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摘要

除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外，阿多诺1969年去世前几个月写下的《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是少有的对批判理论进行全面、具体定义的文献。战后的冷战格局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全新形式，现实社会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是深层的现实背景，而六八运动带来的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思考是写作这篇文章的直接原因。在这篇说明中阿多诺论述了批判理论的逻辑结构、对非体系化和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强调、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根本区别以及对内在性批判和理论独立性的强调。阿多诺对批判理论范式所做的厘定，特别是它对于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系的强调，对理解法兰克福学派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有重要参照意义。

关键词

批判理论；阿多诺；《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辩证法

引言

批判理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所创立和发展的理论范式，深刻塑造了20世纪至今的西方思想史版图。如何界定和把握批判理论的理论特征和逻辑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在阿多诺留下的大量手稿文献中，《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一文，以一种提纲式的写作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分八条向我们详细阐述了批判理论的性质。这篇至今仍未公开发表的文献，对于我们理解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思想内涵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脉络，具有极为关键的思想史价值。

一、全新时代背景与阿多诺对批判理论的再思考

对于如何界定批判理论这一问题，以往我们都会到霍克海默1937年发表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寻找答案。在这篇文章中，霍克海默以他思想随笔式的文风阐述了批判理论的理论功能和逻辑结构。和传统理论以“建立纯数学的符号系统”[1]为目的，将这种数学中通用的推导方法作用于所有学科不同，批判理论在理论功能上，始终强调在现实社会过程中来理解知识的有效性。传统理论满足于自身纯粹逻辑的圆满性，致力于“永恒的罗各斯的数学”[2]，认为“任何理论都是独立于人且具有自身的发展”[3]，因而被霍克海默明确指认为一种唯心主义信念；而批判理论则始终立足于现存社会，探求的是社会的合理状态。因为批判理论着眼于社会的合理状态，因此它将知识的主体放置在于社会劳动的逻辑结构之中。传统理论停留于概念的体系，批判理论则着眼于概念与社会现实的有机联系，特别是对于以交换为基础的社会机制的剖析。最后，霍克海默还指出，传统理论在认识方式上是以笛卡尔的《方法谈》为基础的，而批判理论，则“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4]

霍克海默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试图论述批判理论的体系和普遍标准，因为在他看来，“根本不存在判断作为一个整体的批判理论的普遍标准，因为批判理论总是以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为基础，因而是以自我复制的总体性为基础的。”[5]在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霍克海默已经和社会研究所的多数成员一样流亡美国，而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界定，大概是为了批判当时美国思想界占据主流的实证主义研究。因此，这篇文章更多是对批判理论的理论功能、特征和逻辑结构的初步且宏观的描述，并没有展开过多的理论细节。实际上，批判理论的理论细节，也恰恰在对不同研究对象的具体分析之上才能呈现。正因此，在这一理论纲领的指导下，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展开了一系列具体的社会研究。在霍克海默写下《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这篇文章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就极少再从总体的视角，来对批判理论进行反思和界定了。直到三十多年后，阿多诺重新尝试对批判理论的理论特征和了轮廓进行一个“要点说明”，这便是他在1969年3月28日写下的《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一文。

《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一文原稿有两份，一份是阿多诺手书的一页手稿，一份为誊写的两页打印稿。这一手稿目前收藏在法兰克福的阿多诺档案馆，至今仍未公开出版，但是人们可以在柏林的本雅明档案馆查阅到这份手稿的扫描件。《关于批判理论的详尽说明》一文共八条，翻译为中文仅800字左右。较之于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中对批判理论所做的初步、宏观的界定，阿多诺在这篇文章中用凝练的语句对批判理论的进行了更为全面、具体的界定。之所以如此，显然是因为历史语境的不同。从写作《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到《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之间的这三十多年间，批判理论所面对的对象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西方得到迅速发展，并普遍采取了福利国家的社会经济形式。20世纪30年代的批判理论代表人物，面对的是法西斯主义的肆虐及其昭示的发达资本主义深刻危机；而20世纪60年代，批判理论所面对的则是一个带着自由平等和良善的意识形态外观，同时又被全面管理的世界。这一点尤其表现在联邦德国战后所实行的以福利国家政策为标志的“德国新自由主义”之上。与此同时，在战后的冷战格局下，批判理论也继续保持、甚至强化了对于苏联模式为代表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践的怀疑态度。

从更直接、具体的动因来说，阿多诺写作《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极有可能受到德国六八运动的触动。这可以从具体的事实和阿多诺自身的理论反思得到佐证。在德国六八运动期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这批左派教授，同时受到了来自社会舆论左和右两方面的压力。左派学生很大程度上正是受到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鼓舞，并希望阿多诺这样的左派教授能够对他们表达公开的支持，然而阿多诺始终对运动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而另一方面，保守力量又公开将阿多诺这批人视作为学生反抗运动提供思想弹药的人，对其大加嘲讽。然而对于阿多诺自身来说，他“对大学改革或复兴政治参与这些具体的想法没有特别的兴趣，他一心想的就是保存和开发思辨哲学和先锋艺术所划出的地盘，因此他在同情与厌恶学生反抗运动之间犹豫不定。”[6]就在1969年的1月31日，还发生了由他自己的学生汉斯-于尔根·克拉尔所带领的学生占领社会研究所的闹剧，阿多诺在发现这一情况后选择了报警，并在几个月后在法庭上指证克拉尔。在1968年前后，阿多诺还公开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表达对于学生反抗运动的不满。这一系列讲话的核心观点，就是强调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捍卫批判理论的学院属性。在1968年阿多诺所做的一次名为“论顺从”的广播演讲中，阿多诺便批判了片面强调实践的“伪行动主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丢掉了思想的实践最终不过是顺从的实践：“思想并不能通过飞跃到实践来洗脱‘顺从’的罪名，如果不知道走错了路，一直往前走，也不过是顺从的实践。”[7]在1969年接受《南德意志报》的访谈时，阿多诺再次强调了批判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距离：“批判理论……从未考虑其可实用性，亦从未屈从过任何实用性的标准。……批判理论必然也包括对时局的分析，但它避免行动主义……”[8]概而言之，从1968年至1969年前后，对学生反抗运动所带来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思考，成为阿多诺这一阶段的主题。

学生们所践行的“批判理论”，与阿多诺所理解的批判理论到底是什么关系？在面对打着革命口号的年轻学生时，阿多诺应当倍感有必要阐明批判理论的要点。这极有可能是阿多诺写下这篇《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的直接原因。然而遗憾的是，在写作了这篇文献四个月之后的1969年8月6日，阿多诺便心脏病突发，在瑞士旅行的途中溘然长逝。所以，这篇文献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视作为阿多诺的思想遗嘱。那么，在这份《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之中，阿多诺是如何阐发批判理论的呢？

二、《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的思想内容

《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的写作具有明显的提纲性质，因此它涉及的主题和内容较为分散，但是总结起来，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把握这份文献。

01 主客体的双重指向与中介：批判理论的逻辑结构

在《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之中，阿多诺在第一条就对批判理论作出了这样的定义：“将主体的因素包括在内。‘粘合剂’。客观经济学之上安置一种心理学剩余的必要性，从而将社会绑定在一起。”[9]在客观经济学之上安置一种心理学的剩余，从而赋予社会以主体性的维度，在这一意义上，批判理论正是一种将客体维度的经济学与主体维度的“心理学剩余”绑定在一起的“粘合剂”。阿多诺对批判理论第一条定义，正是对“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发。在这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这一经济基础，以及法律、政治和意识形态体系的上层建筑，被阿多诺重新理解为“客观经济学”和“心理学剩余”的关系，这种重新阐释正是对批判理论的基础理论构架的总结。在阿多诺1965年关于辩证法的讲座中就指出，辩证法“首先是一种思想方法，更是一种事物的特定结构”。[10]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一致之处就在于，它并不全然依靠于客观的经济学规律，一种纯粹客观的经济学是虚假的。在对客观现实的把握之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维度的介入。通过主客体的双重维度把握社会本身，这也是阿多诺辩证法思想的重要维度。

在阿多诺对批判理论的第一条定义之中，已经蕴藏着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刻关联。那么，阿多诺在这里理解的“客观经济学”是什么呢？其实这一问题并不难回答。阿多诺在他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以及后来的《否定辩证法》中，都曾一再探讨的经济学概念，就是“交换原则”、“等价形式”、“价值形式”。这恰恰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阿多诺所理解和把握的政治经济学的基础。这一基础，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一方面深受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与霍克海默对批判理论纲领的设定保持了一致。

在阿多诺1965所做的与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的谈话笔记中，就曾对历史唯物主义有过这样的经典阐释：“范畴的建构，即交换抽象的哲学反映，要求遗忘他们的社会起源，撇开一般的起源。而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Historischer Matreialismus ist Anamnesis der Genese）”。[11]现实的原则即交换原则之上产生了经济学范畴和意识形态的一种“起源学的发展”。阿多诺的哲学语言，阐述的恰恰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本原理：历史唯物主义正是从神秘化的思辨的哲学反映、意识形态结构，返回到现实的根源之上，因此是对起源的回忆；而忘却起源的所在的结果，就是拜物教与物化。——正如《启蒙辩证法》中振聋发聩的那句话：“一切物化都是一种遗忘。”[12]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阿多诺所理解的经济学基础，并非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些“生产”的话语体系，而是交换原则，这或许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乃至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上，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区别。

批判理论立足于马克思所奠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上，这一点也由霍克海默所清楚表明。霍克海默在1935年的《论真理问题》（Zum Problem der Wahrheit）这一重要文本中，就准确清晰地表明了对社会形式的研究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关系问题，霍克海默认为，“当今的社会形式可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把握。从商品的一般概念，可以在纯粹的思想建构中推导出价值这一基本概念。马克思从价值概念发展出了处于密切联系之中的货币和资本范畴。……在第一个最一般的概念中，其抽象性随着理论的发展而被克服，历史的过程也要……经历一种整体的思想联系……按照这一理论意图……对所有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的认识都可以通过那一原初的认识而被中介得到。[13]而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同样也强调了批判理论的基础及辩证哲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结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历史唯物主义是对起源的回忆”的论断与霍克海默其实有着高度的一致。马克思从对商品、价值的思想建构中推导出全部资本主义体系；同样，社会形式领域的研究对象，也都可以还原到经济学的原初认识之中，这一观点恰恰构成了由霍克海默所奠定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跨学科”研究纲领的基础。

02 作为非体系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

《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的第二至四条，则将矛头指向苏东的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体系。在第二条，阿多诺明确提出，作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世界观体系和一种先在的框架，而是开放的思想空间：“马克思主义作为批判理论的意思是，它并不进行假设，并不是简单成为哲学。哲学的问题是开放的，而非通过世界观被预先决定的。”[14]批判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和教条化，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贯的姿态和立场，也是我们思想解放历程中特别强调的观点。作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或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其生命力正在于在基本的原则之上提供开放的、自由的思想空间。若非如此，那种世界观的体系就会演变成为总体性的暴政。

故而，在第三条中阿多诺这样写道：“批判理论并不是关于总体性（Totalität），而是批判总体性的。这也意味着，它在内容上是反总体性（anti-totalitär），以及总体性所带来的全部政治后果的。”[15]对总体性的批判，是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的主题，对总体性的批判首先针对的就是卢卡奇的总体性辩证法。这种总体性辩证法，恰恰成为六八运动时的指导思想。而阿多诺对这种总体性的批判，绝非单纯的理论批判，因为伴随着总体性的是一系列的政治后果，这种政治后果，既包括法西斯主义和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也包括激进左翼学生所表现出的“左翼法西斯主义”，因为在阿多诺看来，这种政治诉求恰恰要求的是一个由世界观哲学体系统治的世界，同样也是一种总体性的强制。这也正是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中同样表现出的问题。总体性的方法，尽管其或许立足于主体性的维度之上，但正是因为这种方法对于一切特殊性和个别性的忽视，反而会带来物化的后果。阿多诺曾这样表述：“带着挑衅来讲，总体性是一种作为物自身的社会，因此对物化负有全部责任。”[16]

如果说前两条批判，还是我们所熟悉的话，那么接下来的一条批判，则是我们既往对阿多诺思想研究中很少关注到的一点。这一点仍然和交换原则这一经济学客观原理有关。阿多诺在第四条这样写道：“批判理论并非本体论，并非实证的唯物主义。在其概念上，对物质需要的满足是一个自由社会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实现了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作为对依赖于盲目物质利益的唯物主义的废除。超越某种交换原则意味着同时实现它：任何人都不允许得到的比平均社会劳动的等价物还要少。”[17]阿多诺的这条说明，从两方面说明了批判理论和唯物主义的关系。一方面，批判理论并非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实证唯物主义，也就是说并非一种排除了一切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唯物主义；另一方面，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同样也不能仅仅依靠满足物质需要，恰恰相反，要超越的正是这种被马克思称作为“物的依赖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这种“物的依赖性”，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指出的，正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社会形式。然而，这里的关键在于，这种超越并非简单的否定，而是在否定之中同时带着肯定，是一种辩证的态度。这里我们同样可以联想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都曾论述过商品交换原则与平等和自由的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18]如果在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完全否定掉商品交换的原则和市场的基础作用，那么就会退回到前资本主义的“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之上，也就是那种以宗法关系为主导的等级社会之上。在《否定的辩证法》中阿多诺曾更为清楚地论述这一观点：“如果人们抽象地否定了这一原则，如果人们为了不可还原的质的更高的荣誉而断定对等不再是理想的原则，那就是为倒退回古代的不公平寻找借口。自古以来，交换原则的主要特点是，不相等的东西以等价的名义被交换，剩余劳动被无偿占有。假如可比较性作为一个尺度范畴被简单地取消，那么内在于交换原则的理性——当然是作为意识形态，但也是作为前提——将会让位于直接占有，让位于暴力，在今天就是让位于垄断集团赤裸裸的特权。”[19]在对批判理论的这一条阐述中，我们看到了阿多诺对于社会历史深刻的辩证思考，而这种思考同样与马克思有着深层的关联。

03 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

霍克海默早在《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和《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就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进行了批判。在1969年出版的《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争论》中，批判理论和实证主义之间在方法论上的冲突更为清晰地表现出来。在这一文集的导言和《社会学与经验研究》的文章中，阿多诺系统地分析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缺陷及自身的矛盾。

在《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的第五条和第六条，阿多诺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批判更为凝练地表述出来。首先，“对于批判理论来说，科学是社会生产力的一种，并与生产关系交织在一起。科学自身被那种物化（Verdinglichung）所战胜，而这种物化正是批判理论所针对的。科学不能作为批判理论的尺度，批判理论并不是像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宣称的那样是科学。”[20]这里我们同样看到了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契合之处，即在对待科学这个问题上，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将其视作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正因此，科学绝非永恒的、绝对的、自然的和纯粹客观的。将科学永恒化、绝对化，所带来的的结果恰恰就是阿多诺在这里指认的“物化”，也就会成为丧失了主体维度和社会维度的外在强暴力量。阿多诺所批判的科学主义，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然科学获得了独立性和主导力量之后的方法论立场，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恰恰是以自然科学为榜样的；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宣称的“科学”，仍是经典意义上包含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作为“大全”和体系的科学，批判理论也并非这种科学，这一点与阿多诺在第三条中对于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相呼应。

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是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共同进行的，因此在第六条中，阿多诺写道：“六、这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中——在其没有被软化的情况下——必须自我批判地反思。它是与实证主义不可调和的。实证主义是理性的一种受限制的结构。它的非理性是内在决定的。批判理论是受到一种变化了的理性概念驱使的。”[21]在这里，阿多诺阐述了批判理论和实证主义所分享的不同方法论：批判理论之中把握的理性，是一种具有自我批判能力的，“变化了的”理性概念，这一理性，毋宁说就是辩证的方法；而在实证主义那里，理性则是一种受限的、片面的理性，因而是一种非理性——或者说，就是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所坚持批判的“工具理性”。对实证主义的理性方法的批判，在《启蒙辩证法》之中就已经完成了，正是在那里，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揭示了以交换原则为基础的计算理性、工具理性必然走向自我否定的命运，也揭示了这样一种片面的理性恰恰是一种非理性：康德和萨德的对话，生动地展现出这种对立。实证主义之所以是理性的一种“受限制的结构”，正因为它将社会视作一个绝对客观的、无矛盾的对象。在阿多诺看来，社会本身就是主体性建构所表现出的客观现象，正因此，主体性的因素是无法被排除掉的，“社会的对抗性”因而才是“核心的东西”。[22]这也正是阿多诺在《要点说明》第一条就明确阐明的。对于阿多诺来说，用客体的社会来取代主体的社会，恰恰是社会学的物化特征的根源。[23]

04 对内在批判与理论-实践关系的强调

通过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批判，在阿多诺这份提纲的最后两条，他继续探讨了批判理论的方法论问题，这就是辩证法与实践的方法。

在第七条中阿多诺写道：“七、与作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相反，批判理论认为辩证法要比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重要得多。辩证法首先尤其适用于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不能居高临下地打发掉上层建筑。作为有社会必然性的幻象，意识形态的概念也包含了一种正确的意识。并非所有的精神都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将内在批判也称为精神。”[24]对辩证法的方法的强调，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条核心线索。不论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体系的批判，还是对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这种资产阶级方法的批判，背后作为支撑的，都是辩证法。在这里，阿多诺更为清楚地指出了这种辩证法的有效范围，他指出辩证法的运用首先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是一种客观经济学之上的“心理学剩余”，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并不能将意识形态简单地打发掉，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现实生发出的结果，其中必然了正确的意识。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谈及的文字游戏：意识（Bewußtsein）正是被意识到的存在（Sein）。辩证法恰恰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在批判之中去伪存真，也正是在批判之中，达到对起源的回忆。

批判理论同时也应是实践的，这是阿多诺在《要点说明》最后一条所做的阐述。“八、批判理论以对一个人类享有尊严的社会的兴趣所驱使，因而是实践的。但是它不能作为一个有待验证的实践来度量；真理、理性的客观性对于批判理论来说是有义务的。它并不假定理论与实践的一个统一体，这在当今的社会中是不可能的。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并没有过渡性。”[25]批判理论是实践的，但是阿多诺同时指出，它不是作为一种可以度量的、与理论严格对应的实践。批判理论当然诉求真理和理性的客观性，但是批判理论所理解的实践并非将科学与真理严格付诸于现实，这本身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不可能，首先因为在阿多诺的理解中，批判理论本身建立在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性把握之上，是以追求人类的尊严及社会的合理状态为目的的，因此它本身就已经是实践的，而无需再借助于直接的、经验的具体实践。将理论付诸于实践这样的主张，因此也就并不成立。其次，除了逻辑上的不成立外，如果一定要将批判理论付诸于具体实践之上，就将带来“伪实践”和行动主义，这些正是另一种“同一性强制”的表现。这一点，写作《要点说明》时的阿多诺，在经历了和自己的革命学生的对峙之后，或许会有切身的体会。阿多诺面对革命学生对批判理论不从理论引出实践结果所表现的“顺从”的指控，坚持理论必须独立于实践之外，解放的可能仅仅存在于没有被预先设定结果的思想之中。[26]阿多诺对待理论与实践的态度，可以总结为，理论因为一定要关切人类社会，因此必然是实践的，但与此同时要和实践保持距离，理论不能成为实践的仆从，而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阿多诺的观点看似与大多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强调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背道而驰，然而纵观20世纪60-70年代的形势，阿多诺对于理论的纯粹性和真理性的捍卫是极为深刻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不能简单从表现形式上将阿多诺的这种态度视作一种保守和退步，实质上阿多诺依然强调对现存世界的批判，只不过，“阿多诺的时代的最大现实就是，理论向实践过渡，改变世界的实践失败了，哲学要改变世界的誓言被打破；在这个过程中，独立的、批判的理论却受到了压制。”[27]也就是说，当时代的精神过度裹挟在盲目的实践之中时，内在性的批判，独立的理论思考恰恰是具有革命性的。

三、批判理论范式的厘定及其思想史效应

阿多诺对批判理论所做的这份要点说明，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史上，绝无仅有地对批判理论进行了全面而具体的定义。可以说，在这八条简短的说明之中，很多判断是我们并不陌生的。但还原到思想史的语境中，我们就应看到，阿多诺所做的这份说明是非常独特的，因为它试图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特殊背景下，对批判理论的范式做出界定。

正如魏格豪斯所指出的，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回归德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很大程度上刻意掩饰了社会研究所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所进行的批判理论研究，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批判理论传统在20世纪50-60年代之间的中断。[28] 直到1969年之后，在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和罗尔夫·提德曼等人的主持下，才系统地重新发表了《社会研究杂志》等一系列社会研究所20世纪30年代的研究成果。这一传统的中断，造成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一些人对是否存在批判理论范式的质疑。哈贝马斯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哈贝马斯进入到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之后，就发现“霍克海默非常害怕我们会打开研究所地下室里那只装有全套杂志的箱子”[29]，他也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有什么堪称体系的批判理论” [30]。后来，在1984年对批判理论进行回顾时所作的《法兰克福学派影响史三论》（Drei Thesen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中，哈贝马斯甚至质疑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作为“学派”的合法性，认为这一研究传统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同一性”（fiktive Einheit）[31]。批判理论是否存在一个确定的范式？这一问题因此深刻影响了阿多诺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走向。[32] 哈贝马斯否定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体系性的东西，从而走向了交往行为理论范式的建构。然而，阿多诺的这份未能在当时公开发表的说明，清楚无误地向我们厘定批判理论的范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范式正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继承之上，特别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原则和辩证法方法之上。这也就揭示了批判理论范式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关联。

批判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理论框架之上。批判理论与这一理论框架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保持了一致，在经济学的客观现实，和“心理学的剩余”所涵盖的意识形态领域之间，批判理论坚持了前者的第一性；其次，批判理论坚持辩证法的方法论，一方面反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化和教条化，另一方面，又对片面强调客观真理性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保持了批判的立场。在这里，阿多诺用以连接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正是政治经济学的交换原则、商品原则等概念。这一点不仅表现在阿多诺这里，甚至自波洛克对马克思的货币理论研究开始，就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在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把握上的基本特征。这也是霍克海默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指出了以商品范畴出发所建构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于把握当代社会形式的重要性。阿多诺后来所强调“价值理论是批判理论最宝贵的财富” [34] ，正是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内核的精确概括。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对交换原则、商品原则，或者说价值形式分析的侧重，正是在阿多诺的学生一代之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和展开。

正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这样一个思想史现象，即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之中，涌现出了一批以研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主的学者。这批的主要理论工作，就是探究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系问题，而这一关系的纽带，正是阿多诺所常常强调的“交换抽象”概念。从交换抽象概念走向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形式研究。这其中，典型的代表就是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和海尔穆特·莱希尔特和汉斯-于尔根·克拉尔等人，这三人都是阿多诺的学生。巴克豪斯和莱希尔特在20世纪60年代跟随阿多诺学习社会理论的课程时，便敏锐注意到了阿多诺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范畴批判的强调，并在随后对于《资本论》的阅读中，提出了重建马克思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任务，从而形成了“新马克思阅读”的理论运动。[35]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资本论》价值形式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还直接推动了联邦德国的国家衍生问题论争，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史效应。这批学者，正是沿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在阿多诺和霍克海默那里都着重强调的主题，来继续发展批判理论的。在这种发展中，他们也继承了阿多诺所强调的批判理论的方法。例如对实证主义学院经济学的批判，巴克豪斯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的辩证法的解释，恰恰就是要回应学院经济学之中边际效用理论拒斥价值问题时所采取的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巴克豪斯揭示出，价值并非“形而上学的剩余”，而恰恰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必然结果。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批后继者对于批判理论范式的坚持和发展，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之一，格尔哈特·施威蓬豪伊泽在他2012年为《马克思主义历史批判大辞典》写作的“批判理论”词条中，才会做出这样的界定： 

“社会的批判理论是解放的社会哲学，它试图分析和批判十九世纪中叶至今的市民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实践的形式，以及理性的和理性的类型，这些共同汇聚成了一个思想运动。它们的共同点是从对价值形式分析中推导出来的，作为商品生产社会基础的马克思的价值规律理论。这一理论同时也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也就是指出这种科学对于价值形式的解释及其社会和意识形态后果的能力和局限。”[36]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阿多诺在《关于批判理论的要点说明》中对批判理论范式的厘定，特别是对批判理论范式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思考，实际上已经为此后批判理论的发展标明了一个方向。

原文刊载于《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

参考文献

[1]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

[2]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176页。

[3]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09页。

[4][德]霍克海默：《批判理论》，李小兵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30页。

[5]曹卫东编：《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210页。

[6] [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817页。

[7]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0.2, Frankfurt a.M.: Surkamp 2003, S. 796.

[8]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20.1, Frankfurt a.M.: Surkamp 2003, S. 398. 中译文参谢永康译稿。

[9]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Benjamin Archiv.

[10]Theodor W. Adorno, Einführung in die Dialektik,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5. S.9.

[11]Alfred Sohn-Rethel, Warenform und Denkform mit zwei Anhänge, Suhrkamp, Frankfurt a.M. 1978, S. 

135ff. 中译参[德]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谢永康、侯振武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6页。引文黑体部分由笔者添加。

[12]Theodor W. Adorno, Max Horkheimer, 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 Philosophische Fragmente. Fischer, 

Frankfurt a.M. 2000,S.286.

[13]Marx Horkheimer: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Folge.4, 1935, 

Nachdruck: München1980, S.351.

[14]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Benjamin Archiv.

[15]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Benjamin Archiv.

[16]Theodor Adorno, „Einleitung“ in Der Positivis-musstreit in der deutschen Soziologie, Darmstadt und Neuwied: Hermann Luchterhand Verlag, 1969. S.19

[17]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Benjamin Archiv.

[18]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Benjamin Archiv.

[19][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张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3-144页。

[20]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Benjamin Archiv.

[21]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Benjamin Archiv.

[22]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8, Frankfurt a.M.: Surkamp 2003, S. 206.

[23]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8, Frankfurt a.M.: Surkamp 2003, S. 316.

[24]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Benjamin Archiv.

[25]Theodor Adorno, Zur Spezifikation der kritischen Theorie, Berlin, Benjamin Archiv.

[26]Theodor W. Adorno,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10.2, Frankfurt a.M.: Surkamp 2003, S. 795-796.

[27]谢永康：《何处为象牙塔？——阿多诺与批判理论的政治悖论》，《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

[28][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下），孟登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593-594页。

[29][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下），孟登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16页。

[30][德]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下），孟登迎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16页。

[31]Jürgen Habermas: Drei Thesen zur Wirkungsgeschichte der Frankfurter Schule, in: Hrsg. von A. Honneth, Die Frankfurter Schule und die Folgen, Berlin1986. S. 8.

[32]关于这一问题可参拙文：《批判与建构的冲突——论阿多诺之后的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格局》，《江海学刊》2018年第4期。

[33]Marx Horkheimer: Zum Problem der Wahrheit,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 Folge.4, 1935, 

Nachdruck:München1980, S.351.

[34]1968年，在阿多诺就巴克豪斯的毕业论文和恩内斯特·西奥多·摩尔（1928-）的谈话中，指出“价值理论是批判理论最宝贵的财富。”，参：Hans-Georg Backhaus: On Dialectics of the Value-Form,Footnotes to Translators’Introduction, in: Thesis Eleven，1980(1)，p．96．

[35]参拙文：《德国“新马克思阅读”的兴起、基本理论及其成就》，《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8年第5期。

[36]Gerhard Schweppenhäuser: Kritische Theorie, in: Historisch-kritisches Wörterbuch des Marxismus（HKWM），Bd. 8/I, 2012, S.197-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