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的新书发布会在南京大学召开，来自全国各高校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围绕该书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讨与评论。现将研讨会的学者发言内容摘编为上下两辑，以飨读者。

《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新书发布会现场照片

《回到马克思》作者 南京大学张异宾教授

各位老师，各位出版社的领导，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一个是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刚才已经谈到，我们之间是30年前因为第一本《回到马克思》开始的合作，那时候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还是吴源老社长，作为编辑的建平刚博士毕业。30多年来，在我们之间始终是同心同德、精诚合作，在我所主持的很多丛书、辑刊和论著里面，出版社历任领导、编辑们付出了大量的辛劳，这次尤其如此。刚才戴亦梁说到她和小贺在过去两年当中饱受编校工作的痛苦，因为大家看过书都会知道，要能够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做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为我们之间30年的共同合作，非常感谢出版社的每一位老师。

第二，要感谢今天在座我的几十年的老哥们，我学术界的同仁和朋友们。我这几天一直是比较激动，也让我非常意外，本来（孙）正聿从家里面出来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吴）晓明是刚做了手术，本来都可以在线上讲几句就完了，但是他们都亲临南京大学。非常感谢。每一位今天到现场的老师，我的师友，应该说都是我很多年的好友，早在40年前，杨耕，（吴）晓明，我们都是在读研究生。我想，今天到会的老师会是整个马哲界一批真正做学问的主体，我们之间无形中生成着一种学术共同体、共同的学术场。我的书里面讲了一句话，不一定准确：我们这代人正在告别历史。这是必然的，今天的学术界要靠（唐）正东、（刘）森林、白刚、夏莹、（仰）海峰等，你们年轻一代去做事了。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其实，一讲到《回到马克思》这本书，我脑海里映现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任平是见证者——第一卷出版以后，我的老师，实际上也是（唐）正东的指导教师，孙伯鍨老师表现出两个方面的态度，一方面开第一卷座谈会的时候，陈先达老师、黄楠森老师、孙伯鍨老师写的评语都特别好，但另一方面是孙老师开完会以后就找我谈话，他有一种担心，就觉得是不是我的思想走偏了？所以专门找了黄楠森等5位教授，先在南京开我的“批评帮助会”，希望我能够认识到在这本书当中，我的很多方法、很多话语实际上是偏离了传统。后来第二天，就到了任平那儿，在苏州大学继续开的会。我们的前辈，他们对整个学术有一种严谨的态度，孙伯鍨先生、高清海先生、黄楠森先生、陶德麟先生等等，所有的这样的老先生，我们是在他们的手把手之下往前走的。

我说的第二个感慨是，我们这代人有一种不甘，我们的前辈实际上在最艰难的时候，为中国的思想史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包括稍微早一点离我们而去的俞吾金老师，今年是他的十年，高清海先生二十年，去年是孙先生的二十年。所以我在第二卷序言里讲，抬我们的人已经在门口了，但是我们这代人还是对得起历史的。可能，我跟各位老哥和其他老师的心态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跟杨耕，包括任平这些做行政的老师，在过去的20、30年当中，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所以当时做学问基本上全部是业余时间，早起一点、晚睡一点，路上多写一点，是这样做的。所以在不担任行政职务以后，有一种希望再多做一点的想法，好像我退下来以后比原来在职还更努力一点，有人说这个家伙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进行一种报复性写作？我也非常抱歉，这无形中造成一种压力。这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

这一本书并不是按照原定计划中去写的。很早想写第二卷，第一卷当时按批判的理路来写的，当时想写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视角，做了一些文献。这部分的内容在现在是第二卷中的第11章，“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后来这一次，实际上是重新聚集于科学社会主义构境中的资本主义问题。从市民社会到资产阶级社会，再从关注财产不公的资产阶级社会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大的思路，后来具体写作的过程中就没有跳过劳动异化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是孙先生在前苏东思想史的基础上做的一个比较大的努力。我后来在研读过程中，又发现一些新的文献，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这些新观点跟我过去的想法、跟孙老师原来给我们的遗产有一些出入。所以这一部分又写膨胀了。加上把辩证法和认识论问题都做了一点小的梳理，后来就收不住了。还应该说明的情况是，我在写作和修改《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时候，正好就是我们MEGA研究小组选译和研讨第四部分的笔记的过程，这部分笔记中大量内容没有中译本，后来想了一下，还是要把这些基本内容在整本书中作出展现，这样能够引导整个下一轮马哲学术研究对文本的更深层次关注。现在懂得英文、德文、法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跟我们的老师辈和我们这一代人不太一样，我也希望把中国的马哲研究跟国际上完全地直接一致起来，在起跑线和竞争线上完全一致起来。这样，第二卷的写作就变成非常庞杂的内容，有时候不是一条线索，而是不同逻辑线索复杂的交织，所以写爆掉了。也因此，这里肯定会有大量的问题，我想受到批评是一定的。但至少是我个人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做出完整的展现，然后能够成为年轻一代往前走的垫脚石。

再次感谢各位师长们，各位老师，各位年轻一代的学者，也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下，这一本书能够走近读者，特别感谢！

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

大家好！张异宾老师的新书发布会，把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能够见到好几年没有见到的老朋友，见到一些新的朋友，见到一些出版社的老师，确实是非常高兴！刚才听了异宾他本人的情真意切的发言之后，也引发了我很多感慨，所以我下面的这个发言我想从两方面说。一个我发表一点感慨，然后我谈一点体会。

先说感慨，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解放思想过程当中来从事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在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有共同的学术经历和共同的学术追求，但是同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要的学术焦虑。我跟异宾有好几处有交集的地方，1998年我出版了《哲学通论》，99年你出版了《回到马克思（第一卷）》，时隔25年，近期我新出版了《哲学的目光：我的思想人生》，而异宾今天举行了他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发布会，这里面显示出我们这代人的一种共同的学术追求。但是由于每一个人主要的学术焦虑不是完全一致的，我的学术焦虑可能主要是追问哲学本身，而你的学术焦虑可能是求索马克思的思想。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异宾老师有许多值得我非常钦佩的，也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地方：勤奋、执着。特别是刚才戴老师所说的真诚。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到异宾这儿来开会，我跟你开了一个玩笑，我说，“异宾，你现在做学校的领导，什么时候‘回到马克思’呢？”你回答得非常机智，你说“我后半夜吧”。我感觉到你付出的这样一种辛勤劳动，和你刚才说的“报复性写作”，可能既显示了异宾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品质，也正因为这些品质，你取得了我自己觉得在学习过程当中非常艰难获得的一些重大的研究成果，这就是我的一个主要的感慨。

其实我们这一代人，（王）南湜、（丰）子义、（吴）晓明、杨耕、任平、（何）怀远、张盾，几位老师，在我们共同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追求当中，都有每个人各自特殊的学术焦虑，所以在他自己所选定的这个特定的研究方向、研究内容、研究选题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40年代的、年近80的老头有这样的感慨，你们50年代的马上就是古稀之年的人也很快就会有这样的感慨，那就是刚刚提到的从（仰）海峰算起，到夏莹、蓝江他们这一代人可能在学术方面会比我们更有大的造诣。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在过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异宾老师的工作，特别是他的《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第二卷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下面我说一下我学习当中的体会，“回到马克思的深度”。我一个最大的感慨是什么？这个《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给人的一个直观的最强烈的印象是它的厚重。将近150万字的一部巨著，但是在阅读这部巨著的过程当中，能够最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受到的启迪和震撼来自它的深度。我把第二卷的深度概括为，一是它深度研究和阐释了马克思的博大精深的思想；二是它深度回应和探索了马克思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三是它深度参与和推进了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真正是体现了总书记所要求的，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

第一，深度地研究和阐释马克思思想。《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是一部基于系统的文本研究的学术著作。但作者没有简单地延续已有研究理念和思路，而是守正创新地提出了研究和阐述马克思思想的新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这是我在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中我最为看重的东西。一部著作它有没有提出一种新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我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作者在这部著作当中明确地提出来，他的真正的思想底气是在于，相对于哲学方法论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的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是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已经实现却隐而不张的第三个伟大发现。马克思说，资本不是物，而是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正因为资本是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全部社会关系的普照的光，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成为揭示资本主义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才可以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张异宾这部著作的真正思想旨趣，为研究马克思提供了新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这是我第一个最强烈的感受。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马克思的新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这是最重要的，也是这部著作的最鲜明的理论成果。

第二，深度回应和探索马克思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异宾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不止是提出新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而且为研究马克思提供了新的思想平台，并开拓了新的理论空间，这是我认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第一位的是它的理念和原则，第二位是他是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平台，并且它是否开拓了一个新的理论空间。这个新的思想平台和理论空间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作者明确以具体的语境和场境——这是他一、二卷的副标题——作为研究马克思的思想平台，而不是仅仅从文本的字面含义泛化地阐述马克思的思想，因而在语境和场境的思想平台上，完整地深入地揭示马克思文本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我一直特别重视这一点，一部理论著作能不能揭示文本中的三个内涵？第一，它的思想内涵是什么？第二，他的思想内涵里面蕴含的时代内涵是什么？第三，在思想内涵和时代内涵当中，蕴含着具有人类性的文明内涵到底是什么？张异宾的著作构成了研究马克思的新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平台。作者勇于面对马克思所遭遇的当代思想挑战，以论证性和专题性的研究论述深度回应和探索马克思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并开拓了马克思研究的理论空间。《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副标题是：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明确地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两桩悬案为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深入地研究了混乱不堪的市民社会与资本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辨识问题。我特别注意到异宾老师在这里面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辨识问题，特别是阐释，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提出、形成的过程。以及国内外学术界围绕马克思的劳动异化批判理论所进行的绵延不尽的学术争论。与此同时，作者还在著作中回应回答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关于国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和辩证法研究不在场的追问等等问题，这也是我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正是在这种回应和探索中，《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不仅显示了它的现实意义，而且真实地拓展了马克思研究的理论空间，我认为这是它重大的价值。

第三，深度参与和推进了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张异宾教授的《回到马克思》不只是直接回应了国内马克思研究的重大问题，而且直接参与了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这种参与研究的深度，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部著作不是综述性的。我们现在写的很多著作，特别一些所谓的博士论文都是这样的综述。这部著作不是综述性的概括国外学者的论述，而是以争论性的相关问题为聚焦点，详实地引证和分析国外学者的学术观点和学术命题，在切实的对话中阐发和论证作者对马克思相关思想的独立见解。第二，它不是局限于在某个具体问题上的对话和争论，而是系统深入地研究对话者的思想，从而为在具体问题上的深度对话奠定坚实的根基。这个就表现得特别明显了。作者在《回到马克思》的艰辛探索中我们看到，异宾相继撰写和出版了研究海德格尔、鲍德里亚、拉康、福柯、阿尔都塞、阿德勒、阿甘本、广松涉的一系列重要学术著作，在这些著作当中，不仅是深度地参与了这些学术者的学术思想的论证，而且在这种论证中深度探索了马克思的思想，推进了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就像刚才两位主编所说的那样，异宾的《回到马克思（第一卷）》已经被译成多种外文，得到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我们相信《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也会在参与和推进国际性的马克思研究当中真正地去实现，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如果对异宾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做一个总结的话，我想说这样一句话，《回到马克思》彰显了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的深度，也彰显了这部著作本身的深度。正是在这两个深度当中构成了《回到马克思》的深度及其真实意义，在这里我向异宾，向我们江苏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祝贺，也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

南开大学王南湜教授

非常感谢张异宾教授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的盛情邀请，参加一场学术盛会。这本书部头巨大，内容精深，我感觉到震撼。

其实我很早就期待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面世了。尽管在为《中国社会科学》和《哲学研究》审稿中对这部鉅制的部分章节先睹为快过，尽管知道这将是一部鸿篇巨制，尽管在作者赠阅的清样中已感受到了这一大部头份量的沉重，但当收到惠赠的正式出版作品之时，还是为其无论是部头之巨还是内容之精深丰富所震撼了。粗读之后，我忽然觉得这部鸿篇巨制《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副标题似乎也可以是“发现‘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还可以是“彰显马克思哲学及其阐释的第三种逻辑”。无疑，现在这个副标题“社会场境论中的市民社会与劳动异化批判”，与《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的副标题“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相对应，明确展示出了第二卷的核心内容，但却也似乎未能直接显现出一兵教授在这一卷中所欲实现的理论雄心。这一理论雄心非他，我以为便是作者在“序”中所指明的“真正思想旨趣”乃是揭明：“相对于哲学方法论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学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可以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是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探索中已经实现却隐而不彰的第三个伟大发现。”而这一对“隐而不彰的第三个伟大发现”的发现之深刻意义，我还进而以为，乃是明确地展现出了马克思哲学阐释之中的第三种逻辑：继极端化的科学逻辑与片面化的批判逻辑之后的科学社会主义逻辑或政治哲学逻辑，亦即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所宣明的作为其哲学之鹄的的“改变世界”的逻辑。再进而，这一“发现”之“发现”，还可能为建构中国自主学术体系提供一种独特的路径启示。

一、发现“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之深刻意蕴

要理解这一发现“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的深刻意蕴，当从马克思哲学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革命性纲领，以及嗣后人们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对这一革命性纲领的背离说起。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相关，对其背离也主要有两种进路：一种是对“第一个伟大发现”即唯物史观的抽象化，另一种便是对“第二个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学说的抽象化。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要点无疑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所宣明的“改变世界”。马克思所言明的以“改变世界”为鹄的，既不是不顾客观可能性的限制，只凭主观的激情盲目行动，更非如旧唯物主义那般将世界视为一个全然的决定论体系，只是宿命地坐等客观规律的自行展开，而是要将解释世界的决定论的科学逻辑从属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特别是指向改变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革命活动，以便基于科学逻辑的指引而有效地改变世界。基于此点，马克思在《提纲》中既指出并批判了“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同时亦指出并批判了“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里对于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批判所指出的两者的共同缺陷在于都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或者“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只是一者“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另一者则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因而克服两者缺陷之关键便在于回归“‘革命的’、‘实践批判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但遗憾的是，在嗣后的马克思哲学阐释中人们又回到了马克思所批判的两种缺陷之中去了，即或者只抓住客观性，或者只抓住能动性，而未能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正是在于揭示出，人是一种有限的能动性的存在物，其活动是受制约于活动对象的“对象性活动”，更具体地说，“现实中的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进行物质生产”，并由之而生成“社会结构和国家”的。

先是源于第二国际的梅林、考茨基等理论家以进化论为底色的科学主义阐释。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有关人和自然的全面理论而加以系统化，使之能代替对立的资产阶级学科，并为工人运动提供其战斗者们易于掌握的广泛而一贯的世界观”。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将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去价值化，使之成为能够为主流经济学承认的科学著作。与此目标相关，如何与强势的自然科学相一致，并借助于科学来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成为了他们首要考虑的问题。这一点在第二国际主要理论家考茨基那里表现得尤为典型。他认为社会是“带有特殊规律的自然界的特殊部分，而这些规律，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成为自然规律，因为就其实质而言，前者同后者没有任何差别”。最早在国内传播苏俄版的马克思主义的瞿秋白，甚至认为“‘偶然’仅仅是主观的”，“所谓偶然完全处于我们的无知……只因那些原因我还没有知道。”如此一来，马克思所主张的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哲学便被消解了能动性之功效，“去势”为了一种主张顺从世界而非改变世界的哲学。考茨基、瞿秋白等作为政治活动家在实践上无疑并不主张清静无为，但问题是在这种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世界成了全然决定论的，即不具有可改变性，从而使得其实践与理论处在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之中。如所周知，这样一种科学主义决定论的阐释长期以来居于支配性地位，至今仍能在不少论著中见其影响力。

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这种科学主义阐释显然无法满足当革命形势来临之际对于革命理论的需要，于是便有了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阐释。这种阐释把无产阶级意识之有无视为革命成败之关键，于是便着眼于无产阶级意识之何以迷失、何以获得的分析。其进路基本上是仿照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之中“实体即主体”的逻辑，即将无产阶级视为历史的主客体，当其由于商品生产的物化性质而处于物化意识状态之中，只是历史的客体，而当其在历史进程之中获得自身的主体意识之后则即转变成为历史主体。但不难看出，这里所达致的主体意识只是作为总体的无产阶级意识，而现实的无产阶级个体之现实的阶级意识则需通过先知先觉者的灌输。如此一来，无产阶级个体便只能是那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意识所操控的工具，这与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中个人只是理性的狡计所操控的工具性的存在物并无二致。如此这般的阐释，自然使得人能动地“改变世界”成为不可能之事。就此而言，尽管《历史与阶级意识》意欲提供一种能动性阐释以支持“改变世界”之革命，但在逻辑上却导向了一种与科学主义阐释的自然决定论一般的历史决定论之结果。在国内学界，与卢卡奇黑格尔主义阐释进路相近的便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阐释进路大致上可视为是从《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受活动对象约束的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的个人，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其“类特性”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在某种意义上还处在抽象状态的主体的回归。

既然既往这两种阐释进路都导向了对于马克思哲学之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背离，那么为了能够真正把握马克思哲学革命之精神，一种新的阐释进路便成为必要。而既然既往的两种阐释进路之对于马克思哲学精神的背离乃是出于对《资本论》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的革命性思想的抽象化所致，那么，这一新的阐释进路便必定是对于这一抽象化的否定，对于其具体性的恢复。既然这两部著作乃是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的起源地，那么，这一对其具体性的恢复也便是对于这两大发现之具体性的恢复。而恢复之道非他，从根本上说来便是不再将两者分割开来看待，而是将之理解为一个交互中介而构成的一个整体性的、且指向“改变世界”的思想。而这样一个交互中介而成的指向“改变世界”的整体性思想非他，便是通常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对于这一真正现实地体现了马克思哲学之指向“改变世界”的革命性的整体性理论体系，称之为“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自是再恰当不过。而一兵教授的揭示这一伟大发现的皇皇巨著，由是亦宜乎称之为对于“第三个伟大发现”的“发现”。

二、发现“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所展现的马克思哲学及其阐释的“第三种逻辑”

这一对“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的“发现”，相对于以往的两种抽象化的阐释所展现的逻辑进路，则亦可称之为马克思哲学及其阐释的“第三种逻辑”。

这里所说的马克思哲学及其阐释的“第三种逻辑”源于孙伯鍨先生的“双重逻辑”说。孙伯鍨先生的“双重逻辑”说原初意思指的是说，“《手稿》中确实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逻辑：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出发点的思辨逻辑，和以现实的经济事实为出发点的科学逻辑”，且这两种逻辑之间存在着一种“此消彼长”的变化过程。但这一“双重逻辑”说所开启的理论空间却远远超出了孙先生的原初所指。笔者曾指出，孙先生这一“双重逻辑”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最早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以改变世界为鹄的的理论之中必然内在地包含着决定论与能动论之间张力，从而由之开启了一条富有成效的理论探索之路，引领了学术思想的发展，从中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而且这一探索之进路还展现出了一个极为广阔的理论空间，有待人们去深入开掘。一兵教授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正是“双重逻辑”说的深度延伸。一兵教授在“前言”亦指明了这一点：“我在20多年前写下的《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中，承袭了孙先生的思想传统，既肯定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建立在对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彻底证伪之上的，同时，也说明了马克思在中晚期经济学研究中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对科学的异化概念的重新使用。今天，我仍然坚持这一正确的马克思思想史构境谱系研究方向。”但毋庸置疑的是，一兵教授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中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方向，以致于我们不得不说这一研究已经极大地跃出了“双重逻辑”的原初语义，而展现出了一个由“双重逻辑”交互中介而构成的“第三种逻辑”。而这个“第三种逻辑”亦展现出了该卷研究中所特别看重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即“第三种逻辑”并非与前两种逻辑并列的东西，而正是前两种逻辑辩证地交互否定或交互中介而构成的“否定之否定”。如果《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尚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抽象的“普遍性”的话，那么，经过剩余价值学说之“科学逻辑”的中介，在马克思晚期著作中的“科学异化概念”则是达到了一种具体的“普遍性”。这样一种经由“否定之否定”而达成的“具体普遍性”，对比于前两种逻辑的抽象性而言，自当是构成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第三种逻辑”。具体而言，这个“第三种逻辑”也就是一兵教授在新著中所着力论证的不同于马克思早期“劳动异化批判构式Ⅰ”和“劳动异化批判构式Ⅱ”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Ⅲ”：“在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诞生之际，马克思彻底否定了从抽象的‘应该’存在的本真类本质出发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一直到《大纲》，马克思才再一次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主体向度上，重启历史现象学构境中的科学异化概念，以说明以资本关系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颠倒后发生的商品交换价值异化、货币权力异化、资本关系异化和劳动异化现象。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再一次重建了作为历史现象学核心理论构序的科学的劳动异化批判构式Ⅲ，这一批判构式脱型于人本主义的异化史观，而再一次回落到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的方法论和认识论筑模层面。”

进一步看，“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所展现的“第三种逻辑”，不仅是马克思自身思想发展的“第三种逻辑”，而且同时也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第三种逻辑”。如前所述，第二国际的科学主义与以卢卡奇为代表的黑格尔主义曾长期主导了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从而也就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阐释的两种逻辑进路。这两种进路虽然理论指向看上去截然对立，但却都以某种方式导向了在理论上使得“改变世界”的能动活动无以可能的结果。而两种进路之所以如此，究其缘由，则在于两者都以不同方式将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抽象化为了片面的东西，即一者只抓住了能动性，另一者则只抓住了客观性，而忘记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键之处乃是对于人作为有限的存在物在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有效地“改变世界”的规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而对于“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的“发现”，也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前两种阐释的逻辑进路，而构成了马克思哲学阐释的“第三种逻辑”。

这一马克思哲学阐释的“第三种逻辑”的意义，尤其体现在对《资本论》研究中两种对立的阐释进路的超越上面。如所周知，在对《资本论》的阐释中，与对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两种逻辑进路相对应，长期以来便有基于“拜物教”批判的批判逻辑或价值逻辑以及对之反拨的科学逻辑两种对立的阐释进路。这两种进路无疑都在某种意义上将《资本论》作了抽象化的片面理解。笔者亦曾著文呼吁“迈向《资本论》阐释的第三种逻辑”：“既往对《资本论》基于‘拜物教’批判的价值逻辑阐释以及对之反拨的科学逻辑阐释，均有所偏失。故有必要走向一种基于科学理论与价值理想相互中介的实践逻辑：即一方面科学理论服务于价值目的，其研究领域和对象的选择受价值理想指引或限定；另一方面这一服务的方式是对价值理想进行中介，即根据所揭示出的事实性规律而限定行动之目的与方式，使之具体化为可行之方案。这样一种价值理想与科学理论的交互中介、价值逻辑与科学逻辑的交互中介，方才构成了人的对象性的现实实践活动之构架，因而对《资本论》的阐释便当在这一综合了科学逻辑与价值逻辑的‘第三种逻辑’的视域下进行。”但拙文只是提出一种迈向“第三种逻辑”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令人欣喜的是，一兵教授却已经在其无论在物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沉甸甸的新著中，通过对于马克思大量文本的细密考证分析，展现出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真正地“回到了马克思”的“第三种逻辑”。

三、“第三种逻辑”所展现出的对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可能的启示

“第三种逻辑”的核心要点乃是扬弃前两种逻辑的抽象性，即让批判逻辑或价值逻辑与科学逻辑交互中介，以达成一个能够有效地改变现实资本主义世界的有如具体的实践智慧那般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行动逻辑。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便是这两种逻辑的交互中介是如何可能的。依笔者之见，一兵教授这部鉅制最重要的贡献也正在于通过相关文本的精细分析而对于这一交互中介之逻辑构造的揭示。而这一揭示作为中国学者的原创性工作本身即是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贡献；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一对于两种逻辑交互中介之逻辑构造的揭示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方法论上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启示效应。

以笔者之见，“基于中西文化的根本性差异，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便必须解决两个前提性问题：首先必须确定作为中国文化之核心的价值理想之奠基的存在论视域问题；其次是必须解决基于这一中国文化的存在论视域与作为现代社会之主干性支撑的现代科学之间是否可通达以及如何通达的问题。”而“第三种逻辑”所涉及的问题，都与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深度相关。关于第一个方面的问题，笔者曾论证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是对象性活动”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人可“赞天地之化育”两个核心命题在本体论上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或契合性，因而，如何在现代条件下重建中华民族价值理想，如何通过价值逻辑与科学逻辑的交互中介而通达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的“构式”，“第三种逻辑”所揭示的价值逻辑与科学逻辑的交互中介之“构式”，当能够给予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两个关键性的前提问题的解决以深刻启示。

马克思哲学思想中的价值逻辑与科学逻辑之能够交互中介的前提，是两个方面本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其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关联，只是后来的阐释者不能够把握住这一辩证关系，而将之抽象化成为了难以相互兼容的孤独存在。既然科学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的第三个伟大发现”及其所蕴含的“第三种逻辑”乃是价值逻辑与科学逻辑交互中介或“否定之否定”而成的“思维具体”，既然中国文化价值理想的存在论视域与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视域之间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或契合性，且中国传统价值理想的现代重建必须能够兼容现代科学之逻辑，或者说，必须与现代科学逻辑交互中介，以成就其现代性，那么马克思哲学之中的“第三种逻辑”这样一种交互中介的辩证进程或辩证关系，当能够为之提供一种示范性的启示，而一兵教授的这部《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则可以说是为之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范本。谢谢！

北京大学丰子义教授

首先祝贺异宾教授的大作出版。拿到这本书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敬佩。异宾教授在众多行政工作、事务缠身的情况下能够拿出150万字的大作确实不易，值得敬佩！异宾教授是我们同行的楷模，也是整个学界的楷模。这部著作的出版不光在他的一生的学术生涯里，以至在马哲研究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一卷可以说是标志性的成果，第二卷又是一个新的标志性成果、里程碑，这本书可以从多方面做出评价或者概括。我认为最大的特点就是体现一个“新”字。“新”表现在多方面，第一是新材料、新文献，有许多国内没有的法文、德文第一手材料。第二就是新方法，他研究的文本不是按照老的马哲史的套路和方法研究，而完全是自己新的解读和方法。第三是新思路，通过研究的主题、主线、重大问题、具体问题来展开。第四是新观点，发现了第三个发现。第五是新概念，刚才戴主编讲了有好多注释，大半页都为解释这些概念，很多概念我还没有消化。总的来看，这部著作把理论创新体现得最为明显。

下面我就这本书也简单谈一点分析体会。说到《回到马克思》，首先来看是要正本清源，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在这方面，我认为这本书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有独到的理解，而且是非常深刻的理解，具有启发意义。我主要是想讲几个概念和问题。一个是“劳动”概念，第二是“异化”概念，第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这是他这本书里面的主要的几个关键概念，而且这些概念也列入到他的副标题当中。

第一个是关于劳动理论的问题。这本书突出了对劳动理论的研究，并将其作为一个主线，写到副标题上，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也非常赞同。我们都知道，唯物史观的创立的标志是科学世界观的确立，而在唯物史观创立以后，马克思研究经济学、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创造《资本论》，就是从具体的劳动实践开始，而非一般的物质生产实践，尤其体现在《资本论》里面。马克思研究经济学从商品出发，实际上就是从劳动出发，因为商品不过是劳动的产物。为此，马克思主要抓住了劳动及其内在矛盾来展开分析。总体来看，唯物史观创立的终点，恰好是《资本论》历史观研究的起点。唯物史观的终点就是创立实践观，而在《资本论》里面把实践具象化，具体到劳动实践，所以唯物史观的创立的终点就是《资本论》历史观的起点。在《资本论》里，马克思就是通过劳动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在矛盾以及它的发展规律，从而揭示出“两个必然”。我认为异宾教授这条线抓得非常好。

第二点是异化的问题。也是本书的一个亮点和创新之点。异化问题在学界争议很大，过去有人认为异化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使用，后来因为不成熟而放弃了，有人认为异化是一以贯之的概念，前后没有发生改变。我认为异宾教授超越了原有的争论，改变了传统的看法，提出了新的理解和认识。他的副标题非常有见地。从马哲史来看，大家知道这样一个现象：马克思在早期从1841年到1845、46年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异化谈论得比较多，是研究的重点，尤其到《44手稿》中达到了顶峰，谈论的对象，主要是从宗教异化到政治异化、经济异化、劳动异化。而在创立唯物史观以后，一直到《57-58手稿》之前，十年左右基本不谈异化。但在《57-58手稿》《资本论》又开始谈论异化，并成为热门词。这个现象究竟怎么解释？在学界引起很大的争论。我认为，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有双重内涵：一是历史观的内涵，二是价值观的内涵。马克思早期因为没有发现唯物史观，往往是用异化来解释历史、评价历史，这是他的局限的地方。要说它的价值观，我认为问题不大。而在创立唯物史观以后，他基本不再谈论异化。但是到《57-58手稿》又谈起异化了，而且大谈特谈。我认为在这里异化同样还有双重内涵，既有历史观的内涵又有价值观的内涵。一方面，从价值观的维度，批评资本主义社会的非人道性质，揭露其剥削现象；另一方面，又从历史观的维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这就是异宾教授所讲，是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用异化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现象，包括劳动的异化、主客体的异化、机器的异化等等。这就改变了过去的一些传统看法，对异化做出了新的阐释，体现了异化概念的独特作用。

第三点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这是他这本书里面谈论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而且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这本书把它作为第三个发现来看待，很有高度。我觉得他讲生产方式和劳动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生产方式实际上在马克思那里至少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作为劳动方式来理解的，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教材上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统一来理解的。我认为第二种理解其实是立足于第一种理解基础之上的，不能离开劳动方式来讲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统一。因此第二种理解是建立在第一种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异宾教授讲的第三个发现实际上是紧紧抓住劳动基础来展开，我认为这个研究思路是非常正确的。总体来看，这本书突出的内容中，一个是劳动理论，一个是异化理论，一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这三种理论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内在结合在一起的。这种见解确实比较独到，这也是我看了以后所形成的体会。谢谢大家！

北京师范大学杨耕教授

尊敬的异宾教授，各位领导、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来到南京大学参加《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新书发布会，我深感高兴和荣幸！

1999年，异宾教授出版了《回到马克思（第一卷）》，我个人认为，第一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方向；25年后的今天，异宾教授又出版了《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我认为，第二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所以，我首先祝贺异宾教授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出版。

我之所以说《回到马克思（第一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方向，是因为第一卷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去寻找马克思的哲学话语。在此之前，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就哲学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很少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第一卷的副标题就是“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在第一卷中，异宾教授从经济学的视角来重新探讨马克思哲学和哲学话语的转换，提出了三个新的具有振聋发聩意义的观点：一是人学的社会现象学；二是经济学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三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认识论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

异宾教授自己很谦虚，说这是他的“思想实验”。在我看来，这是一次成功的“思想实验”。深入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的思想演变史可以看出，马克思并不是在单纯的哲学研究中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的。的确，马克思在创立新唯物主义主义哲学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哲学批判：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1844年的“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1845年的“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1846年的“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的批判”等等。但是，在这一系列的哲学批判中，同时交织着另外一种批判，那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就是说，在哲学的话语中同时又交织着经济学话语。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马克思的哲学是在哲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双重批判的过程中产生的。

正是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中，或者说，在马克思的资本批判中，马克思才真正的扬弃了抽象的存在，发现了现实的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并不是那种“抽象的物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社会存在就是在实践中活动中生成、具有社会关系内涵的“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社会的物”。这就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或者说，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本身就具有存在论或本体论的意义，马克思的经济学话语中同时就蕴含着、生成着马克思的哲学话语。用普列汉诺夫的话来说就是，在马克思这里，“政治经济学就进入了似乎离它最远的领域，即哲学思辨的领域”。

我之所以说《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境界，那是因为，此前，很少有学者联系科学社会主义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直面马克思主义在当代遇到的思想挑战，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主题，明确提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识，是马克思在社会主义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中已经实现的，而且是“隐而不显”的“第三个伟大发现”。通过一系列的深刻分析，第二卷为我们展示了作为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者的马克思的形象。的确如此。马克思是普罗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完美结合，而不是纯粹的职业哲学家；马克思的哲学是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高度统一，而不是学院里的“纯粹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同样是高度统一甚至融为一体的，“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高命题，而且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传统哲学、学院哲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也不能仅仅从传统经济学、学院经济学的视角去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在我看来，马克思哲学的内涵和意义，只有在同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的关联中，才能真正显示出来；马克思的经济学批判也只有在马克思哲学这个更大的概念背景中才能得到真正理解；而无论是马克思的哲学批判，还是经济学批判，只有在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为理论主题的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更大的意识形态背景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这使我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一段话，“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的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由此看来，第二卷走进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处，走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深处。

我和异宾教授是同龄人，但异宾教授总是以在我之上的不同水平走在我的前面。1999年，异宾教授就“回到马克思”。之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中“深度耕耘”；然后，又“回到海德格尔”“回到福柯”“回到列宁”，在这个过程中，又“遭遇波兰尼”；25年后，再次“回到马克思”，从而展示了一个思想英雄的雕像群，从一个新的视角再现了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征和理论魅力。《回到马克思》是异宾教授艰辛探索的心灵写照和理论结晶，为我们展示一幅壮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画卷，这幅画卷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点上或那一方面燃起你探索的激情。

再次祝贺异宾教授《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出版。歌德说过：“浮光只徒炫耀一时，真品才能传诸后世”。异宾教授的《回到马克思》就是这样的真品。75年前，毛泽东为《人民文学》题词，“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出世”，我是个凡人，斗胆借用伟人毛泽东的这句话，那就是希望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在江苏人民出版社问世。谢谢大家！

复旦大学吴晓明教授

谢谢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只谈一点体会，我这个体会的意思是《回到马克思》这个书名对于我们这一代马哲研究者来说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在20世纪初的时候就有一个基本的口号，就是回到什么地方去。新康德主义提出的口号叫“回到康德”。新黑格尔主义提出的口号叫“回到黑格尔”。影响更大更深远的是现象学的口号“回到事物自身”。

异宾教授《回到马克思（第一卷）》是1999年作为一部著作出来的，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来说，实际上在心里酝酿着这个意图的已经经历了15年，异宾教授在99年把它作为书名把它发表出来，让我们大家明确地听到这样一个呼声，“回到马克思”。这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古文运动，“回到某处去”。为什么有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因为骈文、四六文已经走到了极致。不能说骈文、四六文没有成果，成果很高。但是它不再能够前进，而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序》，我们认为这篇美文美得不得了，实际上恐怕是骈文最后的大作了，里面堆砌了一大堆华美的辞藻和典故，但是说不出事情来，以至于韩愈、柳宗元必须回到西汉的文章上去，这就是古文运动。异宾教授刚才说，你这个呼声一出来，有很多老师辈就要来帮助你了，这是对的。两汉经学不能说没有成果，两汉经学成果极高，但是经学大师一看他的学生们，现在开始引用老子、庄子甚至还去引那个史家，这是有问题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回到”，这样的一个古文运动，实际上重新为中国的文学注入了勃勃生机，以至于唐宋八大家全是古文家，但同时不能说古文家没有占有骈文家的成果。所以异宾表态也很正确，我们的前辈们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基本的路径。我认为经学大师看到有一个改变出现了，他们当然忧心忡忡。但是事实上我想我们这一代学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就是原来做两汉经学的方式恐怕不行了，所以后来魏晋开始的那些最有才华的人都是玄学大师甚至是佛学大师，这是一个时代的变迁。

我们大概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也意识到，不能说前辈们的研究没有成果，他们是经学大家，但是这样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必须要有所改变。异宾教授《回到马克思》恐怕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呼声，只不过异宾把它明确的行诸语言，放在书里出版。如果我们回顾40年，整个学术进展，大体都是要求“回到马克思”，因为两汉经学搞得太繁琐了，注了许许多多的经传，但是经学的生命力已经衰竭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感受到了这一点，我们需要从一些新的思想资源当中汲取内在的养料等等。

这样一个过程，我认为实际上这个时代有密切的联系，异宾不仅提了“回到马克思”，是我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思路，只不过可能发展的方向不太一样。这个口号确实振聋发聩，但同时它也为相当不同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从主题上来讲，大概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这本书和“回到马克思”研究的发展。

第一就是马哲史。我们原来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而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异宾提到82年的夏天在洛阳，当时是马哲史的研究会场，后来结束以后，各个高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科分成两派，一个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个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点重要在哪里？六经皆史，我们原来的经，现在必须同时成为史。我们要在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研究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原理，如果六经皆史，这个史还必须成为当代史，这一点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一代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来讲影响非常大。

第二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我感觉我自己读本科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我们这个地方，西方还有马克思主义？所以徐崇温老师是贡献很大。后来我们知道还有其他的东西，特别是针对我们原来学的主要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的那套框架，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给我们带来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我们这么多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实际上也就是30多年，从几乎一无所知，到现在可以说已经能够完全追踪到前沿，异宾教授和他的团队还能够跟他们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对话，甚至批判，这些都是我们取得的非常重要的成果。对于我们来讲，一方面我们原来接受的是第二国际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另外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又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介入其中，而且他们特别反对梅林和普列汉诺夫，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回到马克思”，没有别的出路，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的态势。

第三是当代西方哲学也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在异宾教授这里特别明显的就是《回到海德格尔》，这个非常重要。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的海德格尔的两本小册子——《黑格尔》《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也是在那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当代西方哲学对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现代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历史非常重要，在这个方面也被综合进来。另外由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介入，当代西方哲学的介入，我们对于哲学史的考察，无论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还是费尔巴哈哲学，甚至斯宾诺莎哲学，对于马克思的哲学解释来讲非常重要的那些资源都涌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所以我觉得异宾教授的这样的工作，实际上代表了我们这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的学人，在这40年来大体的进程。所以我认为他的著作意义非常重大。后来我想《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出版，如果还有40年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他们的口号大概也就20年，异宾的这个口号已经很长时间了，而且这个口号确实我们还在贯彻落实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面对着各种思想资源，也面对着各种不同的现实问题的时候，“回到马克思”总是一个最基本的具体出发点。异宾教授的工作，主要是在文献学方面，但是实际上也会对义理学的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文献学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方式，它叫汉学，义理学叫宋学，义理学和文献学的齐头并进，我想一定会为我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包括对当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异宾教授刚才感慨说我们怎么作为过渡性的一代，怎么把这样一些想法能够继续推行下去，我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他有其必然性。我们必须能够在“回到马克思”的共同的视野当中，达到它的目的，否则它就不会结束。对于我们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讲，“回到马克思”恐怕依然是一个最基本的任务。在这个基本的任务的逐渐完成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建设起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一般哲学各方面的成长、成就。我就讲这样一些体会。谢谢大家！

苏州大学任平教授

作为《回到马克思》25年来的见证者、评论者、关注者，我想今天这本煌煌巨著——143万字《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作品的出版，同行同仁集中参加这个会，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甚至马克思主义学界具有标志性的重要的学术盛事、事件。如果说当年在1999年，25年前异宾的《回到马克思（第一卷）》的出版，是像刚才杨耕兄讲的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我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概括为九大研究范式，其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本文献学解读范式，就是由异宾兄开辟的。我们在异宾当年出版第一卷的时候是风雨如磐、水深火热，那时候心里头焦急，这是一个文风、文体和文思的一个大转变，我们所碰到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开创性的研究范式和方向性的转变。这个转变，晓明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代，教科书研究范式肯定是开篇，我把它叫轴心范式。研究范式不是同步的，也不是对等的，它有主有次，教科书范式作为轴心范式，支配着纵横两轴，逻辑阐释见长的原理研究范式和按照时间排序的原著解读构成了教科书为轴心范式的横轴与纵轴，这个体系支撑了很多年，尽管在1983年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和国外进行了争论，谁输谁赢不好定论，至少是打一个平手。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开始自觉意识到应当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单纯从逻辑的角度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凡原理皆死守逻辑教条。异宾教授在书里面讲到，你们（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马克思的思想的引用，你认为这是马克思的，但那其实是非法引证的，因为你是非历史的。所以尽管在1974年文革后期，教育部让中山大学、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一起做了本马哲史教科书，但是整个马哲史的意识并没有建立。而马哲史要想变成一个真正的理论科学，它必须要重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文献解读。可是这样的工夫长期以来没有真正的完成，我们的外文基础，特别是德文基础很差，在同国外对话的过程当中都没有进入角色。而异宾义无反顾地从经济学语境谈哲学话语，把这样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开拓出来了，并且通过这个方式重新解读、重新发现了马克思。那么这个发现它有几个概括，老先生对每个概括都不同意，特别是他讲到历史现象学。复旦某教授就说你这是顽强的崇古意识，是“原教旨主义”。后来没有办法，我们苏大刚刚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拉着复旦、南大向他们学习，2000年6月就在苏州太湖边就开了第一次真正的长三角马哲论坛。就以“回到马克思”为主题一直开到今天，去年在复旦，今年在南大。我们不仅请了老先生，而且请了南北代表，北边请北京大学黄楠森，他雄赳赳气昂昂跑到苏州来，把我们批了整整一个上午。然后南边想请叶汝贤先生，他没有来，派了徐俊忠当观察员。徐俊忠说我不发言，我只听，我把你们所说的话带回去向叶老师汇报。我们当场就在讨论，异宾在那边陈述他的思想、他的观点，我们在旁边也讨论，复旦的教授们也一起交流，整整两天。最后黄先生终于说，我坚信你们这一代人依然是当代中国最坚定可靠的马克思主义者，异宾和我们眼泪都要下来了。这个就是我们真实的历史，这是“回到马克思”传播影响的真实历史，我们都是见证者。

这本书可以说在研究范式有三个方面创新，第一，就是真正在文本文献学这样一个国外马克思学占主导地位的领域，开创、建立了中国的基地。第二，就是真正回到经济学语境，重新去思考马克思的原创是什么，做出非常深入的判定。第三，这本书开创了历史地、创新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空间。25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多版《回到马克思（第一卷）》。在这个基础上，孙伯鍨先生和异宾又写了《走进马克思》。

刚才杨耕兄说第二卷开创了新境界，我认为他标志着对马克思的本义、原创性理解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主要是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第三个伟大发现，以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重新去理解马克思。更重要的是它在文本文献解读的范式上成为与欧洲比肩的、真正积极的对话者，真正表明南京大学在这项领域中成为亚洲的研究中心，以这本书为标志超越了日本，这同时是我们这代人的标志。

第一，《回到马克思》第一卷，那些评论者老先生们大部分都故去了，我们这代人也垂垂老矣，作为我们的楷模异宾先生还写了143万字的皇皇巨著，表示祝贺，也为江苏人民出版社对你们这样积极、全力地支持这本书的出版，为中国乃至世界马克思主义做出这样杰出的贡献表示敬佩！

第二，在文本文献解读范式上达到了革命性的新高度、新境界。以MEGA2为基础，特别是以第四部分重新做了自己的梳理，在这样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旨趣，就是关注马克思认为对资本的批判，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第三个伟大发现的批判为中心，重新去理解马克思。

第三，从第一版的思想构境论，到现在社会构境存在论，具有方法论自觉，从思想层面的构建，深入到思想背后的社会的构建，这就变成了从文本文献学的解读模式进展到从马克思当年的思想语境的社会存在，然后来谈马克思的思想的变革。同时又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这个研究方向就是把马克思的思想和科学社会主义的这样一个高度关联，做新的思想的贯穿。

在这里，谈两点读后感或启发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今天我们坚定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者在场，必须要聚焦资本批判，资本逻辑的批判，《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文献学解读考察马克思当年的资本逻辑批判，是一项奠基性的工程，同时还要进一步推广、推展到当代资本创新逻辑，就是蓝江教授他们从事的数字资本主义批判工作，对当代全球资本创新逻辑的批判，重新写《资本论》，这是我们今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要重回马克思当年的道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

第二个思考，马克思当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不是他的终极理论形态？这个也需要思考。我认为不是，不能够停留在《资本论》上面来看马克思，还必须要超越《资本论》，看马克思思想演进的后续的逻辑。在今天，资本创新逻辑的跨界性特别强，包括数字资本主义、生命资本主义批判、金融资本、文化资本、空间资本批判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仅限于从经济学语境、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终极的理论形态，没有政治经济学批判肯定不是马克思，但是仅仅有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是完整的马克思。这就是我的一个体会。谢谢！

国防大学何怀远教授

首先对张老师表示祝贺！对江苏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表示感谢。看到孙正聿老师等哲学界这么多的名师名家，看到江苏人民出版社的三位老总（谢总、杨总、戴总），一起共同见证张老师的《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我十分兴奋，十个感慨，想借用张老师在《回到马克思》序言结尾的一句话来表达我对在座的各位老师、出版界领导的由衷敬意，也表达学界同仁的集体欣慰，——“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辜负历史”。《回到马克思》两卷三册二百多万言，就是明证。

“回到马克思”意味深远，谈三点体会。

一、《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意义

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包括我在内，往往是把某个概念当作不证自明的、前后一致的固化概念来解读整个文本，从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先入之见地解读文本，这种下意识的习惯，不仅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准确性定位，而且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的理解。

第二卷的主题研究主线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认知和历史线索，还有关于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二序p.42）对于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等关系到马克思主义根本的范式，在不同时期、不同文本中的思想背景、社会构境、理论含义、微妙变化等，都做了考古学式的研究和厘定，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管在任何创新道路上走多远，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回到马克思”。

二、《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话语权争夺的重大意义

争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语权，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走向和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任务。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政党，建立了世界上最大体量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现代化成就。我们的经济硬实力的影响是世界性的，但是，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硬核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如何认识和对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我们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一味听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解释，应当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回到马克思》第一卷，解读经济学文本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回到马克思》第二卷又对马克思第三个发现进行了全面解读，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将成为国际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又一声惊雷。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当充满自信。世界上出了一些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某个文本的专家，但是，像张老师和在座的各位老师这样全面、系统、立体、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学者，世界上也不多。

三、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需要更多仰望星空的人

《回到马克思》两卷三册体现的研究方式，需要有超凡志趣、超凡信仰、超凡功力、超凡毅力（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文本研读的学术辨识力）。这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不可缺少的。然而，今天的学术界，“板凳甘坐十年冷”者越来越少，学术快餐泛滥成灾。这又让我想起毛泽东86年前的一个强烈愿望。1938年9月，毛泽东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一百个至二百个，像张异宾老师这样将思维下沉到马克思文本的各个历史沉积层、穿透到马克思思想演变的全过程、各方面，马克思主义将会不断焕发出时代光彩，展现出时代和实践的巨大力量。

吉林大学张盾教授

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组织这次活动。首先祝贺异宾老师的新书出版，这是一本真正的大作，体量宏伟，气势磅礴，是马哲界的一件盛事。《回到马克思》现在已经出版两卷，可以说它是马哲界最响亮、最有影响力的研究纲领之一。20多年来，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研究马克思的人。从大处着眼，按照我对异宾老师工作的理解，我认为“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的马哲研究至少有两个根本性的引领作用和校正作用。

第一，“回到马克思”强调对马克思文本的仔细解读，强调关注文本的细节和问题的原初语境，这既是国内马哲研究主题上的一个重要变化，同时也是马哲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重大的校正和进步。我个人一直认为，对文史哲来说，高水平的文本研究从来就是学术研究工作的本义。面对观念就是面对现实本身，面对事情本身。西哲研究和中哲研究都有这个意识，他们都非常强调文本。但是对我们马哲来说，在异宾老师以前，这方面的意识原来是不够的。现在这种关注文本、关注细节的文本研究的方式，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由异宾老师的“回到马克思”传输给了中国马哲研究，这改变了研究范式。《回到马克思（第二卷）》，我们能看到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研究的功夫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第二，“回到马克思”强调对马克思的研究应当聚焦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理解，这是这本《回到马克思（第二卷）》的一个核心内容，这也是异宾老师对国内马哲研究的一次重大引领和重大校正。这些年我本人在研究马克思的这些方面受益匪浅，异宾老师的工作，包括南大诸位老师的工作帮助我认识到什么是马克思经典学说。马克思经典学说首要的和基本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据我所知这也是国外马克思研究的一个基调，但是国内学界对这方面的自觉意识还是不够。在拿到《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以前，我一直非常认同西马学者对马克思的总体理解，认为马克思经典学说最主要的是两部分内容，第一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异化理论，第二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这两个当中，危机理论在当代条件下遇到严重挑战，但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对人类思想的不朽贡献，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按照马克思异化理论去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认为资本主义就是异化，异化的消除就是人类的解放，就是这样。按照这样的理解，这本《回到马克思（第二卷）》作为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解史的专题系统的研究，我认为它完全走在理解马克思的正道上。我们也可以说，它是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非常正宗的理解。这本书的学术正确性是没有问题的。我相信这本书是继《回到马克思（第一卷）》之后，能够在这方面给更多的学子提供引导，这是“回到马克思”对中国马哲界的重大影响。

第三，我谈谈个人对异宾老师总体工作的感觉和评价。我们看《回到马克思》，无论是作为马克思经典文本的大规模的解读，还是作为对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解史的大规模的系统研究，作者都是付出巨大劳动，结果是产生了这种大体量的多卷本，史诗般的作品。这样的工作量和劳作方式，一般学者难以坚持。这让我想到人类思想史和学术史发展中的一个特别突出的现象，在这种围绕着一个主题展开的巨大劳动背后——比如康德三大《批判》，黑格尔的《哲学全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一定有某种非常重要，灵魂性的东西，不仅深深触动了作者本人，而且深深触动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这种灵魂性的东西，无非就是找到了原创的观点，真正实现了概念的飞跃。哲学的进步和科学的进步最后都表现为概念的飞跃。作品的观念结构本身达到了内在的厚重和启示性，作品就成为了经典作品，甚至成为传世之作。我要强调这些作品是需要读者在长时间、长时段的阅读和接受中去慢慢品位、发现的。按照我的理解，异宾老师下了这么大的功夫做这件事，肯定是不会满足一般的学术成就，他一定是怀有更高的雄心和更大的抱负。比如，成为经典作品，甚至成为传世之作。我相信，在异宾老师不同寻常的劳动和著作中，一定会有这种灵魂性的东西存在。但是，这是需要我们这样的读者在以后长时间的阅读和接受中去确认和发现。这种灵魂性的东西不是短时间能确证的。我对异宾老师充满信心，我相信他的著作里一定会有灵魂性的内容、概念的飞跃、创新性等等东西，我会在以后的阅读中去发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