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帝国》

作者：【美】迈克尔·哈特

【意】安东尼奥·奈格里

译者：杨建国  范一亭

“警察”表现为同法庭、军队、国库一道统领国家的行政机关，这话不错。可实际上，它几乎包容一切。图尔凯(Turquet）如此说道：“它向外伸出触须，探入人们的一切生存状态中，探入人们正在做或承诺做的每一件事中。法庭、金融、军队，这些都被纳入它的力场之内。”警察包容一切。

——米歇尔·福柯

从法律的角度，我们已经能够发现帝国的观念起源中的一些成分。可单单从那一个角度，我们很难（即便并非完全不可能）理解帝国机器是如何被发动起来的。法律根据和法律体系总指向它们之外的一些东西。通过权利的演化和运用，它们指向在社会现实层面上界定了它们的交易的物质状况。我们的分析现在也必须深入到那个物质性层面，在那里探察统治范式的物质转型。我们需要找出生产社会现实的各种力量与途径，同时我们也要确定驱动这一生产的主体。

#1 控制型社会中的生态权力

在许多方面，米歇尔·福柯的著作为探察帝国统治的物质性职能划定了区域。首先，福柯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形态从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向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历史过渡。【1】在规训社会中，社会控制建立在一个由各种设施结成的庞大、复杂的网络体系之中，这一网络体系产生和规范了风俗、习惯及生产实践。通过各种规训机构（监狱、工厂、收容所、医院、大学、学校，等等），这种类型的社会的作用被启动，并确保人们服从于它的统治，服从于它的接纳和/或排斥机制，从而对社会领域进行建构，提出顺从规训“理性”的逻辑。实际上，规训力量的统治手段是建构思想和行为的参数与极限，它预设正常行为，禁止反常行为。福柯概括性地称古代的政体和法国文明的古典时期为规训社会，以它们来例示规训的出现。再高度概括一点，我们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欧洲，或其他任何地方）都处在这种权力范式之下。与之形成对照，我们应理解，在控制社会（这种社会类型发展于现代性的顶点，并开启了通向后现代的门户）中，控制机制变得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内存于社会领域之中，这种机制通过公民的大脑和身体传播，符合统治要求的社会融合和排斥行为因此也越来越内存于主体自身。现在，行使权力的机器直接组织人的大脑（通过通讯交往系统、信息网络等）和人的身体（通过社会福利系统、活动监控系统等），把人们驱入与生命感受和创造欲望的自动间离（alienation)之中。故而，控制社会的特点可表述为规训的规范化手段的强化和普遍化。这种社会内在地驱动我们的日常行为，但这种社会中，控制实现于灵活、多变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使它的效力范围远超出由各种社会机构构成的构架严整的场所。正是在这一点上，控制与规训形成对比。

米歇尔·福柯

第二，福柯的著作使我们认识到新权力范式的生态政治本质。【2】生态权力（biopower）这种权力形式在内部规范社会生活，它追随社会生活，解释它、吸纳它，并把它重新表述。只有当权力成为一种内在的、至关重要的职能作用，也只有当每个个体都接纳权力的这种职能作用，并按照他或她的意愿启动它时，权力才能达到对民众的全部生活的有效控制。如福柯所述：“生活现在已变成……权力的目标。”【3】这种权力的最高职能是层层包裹生活，它的基本任务是指导、管理生活。因此，在生态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成了权力追逐的猎物。

在福柯的作品中，这两条主线相互交错，指明只有控制社会才能采纳生态政治环境，作为其专有的指涉域。在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过渡中，新的权力范式得以实现，对它的界定由各种把社会确定为生态权力领域的权术完成。在规训社会中，生态政治权术的效果尚不全面，因为在那种社会中，规训行为是按照相对封闭的、地缘化的、量化的逻辑发展起来的。社会戒律将个人钉在各种制度之中，但并不能成功地将个人彻底编排入生产性实践和生产性社会化的韵律之中。它尚未达到饱和、浸彻个体的意识和肉体，处理、组织个体的总体生活的境界。这样，在规训社会中，权力与个体的关系就始终是静止不动的：它表现为权力戒律对个体的入侵以及与此相应所产生的个体的反抗。与此相反，当权力已彻底生态政治化时，整个社会机体都由权力机器所构成，并已发展为虚拟状态。这种关系变得开放、量化、情感化。权力已伸展到社会结构的每一个神经末梢，伸展到社会的发展过程之中。社会已完全被纳入这种权力之中，如一个单一体对权力发生反应。权力已表现为一种控制，它伸展到民众的意识和肉体的最深处，同时也跨越社会关系的全部。【4】

在从规训社会向控制社会的转变中，我们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发展全过程中始终孜孜以求的一切社会力量互为影射的关系得到全面实现，马克思曾确认某种类似的东西，他称之为资本对劳动力的形式吸纳到实在吸纳的过渡。【5】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也分析了一个与之紧密相联的过程——文化（以及社会关系）被吸纳入集权国家，或更确切地说被吸纳入畸形的启蒙辩证法的过程。【6】然而，我们所提到的转变过程与上述过程有着根本区别。马克思的描述关注过程的单维性，法兰克福学派后来仅仅对马克思的描述进行了重述和扩充。与之不同，福柯论及的过程在根本上触及多元性和复杂性——在德勒兹和瓜塔里那里，这种观察视角发展得更为明确。【7】当实在吸纳被理解为不仅包裹了社会的经济或文化维度，而且包裹了整个社会有机体，并且当对实在吸纳的分析关注到规训和/或控制的模态，那么这种分析就可打破资本主义发展那单向、整体的形象。市民社会被吸纳入国家之中，可结果却是，原先在市民社会中得到协调和调解的各种因素将会爆发。反抗不再徘徊在边缘，而是活跃于在网络系统中处于开放的社会的核心。因此，福柯的建构隐隐指出权力的悖论（德勒兹和瓜塔里使这种隐含意义明晰化）：就在权力完成了大一统，将社会生活的一切成分都包容在自身之内的那一刻，它也使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得到显现。那是一个有着千差万别，由最大限度的多层性和不可被吸纳的单一性构成的复杂环境，这是每个单一事件都有自已独特性的环境。【8】

德勒兹和瓜塔里

关于控制社会和生态权力的这些概念都描述了帝国概念的核心方面。帝国概念是一个框架，主体的多面性必须在这个框架中进行理解；它也是一个目标，是新的权力范式导向的目标。也就在此，一条实实在在的裂缝产生于各种旧的国际法理论框架和（无论它的形式是契约式的和/或是联合国式的）帝国法律的新现实之间。这一过程中，一切中介成分都被拔到一边，因此，国际秩序再也不能通过中间力量来建构它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只能被最直接地把握。我们已从法律角度承认了这个现实。实际上，我们已看到当新的权力观从全球化的背景中显现出来，并显示自己有能力处理普遍性，将整个星球当作一个单一系统时，它必须取得一个最直接的前提（在例外状态下行动）和一套充分的、灵活的技术（警察制度中的各种手段）。

纵使例外状态和各种警察手段构成了新的帝国权力的坚实内核和它的核心成分，这也并不意味着新的政体同造就独裁与集权主义的各种法律权术有任何关联。（在别的地方，后者已被如此彻底地描述，所用的语言是如此夸张，而描述它的作者又是如此之众多[简直太多了]。【9】）与之相反，在当代这个处于转折之中的环境中，法律的统治仍起到核心作用；权力依旧有效，而且（恰恰是凭借着例外状态和警察手段）成为程序。这是一场剧烈的转变，它既暴露出权力和主体之间未经中介的直接关系，也显示了既不可能存在任何“优先存在的”中间力量，也不可能抑制各个事件在时间中的多样与差异。【10】无边无垠的全球空间，深不见底的生态政治世界，不可预见的时间之流，这些就是给新的超国家权力定界的维度。就在此处，帝国的概念要努力建立起自己；在此处，帝国概念要证明自己的效力；仍在此处，帝国机器将被启动。

从这个角度看，新范式的生态政治背景完完全全是我们分析的核心。正是它面对权力推出另类选择，它不仅是对顺从或反抗、政治参与或拒绝的选择，也是对全部生活领域中所有问题的选择，生存或死亡，富有或贫穷，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都在选择之列。想想新的权力观在表现帝国权力如此宽泛的维度时会遇到何等巨大的困难，再想想这种权力观无论如何也不能实在地触及到帝国权力的所有方方面面，就可看到帝国权力至多也只能不全面地表现潜藏在新的世界秩序结构之下的样式，而不能真正把握住令它运转的动力。我们的分析必须聚集在生态权力的生产维度之上。【11】

#2 生活的生产

生产和生态权力、控制社会的关系暴露出前文中提到的几位作者著作的薄弱之处，尽管我们正是借鉴了他们的一系列观念。故而，我们应该澄清福柯的著作中和生产力学相关的生态或生态政治部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福柯在多部著作中讨论过，如果不考虑生态政治环境如何被日益用来服务于资本积累，就不能理解从古代政体的主权国家到现代的规训国家的跃进。他写道：“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并非仅仅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来完成，它也完成在肉体之中，得到肉体的帮助。对资本主义而言，最重要的是生态政治，它是生物性质的，是属于肉体的。”【12】

这一时期，福柯的研究策略的核心目标是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表现，其中包括几种马克思主义的变体。那些理论都将权力与社会生产问题放在上层建筑的层面加以考虑，从而将它们同生产的低级、实在层面相剥离。因此，福柯试图带着社会再生产问题，以及所谓“上层建筑”的一切组成成分回归到基础物质结构中，试图不仅以经济术语，同时以文化的、物质的、主体性的术语来界定这一领域。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福柯稍后时期的著述中，当他描绘出正在显现的控制社会的轮廓，揭示了这一活跃于整个社会生态政治中的权力形象时，他关于社会整体的概念是如何得到了完善和实现的。但即使福柯强有力地把握住了社会的生态政治层面，并将之界定为内在性领域，这似乎也并不能表明福柯已成功地使他的思想摆脱了从他研究之始就指导着他工作的结构主义认识论。在这里，我们所说的结构主义认识论是指功能主义式的分析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再生。这种方法高效地割舍了系统的动态特征，系统在运动中体现出的具有创造力的时间流动性，以及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本体内容。【13】实际上，如果在这一点上我们问福柯：是什么人，或什么样的力量在驱动系统，他的回答将艰涩难解，也可能他根本就不会作出任何回答。福柯最终未能抓住的正是生态政治社会中生产的真实动力。【14】

与福柯不同，德勒兹和瓜塔里则向我们展示了对生态权力的严格意义上的后结构主义式理解，这种理解更新了唯物主义思想，将自身坚实地建立在社会存在的生产这一问题上。他们的著述使得结构主义以及一切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概念不再神秘，这些概念使得认识论框架的稳定性成为了不可避免的参照点。他们把我们的关注清晰地聚焦到社会生产的本体内容之上——机器生产。各种社会机器以各种各样的机构和各种各样的组合，一刻不停地完成它们的职能，生产出世界，同时也生产出构成了这个世界的主体与客体。然而，德勒兹和瓜塔里似乎只能肯定地构想出不停运动和绝对流动的趋向，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之中，社会生产的创造性成分和激进本体论依旧无足轻重、软弱无力。德勒兹和瓜塔里发现了社会再生产的生产能力（创造性生产、价值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社会情感、社会未来发展的生产），但他们的表述仅仅触及了现象的表面，把这种能力描绘成一个混乱的、充满不确定性，由不可把握的事件标出的疆界。【15】

在一群当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作者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社会生产与生态权力的关系。这个群体从生产性劳动的新本质，以及它在社会中的鲜活发展的方向确认生态政治维度。他们使用诸如“大众智性”、“非物质劳动”等术语，他们也借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智力”概念。【16】

毛里齐奥·拉扎拉托，较早论述非物质劳动概念

这些分析来自两套步调协调的研究方案。第一套方案在于分析生产性劳动在近年发生的转化，以及它越来越向非物质化靠拢的趋向。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中，由在工厂中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工人组成的劳动力量原先起到了核心作用，可今天，这种作用已越来越被通讯交往领域智力化、非物质化的劳动力量所取代。因此就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政治价值理论，以把这种新型的资本主义价值积累问题推到剥削机制的核心（或许也因此把这个问题带入潜在的反抗核心）。这一学派发展出的第二个，也是由第一个方案导引出的方案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活生生的劳动力在社会和交往领域所占据的最直观维度，这样就执着地提出了主体性的新形象问题，它涉及他们遭受的剥削问题和他们的革命潜能问题。对活生生的，从事非物质生产的劳动的剥削，它的最直观的社会维度将劳动结合进一切界定着社会的关系因素中，同时这种维度也激发出批判因素，这种批判因素可在全体劳动实践活动中发展出不屈与反抗。因此，在建立起新的价值理论后，新的主体性理论必须随之形成，这一主体性主要在知识、交往和语言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这些分析重新确立了在社会构成的生态政治过程中生产的重要性，但在某些方面它们也把它离析了出来——凭借对它的纯粹形式的把握，这些分析在理想层面上对它进行提炼。它们仿佛表示只要发现了新的生产力形式——非物质化劳动、批量化智力劳动、“一般智力”劳动——就能具体把握物质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动态的、创造性的相互关系。当它们把生产重新置入生态政治环境中时，它们几乎仅仅把它放到语言和交往的视野中加以展示。因此，这批作者最严重的缺陷之一就是在处理生态政治社会中的新生产实践时趋向于仅仅触及它在智力和非物质方面的表现。然而，肉体的生产力和情感的价值在这个环境中无论如何也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我们将详细阐述当代社会中非物质劳动在三个方面的表现：1）近来因信息网络联络在一起的工业生产中的通讯交往劳动；2）分析象征、解决问题的互动式劳动；3）生产和操纵情感的劳动（见第十三章）。其中第三个方面关注的焦点是物质的、肉体的生产力，它是当代生态政治生产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成分。毫无疑问，这一群体的工作以及它对“一般智力”的分析标志着一个进步，但它的概念框架仍过于纯净，几乎算得上单纯。在最终的分析之中，这些新概念只是挠了挠生态权力新理论框架所具有生产动力的表皮，难以深入其肌理。【17】

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些已取得部分成功的努力的基础之上确认生态政治生产的潜能。正是依靠把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描述的生态政治背景的种种界定性特征合理、连贯地组合为一体，再把它们引入生产的本体，我们将确定集体生态政治体的新形象。尽管如此，这一机体中仍将充满矛盾与悖论。对这一机体的建构不是凭借否定激活这一机体的各种原初生产力，而是凭借对它们的确认。这一机体之所以可以成为语言（既包括科学语言，也包括社会语言），是因为它是一个由各种独特的、确定的子体构成的复合体，子体在母体之中探寻彼此间的关联。因此，它既是生产，也是再生产；它既是基础结构，也是上层建筑，因为它是最丰富的生活，最标准的政治。我们的分析必须深入到集体生态政治体造就的、由生产决定因素和冲突决定因素构成的丛林中。【18】我们分析的语境必须能够做到揭示生活本身，揭示世界的构成过程，揭示历史。我们提出的分析决不能是任何一种理想化形式，它必须浸没在稠密、复杂的经验之原汤中。

#3 社团和通讯交往

当我们问自己，帝国机器中的政治和主权部件是怎样构成之时，我们觉得没有必要把我们的分析限制在对已建立的超国家规范机构的分析之上，甚至大可不必以对它们的分析为重点。只有将联合国旗下的各种机构以及各种多国--跨国金融和贸易机构（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等）放入世界秩序的生态政治生产力学之中思考，它们才同超国家的法律构成建立起联系。我们要强调，现在赋予这些机构以合法性的并非它们在旧的国际秩序中所起到的职能。现在赋予它们以合法性的是它们在帝国秩序的象征法中可能起到的职能。在新的框架之外，这些机构毫无作用。旧的制度框架至多也只是为形成和培养帝国机构的管理人员作出贡献，是帝国中新精英阶层的“培训场”。

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庞大的跨国公司构成了生态政治世界的通讯组织。资本的组织确实始终面向全球，但也只是在20世纪下半段，多国和跨国的工业和金融公司才开始以生态政治方式建构它们的全球领地。有些人宣称这些多国和跨国公司只是占领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亦即在从19世纪的欧洲殖民主义到20世纪的福特主义阶段那段时间里被各种国家殖民者和帝国主义体系所占据的领地。【19】部分意义上，这种说法也可成立，但那些领地本身也已被资本主义新现实所改造。公司行为内容的边界不再止于发出抽象的指令和组织起简单的劫掠和不平等交换。现在，它们直接构建和整合领土和人口。它们趋向于把民族国家变成简单的工具，其职能仅仅是记录、统计由它们驱动的商品、金钱、人口交流罢了。跨国公司直接把人力分配到不同的市场中，把各种资源分配到不同的用途上，给世界生产的各个部分划分等级。选择投资方向，指导货币运动的复杂机构决定了世界市场的新地理，实际上也决定了世界的新生态政治结构。【20】

从货币角度，我们可看到这个世界最完整的一幅图景。从这里我们可看到满眼的价值观念，可看到一部分配的机器，一种积累的机制，一套流通的机制，可看到一种权力，一种话语。在这片被金钱大潮浸透的场地之外，什么也不能被排除在外，根本不存在什么“赤裸裸的生活”或外在的立足点。什么也不能避开金钱，生产和再生产都套着金钱的外衣。实际上，在全球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生态政治角色都身着金钱缝制的华服，“积累，再积累！摩西如是说。先知们如是说！”【21】

因此，巨大的工业和金融力量不仅生产出商品，也生产出主体。它们生产出生态政治环境中的行动主体。它们生产出需求、社会关系、肉体和心灵——也就是说，它们生产出生产者。【22】在生态政治领域中，生命以生产为目的，生产也以生命为目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蜂房，蜂后安居其中，一刻不停地巡视着生产和再生产。分析进行得越深入，也就能越来越多地发现各种互动关系相互依赖的组合，其依赖的程度也呈现得越来越深重。【23】

我们应锁定的一处生态政治秩序生产场所是由通讯交往工业中发展起来的语言、交往、象征的生产结成的非物质结点。【24】通讯交往网络的发展同新世界秩序的出现有着有机的联系——换句话说，它们是因与果，产品与生产者。通讯交往不仅表现出，更组织起全球化的运动，其方式是通过网络繁殖、建构各种相互关联。它给予全球化的运动以表达，控制着充斥在所有交往关联中的想象的意义与向度；换而言之，想像力在通讯交往的机器中得到引领和疏导。那些在权力的现代性理论中不得不被构想为是超验的成分（也就是说它们存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外），此时形成于内部，内在于生产和社会关系之中。中介被吸收入生产机器之中，社会空间的政治合成被固定在通讯交往的空间之中。也正因此，今日之通讯交往工业才占据了如此核心的位置。它们不仅在新的规模上组织生产，设定适应于全球空间的新结构，而且还从自身内部为自己提供合法依据。权力，在生产之同时，也在组织；在组织之同时，也在自我表述，宣称自己为权威。语言，在实现交流之同时，不仅在生产商品，更在创造主体，把他们固定在各种关系中，向他们发布命令。通讯交往工业把象征和想象一起织入生态政治之图景中，不仅使此两者为权力服务，而且实际上已把它们融入权力的职能。【25】

此刻，我们可以开始讨论新世界秩序的合法化问题了。新世界秩序的合法化并非诞生于原先存在的国际约定。它也不是原初的，尚处于胚胎期之中的超国家组织的职能产物，因为那些组织本身仍是通过以国际法为基础的条约而产生的。帝国机器的合法化，至少在部分上，产生于通讯交往工业，也就是说，产生自把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变成一部机器的改造之中。这个主体创造出自己的权威形象。这种形式的合法化不需依赖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只要发展出它自己的自我生效语言，它就可被一再获得。

在这些前提的基础之上，我们应更深入考虑一种后果。如果通讯交往是生产的霸权部门之一，而且其影响遍及整个生态政治领域，那我们就必须认为通讯交往与生态政治环境是共存的。这就把我们带出如于根·哈贝马斯这样的理论家曾描述过的域界。实际上，当哈贝马斯发展出他的交往行动概念，强有力地展现出通讯交往的生产形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本体后果时，他所依赖的依旧是超然脱出全球化效应之外的一个立足点，一个由生活和真理所构成，能够抗击对存在的信息殖民的立足点。【26】然而，帝国机器已显示这个外在的立足点已荡然无存。相反，通讯交往的生产和帝国合法性的建构携手并进，已密不可分。这部机器自行认证，也就是说，它已实现了系统化。它对社会构造进行整形，或者排散出矛盾，或者消除矛盾的影响。它制造出一种境遇，在这种境遇中，差别在被强制性中和之前，就已经被吸收入一场自我生成、自我调控、动态平衡、无足轻重的游戏之中。正如我们在别处已经争论过的，任何一种以后现代状况为对象的法律理论都必须考虑到这一从通讯交往方向对社会生产所做出的界定。【27】帝国机器的持续仰仗于生产出动态平衡的背景以及/或者剪除复杂性。它做出虚假姿态，提出所谓普遍公民地位的方案，就在向这个目标前进的同时强化干涉的作用，将其施加到通讯交往关系的每一要素中；与此同时，它以一种纯后现代的方式消解认同感与历史。【28】帝国机器不仅没有消除主宰叙事（master narrative)，而且实际在把这种主宰叙事（尤其是意识形态主宰叙事）不断地生产、再生产出来，以认证、欢庆它自己的权力。这与许多后现代理论家的论述正好背道而驰。【29】在这场语言与生产的交往中，现实的语言生产和自我认证所使用的语言是我们理解帝国权力的效力、它的有效性和它的合法化的关键。

#4 干涉

这一合法性的新框架包括新的形式和合法性力量运用的新整合方式。在它的形成过程中，新的力量必须展示出它的力量所具有的效力，而这种展示要与它的合法性基础的构建同时进行。实际上，新生力量的合法性在部分上就是建立在运用武力的基础之上。

新的力量展示其效力的方式同正在逐渐消亡的旧式国际秩序毫无关系。对于旧秩序遗留下的各种机构而言，它也没有什么用处。帝国机器作出的部署有一整套新特征，如活动范围不受地域限制，行动具有独特性和象征意义上的地方性等，此外，它的压制行为同社会的生态政治结构的各个方方面面都有联系。因为找不到更佳的表述方式，我们不妨继续称之为“干涉”。这仅仅是一个术语上，而非概念上的缺陷，因为我们所说的并非对在法律上独立自主的领土进行的干涉，而是在一个一体化的世界中居统治地位的生产和通讯交往结构所采取的行动。实际上，干涉已经被内向化、普遍化。在前一部分中，我们谈到了干涉的结构性手段，这涉及到在相互关联的、从事生产活动的政体组成的跨国场所中货币机制和金融机构的布置；我们也谈到了在通讯交往领域中的干涉，以及它们对于系统的合法化的功用。在这里，我们希望考察一种新型的干涉，这涉及到帝国在它的全球领土之上对于有形的物理力量的运用。敌视帝国的敌对力量在今天可能更多的是形成意识形态上的威胁，而不是在军事上挑战帝国。尽管如此，帝国运用于武力以及其他各种确保帝国效力的部署之中的力量已经在技术上大大领先，在政治上也更加坚固。【30】

帝国用于干涉的武库已经十分庞大，它不仅包括军事干涉，也包括其他形式的干涉，如道德干涉、法律干涉。实际上，帝国的各种干涉力量的运作最好被理解为以它们的道德工具为开端，而非直接以致命的武力为开端。我们所说的所谓道德干涉今天正在被各种实体所践行，包括新闻媒体和宗教组织，但各种实体中最重要的还数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正因为这些组织不直接听从政府的指挥，它们的行动被视为发自伦理或道德的必须。非政府组织这个术语可涵盖范围广泛的群体，但我们主要指那些在全球、区域和地方致力于经济和人权保护的组织。这一类非政府组织实际上是新世界秩序最强大的绥靖武器之一（尽管这与这些组织的参与者的意愿相悖）。这些非政府组织发起“正义战争”，尽管它们的战争没有硝烟，没有暴力，也没有边界。就像中世纪的多明我会，以及现代性诞生之初的耶稣会一样，这些团体为了确定普遍需要和捍卫人权而竭尽全力。它们通过自己的语言与行动，首先把敌手界定为匮乏，然而再在敌手身上钉上罪恶之名。

我们很容易联想起基督教道德神学如何首先把恶确定为善的匮乏，然后再把它界说为应受惩罚的对善的违背。在这样一种逻辑框架中，非政府组织对匮乏所作出的一些反应就不仅毫无奇怪之处，更属理所当然。它们公开谴责“罪人”（或用于标准迫害意义上的“敌人”)，还把实际解决任务的工作留给“世俗”势力。就以这种方式，道德干涉成了活动于前线的帝国干涉力量。实际上，这种干涉由下层预设了例外状态，而且不受国界限制，因为它们装备有效力强大的通讯交往手段，且以对敌人的象征性生产为取向。非政府组织完全浸没在帝国构成的生态政治环境之中。在进行绥靖性、生产性的正义干涉方面，它们比权力更先行一步。如此说来，一些旧国际秩序学派中忠厚的法理学家（比如理查德·福克[Richard Falk])会被非政府组织的魅力所引诱就毫无惊人之处了。【31】非政府组织把新秩序展现为一种和平的生态政治环境，它似乎遮住了那些理论家们的眼睛，令他们看不到道德干涉作为一种世界秩序的预示所造成的野蛮效果。【32】

道德干涉通常被用为初步的行动，为以后的军事干涉扫清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军事部署表现为一种得到国际认可的警察行动。今天，产生于旧国际秩序，甚至产生于联合国的决定已越来越难以制造军事干涉行动。更多时候，军事干涉为美国单边掌控，这个国家首先自行承担起基本任务，然后再要求其盟友一起驱动武力控制和/或镇压帝国的当前敌人的程序。敌人通常被称为恐怖主义者，它是一个粗制滥造的概念和术语，它是对对手的贬低，而警察心理则是它的根源。

在对民族冲突的干涉中，预防与压制之间的关系表现得尤其清晰。民族集团之间的冲突以及紧随而至的新的和/或复苏的民族认同感的强化有效地分裂了建立在民族政治路线上的旧集群。这些冲突使全球关系的组织呈现出更强的流动性。同时，借助于确认新的同一性和新的地域，也增强了受控材料的延展性。在此种情形下，压制可表述于预防性行动之中。那些预防性行动构建起新的关系（这些关系最终将在和平中得到巩固，但在此之前战争势在必行）、新的疆界和新的政治结构，所有这些在帝国的构成中都发挥起职能作用（或者说它们能发挥更强的职能作用，它们本身也具有更好的适应性）。【33】通过预防性活动为压制做好准备的另一个例证是打击公司企业团体，或“黑手党”，尤其是那些涉足毒品贸易的组织的活动。对这些团体的实际压制倒不是最重要的，比这更重要的是给它们的活动定好罪名，安排针对它们的存在的社会警报系统，以使对它们的控制更简便易行。即使控制“民族恐怖主义者”和“毒品黑手党”在警察代表国家完成的范围宽广的职能中占据核心地位，这种行动也属常规性行动，也就是说属于系统性行动。“正义战争”得到“道德警察”的有力支持，正如帝国权力的认证与它的职能的合法化得到必需的、连续不断的警察力量的支持一样。

无论国际法庭还是超国家法庭，它们都受到限制，必须紧随领导力量，这一点已十分明显。军队和警察比法庭先行一步，它们预先构建了正义的统治，法庭也只能把这种统治贯彻实施。尽管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寄厚望于道德原则，但这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现实，即传统的构造逻辑已被颠倒。支持帝国构成的行动党团很有自信，认为当帝国的构造工作进展充分时，法庭在界定正义方面将担当起领导作用。尽管现今的国际法庭并没有什么实权，可向公众展示它们的活动依旧很重要。最终必须形成适应于帝国构成的新法律职能，法院也必须经历逐步的转型，由一个原先向被征服者下达审判结果的组织，变成一个法律实体，或由一群实体构成的体系，由它来掌握和核准道德秩序、政治行动和帝国主权合法化机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34】

这种在军事和道德两个方向上进行的连续不断的干涉是武力使用的合乎逻辑的形式，其力量之源是建立在永久例外状态和警察行动基础之上的合法化范式。干涉永远是例外，纵使它不断发生；它采用警察行动的形式，因为它的目的是维持内部秩序。这样，干涉就成为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它通过警察部署直接为构建帝国的道德、规范、制度秩序作出贡献。

#5 君权

在帝国的构造中，传统上称为君权的东西实际上被重复，甚至得到实质性更新。如果我们驻足在经典的国内、国际法的概念框架中，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一个超国界的半国家正处在形成期中。但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并未精确表述出当今形势的特点。当现代主权的君权再现于帝国中之时，它们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形式。比如说，部署军事力量的主权职能过去由民族国家承担，而现在由帝国来完成。但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对这种部署的合法认证现在建立在一种永久性的例外状态之上，而军事部署本身也采用了警察行动的形式。其他一些君权，比如说贯彻正义概念，设定税种，它们的存在同样也有其界限。在前面，我们已讨论了在帝国的构成过程中，法律权威的边际地位，我们也可以说（随着税种的设置日益与特定的、地方的紧急事态相联系）现在税种的设立也居于这种边际地位上。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帝国的主权就是在各种边际地带得到实现。在这些边际地带，国界之划分更灵活可变，各种角色身份也更具混合性和流动性。很难说中心和边际这两者哪方对帝国更重要，实际上所谓中心和边际本身亦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令任何从地域上把它们确定下来的努力无功而返。我们甚至可以说过程本身是虚的，它的力量存在于虚空的力量之中。

在这一点上，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即便帝国主权的建构过程确实是虚而非实的，即便它确实在各种边际地带活动，在许多方面这种建构过程依然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当然不想否认那样的事实。然而，我们的主张是：在这里，我们接触到的是一种特殊的主权，这种主权具有非连续的形式。这种主权由于其“在最紧要关头”做出行动而应当被认为是有限的、边际的；它将它的惟一一个参照点固定在它所控制的权力的绝对性之中。因此，帝国看起来就像一部技术含量极高的机器：它是虚而非实的，建造它的目的是控制边缘事件，组织、支配系统的分解，必要时进行干涉（这与技术先进的机器人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帝国主权是非实态的，非连续的，但这并未减弱它的力量。相反，恰是这些特点令帝国主权的各个机构的力量得到加强，在当代历史环境中展示它的效力，在最紧要关头施展它解决世界难题的合法性力量。

现在我们已进入阵位，可以着手探讨这个问题：今天，在新的生态政治前提之下，我们还能不能以法律模式绘制出帝国的形象，把握住帝国生命的脉搏？在此之前，我们已注意到，即使以联合国和其他大型国际机构最新的发展去理解，那样一种法律模式仍旧不能由现有的国际法结构框架形成。这些国际组织对国际秩序的精细化至多也只能被确认为朝向新的帝国权力的过渡而已。帝国之形成，既非以任何契约或条约机制为基础，也非借助于任何一种联邦力量。帝国常规性的源泉是一种新的机器，一种新的经济--工业--通讯交往机器——一言以蔽之，也就是全球化的生态政治机器。因此很明显，我们必须发现某种别的东西，某种不同于到今天为止构成了国际秩序之基础的东西，某种不依赖按照各式各样的传统扎根于现代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权力形式的东西。无论使用哪一种旧式的法律理论工具，都不可能把握帝国的形象，揭示帝国的起源，因为所有那些工具都被用于现实的、制度的、实证的或自然的权力框架之中。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让自己因为这种无能为力被迫接受玩世不恭的纯粹力量的框架，或马基雅维利式的立场。在帝国的发生起源之中，确有一种理性在发挥作用。尽管这种理性不太符合法律传统，但在常常被隐蔽起来的工业管理史和技术的政治化运用史中，这种理性较清晰地显现出来。（在这里，我们也不应忘记，沿着这些线索前进，我们就能揭示阶级斗争的构造和它的制度化效果，不过我们将把这个问题留到下一部分中讨论。）正是这种理性把我们置于生态政治和生态政治技术的中心。

如果我们借用马克斯·韦伯就权力的合法化形式所立的著名的三段式公式，那么帝国引入其界定之中的质的飞跃就是一团混合物，其无法预先确定的成分包括：1）典型的传统权力成分；2）已在形态上适应于生态政治环境的官僚制权力的延伸；3）被“事件”和所谓“领袖魅力”所界定的理性，这种理性上升为一种令整体走向单一，令帝国干涉生效的力量。【35】这种新韦伯式观点的逻辑在特色上是功能式，而非数学式，是根茎状和起伏状，而非归纳或演绎。它既将语言的次序视为意义的机械次序，对它进行管理，同时又将语言次序视为创造，是口语化、不可分解的创新。

帝国权力关系所要阐释的基本目标是系统的生产力量，这个系统就是新生的生态政治、经济、制度系统。帝国秩序得以形成的基础不仅在于帝国进行积累和全球扩张的力量，也在于帝国向纵深发展、获得重生、把自身涨满世界社会的生态政治空间的能力。帝国权力的绝对性同帝国内存于生产和再生产之中的完全性是两个互补的术语，它们同生态政治环境有着互相补充的关系。或许，这最终无法为一种法律秩序所表现，但它千真万确是一种秩序，是一种被虚拟性、动态性和功能的开放性所界定的秩序。因此，合法化的基本常规将建立在这部机器的深处，建立在社会生产的中心。社会生产和法律的合法认证不能被视为首要和次要力量，也不能被视为基础和上层建筑，它们应被理解为处于绝对的平行和交织状态中，它们共同扩展至整个生态政治社会空间。在帝国中，在生态权力的统治下，经济生产和政治构造日益趋向于契合。

参考文献：

【1】尽管Foucault并未明言从规训社会到控制社会的转变，这一观点始终隐藏在他的著作中。在对这一点的闸释上，我们遵从Gilles Deleuze所作的精彩评论。读者可参阅Gilles Deleuze的专著 Foucault(Paris: Minuit，1986)和他的文章“Post-scriptum sur les sociétés de contrôle”，该文收录在论文集 Pourparlers(Paris: Minuit，1990)中。读者还可参阅 Michael Hardt 的文章“The Withering of Civil Society，该文载于Social Text，no.45(Winter 1995）,第27-44页。

【2】读者主要可参阅 Michel Foucault 的The History of Sexuality(New York：Vintage，1978)。关于Foucault 在其他地方对生态政治这一概念的论述，可参阅“The Politics of Health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收录于 Colin Gordon 主编的 Power/Knowledge(New York:Pantheon,1980)，166-182 页;“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收录于 Dits et écrits(Paris:Gallimard，1994)第3：207-228 页，特别是210页；和收录于同一部书中的Naissance de la biopolitique”，3：818-825页。关于Foucault之后的著作者在生态政治这一问题上的观点，读者可参阅 Hubert Dreyfus 和 Paul Rabinow 合编的 Michel Foucault: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第 133-142 页；以及 Jacques Donzelot 的 The Policing of Families(New York:Pantheon,1979)。

【3】参阅 Michel Foucault的文章“Les mailles du pouvoir”，收录在 Dits et écrits中，4：182-201; 引文在194页。

【4】许多思想家都追随Foucault，并成功地对福利国家这一事物提出责难。读者主要可参阅Jacuqes Donzelot 的专著 L'invention du social(Paris:Fayard,1984)和FranÇois Ewald的专著 L'état providence(Paris：Seuil,1986)。

【5】读者可参阅马克思的一篇文章“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该文作为《资本论》的附录被出版。读者也可参阅 Antonio Negri 的专著 Marx beyond Marx (New York:Autonomedia,1991)。

【6】参阅 Marx Horkheimer 和 Theodor Adorno 的合著 The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New York:Herder and Herder,1972)。

【7】参阅Gilles Deleuze 和 Félix Guattari 的合著A Thousand Plateau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2)。

【8】举例而言，读者可参阅Peter Dews的专著 Logics of Disintegration：Poststructuralist Thought and the Claims of Critical Theory(London:Verso,1987)的第六和第七章。一旦读者接受了对权力的如此定义，以及穿越权力的危机，Foucault的话语就展现出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以批判福利国家（在这方面，Deleuze和Guattari的话语更是如此）。如果读者要寻找与此多多少少相吻合的分析，可参阅Claus Offe 的专著 Disorganized Capitalism:Contemporary-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5),Antonio Negri 的 Revolution Retrieved:Selected Writings(London: Red Notes,1988)，以及 Antonio Negri的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都收录入他和Michael Hardt的合著Labor of Dionysu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第23-213页。

【9】“极权主义”——这一冷战时期建立起来的概念—已证明是一件很有用的宣传工具。可作为分析的工具，它就完全不适合。它常常把人们引到恶毒的、迫害性的方法上，破坏了道德的争论。在我们的图书馆中，像这样对“极权主义”的分析排满了书架。今天，我们应当把它们看作耻辱，应当毫不犹豫地把它们清除掉。要简略了解一下有关“极权主义”的文献（从最具连贯性的到最荒诞不经的)，读者可以参阅 Hannah Arendt的专著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New York:Harcourt Brace,1951)和 Jeanne Kirkpatrick 的专著 Dictatorship and Double Standard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2)。在本书的第五章，我们将再回到“极权主义”这个概念，对它做更详细的论述。

【10】在这里，我们所指的是德语世界在20世纪20和30年代间发展起来的Mobilmachtung 概念所涉及的题域，那个概念多多少少是通过 Ernst Jünger 和Carl Schmitt 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30年代，同样的概念也出现在法国文化中，而且它所带有的战斗性即使到今天仍未消退。在与之有关的讨论中，Georges Bataille 是一个核心人物。

【11】读者可以追踪一条有趣的讨论线索，它从Jacques Derrida 对 Walter Benjamin 的文章“Critique of Violence（以及 Drucilla Cornell， Michel Rosenfeld 和 David Gray Carlson 编的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Justice [New York: Routledge，1992])的解读一直发展到Giorgio Agamben在更近一些时候完成的更激励人心的著作 Homo sacer:il potere sovrano e la nuda vita(Turin: Einaudi，1995)。这样一条线索有效地发展起了Foucault对生态政治的诠释。然而，我们认为，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所有这些讨论引归到“生命”的生产性维度这一问题上。换句话说，也就是要确定这一概念的物质性维度，从而超越任何纯自然主义的，或纯人类学意义上的概念。

【12】参阅Michel Foucault 之文章La naissance de la médecine sociale”。

【13】参阅 Henri Lefebvre 的专著L'ideologie structuraliste (Paris: Anthropos,1971)，Gilles Deleuze 的文章“A quoi reconnait-on le structuralisme?”，该文收录在François Châtelet 主编的八卷本 Historie de la philosophie(Paris:Hachette,1972)中。读者也可参阅 Fredric Jameson的专著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

【14】1977年，在一封私人信件中，Deleuze正式阐述了他同Foucault的不同，而两人的根本分歧点最终也正是归结到这样一个生产问题上。Deleuze 更喜欢用“欲望”这个词，而不是 Foucault 所用的“快乐”。他解释说，因为“欲望”一词抓住了社会现实生产的实在的、主动的动力，而“快乐”则是惰性的、被动的。

【15】在其专著 Chaosmosis(Sydney:Power Publications，1995)中，Félix Guattari小心翼翼地避开所谓反“宏大叙事”，可他也发展出这一类社会批判最为极端的产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上看，尼采的追随者 Massimo Cacciari 在他的专著 DRAN: méridiens de la décision dans la pensée contemporaine(Paris:L’clat，1991)中，也表达了大致类似的立场。

【16】如果读者要查找与此相关的英语资料，请参阅Paolo Virno 和 Michael Hardt 合编的Radical Thoughts in Italy(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

【17】建立起这样一条探索道路的框架既是它的一笔巨大的财富，同时又是它实实在在的局限。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发展和国家形式这样的问题上，分析必须超越所谓的“工人主义”式分析的限制。举例而言，Gayatri Spivak 在其专著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New York：Routledge，1988)中就着重指出了它的一个局限。他坚持一个事实：这一路马克思主义分析所持的价值观念在居主导地位的国家中或许可以发挥作用，但一旦它处在那些居于从属地位的地区的环境中，它就完全失去其功效。毫无疑问，对于我们在本书中发展起来的问题域，Spivak的质疑具有极度的重要性。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我们可以说，迄今以来，以批判生态政治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最深刻、最坚实的问题域正是出现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尤其是关注女性工作、情感劳动和生命权力的生产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理论中。或许，用它所展现出的框架来更新欧洲“工人主义”学派的方法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8】那些宣扬国际秩序的“扰动”，甚至那些宣扬新世界秩序的理论，在解释这种“扰动”时大都对资本主义关系的矛盾特性避而不谈。社会扰动被视为仅仅是各个国家动因之间力量碰撞的结果，以至于似乎在国际关系中设下严格的规训界限就可以把扰动正常化。这种分析方法实际上隐藏起了社会的和阶级的冲突。从这个角度上看，“具有生产力的生命”是无法理解的。世界体系论的立场多多少少也有着同样的弊端。这一理论主要关注系统本身的循环和系统的危机，他们所论述的世界（和历史）实际上是一个没有主体性的世界（和历史）。他们所遗漏的正是具有生产力的生命所发挥的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资本不是一件物品，而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冲突性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一端，激励着这一关系的正是民众的生产性生活。

【19】举例而言，Giovanni Arrighi 在其专著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London：Verso,1995)中就称在资本主义公司所起到的作用中存在着这样一种连续性。

【20】如果读者要从政治分析的角度了解，可参阅 Paul Kennedy 的专著 Preparing for the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Random House，1993)；如果读者要从经济和社会批判的角度了解，可参阅 David Harvey 的专著 The Conditions of Postmodernity(Oxford:Blackwell,1989)。

【21】参见《资本论》第一卷。

【22】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要列一张引用文献清单，这张清单会无休无止。实际上，有关广告和消费的理论业已融入生产的理论中，以至于今天我们能看到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关注”被等同于经济价值！无论如何，在与此相关的众多著作中，读者可以读一读Susan Strasser的专著 Satisfaction Guaranteed :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Mass Market (New York: Pantheon,1989),Gary Cross 的专著 Time and Money: The Making of Consumer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3)。然而，生产者的生产不仅是消费者的生产，它同时也是等级的生产，是融入和排斥机制的生产，等等。最后，它涉及到危机的生产。关于这样的观点，读者可参阅 Jeremy Rifkin 的专著 The End of Work:The Decline of Global Labor Force and the Dawn of the Postmarket Era(New York:Putnam,1995)，以及 Stanley Aronowitz 和 William DiFazio 的合著The Jobless Fu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4)。【23】我们得益于 Deleuze和Guattari，还有他们的合著A Thousand Plateaus。在那本书中，两位作者对我们的工业一货币世界的本质作了最为详尽的现象描述，这种本质构成了世界秩序的第一个层面。

【24】参阅 Edward Comor 主编的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London: Macmillan,1994)。

【25】参阅Stephen Bradley 主编的Globalization,Technologies，and Competition: The Fusion of Compu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90s(Cambridge, Mas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1993)，以及 Simon Serfaty 的专著The Media and Foreign Policy (London:Macmillan,1990)。

【26】参阅 Jürgen Habermas 之专著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Boston：Beacon Press, 1984）。在本书第13章，我们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交流和生产之间的关系。

【27】参阅Hardt和Negri的合著Labor of Dionysus的第六和第七章。

【28】在Martin Albrow 和 Elizabeth King 合编的论文集 Globalization，Knowledge，andSociety(London：Sage，1991)中，文章的作者们表现得有些极端。相对而言，Bryan S.Turner的Theories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London:Sage,1990)和 Mike Featherstone 主编的论文集 Global Culture,Nationalism，Globalization,and Modernity(London：Sage，1991）就要温和一些。尽管如此，他们在许多立场上并没有大的差别。我们应始终记住，所谓“全球市民社会”不仅产生自某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心中，产生于Habermas的追随者中，它更产生于国际关系的洛克式传统中，而这后一点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这后者所涉及到的重要理论家如Richard Falk，David Held,Anthony Giddens，在某些方面也包括 Danilo Zolo。关于全球化背景中的市民社会概念，读者可参阅Michael Walzer 主编的 Toward a Global Civil Society (Providence:Berghahn Books,1995)。

【29】 Jean Baudrillard 在他近年来的著作中，比如说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表现出一种打破传统式讽刺。随着这种讽刺的出现，法国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性情又回到了超现实主义的框架中。

【30】从冷战后期的“强化民主”、“民主过渡”等概念到帝国理论中的“强化和平”的概念，我们可以找到一条未中断的连续线索。我们已经着重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许多伦理哲学家支持海湾战争，而许多法理学家在Richard Falk的带领下反对那一场战争。举例而言，读者可以参阅Richard Falk 的文章“Twisting the UN Charter to US Ends”，该文收入Hamid Mowla.na,George Gerbner,Herbert Schiller 合编的论文集 Triumph of the Image: The Media's War in the Persian Gulf(Boulder：Westview Press，1992)。读者也可以参阅Danilo Zolo关于海湾战争的讨论，Cosmopolis:Prospects for World Government(Cambridge：Polity Press,1997)。

【31】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可参见Richard Falk的文章 Positive Prescriptions for the Future，该文收入 World Order Studies Program occasional paper,NO.20(Princeton: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1991)。要考察非政府组织是如何融入“全球立宪主义”那多多少少带有些洛克主义色彩的框架中，读者应当参阅Antonio Cassese所做的公开声明。除此之外，读者还应当读一读他的一些专著，如：International Law in a Divided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Human Rights. in a Changing Wor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0)。

【32】即便是那些要求改革联合国的建议也多多少少在沿这样一条路线进行。要得到有关这方面著作的文献资料，读者可以参阅Joseph Preston Baratta 的Strengthening the United Nations:A Bibliography on UN Reform and World Federalism (New York: Greenwood,1987)。

【33】这也正是美国的军事组织在它们的一些战略性文件中促成的路线。

【34】在这里，读者应再一次参阅Richard Falk和Antonio Cassese的著述。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在左翼政治力量的影响下，在如何发挥联合国正义法庭的功能这一问题上，一种“弱势”概念正在被另一种“强势“概念所取代。换而言之，过去要求正义法庭承担起法律认准的职能，而且这种职能要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行使。现在要求正义法庭在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公正问题时，要发挥更直接、更主动的作用，直至在人权的名义下展开直接干预。

【35】参见 Max Weber 的 Economy and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