigeGegenständlichkeit),……这些物(Dinge),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同上,第51页)。

这就提醒我们:对于“物”的理解,不应仅限于探讨“什么是物”,而应进一步追问“怎样成为物(对象)”的问题。同样,对于“物化”,也就不应满足于从“物”的解释出发发现“物化”的秘密,而必须经过“什么对象化”和“对象化为什么”的思考走向“怎样对象化(物化)”的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象化”概念也是一种“幽灵般”的存在。考虑到“对象”概念本身在德国古典哲学语境中的复杂含义,以及马克思同黑格尔之间的微妙思想关系,以“对象化”为切入点,或可建构一条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形成及其本质的更为恰切的方法。

首先必须指出,与“物象化”和“物化”不同,“对象化”是一个贯穿马克思思想发展不同时期的概念。在不同方法论框架下,“对象化”以及与之直接关联的“对象”、“对象性”这些术语都有所提及,并承担了特定的理论功能。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大纲》和《资本论》这些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发展的关键文本。

《手稿》的核心范畴是“异化劳动”。但是与“异化”概念直接相关并构成马克思人本主义批判前提的是费尔巴哈的“对象”概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通过“主谓颠倒”将自己的批判标尺设定为“感性的”“对象性”的“人类”(Mensch)。在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手稿》进一步确认在“私有财产”条件下,“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异化”(Entfremdung)和“外化”(Entäußerung)。相应的,“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并且其“意识的对象的克服”不过是一种“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但在《手稿》中,马克思还提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即“在异化之内表现出来的关于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来占有对象性本质的见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1页)。这一细微转变本身既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有关,又与《提纲》中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存在密切关联。后者主要表现为“实践”(Praxis)、“对象性的活动”(gegenständlicheTätigkeit)的概念同以“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的“对象(Gegenstand)、现实(Wirklichkeit)、感性(Sinnlichkeit)”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33页)。

然而自《形态》开始到《大纲》之前,“对象化”一类术语并不多见。这既可以用马克思告别青年黑格尔派,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引发的话语系统的转变来加以说明,也可理解为:1846年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马克思的主要任务就是对一定的“对象性的活动”,即“生产方式”进行“实证”研究,进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运动中剖析“把人变成帽子”以及“把帽子变成了观念”的“现实的抽象”。透过这一理论棱镜,马克思关注的自然不再是“对象化”表现为“异化”,而是扬弃“抽象成为统治”的“物象化”的可能性。就马克思自己的表述而言,这一目标的实现显然是基于工业和资本的发展所产生的阶级对抗,而绝非从“物象”关系颠倒回“人格”交往关系中去。

作为同一主题的延续,《大纲》却又开始重新使用“对象化”一类的黑格尔式术语。甚至,与对资产阶级“财富”本质的批判相关,“对象化”的剖析构成了《大纲》逻辑展开的重要线索。马克思这样提到,“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的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Gegenstandes)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vergangene,vergegenständlichte Arbeit)”(《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页)。考虑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财富”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另一种命名,那么“对象化的劳动”本身就标示着对资本的内在批判。如果考虑到“财富”与“德性”、“劳动”与“教养”的关联,那么资本批判同时也预示着对“倒立着”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再发现。

在《货币章》中,马克思认为“任何生产都是个人的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ung)。但是,在货币(交换价值)上,个人的对象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对象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对象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äusserlich)。”(同上,第178-179页)可见,这里所理解的“对象化”除了直接的“主客体”间的“对象性”关系外,更加重要的是个人与个人之间通过对象(物)之间的关系而发生的另外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对象化”。在后者的意义上,佐之以《货币章》中“三大社会形态”讨论前后有关“个人”、“人格”(Person)、“物象”等范畴的讨论,我们有理由将这种在货币“物”(Ding)层面上发生的“对象化”理解为“物象化”。然而,这并非问题的全部。在《资本章》中,马克思指出“如果我们就资本最初表现出来的与劳动不同的方面来考察资本,那么资本……只是对象的存在(gegenständliches),……资本只是从它的内容来说——作为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e)劳动一般——才进入过程”(同上,第260页)。也就是说,在进入到“资本”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后,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对象”和交换过程中的“对象”,都成为一种更加神秘且同时可以被直观的物(Ding)。与此同时,“对象化劳动”反倒由“谓词”颠倒成为“主词”,把“劳动”和“对象”变为再生产自己的手段。同时,资本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规定性也隐藏在了自然“物”的背后。“在资本上,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即劳动的一切规定,也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同上,第210页)。

在这一过程中,由劳动的“对象化”产生但又掩盖了自身的“对象性”的“对象”(资本)成为一种统治一切的“现实的抽象”。在《<货币章>和<资本章>的增补》中,这一秘密是以令人费解的“青年马克思”式的话语被揭示出来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物的(gegenständlichen)条件即对象化劳动(vergegenständlichteArbeit),同活劳动相比必然增长”。“关键不在于对象化(Vergegenständlichtsein),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Entfremdt-, Entäussert-, Veräussertsein),在于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归巨大的对象[化]权力(vergegenständlichtenMacht)所有,这种对象[化]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43-244页)。

这样,“对象化”的幽灵性存在就不难理解了,无论商品形式分析中的“价值对象性”,还是资本生产批判中的“对象”、“对象性”、“对象化”,这些概念并不具备固定的“所指”,而只是结合马克思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解剖或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分析的“一定的”环节才具有了“一定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认真阅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开头部分,无论是1859年由“论交换价值的那一篇”调整而来的《商品》,还是历经多次修订补充的《资本论》第一章,“物”、“物象”、“对象”等不同术语的切换就不是一件随意的事情,而是如电影中的蒙太奇般激发着我们对“物”本身的秘密,以及“物”背后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本质的追问。  

“对象化”与历史唯物主义

综上所述,就“物化”这样一个在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研究中充满争议的问题而言,“物象化”和“物化”概念虽然从不同角度出发提供了解决问题,并准确界定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论参照,但回到马克思的理论探索之中,除了对“物象”、“物”,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范畴进行必要的文本考察外,还需要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逻辑架构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在此过程中,“对象化”一类范畴的探讨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究其缘由,这一探索必须跳出直接的概念定义,结合不同文本的思想语境和逻辑方法,及其特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向,去追问本身也是作为一种“物”性存在的术语范畴如何获得运用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具体到《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的揭示,“对象化”一类概念的使用方式可以简单概括为:

其一,“对象”和“对象化”本身在以私有财产为前提和交换价值生产为导向的社会关系中,不仅具有直接生产过程中劳动主体对客体的“塑形”(Formierung)关系,而且包含主体之间以“物象”关系为基础的“交往”(Verkehr)关系。但这种与“塑形”相对应的“交往”本身同时又表现为“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已经隐含在费希特的“对象化”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之中。结合政治经济学关于“劳动”的讨论,内蕴于这一“对象”关系之中的“物象化”概念构成了进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辩证法颠倒的理论入口。其二,“物象化”概念并非“对象化”一类范畴使用的全部,在“塑形”和“交往”的基础上,“对象化的劳动”或“过去的劳动”不仅成为一种独立的、外在于个人主体的“自在”存在,而且成为一种统治具体个体的“自为”存在。作为“物象”关系的中介,“货币”本身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抽象规定,但作为“物”成为财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也是马克思认为“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并将黑格尔称为“私有财产的神秘主义者”的原因。其三,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对象化的劳动”或“积累的劳动”,或者说作为一般“财富”的资本,将“活劳动”作为自身增殖的工具。与此同时,“死劳动”却表现为“活劳动”的“对象”。也就是说,资本隐藏了自身的“形式”规定性,纯然成为一种物质“内容”,作为“物”与“活劳动”直接结合。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就是这种“对象化的劳动”作为“对象”的变形记,“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马克思,1995b,第940页)。

最后,作为对“物化”和历史唯物主义讨论的思考与回应,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毋庸置疑,“物象化”和“物化”概念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对“对象化”的追踪不过是解决当前争论的一种尝试性探索而已。只是在“物象”、“物”、“对象”等概念的辨析中,阿多诺的感叹言犹在耳:“哲学使我们知道了这一点,……概念即使在涉及存在的事物时也是概念,但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概念本身是和一个非概念的整体纠缠在一起的。唯一使它同这个整体相分离的东西是它的物化(Verdinglichung)——那种把它当作概念而确立起来的东西”(阿多诺,第10-11页)。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2012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2002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1998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2002年,人民出版社。

阿多诺,1993年:《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

广松涉,2009年:《唯物史观的原像》,邓习议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卢卡奇,1996年:《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1995年a:《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95年b:《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平子友长,2012年:《物象化与物化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李乾坤译,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哲学系)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