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海默传》

H.贡尼 R.林古特 著

任立 译

霍克海默在31岁生日前的21天即1931年的1月24日，发表了正式就职演说，当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哲学教授并出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他直言不讳地表示拥护他的注重经验、讲求实际的前任卡尔·格吕贝格关于所长负责制的主张，并把所长负责制解释为对社会学的哲学结构和经验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有计划研究的联合负责制。[1]因此，霍克海默从一开始就想到了哲学家、社会学家、国民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之间的有计划的合作研究。这种合作研究的具体体现就是，1933年前对德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1936年对权威和家庭的联合研究，以及后来对反犹主义这类偏见和独裁者心理结构的研究。霍克海默在这种合作研究中，看到了忽视经验的概念上的总的构思与只是逐点逐条地、只是确定事实而不讲究理论、或者甚至反理论的实证主义研究之间失去了的联系。

当然，在年轻教授霍克海默看来，社会哲学首先完全是一种经验主义的理论，这和当时正在德国复活的体系性的经院哲学是相对立的。和任何一种教条主义的决定论，包括恩格斯提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相反，霍克海默坚持人的行动的自主性的观点：“交叉的、只属于一个超人的整体的那种只有在社会的总体性上才能发现的、我们必须屈从的存在结构是不存在的。”[2]

因此，哲学就不能提出一种封闭的、束缚人的主动性的、无视各学科成果的体系。体系性的概念的努力总是要躲避科学的检验性的范畴，年轻的霍克海默希望，这种努力与分裂为不计其数的个别研究的专家主义的混乱之间的差异“在目前将主要通过哲学理论和各个学科实践之间的不断的辩证渗透和发展而得到克服”[3]。因此哲学不但要给各学科以“富有生气的推动”，而且还要“充分地开放，以使自己受到具体的研究进程的影响并使自己因之而发生变化”。[4]

霍克海默认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的特有困难在于“普遍和特殊，理论草案和个别经验之间必须相互渗透”，哲学为了要“不顾一切地为真理服务”[5]而推动自己前进，就必须摆脱过去的和现在的任何一种世界观方面的沾沾自喜，就必须摆脱“教条和僵化，就必须不沦为纯经验、纯技术”。[6]

霍克海默在1932年6月为《社会研究杂志》撰写的短序中重复了关于批判理论的方法的纲领性论点，目的在于更明确地指出批判理论的总意向。他在这篇短序中指出，批判理论的目的是，试图“按照每一种可能的理解水平来把握社会生活进程”。[7]

因此，对社会研究来讲，尽管在经验上很严格，但也还是有一个总的理论问题，那就是力求认识整个社会进程。批判理论因此必须首先认识到“在多变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下面，起作用力量的可以从概念上加以把握的结构。”[8]

因此，历史并不是可以从心理学上得到解释的随意性的混合物，而是可以科学解释的、“受规律支配的动力学”，这些规律当然并不能完全决定人，而是必须从行动着的人和历史地形成的社会时代的结构因素之间存在着的辩证的、经常相互推动、影响的关系中来认识。

因此，尽管批判的社会研究就像霍克海默主张的那样，主要是以“当代人的现实为研究目标”，[9]但为了把当代看作历史的生成物，社会研究也就必须包括对历史的研究和对历史未来发展方向的研究。

霍克海默自己就致力于以清晰的考察批判来从事历史研究。他的《蒙田和怀疑的作用》，《自私自利和自由行动》，以及《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发端》等大作就是批判的、唯物的哲学史著作的典范。

（本文节选于[德]贡尼、林古特：《霍克海默传》，任立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4-26页。）

注释

[1]《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1931年），见《法兰克福大学讲演录》，第37卷，美因河畔法兰克福，1931年，第12页。

[2]《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第4页。

[3] 同上，第10页。

[4]同上，第11页。

[5]同上，第16页。

[6]同上，第15页。

[7]《社会研究杂志》，第一卷，第1页，1970年重印本。

[8] 同上，第一卷，第1页，1970年重印本。

[9] 同上，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