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视》

作者：[法] 皮埃尔·布尔迪厄

译者：许钧

图书简介

本书是布尔迪厄在法兰西公学院讲授的两堂电视公开教学课的内容。

本书持批判的态度，应用社会学结构主义的方法，以“场域”的概念为线索，揭示了电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基本功能。

第一讲“台前幕后”剖析了影响电视的运作的内部机制，揭露了电视形象与电视话语背后的运作秘密；第二讲“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揭示了电视如何通过引入收视率逻辑深刻地改变了不同场域的运作。

附录部分是三篇整理后的论文，目的是启发读者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

本书中提出的媒介场域理论对于我国的新闻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2002年），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

代表著作：《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区分》、《世界的苦难》、《国家精英》等

图书目录

前言

第一讲  台前幕后

    看不见的审查

    以显而隐

    信息的循环与流通

    紧急性与快速思维

    假中有真或真中有假的电视讨论会

    矛盾与紧张的关系

第二讲  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

    市场份额与竞争

    通俗化的力量

    由收视率裁决胜负的斗争

    电视的控制

    合作

    入场权与出场的责任

附录：

    新闻的影响

    奥林匹克运动会——分析提纲

    新闻与政治——后记

选文摘录

台前幕后

看不见的审查

我还是言归正传:其实我一开始就已经提到上电视的代价，就是要经受一种绝妙的审查，一种自主性的丧失，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主题是强加的，交流的环境是强加的，特别是讲话的时间也是有限制的，种种限制的条件致使真正意义上的表达几乎不可能有。这种审查作用于来宾，同时也作用于施加审查压力的记者，人们肯定都期待我说这种审查是政治性的。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的确存在(尤其是通过任命新闻机构负责人来起作用)，在某个时期，尤其在现在这个时期电视广播业确实有那么一支预备军，职业很不稳定，政治上的保守倾向则更突出。人人都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审查形式加以自我约束，根本不必费心提醒他们遵守规范。

还可以联想到经济审查。确实，末了我们总可以说，绑在电视头上的是经济束缚。话虽这么讲，但我们不能仅仅满足说电视上发生的一切都是由它的拥有者，由付广告费的客户和提供补贴的政府来决定的。就一家电视台而言，如果我们仅仅知道电视台业主的名字，预算中各个广告客户所占的份额和政府补贴的数目，那么我们就了解不了什么大问题。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知道美国的NBA(全国广播公司)是GeneraElectric(通用电力公司)的产业(这就意味着，倘若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冒险对某一核电站周围的居民进行采访，那就很可能……当然，谁也不会想这么做……)，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是Westinghouse(西屋电气一台)的产业，ABC(美国广播公司)是 Disney(迪斯尼公司)的产业，法国的TFI(法国电视一台)是 Bouygues(公共设施建筑公司)的产业，这很重要，因为通过这一系列的中间公司会造成某些后果:显然，有些事情法国政府是不会对公共设施建筑公司采取行动的，因为它是法国电视一台的后台老板。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也是很明显的，连最普通的批评家也能注意到，然而正是这些东西遮藏着匿名的、看不见的机制，而种种审查就是通过这套机制贯彻下来，使电视成为维护象征(symbolique)秩序的了不起的工具。

以显而隐

我刚才着重讲了最明显的东西。现在，我想谈一谈那些不甚明显的东西，以此说明电视是何以一反常理，以显而隐的，如本该属其职责范围的事，亦即提供信息，展现的东西，电视却不展现或者虽然展现了本该展现的东西，但其采用的方法却是展而不示，让其变得微不足道，或者重新加以组合编造，使其具有与现实毫不相符的意义。

关于这一点，我将举两个从巴特利克·尚巴涅作品中借用的例子。在《世界的苦难》一书中，巴特利克·尚巴涅用一章的篇幅探讨了媒介对所谓“郊区”现象是如何表现的，指出记者们是如何在与他们的职业、世界观和接受的教育不相融的癖好驱使之下，同时又在他们的职业逻辑的作用力下，根据他们特有的感知方式，在郊区生活这一特殊的现实中选择了完全特殊的一面。在解释这一感知方式”的概念，亦即在解释组织感知限定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东西的那些无形结构时，教授们最普遍使用的一个隐喻，就是眼镜。这些方式，是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的产物和历史的产物。记者们有着特殊的“眼镜”，他们运用这些眼镜见某些东西，但对某些东西却视而不见，同时又以某种方式，见他们所见的东西。他们进行某种选择，并对所选择的进行建构。

……

我在巴特利克·尚巴涅书中借用的另一个例子，是 1986 年的中学生罢课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记者们是怎样真诚而又天真地被自己的兴趣一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一--预设、感知及评价方式、无意中的期待所左右，制造出了真实效果以及真实中的效果。虽然谁也没有去追求这些效果，但在某些情形下，他们所制造的这些效果却有可能是灾难性的。记者们脑子里想到的是1968 年5月风暴，他们唯恐错失“一场新的68风暴”。事件中的那些青少年并没有很强的政治性，于是人们便煽动一些代言人(无疑是他们中间政治性最强的)，把他们真的当成了一回事儿，而最终那些代言人也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一回事儿。就这样，电视穿针引线，自称只是一个录制工具，但却成为了一个制造现实的工具。

矛盾与紧张的关系

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受到一系列的制约，而各种制约都与记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密切相关，所谓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激烈的无情的甚至荒谬的竞争关系，同时也是串通的关系，客观上的同谋关系，其基础是与他们在象征的生产场中的各自地位相联系的共同利益，是他们之间有着共性的认知结构以及与各自的社会来源、受教育程度(或未受到的教育) 息息相关的感知方式和评价方式。因此，电视这一看似无羁无绊的交流工具实际上是套着绳索的。在 60 年代，当电视作为一种新现象问世时，相当数量的“社会学家完全应打上引号) 马上发表见解，说电视作为大众的交流工具”，必将带来“大众化”。电视被公认为可以渐渐地使所有观众趋于平等，趋于一致。确实，这低估了人们的抵抗力。但尤其低估中间某些人所产生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最重要且相当难以预测的现象，则是电视对包括科学与艺术生产在内的整个文化生产活动的影响的奇特扩展。今天，电视已经把所有文化生产领域所遭遇的矛盾推向了极端的境地，推向了极限。我这里要指的，便是社会与经济状况和在此状况下获得的产品流通的社会状况之间的矛盾，任何人想要创作某种作品(我举了数学的例子，因为它最明显，但先锋派诗歌、哲学、社会学的情况也一样)，创作所谓的“纯”(这是个很滑稽的词) 作品，也就是说不受销售压力制约的作品，都不得不置身于当时的社会与经济状况之中。而人们处于上述两种状况之中，一方面要搞先锋数学、先锋诗歌等等，一方面又要把这些东西传给大众，于是就产生了矛盾。电视将这一矛盾推向了极限，因为它在收视率的制约下，比文化生产的所有其他领域都经受着更大的商业压力。

无形的结构及其影响

市场份额与竞争

一个场就是一个有结构的社会空间，一个实力场一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持久的不平等的关系一--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而进行斗争的战场。在这个天地里，每一个人都将他所具备的 (相对) 力量投人到与别人的竞争中去，正是各人的实力决定了每个人在新闻场的地位，从而也决定了他将采取何种策略。各电台、电视台或报社之间为争夺听众观众或读者所展开的经济竞争，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为抢占市场份额的竞争，具体地表现为记者之间的竞争，这场竞争有其自身的、特殊的赌注，如头条新闻、独家报道、职业声誉等等，它不会被人们看作或认为是一场为争夺金钱利益的纯经济的竞争然而却受到种种限制，与该新闻机构在经济实力和象征力量的对比关系中的地位密切相关。

通俗化的力量

记者们一一应该说是新闻场中人一在社会生活中之所以举足轻重，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垄断着信息生产和大规模传播的工具，且凭借这些工具，他们不仅控制着普通公民，还控制着学者、作家、艺术家等文艺生产者进人人们常说的“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大规模传播的空间 (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任何一个协会或集团的成员，若要大规模地传播一条消息，就不可避免地会碰上这种垄断)。尽管他们在文艺生产场地位低下，被人统治，但却行使着一种极为罕见的统治形式: 他们控制着人们公开表达自己的观念，公开存在，为公众所认识，赢得“知名度” (对于政治家或某些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他们的主要资本)的手段。这使得记者们 (至少是他们中间最强大的那些人) 总能获得与他们的精神业绩成正比的尊重·.··.·他们甚至可以部分利用这种神圣的控制力，为自已谋利 (记者们偶尔能统治其他的文化生产者，如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但他们恨不得能跻身到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队伍中去一可与他们相比，哪怕是最有名的记者，就其地位而言，本质结构上还是低人一等，这一事实恐怕有助于说明他们为何总是倾向于反智性主义）。

由收视率裁决胜负的斗争

新闻场具有特殊的一点，那就是比其他的文化生产场，如数学场、文学场、法律场、科学场等等，更受外部力量的钳制。它直接受需求的支配，也许比政治场还更加受市场、受公众的控制。“纯粹”与“商业化”的选择在所有场中都可以看到 (比如就戏剧而言，就有通俗戏剧与先锋戏剧的对立，这两者的对立与法国电视一台与《世界报》之间的对立一样，表现为两个公众群之间的对立一个文化素质较高，大学生居多，另一个文化素质较低，商人居多)。在新闻场中，这两者的冲突尤为激烈，商业化一极的力量特别强大:其强大程度是空前的，若在现阶段作共时比较，也是其他场中的商业因素所无法相比的。不过，在新闻界也看不到在科学界可看到的相似情况，如某种内在的公道，违禁者必自焚，或相反，遵守游戏规则者则为同行所尊敬 (如以“参考”“引用”为表现形式)。那么在新闻场，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裁决的法则何在呢? 唯一的批评雏形，就是“木偶剧场”这一类讽刺性的节目。至于回报，那也只有“引用”了（被另一个记者引用），不过，这是一个罕用的、不太明显的、模棱两可的指数。

入场权与出场的责任

现在，我想就奥秘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关系问题说几句。自 19 世纪以来，所有思想家都为这个难题困扰过，甚至为之纠缠不清。比如马拉美，他是奥秘的、纯粹的写作的象征，用普通人难以理解的语言为几个人写作，然而他一生都在关注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把自己在诗歌创作中所获得的一切归还给众人。当时若有各种媒介，他必定会考“我要上电视吗? 做任何科学的或精神的工虑:“作，必须保持“纯洁性’，这必定导致奥秘主义，而要使自己获得的成果能为民众所接受，又需要有民主的意识，这两者之间如何协调呢?”我曾经指出，电视产生了两种后果。一方面，它降低了进入某些场，如哲学场、司法场等的入场权: 它可以把以行业的内部标准衡量根本没有支付入场权的人冠为社会学家、作家或哲学家等等。另一方面它能够触及最广大的民众。在我看来难以作出正当解释的是，电视以扩大观众为由，降低入场权。有人也许会反驳，说我所持的是精英主义的言辞在保卫已被围困的伟大的科学文化城堡，将民众拒之门外 (想方设法禁止那些往往自称是民众代言人的人物上电视，这些人借口自己能够为民众所理解，由收视率来代表民意，借助各自的特长和奇特的生活方式，充当民众代言人)。不错，我确实是在维护人类最崇高的创造所必不可少的生产与传播条件。为了避免在精英主义与蛊惑民众术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必须维持甚至提高进人文化生产场的入场权——我刚才说过，我希望社会学能够自主，它遭受了种种厄运，其主要原因就是社会学的入场权太低——增强出场的责任，同时改善出场的条件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