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

——访谈维尔纳·博内菲尔德教授1

夏巍  邝光耀2

原文刊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开放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对特定历史阶段之特定社会关系的批判,在其看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质上乃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生存境况的科学判断。著名“开放马克思主义”者、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维尔纳·博内菲尔德在本次访谈中详细阐释了“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源流和思想渊薮、批判理论范式构建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关系,以及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未来向何处去等相关理论话题。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最后,他认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不取决于象牙塔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学术研究,它将取决于此时此地、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为了自我持存而进行的阶级斗争的结果。

夏巍：您好!维尔纳(Werner Bonefeld)3教授。首先感谢您接受我们的线上采访!尽管上海同英国的约克郡相隔万里,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追随却让我们的心彼此靠近。在中国高校中,无论是哲学学院还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都非常重视同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直接交流和理论合作。我们本次的线上访谈将分为四个部分,主要涉及“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定义、渊源和旨趣,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关系,以及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等方面的话题探讨,请基于您的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回答。让我们开始这一次的思想碰撞吧!

一、何谓“开放马克思主义”：定义、渊源与理论旨趣

夏巍：您被视为英国“开放马克思主义”(Open Marxism)流派的代表性人物,因此我们想首先听听您自己对这一理论的定位。另外,我们了解到您同时与德国的“新马克思阅读”(the New Reading of Marx)运动4有着长期深入的学术往来,“开放马克思主义”是否直接受惠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理论成果呢?例如“国家派生理论”5等。您能否为我们介绍“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之间的理论关系?

博内菲尔德：从理论渊源上看,“开放马克思主义”属于长期持存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国际传统的一部分。从理论旨趣上看,“开放马克思主义”发展了马克思思想中的这类范畴要求：即为了人类解放,必须废除所有奴役人的社会关系。它建立在马克思揭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6的唯物史观洞察之上,并认为工人阶级只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影响力才能解放自己,而这种解放的实现必然导向一个“去阶级化”社会的创造。换言之,“开放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对现有社会关系的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则相当于对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生存境况的科学判断。因此在“开放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的财富形式乃是建立在那些虽更加自由却仅能作为被剥削的物质材料而存在的劳动者阶级的谋生活动基础之上,在这一财富生产过程中,工人们在金钱的“祭坛”上不断牺牲、献祭着他们的劳动,以换取一份仅能使他们将自身作为可剥削的物质材料不断进行再生产的工资。

对于“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而言,“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和“国家派生理论”具有根本意义上的重要性。前者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非自然性,进而将其解读为历史上一种特定社会关系(即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关系)的神秘化形式,后者则将国家定义为从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特定政治形式。“开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作为对那些自然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而发展起来的(实际上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及其相关手稿时,均蕴含着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自然主义倾向的批判——例如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及其方法论的否定),它反对这些自然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批判仅仅视为一种关于历史与自然的辩证唯物主义。其主要理论目标是将资本主义时代的商品形式(经济关系)、国家形式(政治关系)和价值形式(货币不断增殖为财富过程中的社会关系)破译为特定历史阶段中特定社会关系的抽象形式。正是在资本主义时代商品形式、国家形式和价值形式的遮蔽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呈现为抽象物之间的关系形式。因此,“开放马克思主义”不把资本及从属于资本的国家理解为自然物,而是将其理解为被物与物之间的各种抽象关系中介了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一句话,它认为资本主义是对活生生的人及其劳动的不断物化。

邝光耀：您的好友约翰·霍洛威7教授曾明确否认“开放马克思主义”属于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阵营一方。但从“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质来看,例如不再关注国家范式下的无产阶级革命,转向关注新社会运动等理论主张,这一理论似乎暗合拉克劳、墨菲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一著中开创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您认为“开放马克思主义”是否应当归属于后马克思主义一派?

博内菲尔德：首先,“开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为,正是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导致了独裁主义国家政府形式的产生。因此,对阶级社会的批判并不应当在“民族国家—社会主义”模式下的劳动组织形式中发掘其积极性,相反,只有基于共产主义的“去阶级化”社会讨论中的阶级革命批判才是有意义的。正因如此,“开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不包含对国家范式的争论。其次,“开放马克思主义”承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工人阶级论点的真实性,即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8。通常来说,新社会运动关注的重点包括人类尊严、环境保护、妇女压迫、民族压迫等问题。而无产阶级既是最庞大的社会阶层,同时也是种族和性别最多元化的阶层,因此无产阶级的斗争包括了为人类尊严而斗争。换言之,真正的无产阶级斗争同新社会运动的斗争一样,都是在为人类的生存而斗争,其中包括为清洁的空气而斗争、为住房而斗争、为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社会关系而斗争,等等,总之,为人的生命而斗争。

无产阶级最清楚,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将会破坏社会财富的两大来源——自然环境和人的劳动。因此,无产阶级要使自身成为最普遍的阶级,成为真正为人类解放而斗争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与革命运动就必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运动。也就是说,从人类解放的最终愿景来看,无产阶级的斗争绝不是单纯的经济斗争,而是一场关乎重建社会关系、再造新社会的生存斗争。这种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斗争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将整体的社会生活划分为经济、社会、政治和自然环境等各个领域的做法完全不同,相反,这是一场针对整体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所以最后,我的答案是这里没有后马克思主义。相反,我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9这一概念在术语自洽性上是矛盾的——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际上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不是马克思对其展开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夏巍：据我们所知,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还是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都曾对“开放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左翼主张提出过不同程度的理论批判：例如卡利尼克斯10等人曾批评霍洛威教授“无需夺权改变世界”的口号实在是缺乏组织问题上的明确性。中国学者孙亮11也曾认为“开放马克思主义”过度服从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理论要求,偏离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共产党领导与无产阶级专政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轨道,对马克思主义向来最为强调的夺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重视程度也不够,等等。您如何回应这些来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内部对“开放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博内菲尔德：这些批评当然是有其根据的。因为“开放马克思主义”是激进的,激进意味着直指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但无论问题有多少,我们坚持认为其根源只能是社会关系本身。“开放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并不是为了对资本主义时代现存的社会关系进行建设性的批判。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而不能将其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政治经济学批评理论(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因此一方面“开放马克思主义”坚持强调,对资本主义统治的批判绝不是对不同形式下的统治或不同条件下的剥削的争论12,另一方面,它并不主张生产资料的国有化,而是主张通过共产主义委员会领导下的直接社会民主形式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化。所以对“开放马克思主义”来说,1871年的公社组织13才是共产主义斗争的正确组织形式,而不是政党的领导组织、政治战略或经济进步主义。正如在巴黎公社的斗争形式中,它并不夺取作为暴力机器的国家,而是通过社会自身对其进行自我组织。

二、“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对马克思的近阿多诺阐释

邝光耀：“开放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关系密切,我们注意到,以您和霍洛威教授等人为代表的“开放马克思主义”研究非常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近阿多诺阐释”。但在批判理论的思想谱系中,阿多诺更多地是以文化批判理论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家乃至音乐评论家的形象出现。其一生代表性论著的主题也主要集中在如上所述几个领域之中。通过阅读您与其他“开放马克思主义”学者合著的《阿多诺与马克思：否定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批判》14一书,我们了解到,事实上阿多诺从来没有轻视或放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他还基于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论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来解释其否定辩证法中的同一性问题。另外,您这本著作附录的两篇文章还表明阿多诺在晚年发表过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直接理论探讨的公开演讲。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阿多诺作品中政治经济学维度和文化意识形态维度二者的关系呢?

博内菲尔德：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批判。换言之,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关于被物化的社会范畴作为经济范畴的批判——因此商品拜物教是真实存在的,即一定的社会关系在现实中表现为经济事物之间的关系形式。你方才提到了阿多诺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文化的含义是什么?通常情况下,文化意味着文明(culture means civilization)。若以这种方式理解,阿多诺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就相当于是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理论。对阿多诺来说,物化只是一种表象。重要的不是物化的经济范畴,不是作为系统的社会;相反,重要的是社会关系本身,因为它承担了事物现象间物化关系的形式。因此,在阿多诺的论述中,一个被物化的经济范畴的本质实际上在其自身之外。让我试着对此加以解释：物化的经济范畴的本质是由承担其形式的社会关系赋予它的,这也就意味着,社会关系消失在了其被物化的社会形式之中。要知道一定的社会关系与它们所呈现出的一定经济关系并不是完全同一的。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利润是一个经济范畴,是M...P...M'中的M'15。利润通常被认为表达了一种经济性质,然而,这种经济性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和马克思一样,阿多诺认为,它的经济性质的本质是一种社会性质。

经济范畴,概言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将社会视作一个经济过程,并在社会关系的抽象化过程中把社会作为经济学的客体对象重新呈现出来。正是在对经济性质作为社会构成性质的共同批判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同阿多诺批判理论的洞察不谋而合。因此,对马克思和阿多诺来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相当于对整体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否定性批判。资本主义的文明性质表现为“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16。然而,这种抽象统治得以实现的背后,其实是每个行动个体自身所从事的生产性劳动工作。

夏巍：谈到阿多诺就不得不谈到哈贝马斯。作为第二代批判理论家中的学术领袖,哈贝马斯曾经是阿多诺非常重视的工作助手与理论合作者。请问您又是如何看待由哈贝马斯及其学生霍耐特等人所开启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后期的“政治伦理转向”呢?这种转向是否恰好与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倾向相左,也与阿多诺晚年的理论倾向背道而驰?

博内菲尔德：就我所知,哈贝马斯于1954年在波恩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起,他在法兰克福的歌德大学17继续深造,师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然而,由于他同霍克海默之间种种裂隙所造成的不和,他未能完成在法兰克福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后来哈贝马斯在马堡大学完成了他的博士后研究,师从阿本德罗特18,后者是著名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再到后来,哈贝马斯被视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正式继承人。然而,对“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的支持者来说,例如与价值批判理论学派(Wertkritik)19有关的学者,以及施密特20、克鲁格21、克劳森22、肖尔茨23等批判理论家,他们实际上延续的是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有关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因此我认为,将“后阿多诺”(post-Adornean)传统的批判理论与“后哈贝马斯”传统的批判理论相提并论乃是一种简化主义——这种做法实际上将整整一代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理论抛弃了。

夏巍：您的回答非常有趣。然而,有学者认为批判理论的革命性、现实性不断锐减,其妥协性、非现实性却在与日俱增,“批判理论的锋芒逐渐钝化”24,您认同这一观点吗?对此,您的好友霍洛威教授认为社会批判理论有必要引入自治主义的理论资源,以弥补其现实性不足的弊端,您又是如何看待霍洛威教授的这一观点呢?当代自治主义(无论是意大利的自治主义思想,还是霍洛威教授长期关注的“萨帕塔起义”25式自治主义群体试验)的理论与实践可以被视作对马克思主义革命主体思想的新的发展吗?

博内菲尔德：马克思提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自己去争取”26这一论断,在我看来其本质是关于革命主体的独立性和革命行动的自主性的论断。无论是你所提到的意大利自治主义思想,还是发生在墨西哥的“萨帕塔起义”式自治主义群体试验,我对此的观点是：革命的手段必须足以达到革命的目的,方可称之为有效的发展。至于“批判理论的锋芒逐渐钝化”,我认为目前的理论发展还不足以让人作出清晰肯定的判断。在我看来,情况正好相反——批判理论的革命性、现实性在与日俱增。与批判理论相反的术语不是“非批判理论”,而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许多变化都围绕着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一种是从劳动一般的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及其经济模式的批判。然而在阿多诺之后,从劳动角度出发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却扭曲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内涵——这种批判将资本主义劳动及其经济模式个体化,并将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自然永恒化。真正批判性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感性现实的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外表下,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某种抽象的经济性质,相反,在这个社会中以理性的“经济人”面目出现的,乃是特定历史阶段上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中的“感性人”。

三、“开放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关系与价值形式问题

邝光耀：距离巴克豪斯在 1969年公开发表《价值形式的辩证法》27一文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光景。“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价值形式问题的讨论曾经引起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界长期的理论关注,也取得诸多文本考据和理论澄清的研究成果。然而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哈耶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主义市场秩序性的论证仍然让不少人信服。我们想请问您,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再度复苏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重新理解“新马克思阅读”运动提出的重建《资本论》价值形式辩证法的理论主张,尤其是其所指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范畴非历史性的意义与价值?

博内菲尔德：“新自由主义”堪称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神学”。只要资本主义存在一天,“新自由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神学就会一直存在。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来说,新自由主义并不是问题所在,资本主义才是。原因在于,工人阶级能否继续出卖劳动力并以工资为基础获取生存资料,取决于资本家是否还能对其劳动力进行有利可图的剥削。因为无利可图的资本家将减少雇佣劳动力,盈利不断的公司则不断雇佣劳动力。自由劳动者在现实生活中时刻受到饥饿的“鞭笞”。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3章中所说,自由劳动者自由的代价是“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28。

巴克豪斯对价值形式理论的批判性重构认为,价值是一个社会范畴,它并没有体现在单个商品中。事实上,无论这种或那种消耗的劳动是否产生了社会价值,都只有在与货币的交换中才能显现出来。如果耗费的劳动力无法换取货币,那么它生产的商品就是失败的,而耗费在它身上的劳动力从社会角度来说则是多余的。失败的商品生产使投入的资本贬值,并使劳动者面临失业的威胁。因此,重要的是消耗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换言之,重要的是金钱。或者打个比方来说,没有人会吃钱,但没有钱,人却吃不到任何东西。巴克豪斯的价值形式分析是对李嘉图派社会主义传统29的批判,这一传统实际上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思想基础。在哈耶克的资本主义“神学”和价值形式批判的否定性之间,“神学”似乎显得更为现实,因为它告诉我们一个美好的故事：自我持存(selfpreservation)的阶级斗争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竞争、创新、调整和适应的进步发展过程。与此相反,对价值形式的批判则向无产阶级宣告资本主义必须彻底废除。

邝光耀：从另一方面来看,您认为这种政治经济学批判意义上的价值形式批判又有何局限性呢?或者我们换一个有趣的说法,如果马克思仍在世的话,您觉得他会认同巴克豪斯、莱希尔特等人开启的对《资本论》的“新阅读”吗?

博内菲尔德：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问题应该如何理解?对它的批判最终将揭示什么?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提出了下述问题：为什么人类社会的再生产会表现为自我运动的经济力量?这种力量隐藏在行为主体的背后,却对主体的真实需要漠不关心甚至充满敌意。马克思通常把经济范畴定义为“超验的东西”“奇怪的东西”“扭曲的形式”,并认为这些范畴充斥着“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具有“谜一般”的性质等。30然而,马克思的这些表述显然是“非经济”意义上的,并且直接指向对社会构成理论中经济范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现代经济理论,再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一例外均被社会构成这一“幽灵”困扰。其中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的特点是,将作为主体的人类社会现实视为妨碍其经济分析的“形而上学”干扰因素而加以否定。然而,政治经济学如果不再是关于社会组织再生产方式的理论,那么它又是什么呢?经济学理论只关注经济数量和经济客观规律,它们使用经济范畴的语言并把劳动经济视为一般的经济需要,经济学家们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分析经济关系,并宣称经济学是关于人类基本经济问题的真正科学。但实际上,经济学是一种完全不了解其所处社会阶段的历史性的理论。

但无论如何马克思确实已经离开了我们——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我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而言,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诚实性(integrity)——由思想引领学术,无论它可能把我们带到哪里。因此,有决心不断否定谬误乃是一个学者最宝贵的品格,这一点在可悲的资本主义时代尤其如此。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向马克思学习——当被问及他最喜欢的格言时,他回答说：“怀疑一切”31。

邝光耀：在您授权我翻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社会构成：论批判理论的意义》32这篇文章中,您曾花费不少笔墨着重批判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性的错误理解。事实上,正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掀起了所谓“两个马克思”——“人本主义的马克思”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之对立形象的争论。从您对阿尔都塞观点的批判来看,我们应当如何准确把握马克思的哲学意识形态批判和他晚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二者的理论关系呢?对这一关系的准确理解,是否关系着我们对马克思的革命叙事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正确理解?

博内菲尔德：在我的理解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马克思”才是真正“人本主义的马克思”。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的批判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生存状况的判断。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经济学意义上的客观经济对象揭示为一个个社会构成的对象,它否定了经济范畴的自然性质并重新发现、确立了其社会性质,它揭示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构成基础的所有人生活的极度动荡,这种社会关系得以维持运行的活力基础乃是资本家为了逃避破产和工人为了避免饥饿而不断进行的阶级斗争。政治经济学批判视野下的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经济视为由物化个体组成的社会实践之和,这些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被物化了的个体通过为维持生计而进行的斗争不断喂养着资本的“野兽”,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化(valorization)的过程,即资本对他们的“活劳动”的价值化。简言之,自由劳动者的再生产取决于社会对他们的价值化过程。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阐述的那样,“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33。“老年马克思”是不谈论系统制度和生活世界的,也不谈论经济结构和人类能动性。马克思曾经说过,他只承认“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34。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只有一个现实,那就是历史上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现实。

马克思

四、共同的未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何去何从?

夏巍：已故的意大利著名学者、国际黑格尔协会前会长洛苏尔多在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35中曾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长期以来沉浸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逻辑批判这一主流叙事之中,客观上却造成了对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被殖民地以及被殖民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的忽略,这导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具有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的局限性和严重的非现实性。您认可洛苏尔多先生的这一批判吗?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应当将更多理论目光转向第三世界呢?

博内菲尔德：对“什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回答,但无论它在何种意义上被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不应该被简化为资本逻辑批判——因为这相当于将其矮化为资产阶级意义上的系统理论概念了。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东方马克思主义,法国马克思主义抑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都应当被视作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否定性批判。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包含了世界市场,它本身是一个“世界市场型”社会(world market society)。至于你所提到的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性问题,我认为这一批判实际上是预设了它所要质疑的东西。所谓的第三世界不需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它完全可以自己为自己发声,而且事实上也是如此。西方人也好,东方人也好,问题都是普遍的,思想同样也是如此。我认为欧洲中心主义是一个奇怪的概念。它把那些被认为是(第三世界)他者的人排除在欧洲范围之外——换言之,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却反过头来强化了它所批判的东西,它由此成为身份主义的同谋。设想一下,如果不提及那些被“欧洲中心主义”这个词排除在外的人,又怎么能解释“欧洲中心”这一概念?因而我的观点是,无地者、被征用者、被殖民者、被奴役者、被抛弃者、悲惨者、被剥削者和被支配者的斗争——所有这些人的斗争才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型”社会批判的核心和灵魂。

邝光耀：相比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二战”后的全球世界显然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21世纪新兴数字技术、AI技术等第四代工业革命科技的出现,不仅带来了哈特、奈格里等人所言工人运动在非物质劳动基础上新的空间与机遇,显然也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和革命主体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您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和处理资本主义再生产批判叙事与共产主义革命叙事,以及传统无产阶级革命主体与新社会运动的多元主体这两对主要矛盾呢?

博内菲尔德：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往往将社会主义视为一种完善的劳动经济模式,社会主义被描绘成劳动的理性与经济的合理性组织在道德上的协调一致。与这种预设人类社会完满性的观念相反,我们的理论目标的出发点应该是人类本身的不完满(imperfection)。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此外,我们应该接受共产主义财富的观念,即真正属人的财富乃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和那些用于身心享受的时间。在共产主义的理论愿景中,机器应该减轻人们的工作负担,减少大家的工作时间,并将劳动时间转化为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便要求我们建立一个基于人类平等需求的共产主义社会。真正符合马克思理论愿景的共产主义社会乃是一个由“共产主义式个人”(communist individuals)组成的社会,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6的联合体。我们还应当补充的一点是,共产主义是对自然之美和自然之安宁的回归与认同(recognition of the beauty and the tranquility of nature)。

夏巍：我们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您的研究视角出发,您认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会走向更光明的未来吗?要使马克思的理论在当今时代仍具有生命力和解释乃至改变资本主义现象的效力,我们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尤其是身处象牙塔内的理论研究者,应当怎么做?

博内菲尔德：坦白地讲,我认为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未来不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的学术研究,它将取决于此时此地、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的为了自我持存而进行斗争的结果。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学术研究是通过对社会的理论批判来否定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一理论批判是否能付诸实践并成为现实,将取决于所有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对所有造成人类痛苦的根源条件(资本主义)进行的阶级斗争。

结语

“开放马克思主义”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界中形成较早、影响甚广的一派。作为英国开放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博内菲尔德一方面承继了早期批判理论尤其是阿多诺基于商品交换原则的非同一性批判主张,另一方面引入了德国“新马克思阅读”学派对《资本论》价值形式理论的重新发现及其对社会关系抽象化的拜物教批判,进而提出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本质上是对经济范畴的批判,并认为这种批判相当于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换言之,批判的目的不是从一些假定经济性质的跨历史力量中推导出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而是在社会现实基础上分解经济范畴,并揭示社会关系的特定形式如何表现为神秘的经济形式。值得注意的是,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对工人需求漠不关心的新自由主义金融体系,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整个价值交换动态过程是由分裂为不同阶级的所有个人的社会实践所提供的,因此他们认为对阶级社会的批判无法在更公平理想的另一种阶级社会中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并由此主张无产阶级革命应当直接走向“共产主义个人”式的无阶级社会。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来审视开放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理论,其号召主体行动拒绝抽象劳动、直接创造“去阶级化”社会等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显然消解了马克思原先的革命观念,走向了一种新的无政府主义,在无法触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变革生产资料所有制前提下的“非同一性抵抗”也显得过于理想化而难以实现。但理想化并不等于没有意义,在当代左翼思潮多依附于资本逻辑批判而陷入话语建构和“无限期等待”之消极情境下,开放马克思主义寻求革命主体突破、重思马克思主义革命方案的尝试便显得弥足珍贵。

注释

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唯物史观发展的原创性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2AKS001)、中央社院统一战线高端智库重大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文明观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K2023021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 作者简介：夏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邝光耀,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

3. 维尔纳·博内菲尔德(Werner Bonefeld),英国约克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开放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著有《开放马克思主义》四卷本(1992—2019)、《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等。

4. “新马克思阅读”运动(Die Neue Marx-Lektüre)：指始自20世纪60年代,由巴克豪斯(HansGeorg Backhaus)和莱希尔特(Helmut Reichelt)等人发起,以《资本论》的价值形式理论为中心,旨在重新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股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

5. “国家派生”理论(the state derivation debate)：指20世纪70年代后,由赫希(Joachim Hirsch)、霍洛威(John Holloway)等人提出,并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得以发展的国家观。该理论认为对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分析必须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矛盾中推导出来,国家并不独立于资本和积累过程之外,国家是为资本再生产而建立的关系和组织形式。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7. 约翰·霍洛威(John Holloway),英国“开放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墨西哥普埃布拉自治大学社会学教授,其著作《裂解资本主义》(Crack Capitalism)、《无需夺权改变世界》(Change the World Without Taking Power)等被译为十余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82页。

9. 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an economics)：指20世纪80年代由拉克劳和墨菲(Laclau and Mouffe)所开创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质疑、修正、抛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范畴和核心理论(如放弃剩余价值理论),转而分析资本积累等经济生活现象的一种经济学思潮。

10. 参见Alex Callinicos,“Sympathy for the devil?John Holloway’s Mephistophelian Marxism”,in Capital&Class,vol.29,2005,p.17.

11. 参见孙亮《从“同质性”的抽象劳动时间中“撤离”——对约翰·霍洛威激进政治理念的阐释及反思》,《理论探讨》2017年第6期。

12. 而是对资本主义统治形式和剥削形式本身的批判。

13. 指1871年3月18日至1871年5月28日短暂建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巴黎公社”,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组织。

14. 参见Werner Bonefeld and ChrisO’Kane,Adorno and Marx：Negative Dialectics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22.

15. M...P...M'：代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M)、利润(P)和利润率的关系。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页。

17. 歌德大学(Goethe University Frankfurt),亦称法兰克福大学。

18. 沃夫冈·阿本德罗特(Wolfgang Abendroth),已故德国法学家、政治学家,德国马堡大学政治学教授,哈贝马斯的导师。

19. 价值批判理论学派(Wertkritik)：指始自20世纪80年代,由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罗伯特·库尔茨(Robert Kurz)提出并发展,主张重新定义、理解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的价值批判理论的资本主义批判学说。

20.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中的左翼代表者。

21. 亚历山大·克鲁格(Alexander Kluge)：德国著名导演、作家、社会批评家,深受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影响。

22. 里贝卡·克劳森(Rebecca Clausen)：德国左翼学者,生态马克思主义者。

23. 特雷博·肖尔茨(Trebor Scholz)：德国左翼学者、社会活动家。

24. 参见贺翠香《从大拒绝到妥协、驯化：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发展进程及其困境》,《中国哲学年鉴》2020年第38卷。

25. “萨帕塔起义”(Zapatistas movement)：指1994年起,在墨西哥南部的恰帕斯州爆发反新自由主义并受到全球声援的原住民起义运动。“萨帕塔运动”被认为是第一场后现代意义上的自治主义革命运动,亦是霍洛威用以构建反资本主义革命策略的主要理论资源之一。

2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44页。

27. 《价值形式的辩证法》(Zur Dialektik der Wertform)一文,最先由巴克豪斯1965年在阿多诺和费切尔主持的讨论班上发表。1969年,该文被施密特主编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文集》收录并公开出版。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98页。

29. 李嘉图派社会主义(the Ricardian socialist),指19世纪初在英国出现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其理论主张认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坚持劳动者对劳动的全部产品权利的要求,主张采取和平方式改变社会制度。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8页。

3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回忆马克思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4—305页。

32. 参见Werner Bonefeld,“Political economy and social constitution：On the meaning of critique”,in Critical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On subversion and negative reason,London：Bloomsbury Academic,2014,pp.21 52.

3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3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9页。

35. 参见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西方马克思主义重构：诞生、死亡与重生》,李凯旋、李赛林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

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

原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 第16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