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密、马克思、柏格森到列斐伏尔，近现代欧洲思想史上有四次重要的“路德革命”值得我们关注。

马克思依循了自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肯定的“经济学中的路德”——斯密的观点，从经济学视域中的物性财富背后透视出主体性的劳动，并且，他进一步在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起点上，实现了存在论中的路德革命，在那里，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缺失“从主体出发的”感性实体物质，也批判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夸大了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奠定了由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能动变革现实的客观物质活动——主体性的实践。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观同样拒绝了笛卡尔-牛顿式的直观的客体广延性，也批判了康德以来的全部唯心主义精神空间论，在柏格森实现的内在生命绵延时间观的“路德革命”之后，完成了空间理论中的路德革命，建立了由人们的社会实践关系场境微观建构起来的社会生活空间理论。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近现代欧洲思想史上四次重要的“路德革命”。

马丁·路德是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创始人。针对长期以来教会充当了信徒与上帝的中介，牧师和神父是福音的唯一布道者，他旗帜鲜明地主张，上帝就在每个信徒的心中，教皇不是圣经的最后解释人，信徒人人都可直接与上帝相通而成为“祭司”，无需教会和神父作为外部中介。在当时的宗教统治中，路德引导了宗教改革运动，沉重打击了现实土地上的天主教会和封建势力。在客观上，宗教改革结束了天主教内部的统一和罗马教廷至高无上的统治，新教与天主教、东正教已成为广义基督教中的三大教派。在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下，欧洲民众开始强调个人信仰的独立，解放了思想，这为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思想前提。由此，路德的宗教改革也被称为“路德革命”。这一从外部关系走向主体性的思想革命，也成为我们这里讨论的重要话语格式塔背景。

斯密：经济学中的路德

首先，斯密是经济学中的路德。1844 年，青年恩格斯在自己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第一次将斯密比喻为“经济学中的路德”（nationalökonomischen Luther genannt）。他的原话为：“当经济学的路德，即亚当·斯密，批判过去的经济学的时候，情况大大地改变了。时代具有人道精神了，理性起作用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的永恒权利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47页]恩格斯将斯密指认为“经济学中的路德”，是因为斯密经济学中散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的“人道精神”。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再一次肯定了恩格斯的这一说法，马克思解释：

正像路德认为宗教、信仰是外部世界的本质（Wesen der äusserlichen Welt），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innern Wesen），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正像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由于私有财产体现在人本身中，人本身被认为是私有财产的本质，从而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就像在路德那里被设定为宗教的规定一样，因此在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äusserliche gedankenlose Gegenständlichkeit）就被扬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0页。]

这里，马克思赞同了青年恩格斯的转喻，斯密在国民经济学中的地位，就像宗教改革中的路德，因为，路德将外在化的不在场的上帝（Gott）重新根植于人的内心之中，用黑格尔的话来描述，即“上帝的神宠”已经进入到人原来“破碎的心”中，从而使人通过教会构建起来的äusserliche Welt（外部世界）的本质，重新变成人直接垂直关联上帝的主体性在场世界。在马克思看来，当有“人道精神”的斯密将劳动视为国民经济学的本质时，他正是把“不是它自身”的物性的私有财产本质从外在的（Anderessein）他性存在对象变成了人的主体本质——劳动。

马克思：历史存在论中的路德

其次，马克思是历史存在论中的路德。正是依循这一思路，当马克思摆脱了人本主义异化史观之后，在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一次将存在论的基础从外部的对象性实在，转移到社会历史本身的主体性实践活动上来，从人的实存背后透视出“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开启了存在论中的“路德革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背后透视出人的主体性生产活动和关系性的生产方式；《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从可感的商品、货币和资本背后透视出现实抽象出来的价值关系在呈现自身时，不得不异化为一个他性物，这分别表现为价值关系颠倒式地反向物相化为流通领域的直观实在（商品、货币），资本关系反向物相化为生产过程中的物（原料、机器和厂房等），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反向物相化为人格化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伪主体到场和经济被抛性，以及在剩余价值形式上的反向物相化为分配关系中的利润、利息、地租和税收等。马克思正是通过狭义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现象学，将这种看起来支配人的外部经济力量再一次揭露为劳动的异化和事物化颠倒，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就成了资本家用工人创造的对象化劳动盘剥活劳动的关系，这是社会历史存在论中“路德革命”的进一步深化。

柏格森：时间观中的路德

再次，柏格森是时间观中的路德。柏格森在个性生命绵延的内在体验中发现的主体性时间，是一次时间观中的“路德革命”，因为他第一次将时间从外部物质的持续性特性转换为人的主体生命践行。柏格森区分了传统时间观中“空间的时间”和他所谓的生命绵延（durée）的“真正的时间”，因为，传统的时间观念不过是用固定的时间概念来说明时间，把它看作外部世界持续性流逝的各个时刻依次延伸、环环相衔而至无限的一根同质的长链。反之，作为真正的时间，不是客观的东西，而是属于主体生命的东西。这种基于人的生命“绵延”的时间是一个浑然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要义在于与人的生命活动不断地流动和变化。绵延作为真正的时间，只是在人独有的生命记忆中方有可能存在，因为记忆中过去的时刻是在不断积累的。“所谓绵延，不过是过去的连续进展。过去总是紧紧咬住未来，逐渐膨胀，直至无限。”这种真正的主体性的时间，并非外部物质的客观属性，而是人的内在生命之绵延，正是这种生命冲动的绵延无时无刻不在创造自身和创造新的东西，它就是世界不断进化的本质，真正的时间正是这种人的内在生命绵延的体验。在这一点上，胡塞尔只是在内在意识的时间绵延中重新强化了柏格森的发现，并且，海德格尔在他的《时间概念史导论》中也明确指认了柏格森在时间观上的革命意义，这种主体性的时间观也成为他哲学存在论的核心范畴。

列斐伏尔：空间理论中的路德

最后，列斐伏尔是空间理论中的路德。列斐伏尔是从外部的物性空间中看到了人的活动和社会关系再生产本质，这是他在空间观中实现的革命性认识。也是在列斐伏尔这种空间生产的理论构境中，他创造出一种十分深刻的空间政治经济学批判透视。在这里，列斐伏尔正确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批判认识论，在他看来，空间并不是一个装载物的空盒子，空间成为交换物，正因为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和再生产最重要的领域，只是，人们仅仅停留于房地产中的土地、建筑物和具象的交通等设施，而看不到资本主义“劳动—资本”的生产关系赋型在其中的复杂再生产机制，特别是它虚假地表现为物性对象的颠倒本质。这当然是一种新型的空间拜物教和异化。列斐伏尔就在马克思并没有过多关注的社会空间领域，同样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传统空间问题研究中看到物理空间的持续性存在特性和放置对象的空洞场所的地方，他透视出复杂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构序起来的生命空间绵延，在马克思高度关注的物质生活领域之外，在日常生活层面重新捕捉到资本化身为“毛细血管”的微观权力运行机制，在城市与乡村、都市化构成性中心与边缘生存的关系场境中，发现了阶级冲突的空间矛盾，这样，列斐伏尔就实现了一个重要的空间理论中的“认识论革命”。如果说，柏格森通过内在生命绵延，将时间从外部客体持续性特性内化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主体性的时间，而列斐伏尔则是通过人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空间，将空间从外部客体的广延性特性内化为主体性的关系场境的生产与再生产，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将列斐伏尔称为空间理论中的路德。

应该格外说明的是，1922年，海德格尔在《纳托普报告》中，第一次深刻达及马克思的存在论革命，而在1924—1927年，海德格尔在《时间概念》《时间概念史导论》和《存在与时间》三个文本中，在历史性的此在去在世的周围世界的分析中，同时推进了存在论、时间观和空间观上的“路德革命”，只是这种深刻的思想构境深埋在思辨话语之中。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76期第8版，原文：思想史上的四重“路德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