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史导言性概述

——从“马克思咖啡厅”到“马克斯咖啡厅”

作者:【瑞士】埃米尔•瓦尔特-布什（Emil Walter-Busch）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副标题:评判理论与政治

原作名: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

译者:郭力

出版年:2014-1

本文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史》译者前言以及第一章

关于翻译的问题：译者序

笔者的发现是，一些关键的哲学词语如批判、启蒙，或由于最初取道于日文转为中文，或由于错译走上了词不达意，甚至走上了歧义、误解的道路。而社会学、哲学基础概念同其他学科的基础概念一样，都是理解发展一个学科的重要基石。因而笔者认为纠正概念错误的翻译势在必行。令笔者感到欣慰的是，瓦尔特先生和其他友人也认同这个想法，并给予了热情鼓励。所以笔者认为，很有必要在译著前，对在反复讨论基础上、对一些重要词语所做的改译做一简单的解释交代。

1.批判还是评判？

本书副标题为Kritische Theorie und Politik，初译为“批判理论和政治”，可这个“批判理论”一直令我困惑不解。第一个疑惑是德文中的形容词kritisch，它的名词形式是Kritik，中文一贯译为“批判”。可为什么是批判？中文“批判”对中国人来说是个不言而喻的词，那就是对不良事物、人物进行斥责与摒弃。所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批判都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批判是武器，批判是斗争，是革命，批判就是破……没有谁对此怀疑过，没有人对这个中文词怀疑过。然而我翻译的时间越长，却越感到难以见到这种“批判”的影子。

庆幸的是我可以与Kritik的“游戏人”直接求索Kritik内涵。“Kritik是辨别、分析、考核、评定、评判……是找出不足，用以提出改进建议，以求改善社会。”本书作者瓦尔特先生如是说。

“那，也会是肯定、倡导、赞颂吗？”我问。

“对，也会的。这个词源自希腊文，意思是评说评论的艺术（Kunst der Beurteilung）；它是个中性词，意为对事物进行区别、分析、评判。它可以是批评，也可以是建议。康德的三大Kritik，就是将纯粹理性、判断力、实用理性作为建议提出来倡导的。”

“那会不会也有批判（verurteilen）的意思，彻底的否定，像对待敌人？”

“对，也会的，也可以批判。但批判是其极端形式，只占极小部分，比如马克思所做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大体上说，法兰克福学派的评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受到两个评判类型的影响，一种是否定型，比如马克思的（如在评判理论的发展前期）；另一种是肯定型，积极正向的，比如康德的三大评判；这三大评判，也是康德的三大倡议。”

“马克思也不是总在批判吧？”

“不是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副标题是：对政治体制下经济体系的评判（Kritik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马克思的工作同一般社会学家一样，做的主要也是分析评判，当然他得出的结论是尖锐的批判。”

通过同瓦尔特先生请教讨论，笔者对这个词的理解越来越全面深入：原来批判（Verurteilun g）是评判（Kritik）的一种极端形式，是彻底的否定形式，但一般情况下顶多是批评（kritisieren)——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评判的另一个极端的形式是赞颂；更多情况下Kritik是分析、肯定、预测、评估、批评、警告、鉴定、诊断、建议……目的是要改善提高；这是一个广义词，因而笔者认为，翻译成中文广义词“评判（或评论、评说）”，相比狭义的“批评、批判”更为适宜。而若接受日文翻译（如果我们假定，这个中译文是接受了日文翻译的话），将之译为批判，便很容易犯以点带面的错误。当然，在适宜情况下，也需将Kritik译为批判、批评，比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错误的批评等。

这样本书译者将Kritik主要翻译为评判，在适宜情况下也译为批评、评论、批判、质疑等。

2.什么是评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

“康德《纯粹理性评判》这个书名中的评判（Kritik）也可换上这个评判理论（Kritische Theorie），即可变为《纯粹理性评判理论》。”瓦尔特先生对我的问题这样回答。

原来西语Theorie（理论）一词也源自希腊文，原意为观察、考核，因而还有考核体系、观点、论述、方式等意思。评判理论可以是评判式论述体系。评判理论得名于霍克海默的专著《传统理论和评判理论》。

可是这里还缺宾语，评判什么？我问。

本书第7节介绍到，霍克海默将评判理论定义为：当代人类对自我的辩证认识，及主要关注理性状态的当代社会理论。

这就是说“评判理论”的对象是社会，评判理论是社会评判理论（Kritische Gesellschafts theorie）的简写。

“如果说评判理论是对社会状况考察评判性的见解论述，那传统理论也是社会理论吗？”我问。

“传统理论不只是社会理论，还包括宗教理论等。理论的目标是要实现理性社会。”瓦尔特先生说。

3.启蒙还是解明？

我：说到Aufklärung（迄今的翻译为：启蒙），人们自然会想到Aufklärung时代。可是康德那段关于什么是Aufklärung的名言，似乎同那个时代无关，应该指思维过程。

瓦尔特先生：是这样，这个词也可以指Aufklärung时代，但一般主要指一种思维活动，也可说是思维运动，就像评判（Kritik），就像思想解放运动，都是思想运动，在此，运动规模可大可小，可小到个人劳作（Tätigkeit），就是要对一切进行探究、解释，这是伴随人类史开始直至今日的思想劳作、追求，并不是只从Aufklärung时代开始的。

我：就是说，重要的是：思想家首先要自己对自己作解释，而不是为了传播知识，进行教育？

瓦尔特先生：是这样，教育只是附带的，但不是这个词的内涵。解明——对客观事物及其过程的释解，本为一个寻常动词，可以说通过康德，通过解明时代而成了重要的哲学词语并著名起来。

中文“启蒙”一词，传统上只同教育有关，比如对幼童的教育，长者对幼者的教育，智者对愚者的开导。可以说要启蒙的对象是蒙昧，而要解明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经过同瓦尔特先生及多位友人的多次讨论，笔者以为，如果继续沿用日文翻译“启蒙”，是对理解这个重要西方哲学概念的重大阻碍，它只能造成思想混乱。故而笔者将Aufklärung改译为“解明、解明运动、解明时代”等。

评判理论与解明运动密切相关，比如它标志性的经典著作便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合作产物：《辩证论证解明运动》（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又译为《启蒙辩证法》）。

Aufklärung一词多义，既可是解明或解明活动、运动，又可以是解明时代，具体翻译要视上下文决定。

4.经验法还是察知法（Empirie）？

1931年1月24日，霍克海默正式成为社会哲学教授及社会研究所所长。他在任职演讲中表示：要在社会学领域进行哲学理论建构式与哲学察知式（Empirie）的合作研究。

但什么是Empirie？迄今（也许是取道日文）的翻译是经验法，但这使句子很难自圆其说。

瓦尔特先生说：Empirie（察知法）、Empirismus（察知主义）与现代科学认识论有关，认为理论应建立在对事物观察实验的基础上，不应建立在直觉与迷信上。典型的例子是，牛顿通过这个方法得出了万有引力定律。

他的解释令我惊愕不己，汉语中无论如何不能说：牛顿是通过“经验法”得出那个著名物理定律的，而只能说首先通过观察，注意到了苹果落地的自然现象。

原来，Empirie源自希腊文，感知获悉之意，最初指古希腊医生拒绝遵守教条规定，坚持通过感官观察及实践经验进行诊断的手段，在此重要的手段是观察。

“中医也这样，其方法叫望闻问切。”我说。

“对，那可以说中医使用的就是这个Empirie法。”瓦尔特先生说。

那不妨叫“察知法”——是望闻问切的简约形式，人生在世需对客观世界望闻问切，社会学家需要对社会现象进行望闻问切，中医的方法与古希腊医学家的如出一辙，同样历史悠久。Empirie的德文是Erfahrung，因Erfahrung也有经验的意思，这个词很容易被译为经验，因而必须要搞清楚的是，作为认识世界的方法，这个词不能是经验。

“Erfahrung（察知）是人类对外界的获悉，Handeln（行动）与之相反，是人类对外界的出击。”瓦尔特先生说。

本书涉及的察知式社会研究，一般是问卷调查，小组讨论等方式的研究。不同场合下还译为感知、经历、体验、经验、领会、察觉、体察等。

5.资产阶级、资产阶层

这两个词及公民的德文形容词形式都是bürgerlich，这给翻译造成很大困难。

霍克海默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是Bürgerlich Gesellschaft，这个词常被译为资产阶级（还有的译为市民阶级）或资产阶级社会，但在霍克海默，所涉及的显然是资产阶层（Gesellschaft）而不是资产阶级（Klasse），而且这资产阶层是自17世纪以来，直至今日具积极意义的先进阶层；在现代也被称为中产阶层。现代的西方社会还称自己为资产层社会，因其社会经济教育法律等理念体制，都建立在此阶层的理论之上。评判理论可以说就是这个阶层的一个重要代表。

Bürger德文一词原为堡人（Burg为城堡），意思是：城堡人或守卫城堡的人。它源于欧洲中世纪初期兴建城堡时期。当时城乡差别泾渭分明，城堡人较为富有，享有特殊权利（如选举权），像从前汉语中的城里人。这个词成为一般公民，是后来的事情，公民没有城乡差别，所有共和国的成员都是公民。

中世纪以后由城堡人发展成的资产阶层（Bürgerlich Gesellschaft，字面义：堡民阶层）成员分布比较广泛，其成员可以很富有，也可以不很富，但一般不是雇工，生活来源较有保障。此阶层以反对贵族统治，追求独立自主、追求社会进步平等、追求理性社会等为主要特征。

“但还是有一些词应该译为资产阶级，”瓦尔特先生指出，“比如马克思、马尔库塞及布哈林理论中用到的Bourgeoisie、Bürgerlichen、Bürgertum，这里是指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统治阶级，作为敌对势力的剥削阶级。”

“就是说，同样的词在不同人的理论中，含义不同？”

“是这样，霍克海默早期使用这些词时，也有同样激进倾向，但后来没有了。英文中表示资产阶层现在仍常用法文的Bourgeoisie，但已没有了剥削阶级的意义。就像地主、资本家，现在也不作为剥削阶级看待一样。”

德文Gesellschaft也是个难掌握的词，可大可小，小到伙伴、协会、阶层，大到国家社会。大多情况下这个词涉及的是阶层，但西方世界也会认为自己的国家是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资产层社会，即由资产阶层领导的社会，这个时候Gesellschaft又成了大社会。不过这种情况在理论界不常出现。

“比如，哈贝马斯的书名：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意思为《公共域的结构转型——论资产阶层的基本概念》，讲的也是资产层，这里的Kategorie不是类型，是Grundbegriffe（基本概念）。”瓦尔特先生说。

6.德文中独特的哲学表达

德文的一些哲学表达很独特，有着历史渊源，一般德国人也会望之却步。一些书名的二格形式，有独特内涵，不能按照寻常的所属关系通过“的”来翻译。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评判》（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不能理解为“纯粹理性的评判”，而是“对纯粹理性的评判”；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合著Dialektik der Aufklarung不是“解明的辩证法”，而是《辩证论证解明运动》，就是说用辩证法的方法论证解明运动。

还有一些形容词做定语的表达令人费解。同上述情况一样，不可直译。如果没有各位友人的指点迷津，笔者很难认清其真面目。比如阿多诺的书名Negative Dialektik，同瓦尔特先生商讨后译为《能否定的辩证法》（又译《否定的辩证法》）：传统辩证法总是否定之否定达到新的肯定，但阿多诺的在否定之否定之后，还可保持否定。作者如是说。

类似情况还有：

Begriffliche Erkenntnis：概念系认识论；

Repressive Toleranz：压制性宽容，指能产生压制效果的宽容；

Befreiende Toleranz：解放性的宽容（比如对同性恋的宽容）；

Repressive Sublimierung：受压抑的性升华。

本着尽可能忠实贴近原文的原则，本书中其他的改译还有：将唯心主义改译为理念主义，悲观主义改为消极主义，海德格尔的“此在”改为“在态”等。这些在译文中以“译者注”的形式做出了说明。

郭力

德国弗赖堡，2013年9月29日

从“马克思咖啡厅”到“马克斯咖啡厅”

1924年，在美因河河畔的法兰克福，一座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社会研究所”正式成立。六年之后的1930年，哲学家霍克海默成为该所领导人。在他领导下，该研究所转移研究方向——起初在法兰克福，希特勒上台后则在海外流亡期间——走出了一条以哲学为导向的创造性的社会研究道路。他们考察社会的理论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本，以“评判理论”著称。研究所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在流亡期间已经受到削弱，1950年研究所成功返回法兰克福后，这个削弱倾向更加显著。“马克思咖啡厅”是圈内人起的戏称。如今看到这个名字他们就会回忆起那段在这里公开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光。

自20世纪40年代起，特奥多·阿多诺成为霍克海默最重要的学术同仁。1958年，阿多诺接替霍克海默担任研究所所长工作。在此期间，他的研究独树一帜，成果丰硕，在霍克海默最亲近的同事和学生圈里，被称为“法兰克福学派”著述最多的学术头脑。阿多诺于1969年去世，紧接着弗里德里希·波洛克——霍克海默的终身朋友及研究所联合创始人、经济学家，逝世于1970年；霍克海默于1973年辞世。

以下章节希望能为霍克海默接管研究所后40年间，法兰克福学派评判理论在政治理念、观察分析及哲学基础方面的发展勾画出一幅轮廓图来。第1节主要介绍研究所成立及早期发展历史；第15节介绍评判理论第一代人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及意义。

第1节 大商人赫尔曼·韦尔资助建立马克思主义社会研究所的动机

如许多情况下，事物令人感动的原因难以一言概之一样，赫尔曼·韦尔所以资助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动机也不能冠以“简单明了”一词。他的动机具多层含义，属罗伯特·穆齐尔提出的“所谓的无理性的”动机，正是这些动机致使这位20世纪20年代促使法兰克福大学成立的最富有的赞助者之一，决定再资助成立一个无党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穆齐尔的“所谓有理性的”，指认知对象能“表现出简明意义”，比如：“这封信的重量超过了20克”；与之相对，对“所谓无理性的”（事物）可进行无尽解释，比如：“他想这样。”两者区别并不起眼，却至关重要，以此概念便于理解一些评判理论的核心思想——比如阿多诺的（第12节），及研究所的察知式研究（die empirische Forschung）方法（第11节）。

赫尔曼·韦尔是一位德国犹太商人，19世纪90年代他前往阿根廷从事粮食贸易，几年后，他的企业一跃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粮企之一。190年，他同出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儿子费利克斯·韦尔回到德国，而自己的兄弟留在了阿根廷。从此，兄弟俩一个主要在当时堪称欧洲中心的鹿特丹和法兰克福，一个主要在南美一起经营这家利润颇丰的商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作为德意志帝国爱国者及国际粮贸问题专家，赫尔曼·韦尔曾为德意志帝国军事总司令部书写有关鉴定报告，以证明英国出于经济利益希望摆脱世界大战。这些报告建议帝国领袖，一定要坚持以战争胜利作为实现和平的目标，因为凭借德意志帝国全能的潜水艇，令英国人断绝粮源、迫使他们投降的日子己屈指可待（有关社会研究所建立及早期历史，请参阅MIGDAL, 1981年；KLUKE, 1972年；及WIGGER­SHAUS, 1986年）。

赫尔曼·韦尔

就是这位韦尔氏大商人，20世纪20年代决定出资为法兰克福大学“经济与社会科学系”创建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社会研究所”。“经济与社会科学系”原为1901年创办的“社会学与商贸学院”的核心系，这个学院于1914年受到资助后，扩建为法兰克福大学。这样，仅在1923年，韦尔不仅支付了新研究所大楼的建筑费用，还承担了研究所全年高达12万帝国马克的经营费用。这个款额同1919年科隆市对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资助款额刚好等同。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聘用的所长，是一位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学术领导；而科隆社会研究所，按照当时市长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的构想，由三位权力同等的所长领导。此三人分别代表当代三大主导世界观：基督教世界观、社会主义及按阿登纳的话所说的“接近经改良的资本主义和企业家立场的”世界观（参阅阿登纳1918年3月市议会上的讲话，引用于v. ALEMANN, 1976年，第351页）。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出高度爱国热情的大商人，决定至少拿出自己收入的1/10来从事社会福利事业——资助这样一所对资本主义持坚决批判态度的研究机构呢？人们很快推测，由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掌握着乌克兰粮食的出口权，韦尔于是要取悦苏联，事实果真如此吗？

比这更重要的很可能是道德功机，因为这位富有的犹太人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反犹太主义势力在德国各种变革运动中越来越凸显，可爱国者韦尔仍一如既往，将自己视作德国人民的一员，并认为大战战胜国对德国的处置有欠公平。192年德国外交部长、犹太人瓦尔特·拉特瑞（W. Rathenau）遭谋杀身亡后，韦尔给法兰克福市长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反犹太势力的猖獗，谋杀拉特瑞及厄兹伯格凶手的嚣张，尤其是法院处置谋杀案的态度”，使他深感震惊：

我要说，这样的耻辱、这样的法官竞能得到容忍，这样的民族，不值得同情。然而鉴于目前的凄惨局面，任何思虑都不应该有；因为德国人会像犹太人一样受压迫，被驱逐，遭劫难；我的心在说：“请帮助德意志民族吧，它不应该因为几个傻瓜、几个杀人犯受到惩处。”（引自MIGDAL, 1981年，第26页）

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1924年、1925年间国内状况十分“凄惨”，完全失去了一战前曾有的优越地位，而该地位是1871年至1914年间，德意志帝国在俾斯麦领导下，通过文化、科技领域的成就，以及帝国的组织才干与经济实力获得的。1918年至1919年间，魏玛宪法诞生于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旋涡之中，此宪法确实对强大的德国劳工运动做出了一些让步（参阅第9节）。然而同其他工业国家的社会主义党派相比，德国劳工运动在其右翼势力、修正主义势力与其布尔什维克左翼力量之间，遭受到的分裂打击更要严重。同时，在德国还渐渐形成了一种僵死保守，又反犹太人、又对魏玛共和国极为不满以致敌视的势力。毋庸置疑，这种势力尤其令赫尔曼·韦尔担忧。

此时，许多在战前政治上几乎不可想象，或绝不可能的事物，似乎都成了可能。同时在不少经历了战争或幸运躲过战争的年轻知识分子当中，一种完全形而上学的政治理念正不断扩展开来。1919年马克斯·韦伯为慕尼黑大学生做了一个“以政治为职业”（Politik als Beruf）的主题报告，可惜，他反对幻想的激情未能对一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产生应有影响。相反，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认为韦伯的现实主义激情可以算作具有真正的政治性，只因为他做出了这样的预言：目前越来越恶化的社会境况可以通过变革加以改变。至于韦伯在报告中提到的传统政党的“政治活动”，“如同在硬板上缓慢坚韧地钻洞，既要有激情，又要有明察秋毫的判断力”的说法，他们不屑一顾。对他们来说，只有彻底改变整个国家和社会，才是迫切需要的“政治”。

赫尔曼·韦尔的儿子费利克斯·韦尔，是受一战及其后果影响、政治上变得十分激进的一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在法兰克福高中毕业后，他就读于社会学及经贸大学，他的博士论文出版于1921年，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化”问题。这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还有瓦尔特·本雅明、恩斯特·布洛赫、列奥·洛文塔尔、格奥尔格·卢卡奇、赫伯特·马尔库塞，以及将在后几节介绍的社会研究所主要创建人：马克斯·霍克海默和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对于儿子费利克斯·韦尔上大学期间同情共产党，并对共产党给予物质援助的举措，父亲韦尔好像并未认为是挑衅行为。费利克斯·韦尔还资助倡导共产主义的马立克出版社（Malik-Verlag），赞助关注社会变革、积极从事评论批评的艺术家。1922年春，他在伊尔梅瑶（图林根州）出资举办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活动周”，参与这项活动的还有热情宣扬自己主张并且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重要思想家的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及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参阅MIGDAL, 1981年，第34页）

费利克斯·威尔

对儿子这些激进的批判社会体制的活动，赫尔曼·韦尔所以能提供这样不同寻常的慷慨资助，还因为他没有给过儿子真正的家。不过最终促使老韦尔采纳儿子及其志同道合的战友的建议，作出出资赞助法兰克福大学建立一所马克思主义研究所的决定，还是因为他希望得到公众的承认：他将生意上获得的财富成功用到了公共事业上。1922年，法兰克福大学果然授予了他名誉博士称号，这是他一直所期待的。关于研究所负责人的人选，韦尔父子在争取另外两位人选的努力失败后，决定选用维也纳大学教授卡尔·格吕恩堡。格吕恩堡是“科班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理念的历史及劳工运动了如指掌；从1910年开始他还负责编辑出版《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文献》（简称《格吕恩堡文汇》）学刊。1923年1月韦尔父子与格吕恩堡达成协议，将这个学刊及一系列专著出版物定做该研究所的核心出版物。

对于这个社会研究所项目，法兰克福大学经济与社会学系虽持怀疑态度，但他们清楚知道，赞助者拥有所有权及监管权，也就是说资助者可以拒绝系里为他们制定的亲善资本主义的路线，而偏转到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去。赫尔曼·韦尔和费利克斯·韦尔还指出，他们要在适宜情况下，设立一个完全独立于大学的纯私人性质的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名为“社会研究协会”，基金会及普鲁士文化部向系机构展示了他们的“研究所章程”，最后经济与社会学系只做了微小改动，接受了他们的章程。

这家社会研究所的章程中，写明它是在普鲁士文化部部长监管下，隶属“法兰克福大学但独立经营管理，并可同时服务于大学教学目的的科研机构”。所有在研究所“工作或者从事领导工作”的人员，“他们科研工作的完全独立性是受到保障的”。该研究所两项主要任务之一是要按照章程，“进行科学研究，并介绍社会状况，介绍过去与现今各种社会类型的发展规律，力求了解整体事实，研究不限于特定单一国家”。第二项主要任务为，该机构“应尤其重视经济及社会学领域中年轻研究人员的培养，促进提高他们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由文化部长任命的所长负责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但研究所的经营管理由“社会研究协会”负责（MIGDAL，1981年，第51页）。

1924年6月22日，社会研究所正式举行成立典礼。庆典上，已被选为法兰克福大学经济及社会学系的正式教授兼研究所所长的卡尔·格吕恩堡，发表讲话。讲话中，他影射科隆姊妹机构的多元领导，指出，在他看来，在他的研究所里，“与其他世界观及方法论完全不同的研究方向平起平坐的领导方案”绝对不能试行。作为研究所所长，他要在得到正确理解、绝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为寻求“提出问题及解决问题的统一性”而孜孜以求。他还指出，就此可以说他赞同“所长专政”（die Diktatur des Direktors）。他说，经历最初怀疑阶段之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真理性及其研究方法的优越益发坚信不疑”：

许多人——这个数量及其重要性还在增加——他们不仅相信、愿望、希望这样，而且在科学方法上还坚信：新出现的社会秩序将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我们正在加速这个过渡。（GRONBERG, 1924年，第9页）

按照合同，格吕恩堡研究所所长的任职应该一直延续到他退休三年后，即到1932年。然而，1928年1月格吕恩堡不幸遭受中风打击，1929年起他不能再胜任所长工作。这样，他的第一助手暂时接管了所领导工作，这位助手就是费利克斯·韦尔的亲密朋友、自1925年以来也担任这个社会研究协会全权董事工作的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1929年11月初，费利克斯·韦尔在内容翔实的备忘录中强调他有资格参与决定格吕恩堡后继人的讨论。该备忘录列出研究所六个核心研究领域及其负责人。其中最重要的三个领域及其负责人分别为：（1）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斯·霍克海默）;（2）国民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亨里克·格罗斯曼）;（3）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的组织问题（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根据韦尔在备忘录中的记载——这个记载很可能是他与波洛克共同完成的，该研究所1929年秋为24名大学生提供了奖学金；此外，他们还建起设备完备的图书馆，馆内藏书从建所初年的近14000本及近200种国内外学术期刊，到1929年底，上升到藏书40000多本，订阅了近400种报纸杂志。根据这些骄人成绩及研究所独特的学术地位，费利克斯·韦尔提出他的推测及要求，首席所长继任者“最有可能且只能从研究所圈内产生”（引自KLUKE, 1972年，第413、426页；参阅MIGDAL, 1981年，第108页）。

系里不准备接受韦尔的要求，可系里向韦尔推荐的两位其他大学的、倡导社会主义理念的国民经济学家，又遭到韦尔拒绝；一时间，寻找所长继任者的工作似乎陷入了僵局。面对这种局面，费利克斯·韦尔抛出一张扭转乾坤的必胜王牌。他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同意由经济及社会学系决定格吕恩堡的后继，他还表示，他愿意资助系里这个后继教授职位，直到现有国民经济学教授职位出现空缺；另外，他要为哲学系增加一项“哲学与社会学”教授职位资金，这个职位则应由未来的研究所所长马克斯·霍克海默担当（KLUKE, 1972年，第417页）。

这样的建议实在令人难以拒绝，为了得到额外赞助，大学只能吞下受人摆布之苦。1930年6月19日哲学系以5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决定采纳聘用霍克海默的建议，前提只是：如果能温和些，将该教授专业改写为“社会哲学”的话（KLUKE, 1972年，第419、428页）。

第2节 20世纪30年代：马克斯·霍克海姆的所长体系

这位马克斯·霍克海默：1930年被选定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同年接替下代理所长波洛克，作为格吕恩堡的后继成为接下来30年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究竟何许人也？

马克斯·霍克海默成长于斯图加特的楚芬豪森区，他父亲摩西·霍克海默是位很有名望的犹太企业家，拥有一家纺织厂。老霍克海默对他这个唯一的儿子马克斯寄予了厚望，他应该从小就作为小老板及未来家庭企业接班人受到良好的职业培训。1911年，马克斯·霍克海默结识了比他大九个月的弗里德里希·波洛克，波洛克的家庭背景与他相似，父亲为一名犹太皮革制造厂商。两位年轻人很快以文书印章立下友好盟约。在与平庸寻常的外在世界形成鲜明对照的情况下，这个友好联盟对他们（的内在世界）一定起到了“最佳”作用（GUMNIOR, RINGGUTH, 1973年，第13页）。1913-1914年的15个月里，在他们父亲的慷慨资助下，俩人开始了在布鲁塞尔、巴黎、曼彻斯特及伦敦的求学生活。这段留学生涯显然提高了他们的商务技能，增长了语言知识及生活阅历。事实上，这段共同的留学生涯，是他们作为富家之子开始年轻男人生活的成年式，这是个富有文学性、哲理、爱情及对不同生活方式之愉悦尝试的、内容充实的成年礼（参阅第5节）。

他们回到德国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作为各自父亲企业里的小老板，霍克海默和波洛克可以免除服兵役的义务。对战争开始几个月内的普遍战争热情，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很反感。很快，战争的残酷进程也激起波洛克的强烈满。按照他和霍克海默的理解，这次世界大战只不过使现有社会陷入了最不人道的谎言当道的境地。

他们都不愿意简单接受由父辈特权地位决定的战争态度，这种对战争的共识加深了他们的友谊。1918～1919年间，他们出入于慕尼黑对社会持激进批判态度的艺术家、知识分子圈子；补修完高中课程后，他们先后在慕尼黑大学、法兰克福大学、弗赖堡大学学习心理学、哲学与国民经济学（霍克海默），或国民经济学与哲学（波洛克）。

当他们的父辈翘首以盼，盼儿子们学成归来继承父业之时，已有其他可能的事业为两位学业出色的学子敞开了大门。1922年，霍克海默在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汉斯·科内琉斯的指导下，以优秀成绩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成为教授助理，1925年以论文《以康德的〈判断力评判〉作为理论性哲学与实践性哲学之间的连接》（Kants Kritik der Urteilskraft als Bindeglied zwischen theoretischer und praktischer Philosophie）正式获得大学授课资格。由于他在现代哲学史课程方面的出色教学，对指导教授科内琉斯来说，霍克海默本是他最合适的继任者。然而由于德国大学难以接受由自己大学培养出的教师获得教授教职，系里对教授的愿望不理不睬。科内琉斯教授刚一离职，系里便聘用了科隆社会研究所、代表“基督教立场”的马克斯·舍勒任教授。舍勒去世后，又聘用了神学家、哲学家保罗·蒂利希（Paul Tillich）。

弗里德里希·波洛克

波洛克学术生涯的开始几乎与霍克海默一样，顺畅成功。1923年，他同样以优秀论文成绩获得了法兰克福大学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对他来说，马克思主义不仅值得进行学术研究，而且不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的权威范例。不过自第一个学期他同费利克斯·韦尔结为好友后，在政治上频繁显山露水，与霍克海默在这方面一贯的谨慎态度形成鲜明照。早在1919年，巴伐利亚革命组织“苏维埃共和国”失败后，波洛克已遇到警察方面的麻烦，因他用自己的护照帮助一位该组织成员逃往奥地利（MIGDAL, 1994年，第67页）。1922年，波洛克还参加了上述的由费利克斯·韦尔组织举办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活动周”，但霍克海默没有参加。活动参与者中，社会民主党（SPD）的几位左翼成员无一例外或早或晚都加入了社会研究所的工作，其中包括后来成为间谍的理查德·佐尔格。1942年他为苏联人从事间谍活动被日本人抓获，判处死刑；1944年11月7日，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纪念日那天，被处死（MIGDAL, 1981年，第88、89、91页及随后几页）。

1926年春，政治警察对社会研究所成员的可疑活动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博士及费利克斯·韦尔博士是共产党党员。”但从波洛克最亲密的朋友霍克海默身上，他们却未能找到任何可疑点（MIGDAL, 1981年，第100～101页）。这样，尽管20世纪20年代法兰克福大学政治空气相对自由，但要任命波洛克为格吕恩堡的后继，亦无可能。波洛克自己也放弃了对此职的追求，不仅因为客观原因的不允许，主要还因为他对好友出众的学术水平无可非议、毫不妒忌的认可。如果一定要说，1930年霍克海默得到社会哲学教授及社会研究所所长的任命，对波洛克与霍克海默的终身友好关系的确有所影响的话，那一定也是微乎其微的。

1931年1月24日，霍克海默正式成为社会哲学教授及社会研究所所长。他在典礼上做的任职演讲中，不仅巧妙勾画出理由充足的研究规划（参阅第6节），还简要说明了他对实施该规划的领导纲要。霍克海默明确表示，他要继续前任格吕恩堡所长的治所方针。他说，正是“所长专政”的理论与实践使他——霍克海默，今天可以“至少在最小圈子里，与同事们一起，在社会学领域里建设一个哲学建构与哲学察知法合作的计划工作的专政体系”（HORKHEIMER, 1931年，第12页）。

马克斯·霍克海默

格吕恩堡提出的“所长专政”，一半认真，一半出于戏谑；而现在，这个理念要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通过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及文学艺术、历史研究等代表专业的多学科合作研究来实现。霍克海默制定出两大出版计划，第一是要将跨学科研究的实际成果，继续以研究所系列丛书形式公开出版，按照这个计划，1929年时，出版了丛书的第一卷、第二卷，它们是亨里克·格罗斯曼按照、格吕恩堡思想写作的《资本主义体制下资本积累与崩溃的规律》，和波洛克资料翔实的大学讲师资格论文《1917年至1927年间苏联计划经济实验报告》。1931年出版了卡尔·魏特夫多年来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与经济》。

霍克海默第二个出版计划是要继《格吕恩堡文汇》之后，创办《社会研究学刊》，以展现研究所重要研究成果。该学刊由霍克海默主编、社会学家列奥·洛文塔尔编辑。研究所核心人员需花费很多时间，对该学刊稿件的写作进行讨论修改。多年之后，阿弗雷德·施密特将新九本《社会研究学刊》称作20世纪“欧洲伟大思想文献”（SCHMIDT, 1970年，第l页）。而实际上，按照尤尔根·晗贝马斯的观点，许多这类所谓顶尖文章及评论很快显出，它们不过出自法兰克福学派“学术相关的整体”考虑而发表，其实不过为一些杜撰物而已（引自HONNETH, WELLMER, 1986年，第8页）。

研究所第一本学刊出版于德国的赫希菲尔德出版社（莱比锡），第二年则由巴黎的Felix Alcan出版社出版了第二本。1930年秋，民族社会主义党（即纳粹党）在德国国会获得席位后，出于安全考虑，在霍克海默、费利克斯·韦尔和波洛克决定，在日内瓦建立研究所分所。民族社会主义党夺取政权后，1933年3月中旬警方封闭了社会研究所大楼（见图1）。随着所谓“职业公务员制的恢复”，法兰克福大学约有30%的教师丢了饭碗。霍克海默、格罗斯曼、阿多尔夫·律为、波洛克和蒂利希都成为首批获准“临时度假”的人员。1932～1933年3月究所大楼遭到1933年冬季学期，霍克海默从他在日内瓦的新家前往法兰克福，完成了最后几次授课任务。由于研究所资产提前转移到了荷兰，使民族社会主义德国除了得到研究所建筑及珍贵的图书馆外，未能达到没收研究所资本的目的（WIGGERSHAUS, 1986年，第147页及接下数页）。此时该基金会基金每年可提供3万美元资金，供霍克海默和波洛克支付领导薪金、所内外的工作人员薪金，提供奖学金，支付研究项目，并支付研究所在日内瓦、巴黎、伦敦及纽约办事处的经营管理，其金额1936年时相当于390万瑞士法郎（WIGGERS HAUS, 1986年，第280页；JAY, 1976年，第59页；根据ROSEN资料，1995年，第38页，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基金会基金每年可获利息7.5万～9万美元）。然而，由于波洛克错误估计了股市走向，1937年至1938年后，基金会资金缩水情况比预期严重得多。

很快，在日内瓦的研究所也岌岌可危。瑞士当局有关外国人的法规一向严格，霍克海默只得到了有限期的居留许可。对研究所领导层来说，如许多其他迹象一样，这个迹象似乎也在表明：“法西斯主义最终将占领整个欧洲”（LOWENTHAL, 1980年，第71页）。1934年5月霍克海默与妻子访问纽约后，7月份便做出了将研究所总部迁往纽约的决定。在哥伦比亚大学，霍克海默遇到一位热情的社会学教授，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他就是罗伯特·林德。林德向社会学系系主任转达了社会研究所希望在美国继续他们富有意义的研究工作的愿望，在林德建议下，系主任请求大学校长巴特勒（N. M. Butler）慷慨接纳了这家社会研究所（WIGGERSHAUS, 1986年，第166、167页）。

在欧洲遭受众多失望后，巴特勒校长不拘形式、几乎随随便便做出的接纳决定，令霍克海默分外惊喜。巴特勒还向研究所提供了一座大学的楼房，地理位置便利，供他们几年内免费使用。多年之后，霍克海默回首往事时，对此项非林德、社会民主主义式，而是大学校长保守主义者的举措，解释为：这是对真正保守派人道主义的见证（霍克海默书信，1969年6月9日～11月18日；HGS 18，第736、745页）。

不论在对社会进行彻底否定性思考时，还是在他寻常的言谈举止上，霍克海默本人都非常保守，始终不移。他的员工大多收入微薄，他们所以能接受他大资产者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因为他们知道，这种生活方式便于霍克海默与外界重要人物进行交往——这些人物对研究所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们也看到，霍克海默领导地位的合情合理主要产生于他为学刊写的重要文章。这些文章通常位于学刊之首，形式上已决定了它们的导向作用，内容上又一贯为霍克海默的以哲学导向的社会研究的理论系统（参阅第6、7节）。

第3节 1930～1949年：研究所的圈内圈外

1949年，霍克海默受到法兰克福大学的重新聘用，两年之后他又接下了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的苦差。在此之前，也就是1930～1951年间，他一直是社会研究所的核心人物。那么研究所内部，哪些研究人员属于同他紧密合作的小圈子，哪些又位于不很居中的位置？

答案取决于研究人员为研究所工作的时间，以及工作范围及其对研究所的意义，及对研究规划在数量及质量上所作的贡献。幸运的是，1931年后霍克海默和波洛克亲自整理归档研究所内的来往信件，使这些信件得到完整保存。霍克海默的重要来往信件，已由君泽林·施密德－诺艾尔精心选出编辑出版（见HGS, 15～18卷）。从中可以清楚了解到，不同时间段内，研究所哪些专职、兼职人员，或其他工作人员、聘用人员，同霍克海默进行了怎样频繁的通信；还可以了解到，根据施密德-诺艾尔的估计，哪些信件得到了公开发表（见表1）。

表1显示出，施密德-诺艾尔选出的同霍克海默书信来往超过20封的“研究所重要成员”为：特奥多·阿多诺、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列奥·洛文塔尔、赫伯特·马尔库塞、瓦尔特·本雅明、埃里希·弗洛姆、亨里克·格罗斯曼和卡尔·魏特夫。不过这些学者中，人们一般不将经济学家格罗斯曼和社会学家魏特夫视为研究所核心成员。这是因为尽管两人都曾在研究所工作了好几年，曾是研究所的“常驻成员”，可虽然如前面指出的，研究内已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缺乏哲学思辨的结论，但格罗斯曼仍坚持第一所长格吕恩堡的这一路线。研究所中只有少数成员既不是犹太人，也不像阿多诺那样有部分犹太人血统，魏特夫就是其中之一，井且他对霍克海默的“评判理论”几乎置若罔闻。再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魏特夫曾到美国人约瑟夫·麦卡锡反共产主义委员会，告发了一位共产党党员，而这位党员曾是共同战斗过的同事，引起研究员同仁一致震惊愤怒（WIGGER-SHAUS, 1986年，426页）。

瓦尔特·本雅明的情况恰恰相反：他虽从未成为研究所的专职受薪成员，但其思想、追求却很接近霍克海默圈子，尤其更接近阿多诺；而且作为《社会研究学刊》的作者，他论文虽然不多，却都颇具影响，享有盛誉，所以理所当然常被视为研究所的核心成员。

因而这七位知识分子：霍克海默（哲学家）、波洛克（经济学家）、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家）、弗洛姆（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马尔库塞（哲学家）、阿多诺（音乐家，音乐理论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本雅明（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文学学者），被视为20世纪30年代社会研究所最重要的核心成员。（参阅SCHMIDT, 1970年；DUBIEL, 1978年，第193页及接下数页。WIGGERSHAUS, 1986年，第49页及接下数页）。表1列出的与霍克海默通信较频繁的学者，哪些在研究所也位于相对中心位置？

从左至右依次是：埃里希·弗洛姆、特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利奥·洛文塔尔、弗里德里希·波洛克、弗朗茨·利奥波德·诺伊曼、赫伯特·马尔库塞、瓦尔特·本雅明

表1中令人惊异地出现了很多通常不被视为是与社会研究所有关的人物。文学研究学者汉斯·梅耶，几乎没有哪个涉及研究所史的书籍提到过他，研究所曾雇用过他，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瑞士期间，一直将自己毫无疑问地认做研究所成员。而其他研究人员或兼职工作人员，如路德、维希·马尔库塞、霍尼西格海姆（Paul Honigsheim）、雷蒙·阿隆、奥托·纽拉特、保尔·拉扎斯菲尔德、和玛丽·亚霍达，尽管他们同研究所间或有过工作上的密切联系，却在一般情况下没有将自己同研究所有机联系起来。

此外，从法学家、国家学家（或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和奥托·基希海默的学术著作对研究所工作的意义上来看，他们至少可算做研究所扩展的核心圈内。两位学者都在曼哈顿117号街（西）429号的楼房里工作了几年，那里是哥伦比亚大学从1934年开始免费供研究所使用的办公楼。根据所长秘书长爱丽丝·迈尔女士的记录，1937年初流亡到美国、在这幢房子里工作的研究人员：一楼正面为马尔库塞，后面为诺伊曼；二楼正面为波洛克，后面为洛文塔尔；四楼是霍克海默在前，所长女秘书或另一位秘书在后；三楼留给其他秘书；顶层阁楼是基希海默和其他研究助理或享有奖学金的大学生工作处（ERO, 1985年，第99页）。弗洛姆在纽约这个研究所里没有得到职位。而1937年时特奥多·阿多诺、亨里克·格罗斯曼还在英国，瓦尔特·本雅明那时住在法国，直到1940年秋自杀（穿越西班牙边境失败后）。卡尔·魏特夫结束他在中国的留学生涯后，1937年秋在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得到一个职位。这样所领导也与他拉开了距离，他们知道这位卡尔·格吕恩堡的得意门生，是政治上很活跃的共产党党员，1933年遭到过民族社会主义政府八个月的监禁（ERO, 1985年，第105、106页）。

波洛克为基金总营，从1938年开始，由于错误投资，使研究所面临严重财务困境，以致为支付必要经费，不得不动用基金资本。而这笔基金，基本上被霍克海默视为“促进已变成他身体一部分的社会理论形成的物质基础”（WIG-GERSHAUS, 1986年，第293页）。1938年，霍克海默和他妻子萝丝（昵称麦冬）在穿越美国旅行中发现了加利福尼亚。加利福尼亚令他们一见倾心，让霍克海默萌生一个愿望：远离纽约繁杂的研究所经营事务，在加利福尼亚的宜人气候里，同所里最有才华的哲学家一道——即同马尔库塞或阿多诺——完成他规划已久的重要哲学著作。1940～1941年，受到波洛克的支持，霍克海默开始实现他的愿望。从1941年开始，他同妻子麦冬——如果波洛克正好不在纽约或华盛顿工作，波洛克也同他们一起，住进了大都市洛杉矶西部的一座平房。这种生活方式使他甚至觉得，基金会章程规定的需经营一家研究所，实际上“绝对没有必要”。实际上最主要的问题是，“要促进社会理论的形成”（霍克海默给阿多诺的信，1941年9月14日，见HGS 17卷，第170页）。

这种情况下，留在纽约研究所坚持日常工作的学者却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霍克海默的话会尽量婉转，而波洛克则无所顾忌，甚至干脆直言：所里必须降低员工工资，也许很快会付不出工资来。这使诺伊曼、基希海默、马尔库塞，最后甚至洛文塔尔这样的研究人员也被迫自谋出路，四下寻找研究合同：或到各种基金会申请基金，或到大学申请教职。美国的参战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机会，使他们可以在美国政府机构作为欧洲事务特别是德国事务专家工作。同1941年、1942年间遭到霍克海默和波洛克——解除职务的研究所学者相比，弗洛姆不必为他的职业未来担心，其间他已在美国成为一名成功的心理分析学家，并成为研究所中唯一获得美国雇主终身聘用的研究人员。只是1938年他辞职时，需向研究所交付20000美元作为补偿金。

1943年，诺伊曼等四人开始在美国联邦政府二战期间成立的“战略情报局”（参阅第10节）工作，诺伊曼任主任，马尔库塞任“高级分析师”，基希海默做员工，洛文塔尔做法律顾问。这使他们放弃或部分放弃研究所的工作成为可能（WIGGERSHAUS, 1986年，第338页）。这种情况下，诺伊曼和基希海默同研究所的关系更疏远了。与波洛克和阿多诺不同，他们作为有多年专业经验的法学家，对于霍克海默喜欢别人“以微妙的卑微姿态”服务他，并对研究所内对其迷信朝拜之风气，本来就不参与（ISER, STRECKER, 2002年，第48页）。

战略情报局的工作对马尔库塞尽管吸引力不大，但为确保在那里的工作，他还是放弃了研究所的工作。此外，他未能争取到霍克海默身边的第二哲学家的位置，竞争中的获胜者是阿多诺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卡普鲁斯博士。

为同霍克海默一起书写整理他们的“哲学手稿”，阿多诺夫妇于1941年底搬到加利福尼亚离霍克海默、波洛克住宅不远的地方。1943年，这个手稿成为霍克海默献给挚友波洛克50周岁的生日礼物，1947年手稿作为《辩证论证解明运动》一书得发表。

即使研究所重返德国后，马尔库塞也表示过愿意与霍克海默密切合作，这显然很引人注意（WIGGERSHAUS, 1986年，第515页及接下数页）。然而，马尔库塞也好，诺伊曼、基希海默、洛文塔尔也好，他们都留在了美国，同研究所不再有合作联系。1949～1950年霍克海默、波洛克和阿多诺逐渐将他们的工作、住址搬回法兰克福。1950年，社会研究所在美国驻军当局、一些西德国家机构，及其他赞助者的资助下，重新建立。

第4节 研究所重返美因河河畔的法兰克福

1946年10月，法兰克福大学经济与社会学系系主任海因茨·索尔曼、法兰克福大学校长瓦尔特·哈尔斯坦、一位政府官员、法兰克福市长霍克海默以及费利克斯·韦尔，在一次联合活动中，表达了他们的一致愿望：这个1933年遭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封锁驱逐的社会研究所，应该回归法兰克福大学，重新建立（DEMIROVIC, 1999年，第113页，HGS 17，第765、766页；WIGGER­SHAUS, 1986年，第443页）。最初几年，这个邀请令霍克海默、波洛克举棋不定，难以决策，有几年的时间，他们一直不知出路在何处。

促成做出重返法兰克福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研究所在美国的发展前途莫测，不甚可靠，尽管费利克斯·韦尔1945年春又为研究所赠款10万美元（WIGGERSHAUS, 1986年，第425页）。可后来，为得到非项目经费，研究所只能依靠其他资金来源。诺伊曼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了教职，很受校方重视，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波洛克与他的情况不同，很难指望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本大学或其他美国大学得到适宜的教授职位。不过这一点霍克海默可以在法兰克福大学得到保障，波洛克和阿多诺估计也有可能得到，这两位在被民族社会主义政权解雇前，就是编外讲师。虽然他们都很赞赏珍视美国真正的民主文化，也都已成为美国公民，但不论霍克海默，还是阿多诺、波洛克，在美国总没有在家的感觉，况且评判理论的精细表达只可通过德语实现。此外，年轻大学生以及那些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进行过抗争的上了些年纪的德国人，尤其有理由得到他们这些社会学家的帮助。1948年，霍克海默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成功）申请到一份资助，可为德国大学提供一个系列客座讲座。他的申请理由为：分散在德国影只形单的反纳粹知识分子，实际上都是“我们的朋友”，应该让他们成为“民主目标与理念的代言人”（霍克海默致信R.赫威斯特，1948年4月2日；HGS 17，第954页）。第一次访问了饱受战争破坏的战后德国后，霍克海默写道：“那些与希特勒抗争过的幸存者极其需要我们……社会整体状况非常可怕，令我时时想到他们。”（霍克海默致信H.霍克海默，1948年12月23日，HGS 17，第1047页）

反对返回的首要原因也正是这个“可怕性”：西德战后初期的生活条件，不论在物质上还是思想上都相当贫困；并且其未来发展趋势尚不明确，特别是1946～1947年开始的“东西冷战”，更使发展得到延缓；此外，让德国人承担屠杀犹太人的责任，其可能性尚不清晰。1950年夏，经过长期犹豫之后，霍克海默终于做出返回德国发挥作用的决定。一些在美国的德国犹太移民对这个决定提出批评，对此他说：“要对民族社会主义政权下几百万受害犹太人保持忠诚的人，并不是对‘想从根本上改变德国的人’持怀疑态度的人，——而是要对这些人‘提供支持’的人”（霍克海默致信“建设”杂志主编，1953年8月12日， HGS 18，第243页）。不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都表明，所以接受法兰克福的聘用，关键一点是将之看作一个机会，以向德国社会学界新人介绍他们在美国开发出的最新察知式社会研究法，从而间接促进德国民主化进程：

我个人坚信，要让年青一代战胜纳粹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妥培养他们以科学客观的方式看待社会问题的能力。两个国家的研究所成员都很熟悉这个科学方法，他们一直在研究一些特殊的德国问题，研究所可以帮助德国社会学沿着民主方向发展（霍克海默致信洛文塔尔，1947年4月12日，HGS 17，第800页）。

事实上，不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战争之后，不论在美国进入战争的背景下，还是在美国驻军清除纳粹影响、进行思想改造、进行民主化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社会学专业知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请参阅第10～13节）。美国的民政部门与军事机构将社会学解明性知识当做重要手段来使用，用以定性定量了解本国军人、平民及战后被军事管制的德国人的心理状态。负责美国外交政策的主管当局也希望通过社会学研究及教学机构的出口，进一步促进德国的民主发展。因而他们愿提供全部或部分资金，资助政治学、社会学及各种研究项目的教授和研究中心，研究德国公共舆论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去纳粹化运动带来的成果，帮助在学校开设社会学及国家公民常识课程。

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法兰克福市及法兰克福大学政治上无罪过的重要人物积极促进社会研究所的重建；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越来越多的美国机构也参与进来。原来的研究院大楼在战争中己遭到炸毁，新研究院大楼1950-1951年在旧址不远处得到新建。正式启用典礼于1951年11月14日举行。从留下的照片可以看到，研究所所长及巳选定的法兰克福大学校长马克斯·霍克海默，引人注目地坐在外围，表情既含义丰富、严肃，又带有轻微的诙谐嘲弄（图2）。

表面上看，霍克海默回德国后以惊人速度取得了众多成功：从他在法兰克福大学授课开始，哲学系便马上选他做系主任；1951年秋，又由教授选举委员会选为院长。在两年任职期间，他荣幸地接待了联邦总理阿登纳、联邦总统霍伊斯及托马斯·曼访问大学。社会研究所获得多项研究合同的事实，加强了他的察知式社会研究在同其他德国研究所竞争中的领军地位。在霍克海默的努力下，波洛克、阿多诺都在大学成功获得全职教授职位，使研究所摆脱了财务负担。1951年，波洛克成为编外教授，1958年转为正教授；阿多诺在1949年就当上访问教授，1950年为计划性编外教授，1953年为编外教授，四年后转为正教授。

可实际上，从霍克海默、阿多诺、波洛克重返德国，1950年新研究所落成后，一切进行得并非一帆风顺。研究所的第一个重点项目是采访了解西德民众的政治意向及偏见，然而他们对小组对话记录做出的论证，却给他们带来少困难。出于对冷战会突然之间转变为热战的恐惧，霍克海默和波洛克甚至曾一度准备撤回美国。他们一直将法兰克福当做临居住地，直到1957～1958年们在瑞士卢加诺的蒙塔纽拉村建起两座相邻住房，那里才让他们感到了真正的安全和惬意。冷战的紧张局势尤其还使霍克海默——当他与阿多诺为学术新人授课时，对评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尽可能进行隐瞒。哲学家、社会学家普莱斯纳，曾临时担任研究所代理所长，对这个奇怪的藏匿游戏他做过生动的诙嘲。一次他从特里尔（马克思诞生地）给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寄来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亲切问候寄自我们敬爱的格奥格·弗里德里希·威廉之诞生地！”（DAHRENDORF, 2002年，第171页，格奥格·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讨论课上除康德外阅读最多的经典哲学作者）

霍克海默非常担心，对研究所过去的理念产品做出错误更新，以致他有段时间甚至希望能尽快甩掉尤尔根·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是阿多诺的得力助手，20世纪50年代中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评判理论遗产。按照霍克海默的观点，哈贝马斯的研究为研究所带来很多安全风险，故应为他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执教资格的论文，尽量设置难题。而让哈贝马斯获得教职，是阿多诺的希望所在W（IGGERSHOUSE, 1986年，第615页及后数页）。尽管阿多诺自1950年以来在霍克海默手下担任研究所代理所长，1958年后，成为两位代理所长之一，但在这些权威问题上从不想违背霍克海默的意愿，因而只能眼睁睁听任哈贝马斯转到马尔堡大学的沃尔夫冈·阿本德罗特教授处，完成他的“公共域的结构转型”论文。

霍克海默还坚决拒绝，将主要由哈贝马斯完成的终结报告作为研究所最成功的民意调查项目报告来接受。自20世纪50年代起，研究所研究的主要课题有：企业及工业的社会学问题、西德民众不同群体的政治意识及社会图像，尤其还有对大学生做的民意调查。霍克海默认为，哈贝马斯在法兰克福大学大学生间进行的两项民意调查，及给出的结果、做出的解释结论，其方法政治上很值得质疑。这样，哈贝马斯所做的题为“大学生与政治”的论文，虽得到阿多诺的积极肯定，却未被选入1955年出版的研究所新书之列。该书于1961年在鲁赫特汉德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系列中发表，书中对研究所几乎只字未提（WIGGERSHAUS, 1986年，第615、616页）。

霍克海默于1961年退休。其间哈贝马斯在海德堡大学做了一段时间的教授工作，1964年，他接替下霍克海默在哲学与社会学系的教职。据哈贝马斯回忆，得到这个荣誉职位前后，阿多诺“在缓解霍克海默与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使我们之间的关系“最终达到缓和”。大约从1965年开始，大学生们不再愿意接受霍克海默的理论。在他们看来，霍克海默善将评判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成分裹上一层自然顺势疗法的草药糖衣塞给他们。新一代涉及社会学专业的大学生们，尤其是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领域的，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前理论与实践上的迷人魅力，愿将之作为新视角来研习。而且大学生们对于评判理论新老版本间的关系，尤其是对斗争性依旧的马尔库塞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越来越感兴趣。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对大学生伪革命的过激行为反响不同，但都持坚决的批评态度，只有马尔库塞的表达很犹豫不决，这些批评与评判理论的初衷有着怎样的矛盾呢？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越南战争的爆发、西德对历史问题的回避、关于紧急状态法的讨论、施普林格出版社问题、联邦议会大联盟问题以及大学内的种种弊端来越激化了大学生的不满情绪。大学生们要求政治变革的行为的每一步，在他们看来都很进步前卫，他们要让行动在理论上合法化，也在情理之中。需要知道的只是，评判理论的哪种版本——是其他西方世界的，还是东方或远东的马克思主义版本——最适于他们的行动。爆发的辩论异常激烈，连许多大专院校的教师，包括马尔库塞、阿多诺、哈贝马斯，甚至已退休的霍克海默本人，也在不同阶段被卷入运动，对有些学者及他们领导辩护的学术机构，至少在短期内造成了不同不良影响（见第14节）。

1970年前后，社会研究所进入战后历史上一个新阶段，此处不做赘述。1969年阿多诺去世，此后几年波洛克（1970年）和霍克海默（1973年）也相继离开人世。1971年哈贝马斯放弃在法兰克福大学的教授职位，转到施塔恩贝格市“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科技知识世界之生活条件研究中心”，开始通过研究所代表性学科——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及发展心理学等理论，对他选择出的在哲学上有所反映的社会理论问题进行研究。阿多诺去世后——本来哈贝马斯可继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研究所开始了一系列就业学、工业社会学及社会学研究，以考察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基础、机遇及其结构阻碍；而这样的研究已与其他社会学研究机构的研究难做区分了。

下面这章将主要介绍霍克海默研究规划中狭义及广义文学作品（第5节），介绍他的研究目标（第6节），以及霍克海默20世纪30年代所说的“评判理论”之内容。第3章介绍有关对法西斯主义的诊断，及其分歧竞争，这是20世纪40年代波洛克与诺伊曼之间的分歧。这个时期，正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波洛克的影响下，在加州从事他们雄心勃勃的理论研究时，诺伊曼、基希海默和马尔库塞主要从事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战败前后德国发展形势的分析，诺伊曼的“极权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第11节是第3章最后一节，简述由霍克海默一手促进的研究所关于权威型人格及偏见研究，及阿多诺同他人合作的指导性专著《权威型人格》。

研究所重返法兰克福后，由于研究所学术资金雄厚，拥有多种多样出色的学术研究，它在20世纪60年代一跃成为享负盛名的各个版本评判理论思想、中心。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评判理论版本各有千秋，但都是在所内或与其他机构或人员的密切合作中产生的。其中阿多诺视野广阔的多部著作最令人钦佩，最富恒久影响（请参阅第4章第12节）。诺伊曼早逝前，勤奋论著，为西德、战后政治学研究与教学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第13节）。而马尔库塞构思的革命哲学与理论，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部分违反他的意愿——使他成为造反大学生们的精神之父（第14节）。

如今，人们的共识是，无论是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支流，还是政治局势，其发展进程都与当初霍克海默圈子所期待、担忧、希望的完全不同。即便这里不论及哈贝马斯用一生心血写就的总结性著作，较详细地了解第一代评判理论家的研究，仍是件很有教益的事——本书的首要任务正是要对此事业做一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