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弗洛伊德和未来思想的事业①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②

文章来源：《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6辑

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通过对弗洛伊德的理解而达到马克思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通过阐述青年马克思和老年弗洛伊德对个人与社会、技术与科学、人类生存困境和解决方案的一致性，建立起二者之间的联系。他从“行星游戏”的概念出发，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思想放在“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星丛中考察，论证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的超越性和局限性。在哲学、人类和历史的持续性终结中，重新挖掘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以及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对去除未来思想的遮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有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有青年弗洛伊德和老年弗洛伊德。有马克思主义和诸种马克思主义，有弗洛伊德主义和诸种弗洛伊德主义，甚至有一个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人们谈及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一定程度是通过对弗洛伊德的理解而到达马克思，以求将二者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有关节的整体，这有可能调解两个天才之间对社会性的人和人类社会的还原分析。渴望③和满足它的社会努力，一方面，以满足为目的的爱和欲望，以一种深不可测的方式与死亡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被确立为人类的历史和社会本性以及人性普遍到来的历史和社会本性的组成部分，去把握伟大的宇宙整体。（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似乎都忽视了意志：权力的意志，实际上是拥有意志的意志。但另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尼采。）

经验主义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很自然地诞生于20世纪的德语国家。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是理论上的发起者，其著有《辩证唯物主义和精神分析》（1929）、《性危机》（1930）等。紧随其后的是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他以《爱欲与文明》（1955）、《单向度的人》（1964）等作品接续了这一断裂的线索。但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的经验起源领域仍然是其历史起源的非拓扑区域。这可以在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1929）中找到，在这两个基本的文本之间，人们可以建立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弗洛伊德合法的、尽管不必要的联系。（一般来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著作整体上应该受到这种双重和独特的解读。这种统一的理解在这里是起点，也是交汇点。）

青年马克思详述了人的异化，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而老年弗洛伊德详述了社会的弊端，社会总是由（其他事物之中的）人组成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是现代德国犹太先知，审视社会的人和人类社会的秘密。说其中一位主要面向个别的人，另一位主要针对人的社会，表达的是一种正确的陈词滥调，没有添加任何更多的东西。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知道，历史社会是人建构的，人是自然和社会的产物；人是由自然和社会共同形成的。个人和社会，只要它们是独立的名称，都是抽象的，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意识到了这一事实。然而，为了使这两种观点都能以其自身的揭示性和操作的特殊性得到扩展，有必要在一开始就对每个问题进行澄清，而且往往是在损害其他事情的情况下，对所有实存事物的看法，即对所有都来自其本身的实存事物的看法，这就是说，是被人—人们、人类充满激情和活力的主体—客体所命名、经验、经受、作用和改造的事物。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属于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开始经历哲学的死亡，系统和历史地完成了这样的工作。哲学的第三个时代——它的结束还未到来是现代的主体性哲学：我思故我在、源于康德的先验“自我”、黑格尔的绝对主体。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也相继属于这样一个时代：科学，即具有经济、历史、政治、生物和心理性质的技术—科学（techno-scientific）活动，正在取代哲学，并在其基础上不断完善，但往往没有意识到这种依赖性。因此，一位是思想家和科学人，另一位是有时会思考的科学家。他们的权威是科学，这种他们生产和使用的科学，是与技术融为一体的。他们都是技术—科学活动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这种活动的目标不是沉思意识，而是将理论知识作为关于实践转化的有效而灵活的工具。一位希望通过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治愈异化的人类社会；另一位希望通过精神分析技术治愈神经质的人。两者都处于以主体为中心的框架内。这个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把它自身从个别和先验的自我（ego）变成了经验的和集体的；他从有意识的自我变成了我（I），陷入本我（id）无意识身体的深处、冲动的源泉，生活在对形成的超我（super-ego）的恐惧中，这种超我会在准无意识中施加压抑和行为模式。一位和另一位一样，尽管他们被锚定在主体性的历史—全球阶段，这一阶段贯穿其所有断裂，旨在衡量、计算和改变客观性，但已经为人类主体性的回避打开了道路。为了让自我知道它是多么偏颇，为了帮助它克服自身的自恋和利己主义，为了停止享用它自身的双重性，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给人类带来了哥白尼和达尔文之后的第三次巨大胜利。然而，这个被解救和康复的人下一步将做什么，仍然是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

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从一个旨在找出问题根源的分析开始：对当代人类状况的清晰分析。马克思从人的经济异化（和剥削）开始，一个人在作为工人时，被那些拥有作为私有财产的生产资料的人所剥削；他详细分析了人的政治异化（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人作为公民，脱离了私人个体，被国家异化了，而国家是被赋予的、统治阶级的工具。他更深入分析了人类学异化，在关键的人际关系中，那些两性之间的关系，占有先于存在，拥有先于实现。他最终对意识形态异化（和统治）进行了分析：在这里，宗教、诗歌和艺术，政治、哲学和科学颠倒了实存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真正关系，呈现出一种颠倒的形象，这种形象具有安慰的目的并且完全扭曲了。人的意识和决定它的本性一样扭曲。弗洛伊德从非个人的本我分析开始，本我是两种基本冲动——爱欲和死欲（eros and thanatos）④的生物活性蓄水池，或多或少地被个性化的自我压抑，而不是更自觉地压抑，这反过来又经历了超我的压抑，起源于社会的超我是自我禁锢和理想的来源，并且由于无意识的审查和理想化，它行使着权力。因此，自文艺复兴以来，一个健康、有意识或被认为是健康、有意识的自由人，向前去征服地球和站起来挑战天堂，展示出他自己是一个异化、被剥削、被压抑、被支配、无意识和神经质的存在者。弗洛伊德的工作及其分析大厦，是部分建立在马克思分析的基础上的。然而，困难依然存在：个体如何定义自己与群体的对立，集体如何从独立的个体中产生？

弗洛伊德与马克思

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希望治愈邪恶和疾病，他们提出了自己的治疗技术。马克思呼吁无产阶级在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或多或少地以革命的方式镇压私有财产，以了解形势。这意味着社会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化建立社会主义式的共产主义，一个没有阶级和国家的社会，任何意识形态的力量，无论是宗教的、艺术的、美学的还是哲学的，都无法在地球上遮住天空。这样，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历史上固有的逻各斯实践（logos-praxis）最终会被解放，不过我们必须补充一点，它首先是以物质和革命实践的名义。在这方面，马克思非常乐观，就是说他相信最终会有一个幸福的结局，尽管作为一个偶尔会闪现直觉的思想家，他并不排除阴沉结局的阴影。因为他甚至设想了一种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这种共产主义不会导致对私有财产的彻底镇压，而是对私有财产的一般化。有时，马克思表现为他希望成为的实践唯物主义者，一个无法摆脱经济枷锁的人，因为即使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组织本质上也是经济的。有时他是一个理论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不能完全停止，因为他承认一个活动领域的地位超越了物质生产，在私有财产被压制之后，思想必须统治人类。良心胜过真正的运动。因此，逻各斯实践的统一远未被设想为一种情感可能性：它超越了实践（物质）和逻各斯（理论）。弗洛伊德要求生病的个体（在精神分析学家的帮助下）意识到，尤其是对他自己的心理冲突做出情感上的抗衡，这些心理冲突始于童年早期和恋母情结三角——父亲、母亲（或其替代者）和孩子——在婴儿期的挫折中认识到早熟的欲望，进而认识到需求。通过超越原始压抑的重量，以及与它的权力意志相伴的原始自恋，个体将能够更好地接受和控制来自本我的冲动，以及来自超我的规则。这样，人类发展的爱欲—死欲动力将不会完全解放，但至少会更好地整合。但他们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没有集体疗法，并且永远无法停止压制的社会将继续地（当然是或多或少地）压制个体们冲动的力量，以这种方式制造了一种无法忍受的问题，其结果是不确定的。在这方面，弗洛伊德是明智的悲观主义者，就是说，他不相信最终的解决方案，也不相信人类内部的和外部的冲突的幸福结局。似乎永远都不需要实现爱欲—死欲的和谐，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在不同的表现形式下，当然是关于人类和历史之未完成的理论家。然而，对马克思来说，他称之为史前史的所有人类历史，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完整的，都将经历其实现的最后阶段，即史前史的终结。而对弗洛伊德来说，人是一种非常不满足的人，他长期生活于一种孩子气的依赖状态，永远不知道最后的幸福实现。

马克思甚至比弗洛伊德更依赖于指导思考人类历史的普遍进步方式的图式。两个人似乎都以美好的过去为前提（比如一种命题、一个假设或一个基本立场），然而他们并不相信，并且在所有发展中的人类历史中看到了一种走向邪恶的衰落（比如一种对立、一种衍生的否定）。马克思认为人类将再次经历一个美好的未来（类似于一种综合、一种否定的否定，它将在更高的层面上与过去联系起来），而弗洛伊德，即使他试图去做这一点，也没有达到人们所说的辩证法的第三步。

对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来说，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和（或）不同的价值认识到神话的力量——它是象征的、想象的和幻想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一种观点认为，被解放和获得解放的人类将把这些无意识的力量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们是人类历史和社会的一部分。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整体的社会都无法完全控制这种无意识的潮流——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它都会将它们卷起并带走。神话般的、象征性的、想象的或神奇的力量会感动我们、躲避我们，并且只会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显露出来。最后，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不同的关注点在于，在人和世界中有更多的东西是他无法应付的。

那么，在什么样的理论或实践基础上，才能建立起一种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之间的联系呢？纵观所有的结构，可以看到：通过我们的意志，尤其是我们能力的帮助或阻碍，是怎样让他们发展为属于哲学终结和主体性消解的时代的理论家的。他们在理论上依赖于哲学，而且在技术—科学上，他们对人类及其历史进行了分析封锁，这是由实际转变的治疗项目所驱动和制约的。在这方面，他们是在为人类超越他自身铺平道路，还是在对一种特殊的人——资产阶级人本主义者进行严厉的批评？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没有听到宣告人类终结的声音（就其本身而言），不是人类的经验终结，而是人类的终结，是在一种极度不理智的状态下，人类的局限性和致命的有限性。在黑格尔讲到历史的终结之后，尼采听到并说出了人类的终结这句话，这个终结将发生在末人的时代，他们活得最久，他们创造了幸福，没有留下星星。尼采也是对永恒轮回有远见卓识的预言家，众所周知，这应该被认为是世俗的，因为它是不同的。为了理解和联系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他们必须被放置在雅利安犹太人星星中，在各种非正式的询问、扭曲、变化和定形中，它构成了我们天空中占主导地位的星丛：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星丛，一个必须具体理解的包罗万象的星丛，单独或作为一个群体，然后他们才能被整合到一个更大、更遥远和更未来的行星游戏的星丛。

黑格尔展示了作品中的否定性、时代的否定性以及精神，而精神以逻各斯精神（命题和立场）的形式出现，并在宇宙中变得异化（对立、否定），为了重新融入人类精神的历史（综合、否定之否定，以及在更高层次上恢复命题），从现象学的角度恢复、重新连接和发展精神、逻各斯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元的、三位一体的、线性的和循环的，并带有开端和终结连接。否定，异化，继续在整个人类历史中运作，每一次都会产生不同的东西，在世界历史的最后（已经在场）对所有精神现象实现一种和解、满足和回忆。在马克思看来，否定性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它是对人类努力的否定性，它与自然对立并且使人处于对立状态，也就是说，在对立的人们之间创造出了一个人类财富的异化世界。在压制私有财产、生产资料和官僚阶层的公务员之后，人类应当集体适应这个世界，从而让多种工艺的人类活动（无论是双重的还是独特的活动）在物质和精神上作为一种游戏在普遍和解中传播。尼采在权力意志中看到了否定性的最大表现。它在运动中开启了整个人类历史，旨在征服和治理地球行星。正是权力意志可以将人转变为超人，如果人把自己确立为这样一种存在者，把世界作为一种游戏来感知和体验，而不仅因为它有意义或无意义，也不是把它作为普遍挫败或和谐的领域。在弗洛伊德看来，否定性是生物活性和心理性的：它是一种生命力量试图否认与之相反的东西的表现；它是死亡冲动的对立和组合显现，它否定生命和爱，使个体回归到任何运动之前的阶段，并对任何运动产生负面影响并经历死亡，只有死亡才是最终的和解（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否则拒绝人。海德格尔认为否定是虚无的一种表现，虚无本质上是存在的对立面；在一个两千五百年来一直生活在存在之遗忘状态的世界里，它使存在和存在者们化为乌有。现代人的命运使其成为一个没有激情、没有身份、没有国家的流浪者。有时，他似乎非常试探性地建议，将存在理解为一种游戏，而不是一种至高无上的、将开辟一个新的视野的存在者。未来的和解可能吗？海德格尔的答案仍然是模棱两可和矛盾的。

阿克塞洛斯

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的星丛——他们所有人在其中并不处于相同的层面——是否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系的诸种问题呢？比较明确的是，前者旨在对被剥削、被压制、被统治的异化的人进行经济解放，这种解放是总体解放的关键，而后者则相对是爱欲的、侵略性的和死欲的解放。这两个目标或许可以一起构建和表达，这就是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原因。这种普遍存在的综合性观点仍然是正确的，就像所有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系不大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一样。这种观点被夫妻和家庭这一压倒一切的现代问题所笼罩，它要求在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基础之上，实现男女之间流动性关系的高度自由，同时要求抚养子女的先行的社会责任感。二者具有很大的关联性，要么不管与现实背道而驰的事实，要么基于这样的事实。这是一个美好又奢侈的想法，它满足了困顿的人类最虔诚的愿望，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痛苦之后，人们想要获得社会和心灵上的，即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的安慰。作为令人安心的和末世预言之需要的乌托邦，以及总是承诺一个过去和现在都无法实现的未来的意识形态建设，不会轻易地从人类的心灵、思想和身体中被驱逐。并不是说经济的和社会的、爱欲的和人性的这种双重和单一的解放不应该发生。恰恰相反，而是当它发生时，会导致什么？

几乎在不知不觉中，我们的讨论就已经从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主题转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它的爱欲观和弗洛伊德式的影响上。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并不是唯二的，但却是将自己思想进行了最有效通俗化的研究者——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一场制度化和官方的胜利压制了接受与最激进的精神分析学进行富有成效相遇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相遇可能会伴随着对爱欲和家庭的解放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解放。相反，在苏维埃革命开始的短暂间隔之后，当自由结合被允许，遗产以及亲生子女与其他子女之间的区别被废除的时候（最好的时代中一个奇怪的区别），这是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今几乎仍然不能克服的市民社会的回归（黑格尔在其晚期著作《法哲学原理》中通常描述的那种）。它压制了弗洛伊德主义，即使在今天，所有官方的和执政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那些自称是官方的人，都否认精神分析学，在他们看来，精神分析是一种泛性主义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与他们相反，几乎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把弗洛伊德主义变成了一种使现有事物适应国家的学说和实践。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都因为去除革命因素而被阉割了推动它们计划的动力，因为可以说，好像历史和人类现实不再能是革命的了，而已经到达了历史的尽头，但这种动力由进化和改革的混合体组成，它为市民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贡献了某些纠正措施，被推广到整个行星（也许将来也包括其他行星）。就好像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原动力没有那么明晰、那么新颖，或者那么纯粹：可以肯定的是，这不是伦理意义上的意思，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冲动发现自己由一个距离更远、传播更远的思潮所提供。

因此可以预见，追随者会在巨人失败之处误入歧途。那么，经验主义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者做了什么？在马克思的解放纲领的基础上，他们建立了弗洛伊德的解放纲领，并在必要时否认了令人不安的死亡振动，主张建立一个幸福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将是世界历史的圆满结局。由世界上最好的意图所激发的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在概念上仍然受到限制：尽管它提出了明智的想法，但其中大部分在相似和妥协方面变得有效，它对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世界来说都不是真实的。今天它是一种激进的意识形态：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倾向于阉割它的五个部分，从其余的部分去除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这两个“特权阶级”，并将它们也阉割了。因此世界拄着拐杖前行，并被阉割了。

马克思主义者自食其果，把历史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教条的、正统的、官方的、具有挑战性的、相当歇斯底里的学说，创建了各种奇思妙想的新马克思主义，将它们依次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起来，或者与它的实践混为一谈，或声称已实现辩证统一，或坚持最好和最坏的政治，谈到具体的功效，或忠实于抽象原则和科学等。同样保持孤立的弗洛伊德主义者采用精神分析，有时以一种顺从的方式，有时则更消极，将其变成一种理论、一种技术、一种语言、一种有利可图的谋生方式。他们经历了分裂，变为一些重复的群体、亚群体。也就是说，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接受或不接受，作为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入的社会学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和最深入的心理学形式的精神分析学，都活在那个时代并且将持续存在，任何决定它们的东西，以及它们无法掌握的东西，是它们的征服和挫折所源自的东西。而且，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表达方式仍然未被探索。

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遭遇的困难要追溯到弗洛伊德和马克思自己，即使他们不承认这一事实。因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延续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整个二元论传统，无论是通过扭转它并帮助耗尽其可能性，还是通过声称拥有统一的思维方式。通过使“观念”世界从属于“现实”世界，他们颠倒了“两个”世界之间的关系，但仍然依赖于这种颠倒的关系，这就是他们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所做的。对他们来说，只有可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在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前停下来了。因为他们认为所有实存都是可以思考的，并且是人类表现和行动的对象（客观的），他们清空了不可想象的问题，甚至是未想到的问题，从而促进了抓不住任何事物的哲学思想的终结和耗尽，因为一切都成为科学和技术的对象，而技术恰好在这个世界中方兴未艾。“存在”被用来表示现存的东西，而后又变成了“实体”的意思，然后又变成了“主体”的意思。主体被带回到集体性和无意识的力量之中，即技术—科学活动和（或）想象力之展开的主体—客体。思想作为非哲学的东西可以重新恢复它的权利，通过退后一步重新开始前进。这不单是因为它仅仅是理论思维，更因为这种思想对唯一理论的包容发生在理论和实践的区别之内，并且依赖于对思想的技术性诠释。因此，在技术统治中，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意识形态的统治也得到了巩固。然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都无法避免它们的命运，即成为一体，看到自己处于一种更广阔的、更丰富的思维模式中，这种思维模式清楚如何去从事绝对知识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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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要求人们双重看待事物了：根据马克思，并依照弗洛伊德。甚至有必要坚持这一点，且这个要求并不高。然后，总问题仍然存在，它关系到统一的思想及其未来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出现其他诸种游戏：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以及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释马克思主义；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解释精神分析学；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角度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解释弗洛伊德式马克思主义。这些流行的游戏都将会成为未来最受欢迎游戏的一部分。因此，你可以同样成功地发明其他的可能性。

那么，问题是否在于单独或全部重新挖掘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和应用了的）以及弗洛伊德和弗洛伊德主义（理论的和实践了的）的本质性真理，并清楚掌握它们的历史性的世界在场——一种试图治愈遗漏的在场，并在它们出现时以富有成效和质疑的方式与其交流，清除虚假的附属物？我们才刚刚开始到达问题的中心。最终，它表明了自身的多变性。因为解放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以及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中的真理，意味着将它们拉回到更基础的漫游即某种运动之中，这种运动不依靠任何事物，但吸取并产生了诸种子结构和意义。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追随者都相信现实，因为他们值得相信现实。将他们带回现实意味着——超越任何将成为表象之证明的符号宇宙——将他们带回到他们所构成的漫游状态。这种状态允许真理的出现和消失，同时充当其巡回路线的指针。任何在场都指不在场，在场和不在场都不再实存。哲学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词，但不是学院形而上学的同义词，而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形而上学经验的形而上学之同义词，这种哲学假设真实存在是一种在场，一种征服时间的在场或者一种走向同一事物的在场，是一种在概念或表象性思维中，或通过概念或表象性思维被感知、感受和思考的不在场。那些在黑格尔所定义的哲学终结后继续跟进之人，尤其是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仍然在在场的情况下行事，对不在场感到遗憾，并通过表象来把握那些无论是精神的、自然的、人类的或历史的存在者和事物，并试图以表象的方式投射出超越现实的东西。如果在哲学、人类和历史的持续性终结中，超越任何专制和（或）民主式的在场统治，或对任何不在场制度的怀念，不管是神的还是人的，超出有限且饱和的现实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表象界限，真理—真正地、现实—现实地变成了它们的真实面目，尽管它们从未完全成为这样：即不确定性的诸种星丛，以那些晦涩难懂的方式表达自己，然后我们对它们持续笨拙地把握，一个并不实存的存在者的各种存在方式，正在展开时总是被视为一个三维整体的时间。简而言之，存在的星丛是被遮蔽的，时间的星丛是神秘的，总体的星丛是割裂和分离的，游戏的星丛没有玩家，世界从未让步于它的整体性，结果会是怎样的？有一个思路是，它已经发展到去说那个（That）。这真的和同一者是一回事，虽然这是必要的，但思想却找不到回音。它不必对技术—科学世界或世界的当前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产生影响。它不可分割地同时拥有思想和经验，总是关注最小的细节，不会迷失在一般性中。当代世界不再需要哲学思考，因为它已经依赖于现有的哲学，并因此而被狂乱地镀层了。人们想知道这是不是那种有未来并隐藏在伪装的现在中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是不是那种有条理的、统一的和多维度的思想，它从当下的深处揭示未来，这是一种在行星层面上说话和思考的思维方式，并造成了一整套成问题的伦理，它会像陨石一样经过，或者它是否会为自己建造某种历史和合人性的安息之地。

注释

①本研究构成了在1968—1969年和1969—1970年间完成于巴黎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桑西耶中心课程和研讨会的基础。译自Kostas Axelos，“Marx，Freud，and the Undertaking of Thought in the Future”，trans. Sally Bradshaw，Diogenes，vol.18，Issue72，1970，pp.96-111.——中译者注

②作者简介：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1924—2010），希腊裔法国哲学家，早年加入希腊共产党，后流亡法国加入法国共产党，是20世纪后半叶“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提出者以及法国思想界重要的学术活动家；译者简介：赵远鸽，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校者简介：杨栋，德国弗赖堡大学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译者注

③着重号为原文作者所加。——中译者注

④厄洛斯和塔纳托斯：厄洛斯是希腊神话中的爱神，是一切爱欲和情欲的象征，塔纳托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死神。弗洛伊德在他的名著《自我与本我》将人的本能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厄洛斯”即性欲和自我保全的本能，另一类是“塔纳托斯”即攻击本能（死的本能）。——中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