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张一兵 | 应当重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

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征途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特别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探索就从未中止,其间伴随着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曲折道路。今天,站在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时机也成熟了。因为,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围绕“当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编译和研究工作,已经为深化资本主义的理解提供了宽广的理论视野和丰富的学术储备。为了更好地推进“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理论借鉴,我们择取了“资本主义理解史”这一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思想史全程作为研究对象。该研究上起马克思恩格斯,经第二国际和苏联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当代欧洲激进思潮,力图梳理160年来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左派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探索的历史变迁。

01 我国改革开放后对“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的突破与发展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在中国能有今天的繁荣,首先与20世纪80年代对于传统资本主义理解的反思和现实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有关。从大处着眼,这植根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稳步推进;于细处觅微,这同走出传统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建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思想历程息息相关。这一阶段最显著的理论成果是:自觉摒弃对于资本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僵化理解,倡导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发展,同时反对矫枉过正,强调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研究中的指导性地位。在此过程中,重新反思科学理解资本主义的出发点。

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中国共产党也曾得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但从社会主义改造中提出“让资本主义绝种”的口号开始,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影响下,我们逐步采取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简单否定的非历史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只限于政治决议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中的抽象概念,更不用说对于资本主义新变化的承认和正视了。总的说来,这种假想中存在的资本主义形象是直接作为社会主义将克服和超越的对象而存在的。这一理论形象的主要来源有三。

1. 其一是经前苏联教科书原理反注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理解。在“两个必然”的旗帜下,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被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规定下来。

2. 其二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发展所做的分析,即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这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究其经济本质来说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也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制度进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过渡。”[1](p.683)

3. 其三是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看法。在1952年出版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经济影响在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结果,应当认为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这个情况决定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进一步加深。”[2](p.26)直到1986年,这种观点还在前苏联和东欧具有广泛的影响。

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过程中,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直接相关,对于“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考察就成为资本主义研究的焦点。邓小平在1980年就曾敏锐地指出:“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3](p.338)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的理论起点。在党的十三大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更是把加深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再认识作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本理论课题。相应地,“重新认识”或“再认识”资本主义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形成了一股学术热潮。

虽然在这场“开眼看世界”的思想运动中不乏对立与交锋,但它对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活力、拓展和深化“资本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成果,在某些方面甚至奠定了今天“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关键性理论基础。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获得了新的认识。首先是资本主义历史分期划分的标准更加全面,除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程度外,反映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被作为划分的标准。其次,有关阶段的划分出现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两阶段论”,分为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古典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高级阶段等不同划分方式;二是“三阶段论”,包括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等观点;三是“四阶段论”,其中又有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形成—发育—成熟(当代)—衰亡等不同的看法。

对现代资本主义特征和历史地位有了新的看法。首先,现代资本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除了利用新技术革命实现生产力的发展、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和政府宏观调控机制外,现代资本主义在政治运作、文化形态、所有制形式和阶级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许多变化。因此,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解也出现了改变:有的学者在坚持基本矛盾不变的基础上强调对资本主义经济机制、政治体系和文化形态的再认识;有的学者认为随着政府对经济操控的增强和股份制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到了缓和;有的学者注重考察上述变化所带来的部分质变;有的学者结合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定位,这包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资本社会主义等诸多不同观点。

不难发现,在针对现代资本主义所进行的“重新认识”或“再认识”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错误的理论趋向,即认定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列宁等经典作家所生活的时代,试图以此证明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理论的失效,并且提出一种对于资本主义未来发展及其同社会主义关系的所谓“新”观点。其中,尤以“趋同论”最为典型,即开始强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同特征,并用它来代替传统的“扬弃论”和“垂死论”。

正如同时期及后来许多学者已经撰文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所出现的这种趋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偏离。“趋同论”的本质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边界的混淆,也是对马克思所开创的资本主义科学理解的误读。[4](pp..22-24)在我们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理论上的错误倾向,存在着两个内在相关的原因。

一方面,是由于资本主义研究中借助直接的经验事实来反思传统教条框架而导致的“矫枉过正”。出于对斯大林教条主义体系的逆动,但又无法及时消化纷繁芜杂的新情况、新变化,并且缺乏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甄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能力,势必要在研究上走弯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多年来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钳制,先前对于资本主义的很多观点都直接来源于前者的抽象结论,而根本无法科学地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科学范式,同时没有掌握西方左派学者已经进行过的有益探索,因而在这种“再认识”过程中一时无法形成独立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明晰的正确方法论指导——这是内在于前者的更加根本的原因。

尽管在理论上仍存在诸多不同意见,甚至是争论,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倾向,但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前后所进行的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理论探索,成绩是很大的,影响也是深远的。首先,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跳出了既有的理论窠臼,这是新时期迈向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面向世界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的当代资本主义科学理解的第一步。其次,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真正进入中国学者的理论视野,同时随着相关理论成果的译介,为形成新的资本主义科学理解奠定了初步的学术基础。再者,也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反思前面提到的错误倾向的过程中,已经开始有学者自觉吸收既有的理论资料和研究成果,审视反思“资本主义再认识”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不足,并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发点上寻找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科学基点。[5]在我们看来,这是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推向深化的科学路径,也是今天“资本主义理解史”的最初思想缘起。

02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回顾与展望

20世纪90年代开始,面对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新的全球化历史态势,无论是从研究视域的拓展还是就分析程度的深化来说,“资本主义研究”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江泽民同志提出把“如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作为“需要全党同志共同深入研究,从思想上政治上进一步取得科学认识和做出正确解答”的“四个如何认识”问题之一,学术界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6](p.54)围绕“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等主题,数量颇丰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文献被迻译到国内,针对相关主题的系统研究和综合分析也纷纷问世,并且在多角度、不同层次的对话和反思中,国内学界关于资本主义研究的理论基础得到夯实,探索的新方向也日渐澄明。

较之80年代的“解放思想”和“重新认识”,这一阶段“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显著特征是对丰富的文献材料的进一步占有,即通过相关译介工作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现实及其理论反映更为全面地展现在中国学者面前。毋庸赘言,90年代以来围绕该主题所进行的翻译、评介工作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成果。这些译著、译文的数量是如此之大,种类是如此之多,在这里我们无法一一列出。同时还应看到,随着当代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很多80年代讨论还未曾触及或未得到展开的主题,也只是到了这个阶段才逐步进入学界的讨论域,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主义自我调节”等问题。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资本主义研究”本身所具有的跨学科和多视角特点,除了专门以“资本主义研究”为主题的译丛外,不同形式的“西学迻译”也都或多或少对促进这一研究产生了积极意义。总的说来,这些译介的作用场域主要包括:第一,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转、政治操作和文化意识形态功能的直接分析;第二,从哲学社会科学的观念发展中透析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第三,在批判和捍卫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争论中折射出来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解。

在充分占有新材料的基础上,国内“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开始进入消化并运用这些材料的阶段。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一如既往地予以跟踪观察外,学界同仁也开始系统地总结既有的研究成果,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征进行全面的分析和阐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著包括《当代资本主义论》(李琮主编,1993)、《现代资本主义论》(陶大镛主编,1996)、《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社会主义新课题》(胡连生、杨玲,2000)、《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刘昀献,2003)、《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徐崇温,2004)、《当代资本主义新论》(靳辉明、罗文东,2005)等。我们认为,以这一系列论著为代表,“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正在理论上不断走向深化,较此前获得了研究上的重大进展。

具体说来,9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所取得的这些理论成果可以分为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的分析、对其历史定位的把捉和历史趋势的判断。这些研究一方面继承了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再认识”所取得的先期成果,另一方面也由于客观对象的新变化和自身研究的反思而展现出新的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特点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阶级结构等领域中的反映。就直接的社会现实而言,当代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对于这些新的变化,国内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从生产力层面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化,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社会财富迅猛增长,呈加速增长趋势。在产业结构上,出现了信息化、服务化、高科技化趋势。在生产力要素内部,脑力劳动比例攀升,随着生产管理中新手段和工具的获得,如电子计算机、信息技术等,劳动工具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劳动对象的范围也因为新材料和新资源的开发而得到了拓展。有学者用生产力总量、生产社会化程度、生产力的质三个大飞跃来描述这些新变化。

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因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呈现出新的特点。简单说来,在所有制关系上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在劳资关系上形成了允许工人阶级加入企业管理的多种形式,在分配关系上实行了社会福利政策。有的学者则将其概括为:政府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进行干预,推行雇员持股计划,实行福利政策,用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另外,在生产关系新变化的讨论中,已经涉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以及全球化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讨论。

从上层建筑层面来看,研究者普遍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在以下四个方面变化显著:一、实现了政治制度与法制的有效结合;二、国家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职能增强,国家的调节作用越发突出;三、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进一步扩大;四、意识形态中左翼与右翼的分歧逐渐减弱,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虽然未变,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却更加鲜明。在我们看来,其中的核心要旨是资本主义政治统治形式更加完善、精巧,这与资本不断为自己创造出再生产的条件息息相关。

从阶级结构和阶级关系层面来看,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显然不同于经典理论家所处的历史阶段。随着资本运转和企业管理方式的转变,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呈现出经理资本家阶层人数上升、作用增加的特点,传统资本家对企业由直接控制过渡到间接控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少已经看到这一点了。工人阶级构成也日趋复杂化,工人的生产和生活地位得到了明显改善,第三产业工人的比例上升,出现了以“白领”为代表的新“中间阶层”。相应地,两大阶级的矛盾有所淡化,并开始纠缠于种族、性别、地域、宗教等冲突之中。

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研究在传统框架的拓展与新近观点的引介中得到了深化。除了对现实变化的研究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所处历史阶段的定位也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一方面是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将具体的经验事实和既有的理论框架结合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等理解。实际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和“社会资本主义”等提法在80年代“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已然出现。这些讨论(争论)的源点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论述,特别是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理解。另一方面,在吸收借鉴西方学者研究的过程中,运用新的资源和方法,形成了新的理论判断,如“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等概念就是在学界具有一定影响的舶来品。

很多学者赞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说法,认为资本主义在“二战”后从一般垄断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换言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能被涵盖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部,而就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有的学者虽然认同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说法,但是反对上面提到的“新阶段说”,依然坚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阶段。因为,虽然帝国主义控制、剥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并没有超出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

还有学者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或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经过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之后的新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但又在一个新的全球“尺度”上加剧了这一矛盾。

另外一种不同于上述观点的看法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到了社会资本主义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首先批评上述观点仍局限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思维方式之中,强调以三次科技革命为线索,着眼于社会的整体结构变化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形态。他们认为,“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与信息技术革命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极大发展相适应,并且可以恰当地解释前面提到的那些新变化。

除了以上四种观点之外,在当下的资本主义研究中,还有这样一些理论观点,它们虽然近年来才被介绍到国内,但已经进入了学界讨论的话语系统。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观点、厄内斯特·曼德尔的“晚期资本主义”观点、米歇尔·阿格里塔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观点和让克罗特·德罗奈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观点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观点不仅在直接的“当代资本主义”讨论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还延伸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后现代思潮的讨论就无法绕开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观点则直接启发了我们用“晚期马克思主义”概念来指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西方左派理论发展,“泰勒制—福特制—后福特制”的理论框架也逐渐成为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隐性历史线索。

除了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全面介绍和评述、对其本质特征和历史地位的理论推敲外,这一阶段研究中所取得的另一项成果就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自觉思考。尽管比起前几个方面研究成果的汗牛充栋来,围绕资本主义研究的方法所进行的探讨并不算非常多,但是无论如何,对于自身研究方法的反思和省察已经开始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一个新的理论生长点。在我们看来,关于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之所以走到了历史的前台,原因有二:

首先也是最根本的,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着的现实和传统理论框架之间的冲突。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再认识”的讨论中已经凸现出来,近年来更是直接推动着资本主义研究方法论的反思。面对这一冲突,学界早已达成理论共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基本理论依然有效,但有的具体判断不再适应于现实。经过多年的探索,科学理解资本主义当代变化的几个最重要的元方法论指导,或者说理论边界也得到了确立。这就是必须正视变化了的历史现实、区分复杂现象的不同层次、全面理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异”与“同”、坚持理论和实践相联系的观点。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对现实的不同理解中,已经包含着“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诉求。一方面自觉反思经过斯大林教条主义中介了的传统资本主义解释框架之不足,另一方面带着新的问题意识重新阐释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解,其中,“全球化”与“世界历史”的研究最引人瞩目。

再就是随着新理论视域的开启,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不同理论方法之间存在的竞争和冲撞。正如前面的历史回顾已经看到的,同样是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这样一个客观现实,竟然存在多种不同的概念定义。其中固然包含研究视角和理论层面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差异背后,起支撑作用的是不同的理论框架和形态。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被摆到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前台:在回答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什么之前,还要应对什么是当代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提问。这是一个“新”理论域中的“老”问题,对这一抽象问题的回答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及其相应研究的历史展开,而获得了具体的丰富性。换句话说,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现实,外在的理论斧削固不足取,但仅仅依靠经验的实证分析也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思想史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不同资本主义理解形态的内在逻辑和外部作用场域。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在我们看来,有关历史上资本主义研究不同理论形态的批判性研究,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发展到今天必然遭遇的困扰,也是这一研究走向深化的新的理论起点。

概而言之,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反思和积累,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追踪、理论分析和方法论自省,“资本主义研究”已经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话题和新理论进展的重要推动。其中,对于资本主义认识和批判的理论史的梳理是整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既有的研究成果,形成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借鉴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得失、激活马克思理论当代意义的资本主义研究方法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任务。

具体说来,各卷的主题和内容如下:

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科学批判构架的历史生成”,内容涉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理解与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的全程研究。简言之,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布尔乔亚社会”的政治关系入手,批判性地生成了对现代私有制经济结构“异化关系”的理解和认识。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马克思恩格斯从现代性的物质生产出发,进一步透视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剥削本质。而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过程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权力关系在生产总过程中支配机制的揭示,确立了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本质性认识,从而最终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认识。

第二卷“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以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为研究对象。按照历史线索,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从1869年到1898年:巴黎公社失败和1873年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开始从古典时代向现代过渡;以186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森纳赫派)为基础,第二国际于1889年成立。这一阶段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延续,具体包括从经典理论的阐释与传播,经过应用和发展,再到历史变迁带来的经典理论模式转变等内容。(2)1899年到1914年:以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出版为标志,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出现了理论上的断裂,并且出现了在“修正”的旗号下否定、抛弃经典批判理论的倾向、具体内容分别是伯恩施坦在经济方面和伯恩施坦、福尔马尔等从上层建筑即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对修正主义的阐发。(3)1898年到1918年:面对同样的历史背景,希法亭、卢森堡和考茨基等人从发展经典批判理论、构建现代批判理论出发应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断裂,并且分别提出了“金融资本主义”(希法亭)、“资本积累的世界形态和最后阶段”(卢森堡)、“超帝国主义论”和“国际分工”(考茨基)等新观点。(4)1905年到1914年:俄国1905年革命将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摆在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的前台,内容涉及考茨基、卢森堡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贡献。

第三卷“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分六个阶段系统研究自19世纪9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末近一个世纪俄国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1)从19世纪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前后到1905年俄国革命前夕,是初步运用马克思的经典资本主义理论回答与解决俄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时期。(2)从1905年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摆脱第二国际的资本主义理论解释框架,首次真正独立地思考与解决本国实际问题的时期。(3)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俄国十月革命,是从根本上动摇与突破第二国际理论范式,形成全新的资本主义理解逻辑的认识论断裂时期。(4)从十月革命胜利到战时共产主义,再到新经济政策时期,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重要过渡时期。(5)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也进入一个完全同质性、体系化、成熟型发展时期。(6)从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至70年代,苏联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的理解进入了一个“非斯大林化”但始终未能取得根本突破的教条僵化时期,主要特点是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重新理解资本主义现实变化。

第四卷“经济哲学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立足于经济哲学的视域,详细考察了西方左派经济学界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方面的代表性观点。通过对保罗·斯威齐、保罗·巴兰、厄内斯特·曼德尔、米歇尔·阿格利塔、阿兰·利比兹等五种代表性的资本主义批判观的分析,致力于解读从经济哲学视域入手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本质内涵。(1)斯威齐早期通过资本逻辑批判中有关消费不足和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研究。(2)巴兰与斯威齐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3)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规律与具体的资本主义历史之间的中间环节的探寻。(4)法国调节学派阿格利塔对资本主义调节模式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转型的分析。(5)利比兹对后福特制资本主义的分析及其政治生态学建构。

第五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以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和全球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国家及其意识形态霸权批判五种模式描绘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整体形象及其历史逻辑。(1)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是卢卡奇以及法兰克福学派早期批判理论的基础,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格罗斯曼和波洛克的分析,指向对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批判。(2)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法兰克福学派以消费社会批判为主要理论倾向,与之并行,列斐伏尔和鲍德里亚亦在以消费为中心的日常生活批判上做出了卓越的理论贡献。(3)20世纪70年代,曼德尔和哈贝马斯从不同的方向发展了两种不同的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前者直接影响到美国的杰姆逊等人。(4)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化话语的扩散和后福特制研究的兴起,全球资本主义分析开始成为左派的显著动向,重要代表是德里克的全球资本主义分析模式。

第六卷“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与激进话语中的资本主义观”,内容涉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主要包括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依附理论、后马克思思潮以及当代欧美一些重要的左派思想家关于资本主义理解和批判性认识的重要内容。

03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兴替

基于上述理解,自2004年南京大学“985”二期工程建设中,我们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平台)“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立项以来,以教育部百所重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为依托,我们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研究中来,并首先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历史发展”这一专题上。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左派资本主义理解史”作为我们的突破点,除了不得不承认围绕资本主义的相关研究历史线索太过丰富、具体内容十分庞杂外,更重要的是,这段长达160年的历史与我们的当代资本主义探索在理论上最为切近,却从未得到系统的历史梳理。

“资本主义研究”的出现和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当然是以现实社会历史变革为基础,但从具体的理论层面上来说,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克思主义和欧洲左派社会理论的历史演进。无论是“资本主义”作为一个问题进入思想史语境、传统资本主义理解在争论中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茧化”,还是“当代资本主义”问题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凸现,都直接来源于那些针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探索。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这一理论上的富矿却从未得到全面的勘探和开采。

第一,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形成缺乏清晰的界定。当资本主义研究需要回到马克思那里寻求思想支撑的时候,却常常遭遇到理论上模糊甚至是冲突的情况。这固然要由斯大林的僵化教条主义体系负责。但必须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获得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解也非一蹴而就。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在援引马克思的时候就已经产生了认识上的差异。这样,对于经典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历史形成的回顾就成为我们的第一个理论任务。

第二,对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和历史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研究。受斯大林教条主义判断的影响,这一研究在国内十分薄弱,很多方面甚至是空白。第二国际既是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经典批判理论的完成和全盛时期,也是经典批判理论向现代批判理论过渡以及现代批判理论分化的时期。缺失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发展的这关键一环,就无法了解这一理论的完整历史谱系,无从真正把握当代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实质和历史作用,也不可能准确地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规律。因此,第二国际时期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研究具有学术上的补白价值和理论上的关键意义。

第三,对苏俄(联)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这样一种特殊的理论模式缺乏历史的分析。这种研究模式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理解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与形态,而且由于苏俄(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地位,它甚至长期处于领先或核心位置。然而,这种产生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研究模式在历史的展开中却被抽象地上升到一个它自己所不能胜任的理论高度。随着苏联学界以马克思“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为构架,以列宁《帝国主义论》为历史起点,以斯大林“总危机”理论为现实指向,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理解的基本观点和看法之后,其研究重点基本上放在对经典思想遗产的固守、辩护、阐释上,而或多或少忽略了对资本主义社会新现实的客观认识。实际上,结合改革开放以来“资本主义再认识”的理论得失,这一历史梳理具有特殊的意义。

第四,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从资本主义理解这一特定线索出发理解其理论逻辑的历史发展却依旧是一个“新”课题。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和终结,本身就是同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解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这一复杂理论思潮的内部,针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知和不同的理论资源相结合,形成了历史关联着的多种理论形态。概言之,国家资本主义批判、消费社会批判、晚期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全球资本主义批判等四种模式构成了20世纪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左派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历史线索。针对这些模式的形成及其转换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经验教训具有直接意义。

第五,对20世纪西方左派经济学视域中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认识不足。虽然不少西方左派经济学理论已经陆续被介绍到国内,但是立足于经济哲学视域,历史地考察西方左派经济学界在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方面的观点和方法却刚刚起步。一方面,这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更多关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客观存在的学科边界硬化摆脱不了干系。因此,这一研究不仅对历史地整理西方左派经济学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而且对缝合“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中的理论间隙,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六,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和激进思潮的当代资本主义理论的研究仍在进行的过程之中。包括后马克思思潮在内的很多激进理论也都处在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之中,其中隐含着当代资本主义理解的最新理论成果。从资本主义理解的角度出发同他们展开对话,对于我们占据理论最前沿、深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变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按照历史和逻辑的展开,《资本主义理解史》将包括以下六卷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科学批判构架的历史生成、第二国际时期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演变、苏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左派经济哲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04 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经典模式的历史生成

本书是六卷本《资本主义理解史》的第一卷,我们之所以如此命名,在最直接的感性层面上与20世纪末一个令中国学者感到意外的文本事件相关。这就是布罗代尔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指出的,马克思从来没有在名词意义上使用过“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切而考之,只是在维尔纳·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出版之后,并且随着作为其对立面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资本主义”(Kapitalismus)概念才真正进入学术界的话语体系。

20世纪90年代,围绕马克思是否使用过“资本主义”、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应译为“资产阶级社会”还是“市民社会”等问题,国内学界曾发生过几次争论。在我们看来,这些争论的实质是传统研究模式所必然遭遇的理论反思。以往资本主义研究的最大不足是简单地以结论作为研究的前提,进而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理解范式的历史性生成过程,造成了理论与现实关系的外在性和抽象性。反思这一问题,应该首先诉诸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与“资本主义”相关的术语的考察。然而在这些争论中,传统研究在方法论上所遗留的预设论和非历史性倾向并没有获得根本性的清理。

因此,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站在社会历史和思想史真实进展的基础上,通过文本的深度耕犁,把握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来说便具有了重要的理论奠基性意义。

正如多布已经指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分析资本主义的根本方法在于从生产方式这个特定角度出发,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在物质生产方式分析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并科学地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但是,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kapitalische Produktionsweise)和“资产阶级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在内的许多术语在马克思著作中的运用本身存在一个客观的变化过程。我们认为,正像术语的变化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观念上经历了深刻变革一样,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变化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解资本主义的理论逻辑进展。结合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历史展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历史经验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到1844年初,青年马克思恩格斯从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开始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探索,并经过接触现实问题发生了思想上的急剧转变,最终确定“市民社会”为研究的出发点。他们最初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欢呼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并以之批判普鲁士封建国家。经过《莱茵报》时期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他们受费尔巴哈哲学变革的影响,决心颠倒黑格尔的国家观念,同时在法国大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开始探索“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即“市民社会”(bürgeliche Gesellschaft),并逐渐转向一般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这一阶段中与资本主义理解相关的重要作品有:马克思恩格斯《莱茵报》时期的政论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及《德法年鉴》上的文章等;《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标志着这一阶段的结束。

马克思恩格斯本身处在不断的探索和转变之中,并且对社会经济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因此并未形成对资本主义的完整认识。即便如此,他们已经敏锐地把握到与资本主义批判直接相关的一些理论问题,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如市民社会这一分析对象的确立,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新革命形式,向代表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转换等等。这些理论探索围绕着一个中心问题,即认识“市民社会”。

马克思在现实政治活动中,遭遇到物质利益的苦恼,接触到财产和等级制与社会结构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哲学上费尔巴哈的影响使马克思坚定了以唯物主义批判“黑格尔自然法”的信念,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克罗茨纳赫笔记》的研究中,马克思更是确定从市民社会的角度来理解国家和整个社会。《德法年鉴》上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做这一阶段最后成果的表达:实现整个社会的革命以获得人类解放,革命依靠代表普遍利益的无产阶级。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很多问题的论述表现出强烈的思辨色彩,而恩格斯由于较早接触到资本主义较为发达的英国工业社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马克思对现实问题的思考。

第二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接触经济学,并运用异化劳动理论考察、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由此,他们把现实社会宣判为非人(社会)的、分离的、工业统治的。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作品包括,马克思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下初次研究经济学所写下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贫困、贸易保护等现实问题的评论。

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相同,马克思在《巴黎笔记》的摘录中贯穿着一条红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基础上,即建立在私有制是不可动摇的并且是合法的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可是它既没有说明私有财产,也没有揭示私有财产的实际内容。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私有财产看做劳动异化的产物,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私有财产的运动,剖析现实社会中出现的阶级对抗结构、预测历史的发展。尽管《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出发点和许多经济学上的具体结论尚表现出不成熟的特征,但就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而言,已经取得了三项重大进展: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日益分化为两大对抗性阶级,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第一笔记本中,马克思通过对工资、利润、地租的分析,得出了“在居民中大体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结论,[7](p.44)这是在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上取得的重要成果;第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其内部关于“需要”的争论触动了马克思,使他开始对资本主义的工业现实和客观历史进程有所体认;第三,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之间的交换,形成了一种作为人的类本质外化的统治一切的抽象力量,即货币。尽管对货币的分析并不能实现对资本本质的科学认识,但就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对社会的统治而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确实做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判断。

第三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确立了从物质生产出发的科学分析方法,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进步性,同时强调其灭亡的必然性,并把阶级斗争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手段。这一阶段的时间跨度稍长,从1845年春到1848年革命时期,代表性作品有:《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共产党宣言》前后的一批政治作品。主要的成果表现为确立理解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对于生产方式的分析逐步精细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但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如尚未形成剩余价值理论,故而在解释资本主义剥削问题上仍有欠缺;对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把握不够;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革命主体问题分析不足等等。

具体说来,经过《神圣家族》、《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布鲁塞尔笔记》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一般方法,即从物质生产出发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别是马克思哲学历史观中两个不同的理论逻辑视角,前者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生产基础,即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这一理论定位是张一兵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最先做出的,[8]以此奠定了研究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基础。

由此,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指认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历史进步性,并将社会革命建立在客观历史的进步之上。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便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同反动的、保守的和空想的社会主义思潮区别开来。

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从物质生产出发,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历史发展,并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分析框架。通过《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并指认了生产关系的历史本性,这为资本主义研究的深化奠定了基础。

再者,面临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马克思恩格斯直接投身革命实践,创办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并发表了大量作品。在这些作品中,马克思恩格斯直面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灭亡的道路。但是,革命很快陷入低潮,这迫使马克思恩格斯重新进行理论研究。

第四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资本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布展,在此意义上,《资本论》及其手稿集中展现了对“资本主义”理解的经典形态。实际上,这一阶段始于19世纪50年代初马克思对大革命的反思。随后,马克思第三次研究经济学,并写下“伦敦笔记”,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资本论》这一全面阐述资本主义理解的经典著作。《资本论》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出发,全面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以此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对这一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历来是学界的重心,但是从资本主义理解的角度来看,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和研究方法的疏忽,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50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探索。1848年大革命失败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重新开始经济学研究,其间也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主要包括:一、 革命进程的长期性以及资产阶级国家与意识形态问题;二、 作为革命主体的塑造以及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涉及资本再生产过程;三、 东方社会与资本主义的世界扩展;四、 反对蒲鲁东主义,特别是其货币理论的消极影响。我们看到,围绕这些主题,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开展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但是由于资料所限,这一问题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全面看待《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1857年开始,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创作了四个草稿,其中最重要的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其间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和《工资、利润和价格》等作品。这些作品为我们展示了马克思如何一步步分析资本主义,并确立《资本论》的结构形态。但对于这些作品,由于学科分工的差异,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论述,或是强调《资本论》中辩证法的哲学意义,而忽视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最重要的理论域——社会理论。虽然《资本论》落脚于政治经济学,但其主旨是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并由此展开对社会历史的整体分析。因此,从资本主义理解的角度把握《资本论》,必须打破学科壁垒,恢复总体性视角。

第五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资本主义理解的拓展和深化。《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除了继续修订第一卷并准备第二、第三卷的出版外,马克思恩格斯还直接参加了与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有关的革命运动。同时,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变化以及人类学、历史学的新进展(如人类学对原始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以历史学研究和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为中心,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资本论》取得的理论成果,并把它们运用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分析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

在写作《资本论》及其后的一段时间,马克思积极地投身到革命实践中,一方面是为第一国际的组建和发展做出努力,另一方面还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其他流派,如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和拉萨尔主义者进行理论斗争。面对资本主义新的发展,以《法兰西内战》和《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献论述了阶级斗争、民族解放、国家和革命、向共产主义过渡等新形势下的重大问题。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布展的延伸,原始社会和东方道路问题成为马克思晚年关注的主要对象。这既是资本主义发展在理论上提出的新问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化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契机。从马克思恩格斯为我们留下的《晚年笔记》,即《古代社会历史笔记》和《历史学笔记》来看,这是他们面对新资料、新问题而力图拓展在《资本论》中已经获得的成果的理论努力,从内在联系着的两个方面出发可以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研究的延伸:一、 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包括原始社会和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内在机制和发展规律;二、 运用科学的社会理论指导现实的社会革命运动,特别是研究东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革命道路。

参考文献:

[1] 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2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

[5] 张一兵等,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科学基点的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1990(2)

[6]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 张一兵,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作者:张一兵,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4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