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第二次登陆中国是在1955年以后。1948 年后，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卢卡奇已经被明确定位为一个必须警惕和拯救的修正主义分子，对他的译介自然变成一种“禁忌”。不过，情况因为1955年的反胡风斗争、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57年的“反右运动”发生根本变化：为了把国际国内的修正主义联系起来反对，中国文学界的官方领导人、胡风的长期论战对手周扬（1908—1989）向《世界文学》杂志社发出指示，编译“供批判用”的卢卡奇论著，同时按照苏联理论界的基调组织大批判。于是，非常奇妙的是，尽管几乎没有用于研究，但在1966年“文革”爆发前，由文学批评而至哲学史，大约有150万字左右的卢卡奇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做“内部资料”使用，这些资料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陆续公开出版，为卢卡奇的第三次登陆中国提供了丰厚的物质支撑。

卢卡奇第三次登陆中国起于1978年。这是一次在不同寻常的时机发起的不同寻常的登陆，最终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巨大历史效应。所谓不同寻常的时机，是指经历十年“文革”，中国共产党开始全面反思以苏联模式为原型的国家发展道路，力图通过主要面向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探索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反思批判苏联教条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代西方寻找新观点新理论新思想，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支撑，历史地成为当时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任务。与此同时，长期以来都被社会主义阵营视为理论“异端”的卢卡奇已经牢固确立自己的世界性思想家地位，并被佩里·安德森指认为新的、非教条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一股全球性的卢卡奇研究热潮已经生成。时势造英雄。197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崇温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就“西方马克思主义”做专题发言，评介了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创始人之一的卢卡奇，《哲学译丛》1978年第6期也译载了波兰学者奥霍斯基《关于G.卢卡奇的争论》一文，对围绕《历史与阶级意识》所展开的争论以及苏东理论界的总体评价进行了介绍，他们共同拉开了卢卡奇以不同于前两次的新形象第三次登陆中国的序幕。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4] 第三次登陆的卢卡奇因为极好地满足了当代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需求，所以得到了极好的实现，成为最受中国学术界关注的20 世纪西方思想家之一。

博士论文选题数量是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研究旨趣及其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此而言，在20世纪西方思想家中，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和福柯位列第一方阵，选题数量都在100篇左右；卢卡奇和阿多诺、胡塞尔、维特根斯坦等属于第二方阵，选题数量在50篇上下。那么，我们能否由此判定卢卡奇的中国意义与中国影响比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福柯等就要逊色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主要在于，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福柯等人是激发了中国学术界的浓厚研究兴趣，但其思想真正能够内化为当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有机组成部分的，迄今为止相当有限。卢卡奇则不然，他的著作与思想深刻参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和学术形态的当代重塑过程，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发挥了重要作用：卢卡奇努力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聚合新的理论资源，批判地认识20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的新现象新变化，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与新战略，开创“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批判地理解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自从1918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卢卡奇不断回到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在哲学、美学、文学批评、哲学史等领域辛勤耕耘，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留下了大量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思考。围绕对卢卡奇的理解与评价，中国理论界在多个领域开展了长期热烈讨论乃至争论，并由此挣脱了苏联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桎梏，完成哲学立场和哲学观念从传统到现代的升级换代，获取了新的论题、新的范式，有力影响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方式。也就是说，卢卡奇已经像盐溶于水那样，融入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术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其他20世纪西方思想家难以媲美的。

二、是《卢卡奇全集》还是多卷本《卢卡奇文集》

第一，编译西方伟大思想家的全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如果没有坚强有力的组织保障，仅仅依靠同仁团体的热情，罕有成功的可能。在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全集》之前，中国很少编译西方伟大思想家的全集，即使有也都是政府支持的官方行为，最典型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在此之后，中国学界发起了多个西方伟大思想家全集编译计划，已经成功或被认为可能成功的并不多，除了《亚里士多德全集》，也就是《康德全集》《歌德全集》《杜威全集》等寥寥数种，这些为数甚少的成功实践都具有以下特征：得到了稳定的财政资金支持；由院系或研究院所等体制内机构负责运行；译者群体大多拥有单一而稳固的学缘纽带（师门、专业、院系）；主持人德高望重，具备强大凝聚力，并且能够亲自视事。从不成功的反例看，这些特征可以说缺一不可：中国具有悠久而强盛的黑格尔研究传统，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前辈大学者倡议翻译《黑格尔全集》，并亲任编委会主任，后无疾而终；21世纪初，有三家实力雄厚的出版社计划翻译《黑格尔全集》，其中两家邀请到两位学高德勋的前辈学者领衔组织同行共襄盛举，并分别出版了若干卷册，然一位主编已经辞世，另外主编已至期颐之年，其最终结局均已了然。何也？高龄主持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组织化程度低的同仁团体易聚也易散，充沛的学术热情既解决不了个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养家糊口问题，更经受不了漫长时间的消磨。

第二，在推动学术研究方面，全集并不比文集、选集作用大。全集最大的优势在于全，最大的功用在于集大成的展示，至于是否方便研究者使用，通常不是全集考虑的事情。因此，不管在国外，还是国内，全集版著作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并不比文集、选集更大。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有两个中文版，发行量巨大，但实证的数据分析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中11年CSSCI被引超过100次的文献只18篇[5]，正因为如此，中国学术界使用最多的其实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而是4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或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再如，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MEGA2）的盲目崇拜，极少数学者言必称MEGA2，仿佛没有MEGA2，就无法开展高水平学术研究似的，可事实上MEGA2的纸质版全球发行量一般不超过1500本，近2年更是因为发行量有限而不再出版纸质版。又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出现了极为强劲的海德格尔热，是否应当编译出版《海德格尔全集》呢？主持人经过理性抉择，最终编译出版了30卷本的《海德格尔文集》，其篇幅为德文全集版的30%。

第三，当前中国的卢卡奇研究正处于复兴的前夜，规模适当、选目精当的卢卡奇文集更有利于推动研究的复兴和走向深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卢卡奇研究逐步走向高潮，在持续了近20年后，于2010年前后趋于平静。静水深流，在这种相对沉寂的底下，是新的研究高潮正在蓄势待发。在2023年即《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创立100周年这个重大时间节点即将来临之际，我们看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卢卡奇研究的新高潮即将来临。在这一历史时刻，多卷本的《卢卡奇文集》显然更有利于推动卢卡奇研究的复兴与深入发展：首先，《卢卡奇全集》必然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浩大工程，远水解不了近渴，显然不如短平快的《卢卡奇文集》更能满足当前的需要；其次，未来复兴卢卡奇研究的主力军必然是“80后”“90 后”甚至“00后”的青年学者，能够平衡反映卢卡奇一生思想丰富发展变化的多卷本文集，显然更有助于他们形成完整而具有批判性的卢卡奇观，进而有助于推动卢卡奇研究的高质量开展；最后，更深入全面地融入当代中国学术思想，是卢卡奇研究复兴的应有之义。就此而言，《卢卡奇文集》显然更有利于卢卡奇思想的学术传播。

三、《卢卡奇文集》的编选原则

1992年，由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家杜章智先生牵头翻译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出版，一时洛阳纸贵，有力推动了卢卡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广泛开展，我就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确立学术志向，开始关注进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事实上，我曾计划以黑格尔、马克思和卢卡奇的辩证法观念为题做博士学位论文，并做了大量预备性研究，虽然最终没能如愿，但因此和卢卡奇结下深厚的学术因缘：我和合作者翻译了《小说理论》和《心灵与形式》（节译），前后发表了近10篇与卢卡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不错的反响，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当代中国的理解，思想上不断走向成长成熟。大约五年前，在主持翻译《剑桥阿多诺研究指南》的时候，我突然形成一个想法，主编一套向卢卡奇致敬的《卢卡奇研究指南》，随即着手落实。不过，在听说《卢卡奇全集》计划后，我顿时心生宏愿，希望编译一套有质量的多卷本《卢卡奇文集》，更隆重地向卢卡奇致敬。

如果计划能够付诸实施，我编选的《卢卡奇文集》首先是一个定位可用、好用的学术普及版文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盲目推崇历史考订版的风气，仿佛编译西方伟大思想家的著作，非历史考订版就不学术、不高端似的，这种认识显然不正确。历史考订版著作的语文学水准自然是最高的，但是：第一，它长于语文学的细节考订，不过这些细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影响对文本的理解；第二，它的使用者是极少数文献研究专家或文献编译专家，绝大多数一般意义上的研究者通常并不使用它；第三，真正利用它开展工作的学者，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了编辑或编译学术普及版著作。有鉴于此，我希望

能够以高质量的文献考订工作为基础，为广大一般学术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编译一部学术普及版《卢卡奇文集》。一方面，它必须可用，就是篇幅不能太大，相当于德文版《卢卡奇全集》20%~30%的篇幅应当比较适宜；另一方面，它必须好用，就是能够满足大多数研究者的大多数阅读需要。

其次，《卢卡奇文集》应当能够完整体现卢卡奇一生的丰富思想历程。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历程长达70多年，按照一般的说法，分为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时期（1900—1918）、救世主式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18—1929）、斯大林主义时期（1930—1945）、批判的改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期（1945—1971）等四个阶段[6]。不同的研究者，包括晚年卢卡奇本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和标准，对这四个阶段的评价定位也就不同。我作为研究者自然也有自己的判断。但是，我坚信，作为20世纪西方思想的活跃参与者，每一时期的卢卡奇都幸运而深刻地参与了特定时代潮流特定段落的发展过程，发挥了自己的作用，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就此而言，卢卡奇的每一时期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不应被遮蔽或遗忘。因此，《卢卡奇文集》应当有效覆盖卢卡奇思想发展的每一时期、每一侧面，让读者能够形成全面的认识。至于学术判断，就让读者自己去做吧。

最后，《卢卡奇文集》应当能够有效满足当代中国学术界的核心关切。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卢卡奇文集》既要体现编译者的理念与认识，也要回应广大使用者的关切，如何能协调两者呢？我认为，一是发挥国内卢卡奇研究学术共同体的作用，在选目阶段多倾听当下以及未来卢卡奇研究者的意见和建议，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二是发挥大数据的作用，通过对CSSCI引文数据的分析，对国内学界关注的卢卡奇文献进行精确定位，作为选目的重要参考；三是加强国际合作，倾听国际同行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古人重视“势”，强调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鼓励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反对优柔寡断、当断不断，认为“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我相信，编译《卢卡奇文集》是时代给予我们的重大历史机遇，我们必须把握住，落实好。因此，机遇一出现，我们就积极行动，为此也进行了系列准备：邀集了一批研有专长、译有积累的中青年学者共襄其事，其中大多数都是我的长期合作者；组织了系列小范围研讨，形成了初步的选目方案和工作方案；与国际卢卡奇协会、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等国际组织、国际学者建立了良好的联系，为今后的国际合作打下了基础；与有长期合作的国内著名出版社进行接洽，达成了广泛共识；全译校订了《心灵与形式》《小说理论》，三卷本《卢卡奇研究读本》进度过半，等等。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目前大都具备。接下来需要的，或许就是一个更合适的形式和时机，来正式宣告《卢卡奇文集》的诞生。

参考文献

[1]张亮.国内卢卡奇研究七十年：一个批判的回顾[J].现代哲学，2003（4）：39-46.

[2]卢卡契. 叙述与描写[M]. 吕荧，译. 上海：新新出版社，1946：4.

[3]胡风. 胡风全集：第2 卷[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696.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2.

[5]赵立，刘雨琦，史晨，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的学术影响力分析：基于CSSCI数据（2002—2012）的实证研究[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5（3）：13 -18.

[6]戈尔曼“.新马克思主义”传记辞典[M].赵培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