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这个角度审视，共景监控技术恰恰蕴藏着当下社会形态所独有的代码。对此，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鲍曼（Zygmunt Bauman）从相似的维度指认了共景监控兴起背后的社会形式变迁。前者以福柯为坐标，认为当下社会正逐渐由福柯意义上的“规训式社会”转型为“控制式社会”（society of control）；后者则强调“液态”现代性社会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趋势使得共景监控的蔓延具有必要性。二者共同抓住了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社会流动性对于流动性监控的呼唤，以灵活性为特质的共景监控应运而生。

尽管德勒兹在其所处的时代尚未经历当下大众媒体所带来的共景效应，但他却在分析福柯《规训与惩罚》的过程中，预示了边沁式全景监狱的结构性变迁。德勒兹认为，建立在全景监控技术之上的规训式社会是18世纪和19世纪社会结构的理想类型，并在20世纪初达到其发展的巅峰。规训式社会依赖于封闭环境的社会组织结构，其中的典型在福柯那无疑是监狱；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结构成为现代工厂的组织原则——通过集中监控的方式，在时空中组合成一种其结果大于各组合分力之和的生产力。然而，在资本全球化和后福特制弹性生产模式扩散的共同驱动下，规训碰到了危机，新的力量渐渐出现，这种状况在二战后加剧。换言之，由全景监控所构建的规训体系依赖的是固定的机制性空间，而当代社会结构的技术代码则突显为灵活性和机动性。在德勒兹看来，当代的社会情境使得权力的运作模式从“规训”逐渐转向“控制”。如果把规训的机制比作塑造模塑品的模子，那么“控制则是一种调制，像一种连续的、每时变化的、自动变形的造型，或像一种每个网孔点都在变化的网筛”[2]。在《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中，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更为具体地指出，如果说工业资本主义由不断强化的“生产方式”所支撑，那么当代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则由不断强化的“塑行方式”所驱动[3]，后者恰恰依靠更为机动的脱域性监控实现更为隐性的权力布展。正如维希留（Paul Virilio）所看到的那样，在全球化与个体化并驾齐驱的社会中，看似自由的而快捷的监控形式正在取代运作于封闭空间的旧规训形式[4]47。

换句话说，监控技术的变迁背后所发生的实际上是哈维（David Harvey）意义上的资本的“空间修复”（spatial fix）。由此，建立在封闭空间基础上的全景监控逐渐发生变化，这在德勒兹看来恰恰催生了控制式社会的兴起。在控制式社会下，重要的已不再是固定的规则（precepts），而是密码（passwords）：一方面，个体变成了数字化的“微分体”（dividuals），而整体则变成了数据“储蓄库”（banks）；另一方面，通过制定准入密码，权力以更为隐性的方式控制着社会运转。在此契机下，当代资本主义（区别于原始工业资本主义）形式的监控，所依赖的前提已然不是封闭空间，而是作为控制机制的信息交流技术——网络技术恰恰是其中的佼佼者。如果说在阐释全景监控社会的过程中，福柯已然渗透了马克思式社会形式分析，那么对于今天而言，重要的是将这种社会形式分析延伸到对当下新兴监控模式的解剖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将鲁舍（Georg Rusche）和基希海默尔（Otto Kirchheimer）所作的《惩罚与社会结构》的相关逻辑作为其论证基础，鲁舍和基希海默尔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相关人员，以马克思的方式论述了社会生产模式对于惩罚形式的主动作用。这为今天研究当下特殊（软性）的惩罚形式提供了一定的启发。正是在此维度中，鲍曼以消费社会的生产模式为原型，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探讨液态现代性中的液态监控问题。

与德勒兹相似，鲍曼亦看到了工业现代性的厚重结构在当下社会机制中的衰落，而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则是这一过程的派生趋势。在表象上，权力从国家等机构下顺至个人，于是“编造模式的重担和失败的责任，都首先落在个体的肩上”[5]33。然而，“固体是一次定型，并且一劳永逸。保持流体的形状要求长期予以密切注意，同时保持警惕，并付出持久的努力” [5]33。恰恰是当下流动现代性的特质为监控模式塑型，使不同于全景监视的共景监视不断扩散。而且与此同时：

全景监狱还背负着另一个障碍。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策略：空间的征服和控制，以及使它的居民固定在实施了监控的地方，这将会产生许多代价沉重、繁杂累赘的行政任务……全景权力关系模式的终结，预示着权力关系……之间相互抗争时代的终结。现在权力的首要技巧……是拒绝建立秩序和维持秩序所必然带来的不堪重负的结果，是拒绝像去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代价一样，去对所有后果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责任[5]37-38。

这种对于秩序的拒绝，恰恰从具象层面呈现了德勒兹所提出的“密码”替代“规则”的后规训时代特质。在此时代下，一方面，社会的流动性要求权力建立在“长期予以密切注意”上；另一方面，权力拒绝“对所有后果承担它们必须承担的责任”。二者共同驱动着消费社会下共景监控技术的普及。在不同的文本中，鲍曼借用了马修森“共景监控”概念以阐释权力的个体化，在共景监控下：

地方性（locals）观看着世界性（globals），后者的权威由远距离（remoteness）作保障……通过引导（guides）而非统治（ruling）的方式…… 引发观看者的羡慕和觊觎[6]。

共景监控以高效而低成本的方式完美适应了全球化、液态化社会的新要求；权力大他者无须无所不在地监控着大众的一举一动，它只需要退居幕后，静观大众间的相互监督。在表现方式上，在全景监控下，私人生活的一切空间都被残酷地监视而暴露着；然而，共景监控下的社会下，情况却恰恰相反：暴露得越多越好。不同于“少监视多”的全景监控逻辑，建立在“多监视少”机制上的共景监控恰恰靠持续的曝光来控制体系运转。尽管都依赖于权力的视觉模型，但共景监控借助于远程视觉技术所发展的不是强制性的权力，而是诱导性的权力。在此机制下，权力与欲望在共景监控中交织在一起，并在消费社会的幕布下相映成趣。诚如鲍曼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消费社会所调用的监控形式利用的是“看”与“被看”的欲望，这恰恰是共景监控所蕴含的技术代码，即为维持消费社会体系自为运转所施加的剩余压抑。在消费社会下，共景监控中的共同“景观”（spectacle）被全面调用、改造，它通过欲望对象的构建，激活了印刻着特殊资本形式的力比多经济学。

二、机制：景观-全球极权主义构建的“被监控的欲望”

站在技术发展的角度，正如马修森所指出的那样，“多监视少”的共景监控的发展与大众媒体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同步的。第一阶段，报刊的大量发行预示着市民地位的变化和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更多地参与进对社会与政治事件的解读之中；第二阶段，电影艺术的蓬勃发展为人们打开了广阔的可窥视的场景，电影院成为最早期的最典型的微观的多数窥探少数的地点，电影的流行也预示了一种存在于家庭之外的社会结构与人群的自由流动；第三和第四阶段则得益于收音机和电视在二战前后的快速发展，它们使得对少数人的窥视，由特定地点、特定国家延展至全世界范围，从而为共景监控的成熟奠定了基石[1]。基于当时研究时代，马修森无法看到当下大众所处的第五阶段，即网络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共景监控登峰造极的时代。然而，更重要的是，囿于实证社会学的方法论，马修森未能看到社会形式本身对于共景监控技术的编码（coding）。

具体而言，在《规训与惩罚》中，福柯借由对全景监狱空间结构的分析，揭示了微观权力的渗透和匿名统治。权力既是可见的（瞭望塔）又是无法确知的（监督者自身不可见），全景监控作为一种凝视（gaze），其投射的主体是国家部门和警察机构，它尚属于政治性权力的范畴。然而，在大众媒体中形成的共景监控，则在消费主义逻辑的支配下，在表象上呈现出了由政治权力规训向文化意识形态控制的转化。在全景监控模式下，当少数人监视多数人时，多数人显然处于焦虑的被动状态中。当二者角色转换，即在共景监控模式下，多数人可以通过大众媒体观看少数人时，看似是多数人通过监视掌握了主动权，但实质上不过是消费社会中的资本权力——通过新的技术手段方式构建了新型的支配方式——多数人掌握着一种“虚假的主动”。

换句话说，在人们通过大众媒体，对少数媒介精英实施监视的过程中，他们恰恰使自己被社会凝视所捕捉，成为文化工业的幻象所笼罩的一部分，他们既是监视者，也是消费者；共景监控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意想不到的角度，以实体化的方式呈现了文化工业“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7] 的证言。这是因为在当代监控社会中，“被监控”是被消费社会形式塑造的。被监控的媒介精英恰恰依赖于“可见性”而存活——今天，“可见性”即“曝光率”，“为承认而斗争”演变成了“为曝光而斗争”。这一文化工业─消费社会的逻辑从前所未有的角度实体化了贝克莱的哲学理念“存在即感知”：不被消费大众所感知的对象意味着在象征空间死亡的对象。对此，布尔迪厄“被感知即被展示”命题在消费社会中被演变为被展示的共同“景观”的生产。重要的是，景观不仅意味着景物，还意味着表演，它“不是影像的聚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8]3。共景监控下，被监控者的生与死完全建立在消费社会的“作秀”经济（show business）之上，以至于“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spactdes）的庞大堆聚。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都转化为一个表象”[8]3。对此，德波（Guy Debord）曾举例道，现代大众旅游所展示的城市和景点，并不仅仅是要满足观众的真实情绪（比如对一个人性化地理环境的渴望），而是要向观众展示纯粹的、系列的、任意的表演，从而使观众获得有效的谈资[8]77。当下文化工业─消费社会的运作机制恰恰呼唤着被共同监控的人造表演的泛滥。

更可怕的是，伴随着网络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是媒介精英，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共景监控的对象，只要他被消费社会的欲望经济学所捕捉。当表演（被监控）的机制渗透整个媒介空间中时（例如通过大众直播技术），它已然开始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对日常生活进行调节，它通过构建一种新的欲望机制——不仅是对物的欲望，还是对他者认同的欲望——有效地塑造了个人的感知和行为。于是，在媒介共景监控的世界中，“个人的姿势不再是他自己的；它们是另外一个人的，而后者又将这些姿势展示给他看。观众在哪里都感到不自在，因为景观无处不在” [8]10。与此同时，信息交流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交平台以半公共（semi-public）和离散的方式构建着新的社区—社会形式。尽管这些社区往往以虚拟的方式存在，但个人却不得不依赖于虚拟的空间来获得认同。这使得资本恰恰可以通过生产不同主题的虚拟空间来生产认同本身。无论何种情况，共景监控机制都与“被监控的欲望”相短路，共景监控下的主体不但不逃避大他者的凝视，而且反而希望生活在凝视中，从而获得认同。消费社会由此以共景监控的低成本方式，将其打造的一系列生活方式的标准，以“密码”（德勒兹）的方式渗透于真实和虚拟空间，并加以控制。当主体存在于媒介空间时，始终成为共景监视的对象。

在监控范围上，由于不再依赖固定空间的监控手段，媒介体系所承载的共景监控可以实施鲍曼意义上的液态权力监控，而不必将高昂的费用投入封闭监控空间的建构上。随着智能手机等一系列个人化电子设备的普及，全球每个空间的每个私人镜头都可能成为共景监控产生的源头，无论被监控者是否愿意。对此，维希留将这种构建于新型媒介技术基础上的社会模式称为“一个没有暴君的压力体系”，一种新的极权主义：“全球极权主义”（globalitarism）（通过结合“全球”和“极权主义”概念而创造的概念）[4]47。在全球极权主义的共景监控下，媒介体系之外无物存在：一方面，共景监控体系正在消灭监控的死角；另一方面，共景监控之外的人与物在缺乏曝光的情况下已然实质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从而遭受着象征意义上的死亡。消费社会共景监控下的主体恰恰生存于此现实悖论之中。

三、实质：共景监控背后的资本逻辑与欲望经济学

所以，在欲望逻辑上，当下的处境是边沁全景监视社会的一种讽刺性颠倒：在全景监视社会里，主体在权力的无处不在的凝视面前无地藏身，时刻都感受到（潜在的）被监视，充满焦虑；而今天的状况恰恰相反，焦虑来源于主体没有被暴露在他者的凝视当中，于是主体往往需要摄像机的凝视来作为其存在的本体论担保。在此，主体的存在对应于他者的缺失，后者被对象不断填补着，这恰恰是欲望生成的机制所在。关键的问题在于，欲望不仅被生成（become），而且可以被生产（produced），共景监视背后恰恰蕴含着价值增殖的社会建构机能。在共景监控社会形式下，最基本的欲望就是“被监控的欲望”，而其满足的则是被消费社会所调用的窥视快感。

必须指出的是，欲望（框架）本身成为商品的过程恰恰是当代社会批判理论所低估了的维度，但它却无疑是共景监控布展所调用的主要资源。尽管共景监控中“被监控的欲望”蕴藏着深刻的（消费社会下）文化工业的支撑，但对文化工业本身的批判并不足以揭示共景监控背后的资本主义主客体关系机制，这正是杰姆逊文化商品化批判所忽略的场域——今天，文化生产背后发生的还有主体的生产、主体欲望的生产、主体幻象的生产。对此，我们有必要回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探讨新兴生产领域背后的特定社会历史的“形式规定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劳动时曾区分人类学维度和历史学维度[9]。如果说前者涉及的是人类历史的一般前提，那么后者则旨在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社会的内在形式规定性；而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要在历史学维度对现代社会的结构机制展开更为彻底的批判。它所关切的是主宰现代社会的形式规定性是如何生成（着）的。在此视角下，最为关键的问题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机制。纵观共景监控下“被监控的欲望”在当下社会生活中的效应，重要的并非其作为一般欲望框架如何生成，而是其作为资本形式规定性下的特定欲望机制如何被生产─再生产。尽管资本主义与欲望生产的勾连已然进入德勒兹和利奥塔的视域，但二者更多是在第一个维度谈论欲望编码解码与力比多部署，即权力的结构问题。与之相反，马尔库塞则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强调特定历史阶段下由特定社会形式所制造的基本压抑之外的剩余压抑，后者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体现为资本操作原则对劳动时间的暴力占有[10]。

马尔库塞的思路为我们批判当下资本主义监控经济学打开了视野。研究监控经济学的要点恰恰是将“被监控的欲望”的商品化放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探析它在整个体系再生产中的位置。必须注意的是，一方面，作为商品的“被监控的欲望”不仅处于资本主义欲望生产的起点。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起点。我们把商品看做这样的前提，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的元素出发。但另一方面，商品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结果。起初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的东西，以后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产物”[11]。被商品化的“被监控的欲望”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产物”，恰恰已然蕴含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底色，因为“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出来的商品，与我们据以出发的、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元素的商品不同。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个别的商品，个别的产品。个别的商品，个别的产品，不仅实在地作为产品，而且作为商品，表现为总产品的一个不仅是实在的、而且是观念的部分。每个个别的商品都表现为一定部分的资本和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 [12]。

作为剩余价值承担者，“被监控的欲望”背负着资本的价值烙印而发挥着其特殊使用价值，即满足当代人获得虚拟认同的欲望。媒介资本通过对具体或抽象的场域的构建，给予当代大众欲望投射、移情的空间，其副产品则是种种满足人们认同需求的新型共同体、社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恰恰是“物质生活的生产”在当下的延伸，即被资本所支配的“意义生活的生产”；与此同时，在资本化加深的状况下，人本身的生产亦不仅涵盖人的生命的生产，还包含着人的生存意义的生产。从根本上讲，当下监控经济学所涉及的一个关键时代格局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成为商品的部分变得愈发抽象：从人的实在身体（奴隶）成为商品到人的抽象功能（劳动力）成为商品，再到人更抽象的、“既属于自己又不属于自己”的欲望框架成为商品。这种抽象恰恰是一种现实本身的抽象，而且只有在最复杂的社会结构中，这种抽象才表现为最真实的东西。对此，马克思的判断是准确的：

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13]。

推动这些现实抽象过程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性矛盾。在当下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欲望成为商品”实际在某种角度上看是“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状况的延展。欲望生产尽管不是剩余价值生产的直接来源，但它却扩大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空间。于是，“被监控的欲望”的生产实则是资本借以缓解自身体系矛盾（通过开发更多榨取剩余价值的空间）的途径——在此维度上，监控（及其生产）和经济全球化恰恰是一体两面。

与此同时，就欲望本身而言，它实际上并不仅仅是拉康所预设的主体存在结构中不变的基本范畴，而是一个变动着的、被社会生产着的对象，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被资本逻辑支配着的欲望生产。通过阐发资本主义形式下的剩余压抑，马尔库塞实际上已然看到了问题所在，只不过在当下社会中，这种状况进一步极端化，被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所造作的不仅是压抑，而且是快感。后者以“再来一个”（encore）的重复方式维持着体系的再生产。在共景监控下，被监控的景观不断构建着虚假循环的“景观时间”[8]70，使监控者在监控过程中被带入商品形式塑造的欲望生成时间中无法自拔。

由此可见，当代社会监控已然在财富生产之外卷入价值增殖的生产过程中。当“被监控”已然成为一种欲望，当欲望已然成为商品，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延伸到财富生产过程之外，在欲望、空间、权力等维度探索“万物商品化”的界限，从而将主体从资本所构筑的连续性时间中解救出来，为开放性历史时刻的构建提供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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