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知名的左翼知识分子，佩里·安德森始终以批判视角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前瞻性理论思考。进入21世纪后，在新自由主义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安德森重返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现场，清晰阐明了他对新自由主义危机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现状与前途的洞见。在安德森看来，欧盟目前取得的成功不是价值观的胜利，而且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中最薄弱的一环，但并不会很快走向终结。针对当前美国的霸权地位，安德森现实地、历史地回答了美国霸权的本质、历史与未来走向，强调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必将导致美国霸权的衰落，通过把握21世纪以来安德森关于欧盟和美国的政治思考，为我们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借鉴。

关键词

佩里·安德森；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政治思想

作者简介

张亮，南京大学哲学系暨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于《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佩里·安德森是世界左翼思想界的常青树，自1960年代初以来，始终活跃于欧美左翼思想舞台上，审时度势、择机而作，周期性地推出新的前瞻性理论思考，引发广泛关注、热烈讨论，引领、推动左翼思想的当代发展。进入２１世纪后，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安德森从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批判转向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思考，聚焦欧盟和美国，出版《新的旧世界》（2011）、《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2017）、《原霸：霸权的演变》（2017）、《更紧密的联盟？西方世界中的欧洲》（2019）等著作，并发表相当数量的演讲和访谈，阐明了他对新自由主义危机时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国家联盟的现状与前途的洞见，直言欧美国家的扩张主义正在颠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大国协调机制，终将反噬美国的霸权。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和乌克兰爆发冲突，充分印证了安德森深刻洞察的预见力！对于安德森来说，上一次聚焦国家问题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了。那时，他同时推出《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两部力作，以历史社会学的方式系统阐释前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国家的演变过程[1]。时隔40多年后，安德森为什么会再次关注国家问题？关于欧盟和美国，他又提供了哪些真知灼见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以勾勒出安德森晚近政治思想的基本面貌。

一、循着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重返资本主义国家现场

  安德森是一位渴望理论与实践统一，激进地批判、现实地改造资本主义的介入型左派知识分子，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勃兴和全球扩张，迫使他从实践退回理论。1974年，当时相信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安德森曾尖锐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像马克思那样从理论走向实践，而是逆流而返，从实践回到理论，更有甚者，“越来越不把经济或政治结构作为其理论上关注的中心问题，它的整个重心从根本上转向了哲学”[2]。但形势比人强，1981年，在新左派运动即将全面退潮之际，面对新自由主义的强势进击，安德森同样被迫选择退回理论、退回书斋，远走美国加州，转型成为一名以思想史研究见长的大学教授。1991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新自由主义狂热地宣称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3]。虽然安德森也撰写宏文，从思想史的角度驳斥了“历史终结论”的浅薄[4]，但终究无法扭转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狂野蔓延，只能继续以思想文化批判的方式维持自己不妥协的左派立场。2000年，以重新执掌《新左派评论》为标志，安德森完成自我“更新”，摆脱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控制，实现向左回归，决意以“不妥协的现实主义”立场直面依旧处于强势状态的新自由主义，从现实出发重新思考制定批判资本主义、构想社会主义替代选择的战略和策略[5]。此后，安德森从对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文化批判转向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回到暌违已久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场，留下其充满历史智慧的国家理论思考。那么，安德森的这一重返是何以发生的呢？首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新自由主义盛极而衰，曾经长期受这一神话的意识形态霸权控制的左派思想由此得以逐步复兴，开始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独霸全球，新自由主义及其“历史终结论”神话俨然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真理甚至现实，迫使西方左派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以它们的存在为前提批判资本主义，构想非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例如，在1994年的《西方左派图绘》一书的导言中，安德森就提出，支撑欧洲社会民主党取得长期战后政治胜利的社会结构体制已经发生改变，社会民主党只有适应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改变，进行某种程度的自由主义政策调整，才有可能构想新的政治胜利[6]。1997年，英国工党高举“新工党”旗帜重新上台执政，欧洲左派政党纷纷跟进，由红转粉。这一趋势在客观上强化了新自由主义对欧美左派的意识形态霸权控制，安德森控制下的《新左派评论》更是被批评在自觉不自觉中与新自由主义调情[7]。正所谓物极必反，新自由主义的极盛之时也是其走向衰落的起点：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席卷亚洲多数新兴经济体并波及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市场，这促使人们开始理性思考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灾难性后果及新自由主义的限度；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重创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击碎新自由主义的“无敌”假象，让人们重新认识到，新自由主义只是改变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发生周期和表现形式，没有也不可能克服其内在危机本身！[8]1998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发表长文《全球动荡的经济学》，揭示了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2006年将该文扩展成专著出版时，他更是准确预言了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9]。这一政治经济学上的重要成果极大鼓舞了欧美左派的理论信心，使之走出“历史终结论”神话的意识形态霸权控制，重新树立对“两个必然”的信心，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替代选择问题，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批判也由此变成一种现实需要。

  其次，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欧盟为代表的超国家集团以及美帝国的发展显著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促使左派理论界开始重新思考国家问题。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会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功能的变化，有的时候是形式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新自由主义大力推进经济全球化，导致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的全球重组。这种发生在经济层面的变化最终传导到上层建筑层面，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了令人关注的显著变化。一是具有超国家政治实体性质的区域一体化组织欧洲联盟的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国家开始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后于1965年签订《布鲁塞尔条约》，成立欧洲共同体。欧洲共同体内部原本存在明确限制超国家权力的倾向，但在新自由主义强势崛起后，这一倾向被抵消，欧洲一体化进程开始向政治层面加速推进。最终，1991年欧洲共同体首脑会议通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洲联盟诞生。欧洲联盟肯定不是一个国家，但在其发展过程中越来越像一个联邦制国家：成员国让渡了部分主权，出现传统民族国家的空心化、去国家化；欧洲联盟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制度，要求民族国家执行。民族国家是否正在死亡？欧洲联盟的前途命运将如何？令人深思。二是美帝国的事实性存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以一个诸侯（国家）的身份具有了号令天下（世界）的能力。就此而言，美国已经不再是传统的民族国家，而是所谓的帝国。美帝国是如何形成的？其前途命运将如何？左派和右派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重大变化让传统国家理论失去了相当大的解释力，推动左派理论界重新思考国家，建构新的国家理论[10]。

  最后，20世纪21世纪之交，西方左派理论界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的国家理论新成果，为安德森重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场提供了厚实的理论铺垫。面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新变化新特征及其给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局势带来的重大影响，西方左派理论界纷纷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批判方法，重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功能，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当代西方的复兴。在2000年出版的《帝国》中，哈特和奈格里提出，冷战后的美国正在发展成为“帝国”：“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无疆界的统治机器。”[11]作为新自由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帝国虽然无比强大，但内在生产出了反抗自己的力量，“反抗和颠覆帝国的斗争以及建立一个真正替代物的斗争，将因此在帝国自身的区域发生。确实，这种新的斗争已经开始出现”[12]。大卫·哈维和艾伦·伍德不同意哈特和奈格里关于美国已经是后帝国主义的论断，认为美国依旧是帝国主义的民族国家，只不过是一种不同于旧式帝国主义的新帝国主义，是以资本为主导力量的“资本帝国主义”[13]，民族国家仍是当下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场所。在2002年以来的系列著作中，鲍勃·雅索普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尽管存在形态出现多元分化并且差异性显著增强，但资本主义国家本身依旧存在，并且不断地被重新想象、重新设计，以回应时代的挑战，因此需要从国家理论走向国家现实，对社会关系的结构化进行经验研究，以建构出符合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实的国家批判理论[14]。上述同时代左派理论家的探索无疑让安德森意识到，是到了重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场的时候了！

二、安德森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观察的四个特征

  很显然，重返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现场的安德森并无意构建一套系统完整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理论，主要是在敏锐地观察、睿智地评论。观察属于经验活动，但同样“渗透着理论”[15]。较之于20世纪70年代对西欧古代国家演化过程的历史社会学建构，安德森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观察的对象改变了，但其观察活动本身的思想风格并没有改变，展现出清晰可辨的四个特征。

  第一是对时代问题主要矛盾的自觉探求。20世纪60年代初，年轻的安德森以《新左派评论》杂志主编的身份走上当代世界左派思想舞台，以一系列成功的编辑主题策划吸引了国际左派知识界的关注和参与，使创刊时间并不长的《新左派理论》产生日益巨大的影响，一举超越许多老牌左派理论刊物成为西方左派理论界的旗舰刊物。安德森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始终关注时代潮流的变换，努力洞察纷繁现象背后的本质，把握时代问题的主要矛盾，从而振臂一呼、应者云集。20世纪60、70年代，他为什么大力推动对源于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是因为他意识到英国能否通向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阵营能否恢复或建构一种革命文化，而这种革命文化很大程度上需要从英国之外引入。20世纪80、90年代，他为什么会关注西欧左派政党的中间化转向、“第三条道路”？是因为他意识到，在新自由主义势力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当代世界，左派只有超越原有的左派立场进行与时俱进的变革，才有可能复兴。不过，到了新旧世纪之交，安德森最终确认新自由主义是左派真正的敌人，只有超越新自由主义，左派才能赢得未来[16]。那么，应当怎样分析、批判、超越新自由主义呢？在同时代的左派思想家纷纷发力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批判时，安德森选择从意识形态批判走向政治批判，将目光转向新自由主义全球扩张的两个最强推手———欧盟和美国，力图寻找到打破新自由主义霸权的可能途径。

  第二是宏大的历史社会学视野。1961年以后，英国原本相当光明的社会主义前途变得暗淡下来。工党及工人阶级为什么未能再接再厉将英国推向社会主义？经过深入思考，安德森在1964年发表《当前危机的起源》一文，认为当前英国社会主义危机的根源其实在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不彻底性[17]。随后，安德森不断强化、系统化自己的立场，最终在1974年出版的《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将这种立场发扬光大，从而开启了历史社会学的第三阶段[18]。安德森的历史社会学立场，简单地说，就是在社会总体中理解局部、在历史连续性中理解当下：“历史社会学的出发点是当前现实的理念，我们应该将它理解为既是障碍又是机会。而且，历史理解的寻求本身就是总体性的———事实上，这包含双重含义：首先，社会被理解为总体，其次，复杂的社会过去被历史地视为由始至终横跨数世纪的轨迹。”[19]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中，安德森再一次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宏大的历史社会学视野：在启蒙运动以来的欧洲历史进程中解析欧洲一体化的理念与实践；在欧盟整体中把握个别欧盟核心大国的当前危机及其未来；以19世纪维也纳体系的形成与解体为背景透视美国霸权的现代形成及其危机。

  第三是“自上向下”的政治精英主义视角。安德森之前的历史社会学，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崇尚“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存在有意识远离、忽视传统政治史的倾向。对此，安德森进行了极有价值的理论回调，指出“十分有必要重提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最终是在社会的政治层面———而不是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得到解决。换言之，只要阶级存在，国家的形成和瓦解是生产关系重大变迁的标志。因此，‘自上向下看的历史’———阶级统治的复杂机制的历史，其重要性不亚于‘自下向上看的历史’：实际上，没有前提，后者最终只是片面的历史（即使是较重要的一面）”[20]。对安德森而言，“自上向下看的历史”是分层次的：当对象是整体历史过程时，就意味着从国家、政治层面出发向下观察；当对象是政治国家时，则意味着从政治精英出发向下观察。作为一位著名的左派政治评论家，安德森显然无法进入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客圈子，也无法根据后者的政治思想和行动观察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只能退而求其次，从一些对资产阶级政治行动具有可能影响的政治思想精英出发来观察资产阶级国家，除了像哈贝马斯、弗朗西斯·福山这样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政治理论家之外，“遍布于官僚体系、学院，以及基金会、智库和媒体之中”的智囊、政策专家[21]，也是安德森进行国家观察的切入点。

  第四是层次清晰的类型学叙事方法。作为社会历史学家，安德森主张在传统的历史技艺与现代的理论方法、实证的经验研究与一般的理论建构、单个事件机制的揭示与整个结构运动规律的凝练之间达成某种和解或再平衡。这种主张落实为具体的做法，就是在处理类似欧洲封建主义形成的结构和演变、欧洲绝对主义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等宏观复杂研究课题时，安德森善于进行结构主义的类型学概括，提供“基本的图解”[22]。类型学方法的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其优越性更是显而易见的：复杂的宏观历史因此得到一种清晰的总体把握，为进一步的批评、争论、研究提供了一种明确的起点及平台。在此次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观察评论中，除了既有的地区类型学之外，安德森还发展出一种新的类型学叙事方法，在国内、国家间、跨国三个不同层次上分析、阐释国际关系中霸权的复杂运行模式[23]。

三、欧盟：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薄弱环节

  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及其未来，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洲左派的看法并不统一，支持者有之，怀疑者有之，同情者亦有之。安德森属于同情者。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大讨论中，他认为欧洲一体化计划虽然是“一项资产阶级的事业，但却是一个进步的计划，左派反对它是不对的”[24]，因为“欧洲之父”让·莫内的核心构想是“建立中立的欧洲集团”，“塑造现代的和团结一致的”“能够长期与美国保持独立伙伴关系”的欧洲[25]。20世纪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两德统一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极大推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欧盟横空出世并经历了一轮向东的强势扩张，欧洲思想界对欧盟的态度随之发生急剧转变，人们欢呼欧盟的胜利是价值观的胜利，欧洲是国际道德的典范，21世纪因此将是新欧洲的世纪，欧洲的生活样式将席卷全球！哈贝马斯更是一举从欧洲一体化的怀疑论者变成了欧盟哲学的热情鼓吹者[26]，甚至做出“超越美国、欧洲回归”的盲目乐观预言。在安德森看来，这是一种“明显不着边际的自我陶醉”，“在这种自我陶醉中，水中的倒影把这颗星球的未来变成观看者的形象”[27]。

  欧盟目前取得的成功是价值观的胜利吗？安德森的答案是否定的。他高度赞赏英国学者阿兰·米尔沃德的观点，认为欧洲一体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民族国家进行经济自我拯救的内在需要，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体化”和“相互依存”两种国际关系框架的自主选择。首先，影响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是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状况。从1958年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到1965年的欧洲共同体，欧洲一体化实现了从经济向政治的实质性扩展。这一进程的最初动机源于初始成员国发现通过共享某些主权元素，能更快速恢复经济，获取更多经济效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发展为欧洲从传统民族国家走向超国家组织提供了根本动力。安德森认可米尔沃德的判断，“欧洲经济共同体本质上源自各个民族国家的独立考量，各国均认为国内财富将通过关税同盟得以增加”[28]。1959年至1969年间，欧共体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约为5.5%，高于美国的4.3%，这自然让各成员国备受鼓舞，决意继续强化欧洲联合的范围和程度。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一体化进程则基本上变成了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动力机制的工具，私有化成为加入欧盟的前提条件，任何超过3%的预算赤字都被认为是非法的[29]。其次，欧洲一体化得以发展的政治动因是成员国间维持势力均衡、力图维护欧洲国际地位的愿景。安德森指出，尽管各国政治目的并不一致，法国希望拖住德国，德国则希望重返欧洲大国行列，但他们的首要目标都是避免战争，确保经济秩序稳定。即便欧洲国家的联合会对美国经济构成威胁，位居幕后的美国也积极促成欧洲新秩序的建立，因为“美国的基本目标是要建造一座抵御苏联的强有力的西欧堡垒，以作为获得最终冷战胜利的手段”[30]。不仅在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军事之需绝对凌驾于商业考量之上”[31]，即便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仍然优先考虑其政治军事需要，持续通过实力不断增强的欧盟来加强对俄罗斯的挤压，不仅将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边境，还出手搅乱俄罗斯的高加索地区，在乌克兰扶持亲美政府，支持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再次，欧盟的东扩看起来是东欧国家的自主选择，其实质不过是欧盟这个“次级帝国”在美国支持下的势力范围扩张。“当代欧洲人心目中的欧盟这个次级帝国不过是英国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明显翻版：与美国有着特殊关系，美国这个年轻的伙伴作为合作人和顾问发挥着令人尊敬的作用，英国在自己的领域之内采取主动的姿态，而在其他领域之外则追随地位较高的美国。”[32]说到底，欧盟作为次级帝国就是美国的小跟班，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事态发展再次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欧盟有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自主发展的雄心壮志和可能性吗？安德森认为现状不容乐观，但未来并非毫无可能，因为“长时间的经济衰退也许会到一定时候再次点燃政治对抗和思想分化的发动机，它们曾经是推动欧陆前进的驱动力”[33]。

  21世纪会是新欧洲的世纪吗？安德森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在安德森看来，欧盟不过是一座建立在“政治流沙”上的宫殿，单一货币、德国的作用和成员国的增加是欧盟面临的三个重要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有其基本的不确定性，很容易转向自己的反面，导致特别的不确定性[34]。也就是说，欧盟自身危机都难以避免，又怎么可能成为21世纪的领导者呢？欧盟的发展从根本上讲缺乏坚实的民众基础，当经济运行情况好时，民众或愿听从欧盟的政策安排，一旦经济不景气，而欧盟又不能提供实质性的经济利益，重回民族国家、脱离欧盟就会成为民众的选择。2015年，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威胁退出欧盟，结果有惊无险，不料2016年英国的脱欧公投出人意料地通过了，这充分证明了欧盟的危机。在此之前，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中的薄弱环节是拉美，如今“人们在欧洲见证了一个反向运动”，“在那里———在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英国，爆发了最大规模的民众反抗；在那里，政府经历了最剧烈的失序。突然之间，欧洲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中最薄弱的一环”[35]。

  欧盟会很快走向终结吗？安德森的答案还是否定的。尽管不看好欧盟的未来，深知欧洲民众对欧盟的不满正日益积累，但安德森并不认为欧盟会很快走向终结。一方面，这是因为安德森看到今日之欧盟和新自由主义模式是深度绑定在一起的，尽管新自由主义的扩张已是强弩之末，但尚未进入崩溃阶段。“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36]另一方面，这是因为安德森看到欧洲民众事实上对新自由主义形成了某种路径依赖，并没有意识到反抗新自由主义暴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只要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不发生变革，欧盟这个上层建筑也就会继续存在下去。那么，欧盟究竟还能走多远呢？安德森作为历史学家预见了一种可能性，即欧盟这个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最薄弱环节，或许会因为某种外力的冲击而走向崩溃，这种外力有可能来自中国，也有可能来自印度和巴西[37]。

四、美国霸权的由来及其未来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一段时间内甚至被奉为世界的灯塔，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支配性、引领性力量。怎么理解美国的这种国际地位呢？现实主义理论家认为，美国始终追求“从实力地位出发”，当美国在实力地位方面拥有大幅优势时，就自然获得了这种支配性地位。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这不过表明美国作为民主大国组成的集团的领导者，理所当然地成为世界持久和平的受委托人。而左派理论家则提出“帝国”“新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概念，力图解释美国霸权的由来，其隐含的价值判断是认为美国霸权具有某种非正义性。作为左派，安德森自然不会承认美国霸权的正义性；但作为历史学家，他也不会认为美国霸权因此就是非正义的。“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38]美国霸权能够存在，必然有其现实基础，在其现实基础发生改变之前，对美国霸权的任何价值观批判都不能实质性地撼动它。作为左派历史社会学家，安德森希望能够现实地、历史地解答三个问题：美国的霸权是什么？美国的霸权是如何形成的？美国的霸权未来何在？

  2016年，安德森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原霸：霸权的演变》，对“霸权”这个概念在西方政治史上的丰富而复杂的含义进行了梳理。安德森为什么要写这本小册子呢？在我看来，既有正本清源的目的，更有“将功折罪”的意思。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在安德森等英国新左派的大力推动下，葛兰西及其《狱中札记》被引入英语世界，深刻影响了当代左派政治思想的发展走向。在此过程中，霸权、阵地战、有机知识分子等葛兰西的特有概念成为热词，并获得了符合安德森等“始作俑者”理解方式的当代基本含义。具体到霸权，其含义“既包括统治者获得被统治者的同意，也包括通过强制手段来进行统治”[39]。让安德森绝对没有预料到的是，原本很小众、很边缘化的霸权概念后来会发展成为一个许多学科都会使用的核心概念，而且越到今天与美国的联系越经常、越密切。于是问题就出现了：难道美国的支配性、引领性地位仅仅源于强制吗？这让安德森意识到，必须进行必要的纠偏：“‘霸权’这一概念也有超出其当下意义的复杂历史；如果想把握这一概念对于当下形势的重要性的话，我们就必须探究这些历史意义。”[40]根据安德森的溯源，霸权的基本含义是强制，但在不同层次上使用时含义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在国内政治中，霸权通常意味着强制和同意的平衡；在国家间，霸权更多意味着强制而非同意；在跨国的国际交往上，霸权似乎更多意味着同意、说服。安德森同时指出，随着资本全球化的推进，霸权不同层次、不同平面的意义越来越紧密相连[41]。从安德森提供的这个框架出发，我们再看美国霸权就会发现：冷战期间，美国的霸权，在国内表现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强制和欺骗（同意），在与苏联等非西方、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关系中表现为武力和政治强制，在美国主导建立的西方中心的国际体系中则表现为价值观认同和说服；冷战结束后，美国政治精英力图摆脱霸权这一不受欢迎的概念，用“软实力”与“硬实力”的统一体、“领导者”来重新描述美国，自欺欺人地把美国塑造为一个负责任的硬汉，“领导一个亟需领导的世界”[42]，但美国在三个层次上的霸权本质都没有因此发生丝毫改变。

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

  那么，美国的霸权是如何形成的呢？安德森认为，美国霸权得以形成的历史前提是维也纳体系的解体。19世纪，俄国、奥地利、普鲁士、英国和法国形成“五强共治”，建构了基于大国协调机制的维也纳体系。其中，拥有海上优势的英国和拥有陆地优势的俄国共同分享霸权，其基本诉求是避免欧洲再次出现法国大革命，力求维持势力均衡，从而给欧洲带来了近百年的相对稳定。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维也纳体系解体了，世界政治格局发生剧变，先是群雄并起，接着是两强争霸，最终是美国一支独大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将世界历史带进21世纪。历史地看，美国霸权的长期基础在于具有优势地位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金融贸易和债务）以及文化力量（流行文化），对他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强制是冷战时期美国霸权得以维系的主要手段，但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国家，其手段的选择会有所不同。冷战结束后，大获全胜的美国领导构建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此时，美国更多的是依靠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示范、说服、引导来维持自己的霸权，并不断塑造并强化美国是领导者而非霸权的假象。

  进入21世纪后，美国主导建立了Ｇ7、Ｇ20等新体制，并且都遵循大国一致原则进行运作，这似乎是21世纪的维也纳体系。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会成为美国霸权得以长期维持的工具吗？安德森的基本结论是否定的[43]。首先，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的经济优势地位就开始走下神坛，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就开始进入衰退通道（2023年３月10日美国硅谷银行破产是其最新的证明），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不断被侵蚀、削弱，其长期维持根本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进入21世纪后，美国的强制能力和说服能力都在下降，霸权的维持日益显得力不从心（2021年８月美军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溃退是其生动写照）。再次，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包容性不足，无法真正建立稳定的大国共治（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对其是一个沉重打击），同时它在世界许多地方都遭遇民粹主义的反抗。最后，或许会是最重要的，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21世纪的大国协调机制内部出现了新的变量，这种新变化最终会导致什么结果尚有待观察，但削弱而不是强化美国的霸权是毋庸置疑的（2023年３月６—10日沙特和伊朗在中国成功举行和平对话是一个清晰信号）。总之，安德森确信，美国霸权的衰落已成必然，随着美国霸权的终结，新自由主义也将迎来自己的终结，但社会主义的未来仍不确定。

【注释】

[1]张亮：《20世纪7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多元发展》，《天津社会科学》2016年第4期。

[2]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3]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4]佩里·安德森：《交锋地带》，郭剑英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417—437页。

[5]张亮：《〈新左派评论〉的更新与新左派的再兴》，《江西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6]佩里·安德森、帕屈克·卡米勒主编：《西方左派图绘》，张亮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27页。

[7]Duncan Thompson，“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A History of New Left Review”，Monmouth：Merlin Press，2007，pp.151—157.

[8]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正在走向终结的新自由主义》，陈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魏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

[9]罗伯特·布伦纳：《全球动荡的经济学》，郑吉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10]郑薇：《由衰转兴：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11][12]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5页。

[13]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4页。

[14]张亮：《鲍勃·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批判理论：方法、内容及其最新形态》，《哲学动态》2017年第4期。

[15]诺伍德·罗素·汉森：《发现的模式》，邢新力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22页。

[16]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义的历史和教训：一种独特道路的确立》，《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年第3、4期。

[17]Perry Anderson，“Origins of The Present Crisis”，New Left Review，Vol.23，No.1，1964，pp.44.

[18]丹尼斯·史密斯：《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周辉荣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5页。

[19]西达·斯考切波编：《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封积文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84页。

[20]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５页。

[21]佩里·安德森：《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北京：金城出版社，2017年，第128页。

[22]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主义的过渡》，郭方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３页。

[23][39][40][41][42]佩里·安德森：《原霸：霸权的演变》，李岩译，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第217—221、26、IX—X、26、90—91页。

[24][29][35][43]佩里·安德森：《大国协调及其反抗者———佩里·安德森访华讲演录》，章永乐、魏磊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82、183、187、25—75页。

[25][27][28][30][31][32][33][34][37]佩里·安德森：《新的旧世界》，高福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6、54、5—6、22、18—19、577、578、49、110页。

[26]许冰融、张亮：《晚年哈贝马斯的“欧盟哲学”：形成、发展及其当代危机》，《福建论坛》2022年第５期。

[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2页。

[3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