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在电视上讲授这两门课，是想作一尝试，突破法兰西公学院的限制，面向普通听众。我确实认为，电视通过各种机制，对艺术、文学、科学、哲学、法律等文化生产的诸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危险，下面，我将对有关机制尽量作一简短的描述--若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那需要很多的时间；我甚至认为，与最有责任感的那些记者想的和说的--无疑是非常真诚的--相反，电视对政治生活和民主同样有着不小的危险。只要分析一下电视在追求最广泛的观众的思想的驱使下，又在部分新闻机构的支持下，给排外主义及种族歧视言行的煽动者们所提供的待遇，看一看电视每天对短浅而又狭隘的民族政治观--就不说民族主义的了--所作的让步，就不难拿出这方面的种种证据。有人也许怀疑我是在夸大纯粹是法国的一些特殊情况，这里我不妨在美国电视的千种疾病中，提醒大家回想一下电视在O．J．辛普森讼诉案中所起的中介作用，或者最近硬造出来的那一所谓\性罪\的普通谋杀案所带来的一系列难以控制的法律后果。不过，新近在希腊与土耳其之间发生的一冲突事件恐怕能对收视率的无限竞争所造成的各种危害作出最好的说明：继一私人电视台就荒芜人烟的伊米亚小岛事件所发出的动员口号和好战的宣言之后，希腊各私人电视台、电台纷纷陷入民族主义的疯狂谵语之中，各报也紧随其后，竞唱高调：土耳其各电视台和报纸也出于同样的逻辑，为了争夺观众或读者，展开了战斗。希腊士兵在小岛登陆，继而多艘舰艇开始出动，一场战争险些触发。在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大爆发中，无论是在希腊和土耳其所看到的，还是在前南斯拉夫、法国或其他各地所看到的，也许这一新现象的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代的通讯手段在今天这个时代，为充分利用那些原始的感情提供了可能性。 

根据我签订的合同，这次讲课是一种电视讲座课，为尽量信守合同，我的讲话应该尽可能让大家听懂。为此，在不少的情况下，我不得不采取简化或约略的说法。为了突出最关键的东西，亦即突出讲话本身，与平时在电视上的做法不同（或相反），我跟节目制作人达成一致，在图像位置调整和取景方面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如有关节目选段、复制的资料、统计数字等，因为这样做，除了会占用珍贵的时间外，无疑也会干扰这类论辩性和论证性的讲话的思路。电视作为我分析的对象，我想与普通的电视演播形成鲜明的对照，采取一种形式，确立分析与批评性话语的自主地位，哪怕这门所谓的基础课的表面形式充满学究气，显得呆板、教条，带有说教味：字句清晰的讲话虽说渐渐被排斥在电视演播台之外--据说要求非常严格，在美国的政治辩论中，每轮讲话不得超过七秒种--但仍不失为反抗操纵，确立思想自由的最可靠的形式之一。 

我充分意识到，我这种限于讲话形式的批评与借影像对影像进行的真正的批评相比，的确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种权宜之计，无论是有效性还是娱乐性都要更小，在让一吕克•戈达尔的《一切都好》、《此处与彼处》、《情况如何》等作品中，或在皮埃尔•卡尔莱斯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看到我上面所说的真正的批评。我同时也意识到，我所做的是影像工作者为争取\他们的交流规范的独立性\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斗争的继续和补充，尤其是对影像的批评思考的继续和补充，让一吕克•戈达尔对约瑟夫•克拉芙特的一幅摄影作品及其使用的分析，为对影像的批评思考作出了示范性的展示。我也完全可以借用这位电影艺术家所建议的计划：\这一工作，就是开始在政治意义上［我要说是在社会学意义上］对图像与声音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人们不再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图像\'，而是说\'这纯粹是个图像\'；不再说\'这是一个骑在马上的北方军官\'，而是说\'这是一个图像，上面有一匹马和一位军官\'。\

我虽然并不存有过多的幻想，但我可以表达我的愿望，但愿我的分析不要被看作是对记者和电视的\攻击\，我的这些分析实际上是受到了不知何种怀旧感的感染，如对索邦电视台风格的文化电视节目的怀恋，或者是受到了某种叛逆心理的影响，是对电视有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某些报道节目所带来的后果，所作出的一种逆反性的拒绝。尽管我有种种理由担心，我的这些分析会被热衷对自己投以假批评目光的新闻界用作养料，增长他们那种那喀索斯式的得意劲儿，但我还是希望它们能够给所有在影像行业工作的人们提供某些工具或武器，有助于他们的战斗，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symbolique）压迫工具。

诸位刚刚读完的有关分析，竟然在最引人注目的法国记者中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应，这该作如何解释呢？总不可能是因为他们不顾我事先的种种说明，而自感成了攻击的对象吧（至少是他们中那一些被直接点名和通过他们身边的人或同行被间接提到的人）。他们所表现出的强烈愤慨恐怕可部分归咎于文字化的结果：讲话一旦成文，伴随讲话的那些非文字因素，诸如声调、手势、表情动作等，总之，对一个真诚的电视观众来说非常明显的各种区别性因素便自然消失了：本来只是一个想让人听懂并以理服人的讲话，一旦成文，大部分记者却将之看作一本论战抨击性的小册子。但最主要的原因，可由记者的看法的某些最典型的特点作出解释（这可在别的时期引导他们对《世界的苦难》这样一部书激动不已）：如倾向于把新东西视作所谓的\新发现\，或喜好突出社会中最直接可见的一面，也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人，他们所做的事，尤其是他们所做的坏事，所采取的也往往是谴责和控诉的目光，而无视规定行为或思想发展趋向的无形的结构和机制，若对这些结构和机制有所了解，那只能有利于宽容的理解，而不会是愤怒的谴责；甚或倾向于只对\结论\（想像的）感兴趣，而不在乎得出最后的结论所采取的方式。我记得有一位记者，在我十年的研究成果《国家贵族》一书问世的时候，建议我参加一次有关大学的辩论会，大学校友会会长作为\赞成\一方，而我作为\反对\一方，我没有同意，这位记者很不理解我为什么会拒绝参加。这一次，抓住我的书不放的\大文豪们\也同样对我形成此书的方法（尤其是把新闻界作为一个场所作的分析）置之不理，无意中将之归结为一系列平庸的表态，其中渗杂着某些论战性的哄闹。 

然而，我想要重新加以阐述的，正是我所采取的分析方法，虽然冒着引起新的误会的危险，我还是想尽量说明新闻场是何以制造并强加给人们一幅完全关于电视特殊的政治场景象的，政治场又是如何在新闻场的结构以及在场中形成的那些记者的特殊利益中找到其原则的。 

在一个担心使人厌倦，想不惜一切代价给人娱乐的天地里，政治必定会以一种不得人心的主题出现，尽可能地被排斥在黄时间之外，是一种不太刺激，甚至让人讨厌的节目，很难主持，不得不想尽办法让它提起人们的兴趣。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到处都可看到这样的一种趋势，那越来越牺牲评论员和调查通讯员，让位于娱乐性主持人；牺牲信息、分析、深度的访谈、专家的讨论或调查报告，而让位于纯粹的娱乐，尤其是让位于那些特约的、不变的对话者之间的毫无意义、胡言乱语的\脱口秀\（我点了几个人的名字作为例子，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要想真正理解这些虚拟的交流中所说的，尤其是不能说的东西，有必要对在美国所称的\panelists\（参加电视或广播公开讨论会的人员）的选择条件作一详细分析：他们必须随时听从召唤，也就是说要随时准备参与，扮演角色，同意回答记者给自己提出的（这正是tuttologo一词的定义）的一切问题，哪怕再荒唐可笑，再让人不快；必须做好任何的准备，也就是说要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关于话题、其他参加人选等），任何妥协，不怕任何牵扯，以便参与其中，并保证获得\媒介的\知名度带来的直接或间接的好处，如在新闻机构内的威望，作高报酬的讲座的邀情等等；必须注意以明确而又闪光的言辞阐述简单的观点，避免陷入过分复杂的学问之中（依据的是这样一句名言：知道的越少，处理得越妙），尤其是在美国某些制作人为挑选panelists所进行的预采访中，这种预采访，在欧洲也越来越盛行。 

但是，记者们以观众或听众的期待为名为自己的这种蛊惑人心的简单化策略（与提供信息或在娱乐中教育人的意图截然相反）辩解，实际上他们所做的，只是把自己的爱好，自己的观点投射到观众或听众身上；尤其是怕惹人厌倦的这种担心，促使他们重论争轻辩论，重论战轻论证，采取一切手段，突出参与者（尤其是政界人物）之间的冲突，而牺牲的则是各种观点之间的交锋，是辩论的关键所在，如预算赤字，税收的降低或外债等。由于他们的主要能力只表现在对政界的了解，且这种了解又是以关系的密切和隐秘（甚或谣传和流言蜚语）的掌握程度为基础，而不是以观察或调查的客观性为基础，所以，他们总是喜欢将一切都拉向他们所擅长的领域，关心的是游戏者，而不是辩论的本质内容；是讲话在政治场的逻辑（联盟，同盟或个人冲突之间的逻辑）中所起的政治影响，而不是讲话的内容（虽说他们还不至于制造纯粹的伪象并强加给讨论会，比如在上一次竞选中，左派与右派的讨论到底应该在反对派领袖若斯潘和右派总理朱佩两人之间进行，还是应该在若斯潘及其共产党盟友于厄和朱佩及其中间派盟友莱奥塔四人之间展开，一直是一个问题，这种讨论披着中立的外衣，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的强加行为，通过暴露左派各党之间可能存在的分歧，从而有利于各保守党派）。在政治场中，他们是具有影响力的角色，都又不是正式的成员，因此可以给政治家们提供他们本人无法保证的不可或缺的象征的服务（除了今天在文学界，他们可以集体全力玩弄\互搭梯子\的把戏），由于他们在政治场中的这种暧昧的立场，他们都倾向于忒耳西忒斯的观点，热衷于怀疑论哲学的自发形式，从而促使他们到与政治场中所处的立场相联系的利害关系（如一个党派或一个\流派\内部的竞争）中，去寻找那些最公正的立场和最真诚的信念的形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