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 | 最低限度的道德
《最低限度的道德》
图书简介
本书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代表作，阿多诺于1944年在美国流亡期间开始写作本书，并于1949年完成，1951年出版。
源于作者自身“受损的生活”（他是被法西斯主义迫害流亡的知识分子之一），阿多诺以一种独特而具有发散性的文字，展示了日常行为中最微小的变化与20世纪最灾难性的事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美好、诚实的生活不再可能，因为人们生活在一个“不人道的社会”。通过敏锐的社会观察，阿多诺提供了他对从日常经验到晚期工业社会种种现象丰富的思想批判。
作者简介
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1903年9月11日——1969年8月6日），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音乐家以及作曲家。他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之一，其社会批判思想让他自1945年起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中取得显赫的学术地位。
代表著作：
《启蒙的辩证法》、《否定的辩证法》、《美学理论》、《权力主义人格》、《音乐社会学导论》等
图书目录
选文摘录
送子鹤从哪里来
只要多读多看，就会发现每个人都能在童话中找到自己的原型。美女问魔镜，她是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就像白雪公主中的皇后一样。这姑娘直到死前都充满了焦躁，一丝不苟。就像那只爱重复同一句话的山羊，它说：“我受够了，这东西不能吃，咩，咩。”一个饱经忧患却没有痛苦的男人，就像拾柴的驼背老太太，她遇到了上帝却认不出来。因为她帮助了上帝，所以有了福；另一个少年出外闯荡，在与众巨人的大战中占了上风，但还是死在了纽约。一个女孩像小红帽一样勇敢地在城市的荒野中生活，为她的祖母带去一块蛋糕和一瓶葡萄酒；而另一个女孩则像那个拿着满天星斗的银器的女孩一样，孩子气地脱下礼服去求爱。聪明人发现他有强大的野兽本能，不喜欢和他的朋友有一个差劲的结局，他们组成不莱梅城市乐团，带领他们到盗窟，智胜那里的骗子们，成功后他们只想回家。青蛙王子，一个无可救药的势利小人，用渴望的眼神望着公主，希望能让他自由。
两次丰收
才能也许只不过是成功地升华了愤怒，这种能力能把一度强化到无法衡量的关键力量转化为耐心观察的专注，从而牢牢抓住一个陷人沉思、远离实际目标的人脸上所没有的同样具有侵略性的特征的东西，而这些特征在其他方面实际发挥出来了。难道艺术家不觉得自己置身于创作的激流之中，被残酷地“疯狂地工作”吗？的确，这样的愤怒有必要把自己从监禁和监禁的愤怒中解放出来吗？难道不正是艺术的安抚性才被逼出了它的破坏性吗？
如今大多数人都是自讨苦吃。
有些事物如何与姿势产生联系，那么行为模式也就如何同心理产生联系。拖鞋的设计是不需要手的帮助就能穿进去，这个设计显然成了人们讨厌弯腰这一心态的标志。
在压抑社会中，自由与无礼是一回事，表现在青少年的冷漠姿态上，只要他们不出卖自己的劳动，他们可以对世界“毫不在乎”。为了表示他们不依赖任何人，也不欠任何人尊重，他们把手放在裤兜里。但他们的肘部向外伸出，随时准备攻击任何挡道的人。
德国人是那种如果自己不相信，就没办法说谎的人。短语“Kommt uberhaupt gar nicht in Frage”（完全不可能）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在柏林开始使用，这可能已经是希特勒夺取权力的迹象。因为它假装私人意志，有时建立在物权基础上，但通常只是建立在侮辱的基础上，直接代表客观的需要，不允许有任何分歧。说到底，这是一个破产的谈判者拒绝向对方支付一分钱，因为他骄傲地意识到，自已再也得不到什么了。狡诈的律师的躲闪被明目张胆地夸大为英勇的替代品——坚不可破：篡夺的语言公式。这种虚张声势同样决定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成败。
面包工厂的存在，把我们每天吃面包时的祈祷变成了一个隐喻和绝望的口实，比所有对耶稣生活的开明批判更强烈地反对基督教的可能性。
反犹太主义是关于犹太人的谣言。
德语的外来词是犹太人的语言。
一天晚上，在一种无助的悲伤情绪中，我发现自己使用了一个极其错误的虚拟语气动词，这个动词本身并不完全正确，它是我家乡方言的一部分。从我上学的头几年起，我就没有听到过这种可爱的误拼，更不用说用过了。忧郁把我不可抗拒地拉进童年的深渊，唤醒了它深处那古老的、无力的渴望之声。语言像回音一样回到我的身边，不快乐使我忘记了我是谁，这使我蒙羞。
《浮士德》的第二部分被斥为晦涩难懂，充满了讽喻意味，比《威廉·退尔》之外的任何戏剧都要多。文本的透明度和简洁性直接关系到它进入传统的能力。也许正是因为它难以理解，需要不断更新的解释，才使得一个句子或一件作品具有将其献给子孙后代的权威。
每一件艺术品都是未犯的罪行。
通过“风格”，最严格地与单纯的存在保持距离，同时最忠实地通过集体游行、面具和祭祀来保存对原始人鬼神学的记忆。
理查德·施特劳斯：《阿尔卑斯交响曲》
理查德·施特劳斯的《阿尔卑斯交响曲》中“日出”段落的乏味不仅源于它平淡无奇的音阶序列，还源于它的宏大音效。即使是在山上，也没有哪次日出是华丽的、凯旋的、宏伟的；每次日出都是微弱、淡的就像一个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愿望，然而正是这炽芒最不显眼的时刻，产生着无法比拟的动人力量。
女人在电话里的声音都能告诉我们她是否有吸引力。她的自信自然的放松和自我关注，反映了她所受到的所有赞美和渴望的目光。这表达了亲切的双重含义：感激和优雅。耳朵能感知眼睛所需要的，因为它们都以对单一的美的体验为饵料。这种美在第一次听到就会被记住：它就像是一句熟悉的引语，而它所引自的那本书你从来都不曾读过。
即使从最糟糕的梦中醒来也会令人感到失望，仿佛失去了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用舒伯特的话来说，快乐和满足实际上和快乐的音乐一样少。即使是最美丽的梦，也有它与现实的不同之处，意识到它所赋予的只不过是幻觉。这就是为什么最美丽的梦也会枯萎的原因。这种印象在卡夫卡的《美国》中对俄克拉荷马自然剧场的描写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幸福和真理遵循同一个原则：只缘身在此山中。事实上，幸福只不过是被裹在母亲子宫里的残像，因为这个原因，任何快乐的人都不知道他是快乐的。要想看到幸福，他必须从幸福中走出来，就像已经出生一样。说自己幸福的人是在说谎，而祈求幸福则违背了这一点。只有一个人信守诺言，他说：“我是幸福的。”意识与幸福的唯一关系是感激：感激中蕴藏着无与伦比的尊严。
对一个度假归来的孩子来说，家就像一个崭新的节日。然而，自从他离开后，那里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因为现在已经忘记了责任，每一件家具、窗户、灯，否则都是一种提醒，这所房子才在这个安息日恢复了安宁。有几分钟，人们在一个由房间、角落和走廊组成的永不返回的世界里感到了家的感觉，在某种程度上使那里的余生变成了一个谎言总有一天，当世界不再受劳动法则的支配，当回家的人的责任具有假日游玩的轻松愉快时，世界也会以不变的面貌出现在它那永恒的节日之光中。
我们再也不能采摘花朵来装饰我们的爱人了——这是一种通过自由地承担它对他人的错误来为一个人赎罪的祭品——采摘花朵已经变成了一种邪恶。它只会通过修复自己来让暂时的东西永久化。没有什么比这更具有毁灭性的了：没有香味的花束，制度化的记忆，通过保存它的行为，扼杀了仍然存留的东西。转瞬即逝的瞬间可以活在健忘的低语中，那道光芒总有一天会照耀到光明；我们想拥有的那一刻已经失去了。孩子在母亲的命令下挣扎着回家的那些华丽的花朵，可能会像六十年前的人造花朵一样被粘在镜子后面，最终它们会成为贪婪地捕捉到的假日快照，在这些照片中，到处都是那些什么也没看见的人，他们抓着一些东西作为纪念品，这些东西消失得无影无踪。如醉如痴地送花的人，会本能地追求那些看起来必死的花。
我们能有现在的生活要归功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框架与其政治假象之间的差异。对理论批评来说，这种差异微不足道：假设出来的公众舆论和经济在实际决策中所具有的首要地位，证明这些是假的简直易如反掌。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遮在他们面前的薄纱是整个存在的基础。相反，那些思想和行动发生变化的人，只依赖于必不可少的东西，而他们的存在却依赖于无关紧要的幻觉；事实上，通过历史发展的宏大规律来衡量，那只不过是偶然的。但本质和表象的整个结构不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吗？从概念来衡量个体，的确已如黑格尔哲学所预期的那样，个体成为了虚无：但被认作亚种的个别化是绝对的偶然性，被容许作为一种似乎不正常的状态而持续存在，它本身就是本质。这个世界是系统化的恐怖，因此，如果把它完全看成一个系统，那就太抬举这个世界了；因为统一世界的原则是分裂，它通过不损害一般与特殊的不可调和性来调和它们。世界的本质是可憎的，但是它的表象，它所坚持的谎言，却是真理的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