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与市民社会

[德]卡尔·施穆克勒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2辑）》

五

如今映入马克思眼帘的是市民社会，是其物质的存在方式，由其得到体现的财富关系与国家形式，一言以蔽之，现实生活中的现代市民社会。

这一谜题如今应被解开。于此开启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初动议。但在此起引领作用的首先又是与黑格尔的争论。后来马克思本人强调了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作为其后来通往本真的唯物主义的、辩证的以及历史的出发点的全部意义。总而言之，他由黑格尔而来，但这一起点最为重要的是开始于与黑格尔的挥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如此描述这一挥别的过程：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他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岁月中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得出的“一般结果”即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同此马克思给出了著名的一般原则的阶级表达。

我们现在目睹了，马克思如何触及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这一谜题的解答这一发现。“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构成了这重大转折点。其一般结果以天才的方式总结于最新公开的《1844年的哲学—经济学手稿》。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于尚在此前（1844年初）公开出版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便立足于共产主义革命立场之上。他基本上已经克服了市民—民主革命的边界与幻觉。虽然他的立场就其形式而言依然奠基于哲学，于此他诚然已是——列宁如是说——革命者，毫不留情地批判一切现有，尤其宣告着武器的批判，以“唤醒大众与无产者”。该文系一宣言，在一定意义上它完全可被称作是《共产党宣言》的先声。1844年实际上开启了一个新纪元，马克思与恩格斯共同修订“革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论与策略”；为此他们与各色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尖锐斗争。至今最完整的马克思于1843至1845年间的著名之作便是有关这一内容的巨大财富，如今我们只能指明少数几点重要内容。

关于黑格尔国家法的手稿（1843）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的第一个标志，当时唯其所谓“导言”付梓，第一次获得的主要成果是，黑格尔是在头脑中按原则设置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现实关系，即在国家的现实性中展现的并非社会的条件与基础，相反的是市民社会，即生活关系的总和，国家的条件、基础与制造者。而马克思发现，国家形式与财富关系完全根植于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他已然预料到，市民社会就其特定发展阶段及历史发展而言是与中世纪社会不同的社会形式。基于这一研究的第一个方面马克思已然说明，家庭与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条件”与“真正的活动”，与黑格尔的思辨相反，在其中这一关系被直接颠倒过来。这一关联的思辨曲解非常清楚地表现了黑格尔“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但于黑格尔而言，决定的条件成为由条件决定的，决定性的成为被决定的，生产成为生产的产品。

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的成员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的。思辨的思维把这一事实说成是观念活动，没有把它说成是群体的观念，而说成是同时是本身有区别的主观的观念活动……这样一来就认可经验的现实性的状况。这种现实性也被说成合乎理性，然而它之所以合乎理性，并不是因为它固有的理性，而是因为经验的事实在其经验的存在中具有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意义。作为出发点的事实没有被理解为事实本身，而是被理解为神秘的结果。现实性成了现象，但观念除了是这种现象以外，并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观念除了“形成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的精神”这一逻辑目的以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这一节集法哲学和黑格尔整个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1]

这论及黑格尔法哲学的第262节，在这一节中（马克思如是说）“家庭和市民社会被看作国家的概念领域”，即以国家为条件并由国家决定的领域。黑格尔径直给予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联以定义之处，他的法哲学同他整个哲学的“神秘主义之大成”出场。

马克思言道，法哲学展现为纯粹的“逻辑学的补充”。国家的各种规定的实质并不在于（在黑格尔那里）这些规定是国家的规定，而在于这些规定在其最抽象的形式中可以被看作逻辑学的形而上学的规定。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2][3]

国家“神秘主义的主体化”、其现实本质的神秘化存在于此。在与约莫同期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马克思做出评论：“黑格尔将国家观念的环节当作主语将旧有国家存在当作谓语，而在历史的现实性中事情是颠倒的，国家观念总是国家存在的谓语，它只是表示时代的一般特征，其政治神学。”这一现实性的基础共同关联的颠倒在黑格尔那里确实完全是在他整个哲学中开始的。马克思于此发现并得以确证。黑格尔思维方式的这一神秘主义特性完全是其“原则”的一般形式，其“不充分的理解”——博士论文有此言——是其神秘主义的“胎记”。黑格尔辩证法的政治神秘主义仅为其一般逻辑神秘主义的特殊外观。（顺便提一下，后者，黑格尔的逻辑神秘主义，完全由其政治神秘主义历史地产生，这体现了黑格尔哲学的整个形成史）。这一在其双重形式中的神秘化渗透了黑格尔哲学的整个“总体”，换言之，此乃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的及遮蔽的形式。

但另一方面马克思亦已确认，在黑格尔历史观神秘化形式之中皆为对来自经验的事实、共同关联真实的发展与运动形式以及最重要的是历史的现实矛盾的理解。矛盾——一如其后于《资本论》中所称的“一切辩证法之源”——在黑格尔对辩证法的理解中总是获得神秘化的“和解”。就是说，真实的历史矛盾得到了一个纯粹思维的、虚假的、思辨的及非批判的解决。就此马克思于此已然发现，他主要是在于1844年的著作中发展了这一批判的发现。然而物质的、依据经验的—证实的共同关联透射于黑格尔颠倒的及神秘化的意识形式，无论如何这是全方面的形式的神秘化，其辩证理解的卓越客观内容。（列宁在不久前公开出版的哲学笔记中证实，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孕育着唯物主义，在其唯心主义外观下到处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萌芽、元素、起点。）

马克思也指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积极而进步的方面，他强调，思辨与经验，真实的内容与神秘化的形式，在黑格尔那里持续不断地交错反转，例如黑格尔径直将基于经验的市民社会的矛盾转变为现存的、历史发展的国家，他断定并确证这一矛盾，即使他旋即又将其思辨地“协调”并在纯粹的思维中使之和解。在其完全的—唯心主义的意识方式中黑格尔“以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现代的状况）为前提，并把这种状况阐释为观念的必然环节、理性的绝对真理”。“总而言之，他到处都在表述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冲突”，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与其国家的外观相反，国家形式表现着社会本身的对抗性特征。“黑格尔受责难的地方，不在于他按现代国家本质现存的样子描述了它，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本质，合乎理性的是现实的，这一点正好通过不合乎理性的现实性的矛盾得到证明，这种不合乎理性的现实性处处都同它关于自己的说明相反，而关于它自己的说明又同它的实际情况相反。”[4]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1770年-1831年），德国哲学家，德国19世纪唯心论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便是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在《法哲学》中那句著名的话“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所作的回应。恩格斯后来（在其关于费尔巴哈的著作中）阐述了这一内容及此语的扭曲后果。于此，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第一次批判中马克思发现表现为对抗性的、对立的，展现为“异化的”形式，正乃历史的现实性活动之所。

于是问题又来了，谁是这一历史运动的现实主体？谁是这一现存社会中敌对与斗争的承担者？于此马克思还未提出这些问题。至此他谈论了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向两个阶级的分化，这主要只是通过市民社会物质生活与政治生活的分化与对抗而发生。例如他论及了“政治等级”向“社会等级”的历史转化，论及了与“政治世界的天国”相对立的“集体的世俗此在”、论及了法国革命，这一实际完成了的对承袭而来的封建等级区分向“仅仅社会区分”的转变。在这尚为抽象的形式之中马克思预料到作为物质社会关系的“异化”产品的国家在其自身中现存的对抗性分裂，即在其不可调和性中的阶级划分与阶级对立的显露。

在这一共同关联中两个环节尤为重要，马克思论及了现代工人阶级。由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阐述出发，他将其标识为市民社会所依赖的基础：“这里的特点只是，丧失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的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5]晚些我们将会看到，其惊人后果为何。

在民主主义国家中国家机构虚假的绝对自主废除了社会。国家符合于市民社会的民主主义国家，而这恰是民主主义的“真理”。社会的使命在于“再证实”，在于取回在社会中“异化的”国家机构，在于对市民社会与诸如绝对君主制等“旧的国家存在”之间对立的实践扬弃。但在其民主主义形式之中国家依旧保留着其“特殊的领域”，作为特殊的机构而存在。“在民主制中作为特殊东西的国家仅仅是特殊东西……现代的法国人对于这一点是这样了解的：在真正的民主之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这——马克思进言——可以说是正确的，因为国家作为“政治国家”，作为国家制度，[6]已经不再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了。[7]这是清楚易明的，在此于青年马克思坚定不移的——“庶民的”及革命—民主主义的国家观中一个具有巨大意义的问题同时被提出：国家的衰亡的问题。但于此马克思仍然缺乏解开这整个谜题的全部本质前提条件。下一步他在对“现代的法国人”的革命理论所作的批判中对法国革命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我们简短地指明了对1843年黑格尔批判手稿最重要的全新审视。当对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重要关系的最初发现是马克思批判的成果之一，则对黑格尔哲学的“神秘主义”最初的批判性揭露为之二。两个环节始终相互渗透交织。至此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本身“神秘主义外观”之秘的蛛丝马迹。早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便已间或言及：“在通常的思维中，总是存在现成的、被思维从主体分离出来的谓语。所有哲学家都用谓语做主体。”而现在马克思讲述黑格尔的方法：“[8]正确的方法被颠倒了。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最简单的东西，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合乎理性的东西相反完全颠倒为客体中的主体。所以他如此，因为他写的是抽象实体、观念的生活史，因为人类活动必须显露为一个其他主体即神秘观念的活动与结果。

马克思在此所第一次呈现的只是这一事实，即辩证法在黑格尔那里是头足倒立的，它必须被颠倒过来，人们想要发现“神秘外观中的理性内核”。这一批判行动，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言道，本真地首次发轫于此。于此得出的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方法进行批判所得的第一个重大且影响深远的结果。马克思于此实际上开启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理解。

1873年，在《资本论》第二版序言[9]中，马克思将辩证法的黑格尔式理解称为唯物主义辩证法直接的对立物，他明确强调，几乎在30年前他就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这一神秘主义的方面。于1843年对黑格尔国家法的批判中我们就有了关于这一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即“神秘化了的形式”进行批判的最早的具体文献，在其中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10]。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此乃这一著作的杰出意义。

诚如所言，其中马克思所做的具体理论发现在于，实际地将国家与其基础——物质的社会生活关系联系在了一起。市民社会是决定性的环节，其中发生着现实的历史发展。它是物质关联的王国。国家、政治秩序位居其次。后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如是表述这一共同关联：“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同这种看法相符合的。就单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意志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以法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形式上的意志有何内容，其又源自何方。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由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来解释。其“总的说来还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11]。

固然青年马克思于此尚未发现这一观点，即对国家及国家形式的解释来自于经济关系及社会阶级对立。但他就此获得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出发点。

特别引人注意的对黑格尔国家法的批判现在是这一情况：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一再预告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表述本身的批判，而当前的手稿中则完全缺少这一批判。当时马克思并未公开写就。是的，看似重大的、决定性的问题已然于此浮出水面：市民社会本身为何？

它是国家形式与法权关联的基础，它将其孕育，它让国家即使是以“异化的”即分离与独立的形式虚假地独立并由它自身行使统治权。市民社会乃国家的基础——然而这一基础本身的本质是什么？

市民社会是社会彻彻底底的对抗性形式。然而谁是这一社会对抗的主体与承担者？

市民社会最终只是被决定的，区别于其他阶段的人类历史发展的独特形式。然而物质基础与客观动力在何处，受这一社会形式约束？一般社会发展何来何往？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406—408页。

[2] 施穆克勒原文中便无与之对应的前引号。——译者注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419、413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489、47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498页。

[6] 施穆克勒原文中便无与之对应的后引号。——译者注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435页。

[8] 施穆克勒原文中便无与之对应的后引号。——译者注

[9] 此处应为《资本论》第2版跋，所谓“序言”乃据施穆克勒原文直译。——译者注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7—58页。

[11] 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文库》第3卷，狄茨出版社1978年版，第60—61页。

六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篇言道：“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当前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成果被马克思表述为：“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对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做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而这种意识的最主要、最普遍、上升为科学的表现正是思辨的法哲学本身。”

这一批判只能是革命的。它属于只有一种解决之途的任务，这一解决之途便是：实践。“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对哲学革命性的现实化，而据闻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便已预示其后将在《莱茵报》中将这作为要求。然而这一现实化何以发生？

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

马克思宣告，“只是政治的”、“部分的”革命，即市民的革命，必将全然走向彻底的、社会的革命，走向废除一切形式的奴役的革命并“从社会自由这一前提出发，创造人类存在的一切条件”。有别于纯粹的政治解放——资产阶级（citoyen）、公民（Staatsbürgers）的解放——它关涉整个“人类的解放”。一言以蔽之，它关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于此已然看出这一革命的最一般的巍峨的轮廓，然而却还是在不那么实践的即具体的格式塔中看出的。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

同期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如是表述其对卢梭主义、“人类法与市民法”、市民即思想狭隘的革命进行批判的成果。[2]除了阶级社会的形成与国家的衰亡，他同时还写了什么呢？但这只是一个对这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全面本质的极大的、真实天才的预见。

其承担者乃无产阶级。这是马克思此处最重要的发现。无产阶级革命由何区别于资产阶级革命？这是马克思于此处理的主要问题。

1844年7月他就言道：“[3]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就这一点来说，它是政治的……一般的革命——推翻现政权和废除旧关系——是政治行动。但是，社会主义不通过革命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主义需要这种政治行动，因为它需要破坏和废除旧东西。但是，只要它的有组织的活动在哪里开始，它的自我目的，即它的灵魂就在哪里显露出来，它，社会主义，也就在哪里抛弃政治的外壳。”[4]这一“政治的外壳”总的来说就是国家。

这便涉及由现代市民社会这一“资本主义的普遍财富”的普遍统治才导致的，以新社会取代旧的阶级社会并表达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史”的革命，它与总的来说开启了摧毁这一现代国家的同一市民社会的沉沦与废除，但同时也开启了阶级社会的诞生史与国家的消亡史的革命之间有历史的本质区别。无产阶级的、社会的革命是不同于以往所有社会变革的独特普遍革命。因为只有它才引发了所有及每一种统治及奴役关系的终结，它才是真正的最高级、最普遍的历史的解放，同时也是社会发展最后的革命形式。因为市民社会正如之前《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引文所言，乃是社会生产过程最后的对抗性的、基于阶级对立的形式。“伴随着这一社会形成，人类社会的前史走向终结。”

唯独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于1843—1844年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普遍本质宣布的“人类解放”才能得以领会并被现实地理解。

青年马克思这一天才的观点具有一种完全特殊的意义，就其本质而言，或多或少依然可以看出哲学的形式，重要的在于，科学地完成了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决定性成果已然预先萌芽。就这一点而言不存在任何秘密。随之而来的是这一事实，青年马克思整个的理论发展史是由二而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发展与这一辩证法对经验的历史的共同关联的适用。正是前述对历史—社会现实性的适用使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得以发展。并且这一行为发生的阶段同时伴随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马克思对社会生活与历史变迁的现实经验关系的钻研越是深入，他就越是能够批判性地穿透市民社会“更高级”的显现形式，并将之驱向其更深层次的和解，最终驱向其经济基础，他也就更为彻底地揭露黑格尔辩证法的奥秘，他也就更为立体地发展历史辩证法与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理解。

马克思于此，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史中，还不可能拥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本真基础、客观前提以及一般“运动形式”的洞见。但他已经了然的是无产阶级乃是这一最普遍的革命变革的历史主体这一事实。在此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何处得寻对整个旧世界制度的进行革命性扬弃的“实际的可能性”，也就是“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而他进行了划时代的作答：

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无产阶级宣告为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的秘密，因为它就是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无产阶级要求否定私有财产，只不过是把社会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的原则的东西，把未经无产阶级的协助就已作为社会的否定结果而体现在它身上的东西提升为社会的原则。

只需要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视角下审视这些语句便会得出其完全理性的内容。马克思并非仅将无产阶级理解为被奴役和受苦难的阶级，抑或主导社会的市民阶级的剥削对象，而是将要完成对整个世界制度的积极解体的阶级，一言以蔽之，他于无产阶级之中发现了资产阶级的历史掘墓人。马克思于《共产党宣言》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就此主动的方面一如于彼被动的方面——成熟的理解。

这是青年马克思这一阶段理论与革命发展的最重要的成果。正如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的，《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总的说来已经包含了对理解阶级斗争、“不同阶级相互之间的现实斗争”的引导，这一斗争作为关于“民主制、贵族制与君主制之间斗争，关于选举权的斗争等”的现实历史内容仅仅表达了“虚幻的表象”。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在《德法年鉴》中就已宣称政治国家“在自己的形式范围内从共和制国家的角度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社会需求、社会真理”。一如宗教是人类理论斗争的清单，政治国家是人类时间斗争的清单。必须提及这一现实的社会斗争。[5]这里重要的是对政治形式、国家形式的批判，市民统治—奴役关系于此形式中表达了必然性，同时蒙上了不可逃避的外衣。正是这一共同关联的实践的、政治的神秘化，经验的市民社会向由私有财产及一切私利之争主导的“唯物主义”及“世俗自然”，与政治“神秘本质”的抽象“唯心主义”天国的“二重化”，也就是市民社会成员向“自然”人类——资产阶级——与抽象的、虚假的及象征的“市民”惊人而虚幻的“分裂”，表述了这一形式，于其中，由市民革命建立的，或者说是完成了的现代国家由社会的现实此在隐退，并转变为目的本身。在“政治的解放者”、市民的革命者的意识之中，现实的关系是头足倒置的——《论犹太人问题》如是说。目的是将市民社会从封建枷锁中解救出来，而其方法就是市民革命，就其本质言之“仅仅政治的”解放斗争，但在“政治的解放者”自身的意识之中，目的即方法，方法即目的。黑格尔的国家及历史哲学亦是基于这一神秘化的曲解，在这方面黑格尔只是延续了旧传统，一旦将国家赞颂为昂首阔步于历史之中的世界精神并将“市民”的政治“一般”与绝对观念的逻辑“一般”相融合，这一政治神秘主义便获得了神秘的及形而上学的完成了的外观。

此前我们业已得见马克思是如何戮力于这一国家神的去魅的。如今他已知，国家只是社会斗争的必要表现，而这一斗争是由不同阶级相互竞逐的。然而国家存在的本真的及最终的、经济的基础仍旧有待揭露。

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当时的形式必然总是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奴关系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发现最隐蔽的秘密，发现隐蔽着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

马克思于《资本论》中概括了“最隐蔽的秘密”的解决。[6]当对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提供了理解阶级国家即其现实本质的钥匙，则同时提供了洞察市民社会独特形式及相符于该形式的虚幻意识的钥匙。

恩格斯后来着重强调了马克思在这一领域所做的发现。在市民社会外观即其经济流通关系中——后来马克思有次写过——是深层次的运作，市民社会由此产生、引发及消逝。因为这一外观“显示在交换主体之间只有形式的与消失的区别。这是自由、平等，以及基于‘劳动’的财产的王国”。市民幻想、胡诌和曲解的王国，其基础，也是一切传统市民对社会与国家想象的基础。雇佣劳动，乃是与资本家签订的“自由契约”，展现了与资本家自身完全一样的“自由”，它看似立足于平等，如资本家一般“以平等的方式”对商品进行占有。只有“细微的区别”，它本身事实上就是其商品其生产力，与之相反作为生产条件的垄断占有者的资本家并不对劳动，而是对工人的劳动力进行支付并压榨其无价的剩余劳动——这使得工人沦为奴隶。当个体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人、作为权利主体而自由，并且自由的特有类型的最高形式对他展现为饥饿而死的自由，则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沦为资本家的财产，纯粹私人的生产工具，资本先生手中的生产工具所带来的剩余价值。资产阶级国家是这一奴役关系的表达，因为它正是维持对工人阶级进行奴役的工具。

当青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但主要在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中——亦已觅得这一隐蔽的“国家形式的秘密”的蛛丝马迹，就是说，当他于社会斗争即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斗争立场之上宣告“政治批判”，这一最初发现尚包含有三个重要元素。总的说来在批判研究法国革命学说的同时，马克思首次开始了对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形式批判观点的发展。于《德法年鉴》中这一批判已经做出暗示，在已提及的1844年的手稿中这一批判已被详细展开。这一发展由此开始将迈向同当时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形式批判的和革命的争论。这如同于战术领域及实践革命运动中发生一般，同样发生于理论领域。这一方面我们无法于此深究。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608、613—614、620—62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599页。

[3] 施穆克勒原文中便无与之对应的后引号。——译者注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23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575—576页。

[6]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部分，第324—325页。

七

青年卡尔·马克思迄今的理论发现中，一旦提出新的问题则有天才的认识。而就迄今对黑格尔法与国家哲学的批判的成果而言，尚有一问全然未解。它被认为是迄今的发展进程中最深层的、最终的以及决定性的，其解决便已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原则本身。在其批判性理解迄今的发展中，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将由社会上层建筑更高存在形式逐层下降的逐个阶段理解为更深层共同关联与和解的生产产品、表达以及展现方式。故而紧随着便是宗教批判、法的批判，理论与形而上学哲学批判、政治和国家的批判。下一步便是政治批判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转化。在这一切之中是市民社会一般轮廓的既定背景，是其异化的、头足倒置的表现形式内部的现实关系。认知的每一进步都使得这一背景更为具体，并总能更为清晰地揭露其最终的基础。

马克思进而将人类的社会存在及意识形式归结为“社会存在”：“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但这一人的社会存在立于何？基于何？

费尔巴哈将人揭示抑或说是再揭示为自然本质。他进而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提问，并试图直接从自然关系、人的自然存在的关系推导出对象化自然。他直接将宗教理解为自然存在的异化的精神的产物并试图批判地将其废除。此外他在神学中发现了“思辨哲学的秘密”。他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1843）乃是基于对“迄今为止哲学与宗教的不幸结合”的批判。他宣告了新的联盟以取代这一不幸结合：“哲学必须重新与自然科学结合，自然哲学也必须重新与哲学结合。”[2]接受费尔巴哈这一著作的同时，马克思进行了批判的保留：“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强调自然过多而强调政治太少。然而这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结果可能会像16世纪那样，除了醉心于自然的人以外，还有醉心于国家的人。”1843年3月马克思便已如此。[3]自然哲学与政治理论更新的联盟是马克思的纲领，历史性的唯物主义独特的或曰政治的早期形式。正如政治的对于哲学的，这一早期形式本身便已远远超越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但在马克思于《德法年鉴》中所代表的理解中，一旦人的解放、共产主义解放得以现实化，“人”本身、作为自然力的人、人的“类本质”、“现实的阳光”便围绕着人的世界而行，并且是现实地有意识地运行。就这一点而言，于费尔巴哈对人的定义，于这一“真实的人类主义”中，一方面显现了费尔巴哈的自然哲学当时对马克思所产生的本质影响。但同时另一方面整体的本质区别及与费尔巴哈立场事实上的分道扬镳已然显露。

《德法年鉴》

马克思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中，这一切便已非常清晰，尽管此处马克思还是以最大力度强调了费尔巴哈的功绩。在1844年的这一著作中，中心已经围绕着人类社会，人类已经作为活动的、对自然产生影响的、在劳动中对象化的自然本质——人的—社会的劳动，进行生产的人。人的社会于是往往就成了进行生产的人的社会，其社会关系就是其物质的生产关系。人固然是自然本质。但他是在固定的历史转变中来获得理解的，也总是社会的自然本质。他在其与自然的代谢中改变并发展自身。“历史，马克思现在说，是人类真实的自然史。”[4]

于此第一重定义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对唯物主义理解上的区别总体上便已包含着旧唯物主义批判的第一要素。很快马克思就在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此进行了总结性的表述。

人类据以在自身的代谢中随着自然而发展的社会条件将人类本身转变成了一种“第二自然”。自然自身、自然的生产条件总体，同这一“第二自然”，同特定的社会生产条件完全结合并在这种纽结中显现，等等，就中便存在着市民社会条件的独特性。就此我们之前说过。

只要“人”的特定社会历史特征未被洞悉，认知就停留于将人看作是感性的自然力，看作一种抽象。这虽是一种正确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但还仅仅是抽象的、狭隘的和偏颇的观点。

“思维来源于存在，而不是存在来源于思维。”费尔巴哈的《临时纲要》如是宣称，其与后来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原理》（1844）无疑都对马克思造成了意义重大的影响。但马克思后来解释道：“不是人的意识，而相反是人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其意识。”实际上决定性的问题在于：这一社会的存在存在于何处？

一般看来这一由马克思根据问题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自身依然在他历史辩证法最早的唯心主义理解之中。就这一方面而言，整个难点在于我们还可以如何看待“唯物主义在社会显现领域中逻辑的转变与扩张”[5]。然而另一方面这一社会历史世界是古典唯心主义的主要对象，完全是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客体。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全部神秘主义的批判解决之中，马克思同时获得了对旧唯物主义的不一致、不充分以及片面性的认识。两者缠绕在一起。同时显而易见且可以理解，为何在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理解的形成过程之中，对黑格尔的批判性解释必须如此特殊地受到强烈关注。

黑格尔代表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市民社会以及市民解放的立场。他代表了非批判的和虚假批判的，即他并不是将市民社会理解为经验给定的，而是理解为社会完备的、绝对的、非过渡的形式，理解为历史的最终形态同时是永恒的、创世之前便已存在的范畴。逻辑神秘主义伴随着政治神秘主义。整个神秘主义被消解，最终结果如此，“归根到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6]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尤其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尽管是在头脑中抽象地发展，即作为人的思想力的纯粹表达与异化对象。费尔巴哈与旧唯物主义——其立场亦是市民社会——虽然理解了人的感性活动，然而未将之作为对象化的活动去理解。如今马克思将之理解为对象化活动及劳动，理解为社会人的物质生产方式。他于劳动即社会劳动之中发现了一切活动包括精神活动的基础。黑格尔颠倒地将人的物质活动仅仅理解为精神活动，理解为纯粹的思想劳动，并将劳动资料即整个自然，仅仅理解为思维及观念的一种幽灵般的外化。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辩证法的唯物主义理解基于对真实共同关联的最一般颠倒与神秘化的批判性解决。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亦包含了对“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德国哲学”的现实、基础的、唯物主义的批判。就此，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将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称为新的、现代的、一贯的唯物主义——辩证观念的最初历史条件。而马克思对黑格尔体系的批判开始于对黑格尔《现象学》——“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批判。

于同一语境并基于这一唯物主义—辩证观点，马克思确证了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此以及甚至在《神圣家族》中他都如此热衷地谈论这一成果，不能忘记马克思与恩格斯后来在成熟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立场之上较低地评价了费尔巴哈的这一哲学意义及其对他们自我发展的影响。但现在，在1844年的伟大断章之中，马克思已经表明，“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7]

费尔巴哈所给予的唯物主义理解是与黑格尔哲学争论过程中的中间环节，这一过程的最终成果乃历史唯物主义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最初条件。《国民经济学批判》实则本质上已然包含了不久后基于其上方得以产生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包含所有或几乎所有的理解。这一提纲完全是一精髓，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一1844年手稿的提要的水晶般剔透的形式。

路德维希·安德列斯·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年-1872年），德国哲学家，人类学家。

就黑格尔社会历史辩证法批判而言，何为这一全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成果？如是我闻：唯于政治经济学之中寻得对市民社会之解剖及于劳动发展史之中寻得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秘钥，别无其他。黑格尔本人——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话来说——将社会财富、国家权力等理解为“同人的本质相异化的本质”，理解为社会生活关系的对象化，即理解为“异化”形式中的产品，其中人本身面向着未知权力。就此而言例如黑格尔1806年的《现象学》则完全是“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因为它坚持以这一形式人的异化即同人自身相异化的生活关系结构。“它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故马克思言道，例如《现象学》的章节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

但这整个内容在黑格尔那里始终是以异化的意识形式表现的。“自然界的人性和历史所创造的自然界——人的产品——的人性，就表现在它们是抽象精神的产品，因此，在这个限度内，它们是精神的环节即思想本质。”在现实性中只是作为实践及历史—自然关系之纯粹表达的逻辑范畴，在黑格尔那里同样变幻为现实历史及自然的生产者。

当黑格尔将否定之否定看作“真正的和惟一的肯定的东西”及“一切存在的惟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看作在矛盾中自我运动的运动形式），“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一个当作前提的主体的人的现实历史，而只是人的产生的活动、人的形成的历史”。这一点尤为重要。世所周知马克思于《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理解为个体基于自身劳动之财产的否定，通过作为否定之否定的革命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剥夺，即并非作为私有财产而是基于资本主义时期成果的个人财产的复原：基于社会化劳动与土地公有财产的个人财产及通过劳动自身生产的生产资料。根据马克思的学说这便是人类前史的终结。就此而言此乃抽象表达的、事实上是“人的生产行为及产生的历史”。抑或是马克思于1844年对这一思想的不同表达：共产主义是人类迄今已来一切历史之“谜的解答”。

人类的历史发展基于何？基于其劳动，即是说基于其社会劳动，自由或非自由形式的劳动。“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换言之，他混淆了人类劳动与人的思维过程。在这虚假的、思辨的、完全头足倒立的形式之中隐藏着黑格尔哲学的宏大内容。对黑格尔神秘主义坚定不移的解决向青年马克思指明了市民社会真实的、实践的、历史的“秘密”，他如今致力于这一解决。

他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中开始这一解决过程，因为经济学的秘密乃是根本的秘密。在1844年的《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在现在开始的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争论中，在这一立场之上与“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争论中，三大历史要素的第二及第三项出场，马克思主义经由这一批判转化得以产生。马克思一开始就发现，政治经济学同样探究市民社会的先决条件，其将这一先决条件理解为给定的并不再寻求进一步的解释：“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放进一般的、抽象的公式，然后把这些公式当作规律。它不理解这些规律，就是说，它没有指明这些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弄清楚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8]的本质联系……”[9]

我们驻足于此。

历史唯物主义现在所达到的发展阶段，正如其后所表，至少后来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最宏大最一般纲要中便已完成。

马克思知道，人的现实生命表现及其意识同样都由人的社会存在决定。“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对自然的积极态度，人的力量于物质劳动中的对象化，乃一切社会生活之基础。人的思维本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于劳动的发展中得到发展。当此于社会共同关联中发生，首先要避免的就是重新把社会本身“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10]。

人类社会将自然作为其一般物质存在基础。自然王国与人类王国的分离本身又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抽象。社会与自然之间决定性的物质连结自我展现于社会的劳动或生产工具：此乃人的—社会的“本质力量”最重要的对象化——“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即社会的生产力）。马克思对此表述如是：“工业的历史”与“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它揭示了“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历史编纂学迄今已顺道顾及了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日益实践地介入人类生活，改造人类生活并准备着人类解放，“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

人类历史本身是自然历史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1]成熟的唯物辩证世界观——可补充说明——根据其本质实际上已是这一联合。这一认知的本真哲学形式，即作为独立身份的哲学（正如不久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称），被扬弃，归结为其现实内容。

市民社会的所有领域与形态中皆为社会生活之历史的一定的发展形式。它一如任何其他社会，以经由生产资料决定的劳动组织形式为根据。但所有这些基本关系，所有市民社会的经济共同关联皆是对抗性的本质并于异化的格式塔中出场。社会基本矛盾便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整个社会分裂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12]。推动力就是一切社会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者，因此也就是逐渐增多的社会财富，与没有财产的工人，这一社会财富的直接的单一的生产者之间的对立。市民社会乃基于工人的非人化，这种非人化仅仅作为一种人的“生产的工具”而服务于资本。这是强迫劳动的资本主义形式并伴随着对工人的惊人影响（于此马克思自然尚未得出关于作为压榨工人所得剩余劳动的特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的观点）。与生产过程本身之中工人与作为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生产资料对立，同样也完全对立于其劳动产品——商品。工人本身是商品，因其“本质力量”连同其于劳动中的对象化一般都被作为纯粹的商品使用。在这基本形式中他的劳动已然成为异化劳动，其特有的人的本质对他来说事实上已然异化，他将萎缩为一个纯粹的“抽象”而被奴役的劳动本质。

资本是劳动的产品同时又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不是由于他的个人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它是资本的所有者”[13]。与资本主义条件之下人的价值自身展现为物的价值，因为社会共同关联总是蛹结为物质之物。“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社会真实共同关联的一切物化的（Verdinglichte）、非人的、异化的形态，将社会本身作为独立的异己权力而与之对立，并推动最终结果基于这一规定，“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像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活劳动为死劳动统治，易言之，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货币、资本是形式，于其中显现着市民社会之中人与人的关系。

如若社会关系反映出真实的因而也是理想的、反映于意识之中的现实的人的关系的异化，这一最终的异化便基于资本对工人的奴役，基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基于市民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对抗性特征。然而这一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抗带着自然必然性的同时发展了其解决这一对立的现实条件。概而言之，即“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14]。由此兴起的社会对立乃现实对立，其解决并非是纯理论而是现实的使命：此乃无产阶级解放及无产阶级革命之历史使命。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消除，雇佣劳动的消除，乃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并免于对抗、非人化及一切生活关系的异化的现实人类社会之前提条件。我们先前业已看到马克思是如何理解人类解放的。于此，马克思在对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批判中，在市民社会之中首次发展成熟了其不明确的经济学轮廓、经济学条件。“一切财富都成了工业的财富，成了劳动的财富，而工业是完成了的劳动，正像工厂制度是工业的即劳动的发达的本质，而工业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15]然而资本这一私有财产的完成形式，将条件引向了其扬弃，劳动力一样，导向这一扬弃。使得人类解放得以可能的革命承担者乃是无产阶级。

在对政治经济学的首次批判中，马克思遭遇了市民社会发展于其中的经济对抗，遭遇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遭遇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基础之中不共戴天的阶级对立。他还遭遇了于资本拜物中自我完成的商品与货币的拜物特征。市民社会发生的经济运动乃是生产资料、社会生产条件于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下的钓饵。

这一资本的经济运动始终发生于成熟的矛盾之中，也发生于虚假运动与现实运动的矛盾之中。马克思于此亦已发现了这一关系，至少发现了其含混的轮廓。不言而喻，于此与对社会本身经济运动规律现实完整的揭露与对使得工人阶级解放非但可能甚而必然的条件的成熟分析之间相距尚远。

工人的一切痛苦，工人遭受的一切压迫，在工人之中达及巅峰的一切“人的异化”——工人的非人化、奴役化皆归因于资本对社会的统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实上是不但通往整个旧的世界秩序的消除，甚而同样通往工人的变革与人化，是通往人本身的现实化的唯一方法。无产阶级革命乃通往人类解放之关隘。据此“人的发生史”，人类的前史方得以闭幕。

革命者马克思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如是表述世界史思想：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方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

（李亚熙译）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部分，第605页。

[2] 1843年由A.卢格出版的《轶文集》第2卷，苏黎世与温特图尔版，第8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部分，第308页(致A.卢格的信)。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3页。

[5] 《列宁全集》第18卷，第20页，并参照第19页。

[6] 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文库》第3卷，第30—31页。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并参照第157、152页等。

[8] 施穆克勒原文中所列引文如此，此处现行中译版翻译为“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中译版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译者注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82页。

[10] 同上书，第116—11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21—123页。

[12] 同上书，第81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14] 同上书，第111页。

[15] 同上书，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