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德里达中国讲演录

主编：杜小真张宁

出版方：中央编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3年4月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法国哲学家、结构主义的代表。60年代末开始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曾任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访问教授。现为法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德里达是解构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60年代以后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欧美知识界最有争议性的人物。德里达的理论动摇了整个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也是整个后现代思潮最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主要代表作有《文字语言学》《声音与现象》《写作与差异》《哲学的边缘》《立场》《人的目的》《马克思的幽灵》《文学行动》等等。

《读书》杂志社座谈记录

汪晖：各位下午好。欢迎大家来《读书》参加我们的讨论。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庆祝仪式。三联书店刚刚出版了德里达教授的《书写与差异》中译本。我们今天也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个活动。我们可能会送一些书给大家。

对我来说，在短短的开场白中，不可能详细说明德里达教授的贡献。从60年代以来，德里达的著作已经超过了50种。这些著作在现象学、在解构、在结构主义问题和文学批评、心理分析等等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都有创建。在过去的30多年中，德里达教授大量、持续地写作,引发了欧美学界长期的讨论，可以说改变了特别是人文科学的很多方面的基本面貌和基本问题。我记得，80年代以来,德里达教授的思想和理论也逐渐被中国学者所关注和了解，最早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和哲学领域。他的理论，随着他的著作陆续在中国翻译出版,在中国知识界逐渐产生巨大的影响。据我所知，可能不完全，德里达教授至少有五本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声音与现象》《多义的记忆》《马克思的幽灵》。这些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过去几年中，这些书主要在人文科学的学者中产生影响，而去年，《马克思的幽灵》也在其他领域学科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我不可能在此详述德里达教授几十年中的工作和贡献。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能有机会和德里达教授进行面对面的讨论。我们先请德里达教授就人文科学和无条件大学的问题作一简短讲演。题目为：“Profession的未来与无条件的大学”。

德里达：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给我一个机会能和你们的出版社和杂志接触。另外,张宁女士翻译我的书出版和我们的会见合在一起，这对我是美好的时刻。在此，我要感谢所有翻译、出版和为这一切交流和传播做工作的中国学者和同行，特别要感谢杜小真女士和张宁女士。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Profession的未来与无条件的大学”。我要先谈几个概念以开始今天的讨论。自然，我不多说大学的历史和现状，大学的问题。我要说，今天在世界上，在世界的转型中，大学的使命问题显得特别严重，并且对于所有在大学里工作的教师、学生和研究者们负有特别重要的责任。我在此强调的“Profession”这个词，一方面属于“职业”和“志业”、“知识”的范畴,就是在法文、在拉丁文中“la profession”不仅仅是指“职业”和“志业”的意思，它还表示“信仰义务”“义务”和“责任”、“诺言”、“誓言”。我今天的问题是要探询大学的责任，就是说对知识传授进行理论研究；另一方面，是在大学“任务”中的某种意义上的行为的“责任”。

我要说，在今天世界各地，无论是欧洲，还是东方，比如在中国，大学的建设和重建都是以欧洲模式、特别是以18、19世纪在德国构建的模式进行的。到处都要求大学的独立性，相对于国家、政府、社会、市场的自主性。大学的独立、自由能够到达什么程度？在这个问题和对真理的探讨中，大学不光是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而且是相对于市场、公民社会、国家的或国际的市场是独立的。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有人——无论是欧洲人还是亚洲人——面临的问题。我还要提出下面一个问题：据此,大学必须有一个调节的理念。这就是不惜一切代价、无条件地追求真理。自然，存在很多关于什么是真理，比如何谓哲学真理、历史的真理、真理的价值等问题，有许多解释真理、揭示真理的类型。但是，所有这些关于真理的问题，很重要的问题，都不仅仅是大学里优先关注的问题，也是学校之外、人类所关心的问题。我所提出的问题，是要知道在欧洲类型的大学里，当然在中国的大学里也一样，对哲学、政治、历史社会的研究的先决条件就是人的问题的研究。人类的观念有自己历史，关乎人的观念和人的本质。我并不想说，这个人的观念从理论上讲是成功的，但关于这个主题的问题的提出，在大学里和大学机构中应该是自由的，没有先决条件。我要提的问题是：这些问题可能在什么程度上自由地、独立于一切意识形态、宗教、经济等的权力而被提出？这就使我要把大学和研究机构区分开来，我说的是德国的大学。大学不仅仅是研究场所，通常谈论工业、商业，由国家确定的场所。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

我想在回答你们的问题之前简单地归纳三点。我首先要强调一个明显的事实：直至最近几十年，尽管世界上的大学凭借各种各样的方法（翻译、出版、杂志等）互相交流，我们还是不能把大学之间那些传统的交流模式和今天由于电子技术、互联网、各种交流控制手段而带来的交流模式相提并论。今天，大学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样系于某一个地方。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比如北京莫斯科和纽约之间）不经过任何中介直接交流，问题是在世界这种新的情况下大学内部的民主、大学之间的民主政治。就是说：在网络时代中的民主是什么？因此，大学面临着全新的问题：大学的新的责任，新的权力。我要概括三点：我已提到所谓的“潜在”的学校，也就是现在风行的用网络与学生交流的学校的可能性。“人”的观念，网络的人直至所谓的大学里的人，今天应该重新受到彻底的检查。这就是世界各个大学之间拥有一部哲学史的地方。我们应该重新提出何为人的问题，还有什么是人权以及“人权历史”的问题：人权是如何变化的？是如何构建的？我认为回答这些问题是所有大学工作者的责任。这就是人的问题，是与真理问题相连的。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自然，有一些词限定了存在着大学的“职业信仰”和“责任”语言，应该拥有绝对的独立性，拥有自由地提出所有面临问题的权利，而不受到任何权力的控制和检查，无论是宗教的、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这意味着，大学要以看来是独立的方式决定被提出的东西。我要在此区分“自主”的观念和“条件性”的观念。“自主”的观念拥有一部历史，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历史，它今天在构建中正受到质疑，它拒绝权力——上帝、总统、议会等的权力，但它今天遇到了危机。我想，大学有义务像建立权力那样建立独立性。关于我说的大学的无条件的独立,我的问题的困难在于：如何区分“自主”联合国的自主和这种无条件的自由。在我看来，这种自由是个人的，是通过大学工作者最彻底、最自由地提出问题而确立的。自然，我相信翻译，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表示“自主”和“无条件自由”之间的区别。我们在经历奇遇，这正是大学的责任。我讲到了“奇遇”。我认为，我们同时能够在视听的过程中为翻译尽可能地清晰而进行争论，这是双重的矛盾的命令，我想我们应该忠实。我想谈第三点。不应该使这个对大学的自由的无条件的命令屈从于内在,大学没有内在。大学应该从“自主”从“绝对独立”出发，与社会和政治世界这些所谓的外在联系、工作，从而去制造“事件”。我常常引用“Profession”，因为，这个词不仅仅是“职业”“志业”的意思,而且还有“职业信仰”的意思，也就是“行为的介人”。是一种“诺言”，一种要趋向外在的“责任”。如果区分奥斯丁的“陈述句”（天空是蓝的）和“行为句”（我允许……我和某人结婚等），那“Profession”就是“行为句”。一个教师教授理论知识，发挥陈述知识，这是他基本的任务。但是，他要完成的义务，他的权力，并不是理论的，而是行为的，是对义务、责任的“承诺”。那么，这种责任就在于制造“事件”，而他是用语言制造的。当我谈到“人权”时，谈到“反人类罪”，这是话语制造从前没有过的机制，制造“介人”。“反人类罪”的概念就是一个“行为句”。在一个特定时刻，一个人类团体决定用语言指示这样或那样的罪行为“反人类罪”这些“罪行”应该受到惩罚，我认为，在大学里，“Profession”这个词就包含着这种行为性。我很概括地简述一下它的困难。

旨在保持提问的自由同时向外从事社会和政治的工作，这是大学的任务。后者是通过出版、杂志——很多教授就是作家，以及书店等等实现的。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是通过我刚刚所说的“行为句”实现的。近几十年来，“行为”语言理论的研究有长足发展，这是为了要很快地使“语言行为”制造“事件”。比如，在婚礼上，我说：“是的，我同意……”，行为句制造“事件”。但是为了使“事件”被制造出来，事件的制造者（比如会议主席）必须对此胜任，如果随便什么人都来当主席，那就会坏事。所以，必须有一种法定的职业权力。行为语言意味着：“我能够……”，“我擅长做……”，“I can……”，“I may……”等等。但是，“事件”被制造出来的条件是“行为”要得到允许。这就是说，被“行为句”制造的“事件”它是真实的，同时又由于得到某种合约和机构保证这个事实而被中性化了我想，如果这几十年来行为理论在哲学、社会学、文学等诸多领域受到广泛关注，那是因为人们有一个幻想：即得到一个语言在其中拥有权力的平台。我想，制造“事件”的权利是与这种权力相关的，但我要把事情相对化，要指出从这个词而来的“事件”是在这行为的权力被超过限度内来到我身上的，“事件”的本身缺少行为，如果我能这样说的话。这就是大学在向“行为性”敞开的地方。大学向发生、在发生、正在发生的事情开放。这在外的事件引起了国外的学生、移民等他人的到来。当他人像“事件”一样到来时，就把“行为”导引上路。应该想到，在大学内部，“事件”的可能就可以说是某种权力、行为的权力、大学“职业信仰”的权力和政治的权力，还有司法权力。都是通过强力、合约和机构建立的权力。今天，我们不能忽视在大学里认识实行行为性的必要性，应该认识到正是在大学内部保持独立性和社会、经济、政治、科学的外部的这条分界线上，我们应该担负起我们的责任。正是在这条艰难、冒险的界限上诸种事情发生了。我在结束我的开场白，然后进行讨论之前，要指出，我和你们一样，相信大学，我相信大学的必要的生命力。但是，我并不是要说，大学是和公园和花园一样的空间，掩盖人的历史。我不相信大学只是在大学里面。我不相信，我提出的反抗和发表异见的无条件原则只是用于大学里面。相反，这种反抗和异见的原则到处在呼唤、在实施。这可能在大学总体的外面发生我要说，无论什么时候，大学的行为可能发生在天安门，可能发生在一个公园的大学之外的地方。这就是大学教师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可对学生说：一个大学生可以在讨论课上使某种我们所说的那种类型的事情发生。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大学的意义。

韩水法：我看了德里达教授的文章，刚才又听了他的讲话。我想，现代大学的建制是启蒙理性的产物，是在现代理性制度之下建立的，在德国是按洪堡的理念建立的。但德里达教授的文章中有一个很大的矛盾：那就是质疑或者说解构了现代理性制度，但是却要保留现代大学的制度、大学的独立性，希望这样的大学对现代理性进行无条件的批判。人文科学更是现代理性的产物，寄希望于人文科学来解构理性，实在是很难克服的矛盾，从中国大学的情况来看，中国大学沿袭了欧洲的大学制度，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完整地建立过大学的独立性。今天，当我们的大学试图建立这种独立性时，却已经受到现代经济制度的约束和后现代理论的解构，因此，这种独立性似乎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

我刚从德国回来，德国图宾根大学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前几年，德国的信息产业发展很慢，德国工业界就资助这所大学，增加了50个信息与生物科学教师职位。但是三年之后，资助中断了而请来的教授无法辞退，项目又不能中途停止，怎么办？最后，从人文科学挪了50个职位给信息与生物科学。人文科学现在既受到哲学的消解，又受到经济的消解，我不知道这种状态如何改变？

德里达：解构哲学经常被理解成您所说的那样既捍卫启蒙，又使用启蒙的概念。大学是有调节作用的，既保持独立，又质疑一部分的启蒙理性。

关于哲学的自由，它曾经只保留在大学的内部，这就存在很大的局限。我不认为大学实际上从来没有这种自由，从来没有相符于这种自由。应该重新确定这个独立的原则，同时要对存在的这些局限提出质疑。这些局限使得大学屈从于许多其他的权力，即宗教的、社会的、市场的等等权力。因此，我并不是说没有矛盾，而是要说，这是必须要面对的矛盾，应该从这矛盾出发，提出大学的责任。在此并没有双重的表面矛盾的命令，没有要做的决定，没有要负的责任。我不知道为了有责任，我应该做什么。如果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有一个计划，我实施计划，那就不会有责任。为了有责任、有职业信仰、有义务，我就应该在一个特定时刻延续一个矛盾：解救启蒙理性原则，同时“解构”今天的启蒙理性。就是做矛盾的事情。我并不想消除矛盾，这就是困难所在。这也就是普遍的解构：一方面它对遗产提出质疑，而且是在遗产内部提出质疑同时又继承遗产。我不反对“继承”这个词，“继承”并不是“接受”，继承是解释、选择。对任何遗产都是如此。并不只是启蒙时期的遗产，还包括更古远的遗产：希腊的……你们中国同样也有自己的遗产，也会给你们这样两个命令：一个是尊重和解救遗产，另一个对之进行质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中国大学的责任就不同于欧洲的、美国的大学，而中国大学今天的责任和过去和将来的责任也不相同，每一次的责任都是个别的。

我们开始谈到“启蒙”。启蒙是欧洲的传统。据我所知，中国没有相应的传统。当然，我所能发现的是：中国当代的大学制度广泛地引进了来自启蒙传统的欧洲模式的大学制度。这就存在中国的启蒙遗产，就像日本遗产一样，这种遗产可能在别的大学里还在进行。面对这种遗产，对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的、欧洲的还是美国的——来说，都应担当上述的两种的责任。反之，在当今不同的大学中，我认为，欧洲大学工作者有可能以自己的方式从中国历史那里继承，并且把它和希腊文化结合起来,这就是文化遗产，有中国人，有欧洲人。

今天，不仅国际范围内大学里，而且在各种国际机构中，围绕着“人权”展开了极其广泛的争论。我们知道，历史不同，观念就不同，争论是必要的，应该承认在中国和欧洲“人权”观念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相对主义。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有两种态度：有人认为“人权”是欧洲的，但是普遍的，而中国人反对这种观点。另一些人则认为，不，“人权”观念是相对的，有各种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不仅仅是为了制造一个清晰的、形式的、为所有人接受的概念，而且为了知道在他人那里这个词的变化。只不过，人的问题，“人权”的问题是绝对根本的问题。我要说，这个争论在将来肯定会有变化。这种变化将取决于大学式的研究，取决于各种国际的冲突，取决于各种类型的紧张和冲突。在这个严重和危险的土地上，大学的责任是对所有国家而言的，只不过，应用独立的方式提出这些问题而不受任何权力的影响。这里指的是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受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权力的影响。这就是我所说的思想，这不简单地是哲学，而是思想。

陈晓明：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的解构理论原来是在纯语言的层面上进行的，讨论的是形而上学的根基问题。而今天您讨论的是大学的志业和大学的未来，这是否表明您的解构思想的人文科学的转向？

第二个问题：假如这样的转向是存在的话，您也提出了人文科学领域里的新的系列的解构范畴，那么，这种新的解构范畴与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主题和批判方法，距离是否在缩短？

第三个问题：您的文章中不断提到“历史”这个词，而且是作为主词出现的。有趣的是，“历史原来一直是您解构的对象，是一个被动的、消极的概念。这是否说明：在您现在的解构理论中，会有肯定性的历史出现？比如您谈论的未来大学的问题，是否在建构某种历史，这种“建构”，与您的解构是什么关系？在您的文章中，谈到事件和意外时，出现“或许”这个词，我觉得这是一个含义很丰富的词，这个词是一个历史的措辞，还是您解构理论的一个新要点?

德里达：我理解您认为我的工作有一个转向。如果是这样，我会回顾一下我的工作，因为，我不会一生总重复相同的东西。这只是说明，我不认为我对于政治问题和机构问题的关注是最近的事情我在我最初的研究中指出的并不首先是观念的话语，而是对机制的关注，即我所谓的“逻辑中心主义”。我首先解构的不是语言、观念，而是困难的机制。所以，不仅在60和70年代，我介入比如在法国的机构的活动，比如我参加“行动”组织的活动，我在大学教哲学，我还关注国外，我在捷克曾经被捕人狱，这些都不是最近的事当然在后来有许多新的东西，但这些新东西并不在于从理论研究到政治介入的过渡。这是用另一种方式继续我的在政治、机制和历史领域里的同样的研究和同样的解构。

所以，最初，我和法兰克福学派之间没有太大的分歧。当然还是有一些不同。关于海德格尔和胡塞尔也有许多互相对立不同的故事。我从中国回去时，我要去法兰克福见阿尔诺，说明我们并不是那么不可相容。但现在我要简要地谈一下我们之间的不同。有哪些相似，有哪些不同。但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时间很长，因为我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关系和我与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我对法兰克福学派很有好感，但我与之大不相同，我不认为，我现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距离缩短。

关于“历史”，我想可能你们有一些误解。因为，从一开始，解构就不仅仅要求关注历史，而且从历史出发一部分一部分地对待一个事物。这样的解构，就是历史。只不过，在这个计划的内部历史的概念不仅在历史学家那里，也在哲学家那里起主导作用。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等的历史都应该接受解构。我认为，以这种解构的方法，人们使历史中性化。解构全然不是非历史的，而是别样地思考历史。解构是一种认为历史不可能没有事件的方式，就是我所说的“事件到来的思考方式。

关于“可能”（或许)，我认为这个词是不可少的。我在“友谊政治学”和关于大学这篇文章中特别注重这个概念。“可能”的形态总的来说，曾经受到哲学家的轻视和否定。比如黑格尔就认为“偶然”，“可能”，“事故”等范畴没什么意思。但是，对我来说，“可能这个概念，或者说“可能”的经验就是“事件”的经验。我在《友谊政治学》中提到尼采的一篇文章，他谈到了“危险的可能”，涉及的是边缘和少数。这是没有计划、遇见和先知的“可能来到”的经验，换句话说，事件不应该是可预见的，而是不能计划，没有方向的。如果我能够计划、预见将要发生的事情，那就不会有“事件”。我刚才说到“行为句”，就是想说明这点。“行为句”就是在特定时间制造事件的语言行为，比如会议主席说“会议开始”。“行为句”制造“事件”。我认为，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所以“可能这个范畴是非常重要的，它制造不可预见的无理由的事件。

杨旭生：提出问题最重要的是有一个基础。这里面有逻各斯的问题。哲学原来就是在神学之外多一点提问的方式。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德里达先生，都存在着我们被问的基础问题是什么的问题。我的问题是，在哈贝马斯那里，表现了一种对普世主义的捍卫，您和他的不同是否在此政治理论上？您反对普世主义？

德里达：我刚刚听懂了您在讲“哈贝马斯”、“海德格尔”。是否要问我和他们的关系。这个问题可能能谈上十个小时。如果说在我和哈贝马斯之间有许多不同，甚至在许多德国和法国之外的哲学家对此发生了许多纷争，如果有不同，它们不是在于普世主义问题的。我们也许是以不同的方式涉及语言经验和大学之间、他人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是交流的方式，是交流的行动。而我不认为语言意义是由于交流而决定的，我不认为普世性是要通过交流来寻找。很明显，我们是有不同的，但不是由于他是普世主义者、我是非普世主义者。

阎玉样：您的论文的思路是从大学、教授开始讲起的，最后落实到新人文科学，我的问题是，为什么仅仅是新人文科学，而没有包括其他学科。如果您定义的这种新的人文科学领域里，有意无意地把其他学科的学者排除在外，那么，我们究竟会不会有一种无条件的大学、无条件的解构？

德里达：如果您仔细阅读我的书并仔细理解，那您就会看到，我的讨论中包含了各种可能的学科，而不仅仅是人文科学，比如还有生物学、数学等等。其实这些领域的中的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是研究者，而不仅仅是文学或哲学教授才可以。我说的包括科学家、法学家、数学家等等。你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新的人的意识的理念。我要关注的是那些与人类有关的问题：大学的绝对独立。这样，通过解构的途径改变人类的每一件事情。我坚持这样的原则：应该提出问题，而又不持有任何别人的立场。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我坚持“遗产”的底线。因为我们拥有“遗产”。大学就是珍贵的遗产。我要保持这种记忆。我并不要摧毁这种记忆，在这记忆的范围内我用上述原则进行选择。这样，我就应该改变一切。因为，只是在人类才有哲学和文学,有哲学思想。我所说的这个原则自己一次又一次地体现出来。

这个大学的理念无处不在，在哲学和文学中但从来不在数学生物学或医学领域作为他者表现。它就表现自身，而不是表现另外的一个什么。不过，它作为他者表现的这条道路是在哲学中我要在哲学中成为传统的，因为，你们知道，我要寻找的是一种普遍的、适合我们称之为人文科学的课程。

王路：解构是方法论的问题，我想问的是，您作为一个哲学家，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大学和人文科学的问题？

德里达：关于解构，我要解释为什么我首先关注哲学和文学的关系。解构本身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所以我称之为“思想”。解构划定了所谓文学结构的根本。对于我，文学不仅仅是美丽的诗歌语言，那只是具有历史的文学的属科。这个历史是欧洲的，存在一个文学的观念，是欧洲中心的观念，这是欧洲的观念，在特定时刻与欧洲“人权”观念紧密相关，它意味着：人们原则上有权利自由地说和写。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这个观念是欧洲的，是与“民主概念相关的。自然，在哲学和哲学观念本身之中、甚至在其中的解构行为中，存在着许多不是哲学也不是文学的标志。到处都有解构发生：发生在数学中，发生在军队中，发生在政界，这不是一个地域性的事情：不只是在哲学和文学中发生。我要再说一遍：因为我说的比如大学的“独立”的观念，它是作为哲学观念在哲学中确定的，所以我可能在解构工作中有些优先地考虑了哲学和文学，但这不是说，在德国解构就是哲学的或文学的。

关于提出问题的原因：我提出了关于大学观念的许多问题。我在此所说的是否是讨论？我不知道，不确定。是哲学？是文学？是故事？我对这种文本没有现成的观念。我并不是要去找到一个。它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文本。所以，我要问你的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我们在大学里，为什么我们在书店里，为什么我们在剧院、在博物馆……所有这些对我都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