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超越帝国》

作者：【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译者：李琨陆 汉臻

厄内斯特·海明威曾经这样写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很好的所在，值得为之去战斗。”我同意这个说法的第二部分。

——《七宗罪》

（该文是与埃里克·艾尔耶兹合作写成的，2002年5月4日至10月31日在维也纳“向西的和平”画廊用英语和德语译文展出。）

战争与和平：在其经典和现代的意义上，战争与和平作为一个概念，在其一般的交叉意义中隐含了不同的价值，因此不可能给和平一个历史的、概念化的积极的定义。作为裁军的和平，消极意味着以战争的缺席为特征的社会状况。这是通过裁军达到的和平。对此，雷蒙德·阿伦在《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中这样说：“据说，当国家间的贸易不再导致军事斗争的形式，和平就来到了。”和平既不是本质上的，也不是经验主义的。和平并不排除斗争和冲突（和平将这些斗争和冲突非军事化了）。因为在这样一个公共安全的要求早就需要得到整体性考虑的世界中，和平的原则“并不与战争的原则相差多少：和平是以权力为基础的”。和平这种本质上是安全主义的政治全球化的首要的世俗形式，与战争/和平这对矛盾体不可分割。战争与和平的矛盾体使得“民族的法则”受制于权力的普遍视角。矛盾体是蒲鲁东使用的术语（在《战争与和平：民族的法律的原则和形成之探寻，1961年》中），用来解释这样的观点：“和平展现并证实战争”，“战争反过来是和平的一种要求”。这个说法尽管有令人难忘的真实性，蒲鲁东在这里描述的是他所谓的“各民族生活的不同状况”。这些状况受制于和平状态和战争状态的历史的、“现象学的”层面上的更替。在这个世界上，国家集权的逻辑隐含并凸显了军事冲突的倾向。

和平与战争：在超现代的帝国体制中，和平和战争的关联必须从替换价值的角度加以理解。这个替换价值在和平和战争的功能及其“经典”关系的颠倒方面将这两者变成彻底是同时出现的事物。既然战争意味着对已构成的诸权力的规制和新秩序的构成，那么，和平就只是一种骗人的幻觉，只用来对付任何地方可能出现的混乱及其对世界安全的威胁。好了，在这个世界里，无所谓外部内部。在这里，“国家间的贸易”通过生活在一起（“内部和平”）而在全球解体，扔掉了外部和平的外罩，一切都可能发生。好像在这个世界里，和平与战争是如此密不可分，以至于形成了笼罩全球的一张网的两张面孔。和平，也被称为全球战争……我的假设，也是所有人的观察，与这个混合的身份有关。这个混合的身份将“每一个人”都投入到空头政治中，在这里，和平似乎只是成了通过其他手段所实施的战争的延续。一种变种了的警察行动，在永无止境的战争的例外管辖权之下，对全球化了的城邦实行统治。我们可以推断出，和平是一种永恒的例外状态。

在现代到来之初，主权范式和民族国家尚在孕育之中。霍布斯将人类历史叙述为人类逃离“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状态——这个状态被标记为自然状态——的宏大叙事。主权的政治制度化以自然关系的解体和个人对权力的无限欲望的异化为基础，发明了法律作为其原则，因而保证了民间的和平。和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出于对主权的服从，自由被完全异化。并且，和平成了服从（权力转移）交易的唯一补偿。在这个交易中，管辖的绝对性（权利的转移）是身体政治的真正条件。主权因主体的服从，从而是绝对的。主权将安全作为唯一的福祉贡献给主体；“人民的安全”是主权权力的现实条件，借此来断定“什么是合理的，什么必须被废止”——这是《利维坦》里的说法。利维坦手握正义的匕首来保护内部和平，手握战争之剑来保持外部防卫并惩罚叛乱，宣布（不是按主权权力或者dominii权力，而是按战争权力not jure imperii or doninii,but jure belli)（原文如此——译注），内部的敌人属于战争法则范畴，因为，“叛乱只是新的战争”，并将“大众与人民对立起来”（《公民论》）。

因此战争以和平的对立面出现；它是决定对法律的主宰的自愿服从的理由。战争及其表现形式的无所不在，是有其理由的。这是为了创造一种秩序，这种秩序使来自一个分散的大众的个体——这个个体徒有“人民”这一空名——服从于一个人的“绝对权力”……现代国家是从这种政治的表现形式衍生而来的。这种政治通过以和平的名义（从大众的“原始混乱”状态剥夺而来的权力的积累逻辑）进行的战争、垄断来养活自己的。与现代主权的诞生相关联的三十年战争不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它以和平而告终。这种和平把权利在司法道德上的绝对胜利强加给共和制（politeia)，作为一种“正义的”权力分配方式（霍布斯将希腊正义看作暴动学派）。但是还有谁相信这种藏在勇气母亲之车的后边的屠杀和没有正义的和平？在1618年和1648年之间，德国丧失了一半人口……以现代国家的出现所达到的和平纠结于正义战争的理论（格劳秀斯）和普遍和平方案之间。普遍和平方案被认为可以冠以乌托邦之名（托马斯·摩尔)。

后现代的飘忽不定的形象更多的是由世界贸易组织而不是由联合国来决定的，而联合国不过是永久和平的远房子嗣而已。在自我标榜的后现代，战争已经变成了一种“秩序的潜能”，因为战争是通过“过时的”领土占领模式得到认可的。与古典-现代时期不一样，——在那个时期，存在这样一种和平观，即，通过国际社会，通过贸易和商业活动与国家的主权意志的结合，就可以达到和平——而现在，根据和平研究的强制性定义，和平只有通过战争和战争的逻辑和方式才能展现。战争将“例外状态”作为其出发点，以单一的世界权力取代国际武力关系为目的，战争以维持和平的面目出现，成为和平的管理者和警察。与政治现代性的创始神话的差异就显现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倒置上。和平与战争。脱离了世俗化了的“基督教共和体”乌托邦，和平不再是建构在各种力量的（相对）平衡或“理由充分的”（通过战争的代价）霸权的基础之上的战争的“结局”——和平是战争行为固有的程序性条件，建立在敌友区分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可以称这个语境为混浊化），施密特那个使主权产生的决定主义理论就很适用于帝国。政治的概念，作为其基于国家现实的神学类比之上的真理的最后的空洞表述，其唯一的目的只是创造了帝国巨型政治中主权和决定的一个巧遇。这个帝国巨型政治的轴心使得整个世界围绕着一个行使着有关“例外局面”的决定的主权权力而运转。（套用卡尔·施密特的第一部《政治神学》有名的开篇句：“他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主权。”)

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对“邪恶轴心”——或者，对上帝的审判——进行冷嘲热讽。我们需要考虑超现代的状况。这种超现代标志着关于罗马和平（pax romana）的统治模式的完全转化，就像这个公式所表达的那样：“如果你想要和平，就准备战争。”这不再是一个想达到和平就准备战争的问题（劝阻原则），而是在战争中制造和平，作为不断破坏的功能（持续创造的“渐进的”神学方案的一个倒置），因而将主权降格为平衡的恐怖。和平是不是就变成了战争的后现代名字，让这个世界的战争变成永恒的方案，一个永恒的世界战争的方案？

关于现代性的文本在讨论战争时，总是喜欢展现人类发现自己战场上的孤独的那个时刻。格里梅尔斯豪森、托尔斯泰、司汤达、塞利纳和海明威的笔下都写到了这个人——奇迹附身一般——既没有受到侵害，也没有受到伤害，没有为战场上的喧嚣所震惊，甚至被太阳和月亮将继续闪亮这个事实而惊诧。回归和平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的感官上的自然恢复，是从外部进入到内部的美学上回归。问题马上就变成了：后现代设计了一种人生的麻醉状态——人生被投入到空虚之中，一种对我们与时空的血浆的密切关系的哀悼；而这个世界被普遍的商品化，最重要的是，这个世界被计划成为了一场目的在于全面和平的全面战争的战场。在这种时候，我们还依然能够从内部获得和平吗？我们如何从目的是对“全球安全”的绝对掌控的战争的悲惨境地里走出来呢？和平本身已经达到虚无的状态，降服于同样可怕的人道主义战争的统治（就像朗西埃所提出的公式一样：“人道主义者是国家的实力政治的替身”）？后民主的民间说服将取代核说服的“反城市策略”，除此之外，和平又从何寻觅？我们是否毫无办法，只得束手等待那不可预期的、肯定是一个新的怪胎，以便使我们能从这个被新的帝国秩序在高高的指挥楼里远程指挥着的和平和战争所带来的日常的悲惨境地中脱身？我们无法想象或描述屠杀之后的这个战场是什么样。这就剥夺了我们依然活着，在死亡边缘感到自己还活着的乐趣。

“他们制造了一片沙漠，并称之为和平。”塔西佗这样写道。在他之前的修昔底德也这样写道。历史学家是超现实主义的诗人。他们对于武力是历史秩序的一个杠杆这样的想法并不感到尴尬。马基雅维利一心致力于纯粹地观察历史现实中的政治的种种模式，他小心地描述了以实现通过武力达到的和平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和战争。我们的意思必须表达得明白无误：这是一种用武力来统治的和平。武力象征着人民的美德（virtu)，他们联合在自己的（被代表了的）潜能的政治主张下。这里，和平发现了自己稍纵即逝的价值。这种价值只有战争能够“实现”，因为战争是权力的普遍关系的矢量。除了和平时间和战争时间的形式上的差异以外，这个关系矢量的真理否定一切差异，将平静变成闲散和无序的危险，将破坏没有战争的永恒性的状态。除此之外，王子“无法依赖于他在平静时期所经历的一切”。王子于是将屈服于最危险的幻觉：对和平的热爱。而本来他应该与他所有的子民一道，在思索战争中经历和平。在这里，现实主义和犬儒主义在认为战争是所有政治秩序的真相的条件的话语中合二为一了。根据马基雅维利的表述，战争是秩序的创新。但是这个关于“罗马”灵感的表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具有太少的“国民”精神的世界中有意义吗？这反过来会不会是由缺乏共同性的交流的危机状态所传达出的一种简单的幻觉呢？“五角大楼资本主义”（维希留的叫法）的好战派的地缘政治学的虚幻现实无需一切额外的修辞了。

现在，战争、和平和野蛮在同一个故事里相互作用着，除了非世俗的常识以外没有别的法则。伟大的和平主义论调——无论是基督教的，还是共产主义的——认为战争是为了建立和平而付出的一种牺牲。因此，一个人带着和平的想法和欲望来发动战争——“这样，胜利就能引导敌人通向和平的高地”（圣·奥古斯丁《信件189号，致博尼费斯》）。与这种“自由主义的”和平观（和平是战争的目的）和“自由主义的”战争观（战争是和平的必要手段）相关的是，“人必须追求和平，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发动战争[……]以达到和平。所以要保持和平，即使在战争中……（同上）”——除了存在于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主体的被和谐了的真理中（以上帝或人道的名义）之外，这是一个不可想象的观点。和平主义对于争取和平来说不再具有效力。和平与战争：和平主义无法再从能将我们从战争引向一个独立的和平的任何历史记载或目的论中汲取权威。除了怀旧以外，不能再渴望和平。对于将战争作为新秩序的机器的组成部分的抗拒，是对战争发动战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战争的斗争。这与德勒兹认为战争是一种建立在审判体系（使破坏变成某种“正义”之物的上帝的审判）之上的控制欲望、将战争与动员力量来反对统治权力的斗争对立起来的意思是一样的（《终结上帝的审判》，见《批评与诊所》）。

在这个全球化的战争与和平杂交的语境中，“艺术意志”和美学行为的生产意味着什么呢？当新的经验无法站队的时候，我们去哪里给艺术安身？对于反对沿着哀悼和醒悟这样的思路而进行可怜的思想表演的当代艺术家来说，“关于战争的战争”和“反对战争的斗争”意味着什么呢？很显然的是，感觉的艺术潜能只能将自己建立在无差别的表达的基础上。这种无差别的表达构成了奇观时代在持续的疯狂中的那份暴力。因此，艺术家必须超越绝对的融合，超越沉迷在当下。在这里，在碰触到它的关键的潜能的不同法则的那一刻，艺术就毁灭了。沉浸在纯粹的世界意味着，当他假定事物的单一性时，艺术家就会摆脱对战争与和平的幻觉，就开始辨认出战争与和平留在世间事物上的相同印记。

艺术家致力于不可见之物的透明区域，参与到了在一场“反对战争的战争”中被占领了的政治战场。而这场“反对战争的战争”摧毁了属于一个虚假的社会和平的感官上的印证系统。也许，当代艺术的危险性的基本原因在于：它直接否定身份的划分。这身份划分规范着可表达之物和可视之物之间，或外表、存在与行动之间的关系的政治效应。这是在现实中无法做到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学术的中介之外，不把自身放置于发生的事物之中。

当代艺术正寻求展示这个事物并反其道而行之——将自己，因而将我们放置在“穿越虚无主义的考验的生命通道之后”（吉奥乔·阿甘本）。这个话题回应了通过艺术品观念的延伸而实现的形象无所不能的中介系的说法，揭示出艺术家所付出努力的特点：他们竭力通过在感觉的物质性的无限的浸淫中，用非尘世来表达尘世；来构建一种可能的新世界。这正是当代艺术世界的特点：作为这个世界的美学范畴的可能性的经验，只能通过确确实实出离这个世界的集体悲惨境地来创造作品，并到达这样的程度：作品的不可能在程序上使个体的复活成为可能。这些个体是有共性的，不具备任何被代表的身份。这个立场不再允许自己在一个共产主义未来的美学期待中得到普遍的再现。要展现这个立场，要让我们自己对战争与和平的过度展示来面对感官上的撕裂。这是艺术的新命题。艺术可以在战争中发现他者的差异。战争已经无力以对某些和平的记忆来维持自身。（将关于和平的“事实”认定为“自由”的是不可能的：和平不再存在，除了存在于抗击世界的媒介形象的“战争前线”。）

在这个沉溺于盲目事实的交流的世界中，艺术家或者“非艺术家”认为出离是唯一具有创造性的事件，例如，把出离寄托在这个世界的无所不在性上——既没有外部也没有内部的区别。从服从逃离到可以发言的规范和能辨认的身份；流浪于无边无际之中，这种状态是由对将我们引入斗争的战争与和平的先验的形式的放松管制造成的。因为在决定共同目标的无边界的条件下，逃离、脱离和反对战争的斗争除了原地踏步外，无路可走。如果不将其摧毁性的力量转向国家，逃离是无法躲避市场的气场的；而国家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管理者。逃离者如果不与伪和平做斗争以争取共同的合作的空间，他就无法从战争中逃离。逃离颠倒了弥赛亚般的错位，将它从别地颠倒至此地，为的是建构一种新的移动性和新的时间性，逃离就是这样的一种变化的大名：抵抗的价值变成一种生命政治（否则就是后现代的）的构成性潜能。逃离、脱离，意味着摧毁使政治代表的强制性逻辑产生意义的所有障碍，以便更好地再次分配“全球”的移动；在逃离的同时采取一种构成性的行动，意味着投身于成长和抵抗腐败，意味着将生命世界的全球性融合对立于战争与和平的强制性融合。艺术在展示其特有的无法衡量的特性时告诉我们，产品生成出来的总是一个“怪物”，它意味着生命政治和脱离（身体、语言事件和机器的中的共同性）。

与战争作斗争：和平不再是生命的一个状态；和平必须在逃离没有上帝的世界的过程中重生，“人世之城”必须行动起来，逃脱这种非尘世的悲惨境地。和平应该是世界的情感因素。在缺失和平的日子里，逃离成了斗争、游击战和从无到有创造和平的方式。和平是对虚无主义的逃离，是具有本地化意义创新的全球性方案，是大众的一个生态哲学所具有的实际意义。这个和平要被创造出来，求同存异，从共同性中寻求发展以改变世界。这是乌托邦的反面：开放的、完全地狱化的对抗战争的战争。这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战斗的任务：战争是一种直觉，就像一件艺术品；和平，像艺术一样，是对变化过程中的各种力量的捕捉。捕捉的过程丰富了和平所可能抓住的东西（与强加的和平相反的东西：“没有力量的和平就像死亡”，这是玛丽-何塞·蒙赞的说法）。就此可以推断的是，不通过战争是无法得到和平的。和平正与战争做斗争，以便消灭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同时确认生命的各种力量。这些生命力量是建立在暴力之上的。逃离开启了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可以通往斯多葛学派的“心灵的宁静”。其手段只能是从人类穿越混乱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件作品，一件和平之作（这里又用上了和平之作与艺术作品之间的比喻。这个比喻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只不过是因为它隐含着各种混乱的力量）。当远处或其他地方不再有任何可能，逃离就在一个没有外界的世界中发生。因此，逃离就是从集体建构的生命的世界中的逃离。当逃离除了战争就无法实现的时候，逃离就是活的劳动和活的全球化的劳动在对抗着“死亡的劳动”的无所不在的统治。战争是国家形式的第一个先决条件（有了警察主导的法制）和最后一个阶段（有了世界范围的主权式全球警察的法外行动）。

逃离是知识带来的积极生活中的激情的转化，此时知识将其创造性的潜能应用于合作，与所有政治主张和手段和共同体的无处不在的幻想不可同日而语。从激进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这不是和平，而是由个体组成的大众的创造了世界共存的通力合作。这种合作是由已经被去领土化和正在非领土化的非有机的社团组成的。我们认为它在本体论的层面上先于或优于主权所决定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所有差异。考验迫在眉睫：在这个考验面前，主权权力怪胎式的结合决定着战争与和平；确定着主权与警察的明确认同。其后果是存在的危机：和平再也无力提供与道德相连的生命的条件。道德与各种关系的建构和解构的现实相关。但道德反之在和平与战争的操作层面上又呈非对称性，因为这是一场“自身之间的斗争，[……]屈从与被屈从力量之间的斗争，表达这些力量关系的权力之间的斗争”（吉勒斯·德勒兹），是原子的加速，是一场关于激情的斗争，是个体的大众式混乱中的差异的结晶，是新潜能的释放——这种新潜能通过差异的折射，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有情感的和建设性的星系。没有这种使共同性向世界的建构的方向逃离的倾向，就没有道德可言。但是同样，没有“允许存在的真实联系显得像真实的感觉”（让-鲁克·南希语）的决定，就没有美。在这里，以菲利克斯·瓜塔里的方式，去唤起一种“新的美学范式”不是不可能的。这种范式是横向的，是以社会创造性为基础的。它提醒我们，艺术是对抗战争（而不是逃入幻想式的和平之中）的过程的梦游者。艺术品是被通常强加的死亡条件的重要的蜕变，是共同性在解放的目的论中的潜力化过程。这个解放的目的论是一个有创造性的感情机器，其强度不可简化为既单一又多重。

反对当代艺术的否定论者：战争面对着这个它意欲破坏的世界的个体性建构是无能为力的。如果艺术是这样一种集体性的反应，那么，当代艺术在（被过度和缺陷）强加于它的无立足之地的境地中，必须通过“安装”和它为自己建构的表达的机器表达出，和平可以作为一种生命政治的生活条件，作为一种共同的抵抗而被重新发明。而这种共同抵抗，通过身体的多种媒介，将爱与大众的普遍智慧连接起来。

（还是反对否定论者：我们必须申明：感官的暴力，在这种真正艺术的“表面/媒介”关系中所隐含的感官的最暴力的解构，并不为反对这种表现提供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