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杨乔喻|交往:悬设类本质的赫斯与步入现实的马克思

赫斯与马克思所运用的“交往 (Verkehr) ”并不是一个传统哲学中的概念。在德文中, Verkehr是一个有着多重含义的常用名词, 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联系, 从生理上的交合、物质层面上的交换到语言和精神上的交流, 其间包括了人与人打交道的所有方式与范围;在这一基本含义之上, 还引申出将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大大缩减的交通。正是伴随着18到19世纪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蓬勃发展, “交往”一词真正开始进入德国哲学家的视野。惊叹于经济剧增的德国哲学家们, 与所有居住在欧洲大陆的普通人一样, 看到的首先并不是手工业工场内部生产组织方式和工具的变革, 而是大批的船队满载着为人们生活提供所有舒适与便利的货物, 航行于欧洲各国以及各大陆之间。航运的发展与殖民地的开拓是现代经济的原动力, 人们在前所未有的广阔范围内进行的商业交换活动在直观上拥有了推动经济和生产力巨大发展的魔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通过“交通”与商业“交换”在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之间的“交往”, Verkehr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始成为德国哲学家们讨论的话题。

第一位将“交往 (Verkehr) ”作为一个重要概念纳入哲学讨论的德国人是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同路人赫斯。1843年的马克思已经开始批判黑格尔, 认识到国家与法都不能够仅仅通过精神的历史发展来解释, 其真正根基在于“市民社会”特别是现实的所有制关系。但是, 对现实的关注并没有将马克思直接引向经济学, 因为他还没有搞懂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为何只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才能得到最准确的诠释。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所进行的仍然是一般的社会政治批判, 而不是基于经济生活的现实批判。作为当时德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 赫斯在1842年将恩格斯领入共产主义, 并且先于马克思开始进入经济学, 其主要思想体现在他于1843年投稿到《德法年鉴》的那篇著名的《论货币的本质》 (Über das Geldwesen, 又译《论金钱的本质》) 。1交往概念正是在这里被第一次纳入到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哲学逻辑中。

赫斯在1842-1843年阅读了费尔巴哈, 并在同时期与马克思的接触中改变了对黑格尔一味否定的态度, 因此, 在接下来写作的《论货币的本质》中, 他以黑格尔-费尔巴哈式的颠倒逻辑与异化批判思想为基础, 论述了在现实的资产阶级“小商人世界中”, 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交往即共同活动如何通过货币这一中介颠倒、异化为利己主义的交往即商品交换。

在赫斯眼里, 交往即人们的共同活动, 是人在自然的生命存在意义上不可或缺的类本质。“正如地球的空气是地球的活动场一样, 人的交往则是人的活动场, 在这里单个的人实现、表现其生命或能力”, 交往与人的关系如同空气与身体的关系一样, 没有了前者, 后者无法生存。我们知道, 斯密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指出, 人性中存在着相互交换的倾向, 分工由此产生, 至于交换是否为人天然的本性, 并不是斯密等经济学家关心的问题, 而赫斯从哲学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角度出发, 将交往直接确定为人与生俱来的类本质。这显然是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从这种作为价值悬设的类本质交往出发, 赫斯就会发现世界中的被颠倒和异化的伪交往。赫斯说:“人与人的交往绝不是从人的本质中产生的, 这种交往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 而且它既是人的理论活动、人的现实的生命意义, 又是人的实践本质、人的现实的生命活动2。”并不是人的本质产生交往, 而是交往本身就是人的“现实的本质”, 用黑格尔的话说, 就是人的本质的现实化, 即本质的外化和异化。因此, 赫斯思想里作为“现实的本质”的交往实际上是异化的、利己主义的交往。他认为, 在今天的“小商人世界”中, “个体被提升为目的, 类被贬低为手段, 这是人的生活和自然生活的根本颠倒”2。颠倒 (动词umkehren和verkehren) 和交往 (名词Verkehr) 有着同样的词根kehr, 动词形式kehren是回转的意思, Verkehr是人与人相互间的回应, umkehren和verkehren则表示自身的翻转运动。而有趣的是, 颠倒的世界和人的生活与自然生活的颠倒恰恰就是现实的、异化的交往。赫斯并不是故意的, 这纯属一个巧合。

赫斯认为, 交往的异化和世界的颠倒是人类的形成史和发展史所必经的过程, “人的本质、人的交往, 正如任何本质一样, 是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许多斗争和毁灭而不断发展的。人类的个体的现实的本质即共同活动, 像一切现实的东西一样, 有一个发展史或发生史。”2这大有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影子。人们之所以在小贩社会中经历苦难, 是因为“人的生产能力首先必须受到训练, 人的本质必须得到发展”2。并且, 赫斯非常乐观地认为, 这一异化和颠倒的历史即将结束, 因为, “现在人的能力、人的本质发展到了过剩的程度”2, 工业的壮大需要为大量的产品寻求市场, 而生产的过剩和市场的有限必然引起危机。按照赫斯的预见, 这将是共产主义得以实现的契机3。看起来, 赫斯的共产主义理想似乎是从现实的经济分析中得出的历史发展的必然, 然而, 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赫斯所预见的人类历史向共产主义的必然发展并不是从现实的社会矛盾分析中得出的, 他至多看到的是现实中人的交往和不合理的社会组织对人的奴役, 但单纯对交往和社会组织方式的批判是生发不出对真正社会变革的透视性科学认识的, 因为在交往和社会组织背后, 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历史发生源——人类的劳动与生产。因此, 在面对如何实现“一切人的有组织的产品交换、有机的活动、一切人的共同活动”2这一共产主义理想图景时, 赫斯最终还是从社会经济领域退回到了费尔巴哈的本真的爱和理性, “共产主义思想是应用到社会生活中的爱的生活法则”4, “在我们所达到的这个发展阶段, 如果我们不彼此在爱中联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只能更厉害地互相剥削、互相吞噬”2。这个爱, 与赫斯的价值悬设的类本质——交往倒是一致的。

在赫斯和恩格斯的影响下, 1844年的马克思也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 赫斯的交往异化思想直接体现在“巴黎笔记”中的《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这一文本中。在阅读到穆勒关于交换与货币作为交换中介的内容时, 马克思联想到了赫斯的货币批判, 因此有感而发写下大段评论。
沿着赫斯的思路, 马克思同样将人的类本质规定为社会的交往。“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 还是人的产品交换, 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现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本质”。5这里的Gemeinwesen (共同本质) 与赫斯的Zusamenwirken (共同活动) 相呼应, 指的都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本真意义上的交往。依循赫斯的货币批判思路, 马克思评论道:“货币的本质, 首先不在于财产被外化 (entäußert wird) , 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 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 成为货币的属性。”6人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 “人的、社会的行动”就是作为“共同本质”的交往, 在“小商人世界中”, 被异化为“人之外的物质东西”, 即货币, “这个中介就成为真正的上帝”7。同时, 马克思还不忘对交往现实来源的经济学提出批判, “我们看到, 国民经济学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作为同人的使命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7。

值得注意的是, 马克思在赫斯所讨论的被颠倒的人与人关系之间创造性地添加了一个关键环节——私有财产。他认为, 货币对人与人关系的异化是通过私有财产本身的外化来实现的, 货币“这个中介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 是在自身之外的、外化的私有财产”7。“进行交换活动的人的中介活动, 不是社会的、人的活动, 不是人的关系, 它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像赫斯所描述的那样被简单割裂, 而是被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因此, 交往异化的第一个层次是私有财产的外化, 即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产品被另一个人通过货币买卖所占有, 第二个层次才是由私有财产的外化形成的人们之间关系的异化。赫斯只看到了现实中“人-货币-人”的异化关系, 而马克思将这一关系丰富为“人-私有财产-货币-私有财产-人”。“私有财产”成为从交往异化向劳动异化过渡的关键, 因为中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私有财产在根本上是劳动的产物。因此, 在这一文本的后半段, 在讨论了货币作为等价物体现的是私有财产的交换价值后, 马克思话锋一转, “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 从讨论交换关系与交往转向了对异化劳动的批判, 并一直延伸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相关讨论。

从交往到劳动, 虽然马克思仍然处于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逻辑框架中, 首先不是肯定劳动的现实化, 而是将其理解为工人本身的去现实化 (Entwirklichung) 8, 但与停留在交往中、仍然期盼通过爱与理性救赎人们的赫斯相比, 马克思已经向现实迈进了一大步。因为劳动本身是人们改造外部客观世界的主体性对象化活动, 一旦马克思不再从主客体的视角、而是从历史维度思考问题时, 他就将认识到, 不是主体的劳动, 而是客观的物质生产历史地建构了当下的现实。从交往异化到劳动异化, 已经预示了马克思对当时的同路人赫斯的超越。

劳动经过《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穿着哲学外衣的实践概念的中介,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最终被历史的真实基础物质生产所取代, 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以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对历史进行了科学说明。虽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最初表述中仍然保留了交往概念, 但马克思已彻底摆脱了向本真类本质回归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马克思明确指出, 交往为生产提供前提, 而交往的基础是生产, “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9
建立在生产基础上的交往, 在历史的发展中随着生产方式的变更而体现出“一定的”特定性。“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9, “共同活动”正是赫斯用来指称交往的用语, “因而, 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 “工业的历史”指的是生产方式的发展, 而“交换的历史”则体现出马克思此时所讨论的交往更多指代的是商品的流通与交换。从现实生产出发, 马克思终于开始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黑格尔的“市民社会”, “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 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 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 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9在这里, 马克思不再像赫斯一样强调交往对人类生存的意义, 而是认识到特定的交往形式与生产所建构起来的历史现实紧密相连。较之于赫斯的交往的异化发展史, 马克思的交往概念才具有了真实的社会和历史维度。

马克思进而提出, 交往形式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历史发展的动力。“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 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 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9马克思在商业和商品交换领域中言说的交往关系, 实际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所在, 马克思这时还停留在更加容易直观到的流通和交换领域, 而没能洞见被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所遮蔽起来的生产领域。因此, 在流通和交换领域中, 马克思最终找到的批判对象是分工, 分工产生了私有制, 而私有制的废除只有通过取消分工, 但至于如何消除分工, 马克思并没有明确的答案, 只能憧憬着人们在“共同体”下的“自主活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关系实际上是马克思后来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的雏形。随着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上的不断精深, 他逐渐认识到,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商品的交换, 商品和商品通过等价物的交换在形式上是完全平等的, 问题恰恰出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 资本主义所有的秘密都在于货币的增殖——剩余价值。随着马克思的批判向生产领域中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的深入, 交往概念逐渐淡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

注释

1除这一文本外, 本文还将参考赫斯1845年与《论货币的本质》一同发表在《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上的一篇讲稿。赫斯于1845年2月15日在Elberfeld举行的共产主义集会上所作的这一演讲 (恩格斯也参加了这次活动并发言, 讲稿也发表在这一年鉴中) , 是对《论货币的本质》一文中主要思想的更为具体和通俗的表述。参见德文版《莱茵社会改革年鉴》第1卷 (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Hrsg. Von H. Püttmann. Bd. 1. Darmstadt, 1845) , 达姆施塔德, 1845年。

2[德]赫斯:《论货币的本质》, 《赫斯精粹》,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 第139、143、139、142、142、141、166页。

3参见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Hrsg. Von H. Püttmann. Bd. 1. Darmstadt, 1845, S. 39. 赫斯1845年2月在Elberfeld的演讲。

4Rheinische Jahrbücher zur gesellschaftlichen Reform, Hrsg. Von H. Püttmann. Bd. 1. Darmstadt, 1845, S. 36. 德文原文为“Die Idee des Communismus, … ist das Lebensgesetz der Liebe, angewandt auf das Socialleben.”中文为笔者所译。

5 中译本将Gemeinwesen译为“社会联系”是不准确的, 我将其改译作“共同本质”。

6 [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64-165页。中译本将entäußert wird译为“通过它转让”是不准确的, 我将其改译作“被外化”。

7 (14) (15) [德]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 载《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第165、172、165页。

8 中译本将Entwirklichung译为非现实化, 没有体现ent-远离和丢弃的意思, 我将其改译为“去现实化”。

9 (18) (19)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 2009年, 第520、532、533、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