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 | 知识分子的献祭
本文文章均选自西奥多·阿多诺的《最低限度的道德》，书籍介绍附于文末。
知识分子的献祭
假设认为思想得益于情感的退场，或者甚至认为思想始终不受情绪影响，这种表达本身就反映了社会分工对人的制约，它会边制约边实现自己从人身上抽离出的社会任务。通过相互作用而发展起来的官能，一旦彼此分离就会萎缩。尼采的格言，“一个人性欲的强烈程度和类型会延伸到他精神的最高境界”，这句话不能仅仅从心理上去理解因为即使是最遥远的物化也受到性冲动的滋养，思想在性冲动中破坏了它自身存在的条件。难道记忆和爱情不是结合在一起的吗？爱情是为了记住必逝的事物。欲望所产生的每一种幻想，在取代存在的一切元素时，不是都能超越它而不被背叛吗？对所感知的事物的恐惧或渴望，难道不是最简单的感知吗？诚然，随着世界的客观化，知识的客观意义逐渐地与潜在的冲动分离了；同样正确的是，当知识对象化的努力仍然受到欲望的支配时，它就会崩溃。但是，如果冲动不能立即保存下来，并在摆脱了冲动支配的思想中得到超越，那么就根本没有知识，那种扼杀了产生冲动的愿望的思想将被愚蠢的报复所取代。记忆被认为是不可预测的、不可靠的、非理性的。由此产生的智力哮喘，在意识的历史维度的瓦解中被削弱，直接导致了统觉的退化，康德认为，这种统觉不能脱离“想象中的再生产”和回忆。今天，幻想作为一种幼稚的、不明智的雏形被放逐到无意识的领域，被知识所禁止，而只有幻想才能在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一切判断的不可取消的源泉但是社会控制阉割了感知能力，剥夺了任何可预期的欲望，从而迫使人们无助地重复已知的东西。当感官什么都感觉不到的时候，知识也就完了。正如在自主生产过程的主导性下，理性目的逐渐减少到陷入对自身和外部力量的拜物教一样，理性本身也被降格为一种工具，并被它的工作人员所同化，而这些工作人员的思维力量只是为了停止思维。一旦情感的最后一丝痕迹被消除，思想就只剩下绝对的同义反复。那些完全丧失了“即使没有对象也能思考”的能力的人，他们完全纯粹的理性与无意识可以说就是弱智。与一种不受任何范畴限制的、不切实际的现实主义理想相比较，所有的知识都是假的，只有在不涉及真理与谬误问题的时候知识才是真的。在科学活动的每一个转折点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趋势是多么的超前。科学活动正将世界最后残余的、毫无防御能力的废墟置于它的枷锁之下。
副总裁
给知识分子一个忠告：别让任何人代表你。所有的服务和人都是可替代的，由此产生的假象是，一件事给谁干都行，现有的秩序已证明，这是一种束缚。如果没有可撤销性和对普通民众的责任原则的支持，平等主义的可替换性理想就是一种欺骗。最有权力的人是那些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负担最多的人。这看起来像是集体主义，但实际上只是种优越感，一种把控制他人的权力排除在工作之外的感觉。诚然，在物质生产中，可替换性是有客观依据的。工作流程的量化会缩小总经理和油泵服务员在职责上的差异。这是一种卑鄙的意识形态，它假定在目前的条件下，经营一家信托公司比看懂机器压力计需要更多的头脑、经验和培训。这种意识形态在物质生产中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立场，而智力活动则处于相反的状态。这是已经完蛋了的普遍文化论调.它强调在学术共和国中人人平等，不仅每个人是自己的监督者，而且应该使每个人都有能力把别人的工作做得同样好。商品交换作用于事物的过程，就是可替换性作用于思想的过程。不可通约的就淘汰掉。但是，思想的首要任务是批判由于交换关系而产生的包罗万象的可通约性，这种可通约性构成了反对生产力的生产的理智关系。在物质领域可替换性是已经可能的，而不可替换性是防止它的借口；在理论领域这种可替换性使这一机制得以自我传播，而理论本来应该看透这种交换条件。仅仅是不可替换性就能阻止思想融入就业队伍。显而易见，每一项智力成就都应该由一个组织中每一位合格的成员来完成，这一要求使得最狭隘的学术技术人员也成为衡量智力的标准：这个人从哪里找到了评价自己技术水平的能力？因此，经济发展带来了全体拉平的时代，却愤怒地贼喊抓贼。在个性灭亡的时代，必须重新提出个性的问题。就像所有的个人主义的生产过程一样。当个体已经落后于技术状态，在历史上已经过时了，个体成了真理的保管者，就像被谴责的胜利者一样。因为只有个人以一种扭曲的形式保留着一种使一切技术合法化的痕迹，而后者却蒙蔽了它自己。由于无节制的进步与人类的进步没有直接的同一性，因此它的对立面可以给真正的进步提供庇护。一支铅笔和一块橡皮比一群助手更有用。那些既不完全献身于智力生产的个人主义，也不准备一头扎进平等主义和具有可替换性的集体主义，并对集体主义一直抱有蔑视的人，必须依靠自由的合作团结起来，并承扣起责任。为各种企业出谋划策的家伙，最终都是为他人做嫁衣。
小汉斯
知识分子，特别是有哲学倾向的知识分子，与现实生活是隔绝的，对现实生活的反感使他去关心所谓的精神上的东西。但物质实践不仅是他存在的前提，也是他批判世界的基础。如果他对这个基础一窍不通，他就是在信口开河。他面临着选择，是直面其讨厌的对象，还是背过身去不看。如果他选择前者，他就得对自己施暴，抑制自己的冲动此外，他还冒着与现状同流合污的风险，因为经济学不是闹着玩就能搞懂的，仅仅为了理解经济学，人们就必须“从经济角度思考”。然而，如果他不做买卖，他就把自己的头脑假定为具有绝对性，而绝对的理智只有通过与经济现实的接触和抽象的交换关系才能形成，只有通过反思自身的条件，理智才能成为理智。因此，知识分子就被引诱去用空洞的、不相干的反思代替事物。在公共文化产业中，知识产品被赋予了重要地位，这种地位是天真的，但并不诚实，这为经济对知识的横加阻拦又填了一块砖。知识分子与商业的隔绝，正帮助商业成为一种舒适的意识形态。即使是在最微妙的反应中，知识分子的行动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只有在某种程度上保持自已纯粹性的人才有足够的仇恨、勇气、自由和行动来反对这个世界，但仅仅因为纯粹性只是一种幻觉以“第三人称”的身份生活——他让这个世界不仅在心灵之外凯旋，而且在人的内心深处也获得了胜利。如果一个人太了解商业，就会忘记它究竟是什么；他不再具备分辨力，就像其他人受到文化拜物教的威胁一样，他也受到了堕落到野蛮的威胁。知识分子一方面是坏社会的受益者，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无用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能否从功利主义中解放出来——这不是一个可以一劳永逸地接受的矛盾，因此知识分子总是认为他们与自己所依赖的社会条件是不相干的。这种想法不断地侵蚀着他们作品的客观性。无论知识分子做什么，都是错误的。晚期资本主义秘密地向所有受其支配的人展示了一种极不光彩的选择：要么成为一个更成熟的人，要么继续做一个孩子。
磕磕绊绊
知识既是权力的仆人，又道出了权力的真相。如果与权力的配置不相称，不管有些知识在形式上多么正确，都是无效的。一位移居国外的医生说：“对我来说，阿道夫·希特勒只是一个病人”，他的声明可能最终会得到临床结果的证实，但这与那个以偏执狂的名义降临到世界上的客观灾难是两回事，最终使得这个诊断显得荒谬，仅仅是对医生职业的点缀。也许希特勒确实是一个病态的例子，但对他自己来说肯定不是。许多流亡者反法西斯宣言中的浮夸与词穷与此有关。以自由超然、公正的评价形式思考的人无法接受暴力经验的形式，而暴力的经验实际上也会使这种思考无效。既不让他者的强力，也不让自身的软弱使我们变得麻木不仁，这几乎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选文部分到此结束，以下为文章来源《最低限度的道德》的书籍介绍。
《最低限度的道德》
图书简介
本书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作，阿多诺于1944年在美国流亡期间开始写作本书，并于1949年完成，1951年出版。
源于作者自身“受损的生活”（他是被法西斯主义迫害流亡的知识分子之一），阿多诺以一种独特而具有发散性的文字，展示了日常行为中最微小的变化与20世纪最灾难性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好、诚实的生活不再可能，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人道的社会”。通过敏锐的社会观察，阿多诺提供了他对从日常经验到晚期工业社会种种现象丰富的思想批判。
作者简介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其社会批判思想让他自1945年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赫的学术地位。
代表著作
《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权力主义人格》、《音乐社会学导论》等
图书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