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布尔迪厄访谈录

图书简介

本书主要写布尔迪厄原本将注定要在学术体制内凭借自己学术上的成功进行简单的再生产，而学术上的成功无疑会把他们领到体制内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却偏偏经历了学校的体制就在自己脚下崩溃的体验。总体来讲，布尔迪厄的工作可以这样笼统地来描述：不断尝试在理论上克服具有社会理论特征的对立性，系统地阐述对社会生活的反观性探讨。这个工作的中心是三个基本概念“习性”（habitus）、“资本”（capital）、“场”（field）。

作者和编者简介

作者简介

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年-2002年），男，当代法国最具国际性影响的思想大师之一，任巴黎高等研究学校教授，法兰西学院院士。

代表著作：《实践理论概要》、《实践的逻辑》

编者简介

包亚明，男，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文艺理论、都市文化理论与实践研究。

图书目录

一 编者前言

二 自画像

三 精神之旅与“心灵”快照

四 游戏规则与婚姻策略

五 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

六 反观社会学的真谛

七 社会学危机与争夺词语的斗争

八 场的逻辑

九 利益、习性、理性

十 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

十一 译后记

摘选片段

社会世界是一部积累的历史，如果我们不把它简化成行动者之间瞬间机械平衡的不连续系列，如果我们不把行动者仅仅看成可以互换的粒子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把资本的概念和伴随这一概念的积累物及其全部效应重新引入社会世界。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的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资本是一种铭写在客体或主体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条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性的原则，正是这一点使得社会游戏（大部分社会游戏，包括经济游戏）超越了简单的碰运气的游戏，而碰运气的游戏每时每刻都会提供创造奇迹的可能性。

资本的情况则迥然不同，它需要花时间去积累，需要以客观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形式去积累，资本是以同一的形式或扩大的形式去获取生产利润的潜在能力，资本也是以这些形式去进行自身再生产的潜在能力，因此资本包含了一种坚持其自身存在的意向，它是一种被铭写在事物客观性之中的力量，所以，一切事物并不都具有同样的可能性或同样的不可能性。在特定的时刻，资本的不同类型和亚型的分布结构，在时间上体现了社会世界的内在结构，即铭写在这个世界的现实中的一整套强制性因素，这些强制性因素以一种持久的方式控制了它所产生的作用，并决定了实践成功的可能性。

资本依赖于它在其中起作用的场，并以多少是昂贵的转换为代价，这种转换是它在有关场中产生功效的先决条件，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1）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3）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的象征性功效的最有力的原则，无疑存在于它的传递逻辑之中。一方面，呈现于客观化的状态中的文化资本，以及令这一客观化发生所需要的时间，主要取决于整个家庭所拥有的文化资本（通过一般化的箭头式的直线效应和不明确的传递形式）；另一方面，文化资本的最初积累，以及各种有用的文化资本快速、容易地积累的先决条件都是从一开始不延误、不浪费时间起步的，那些具有强大文化资本的家庭的后代更是占尽便利。在这种情况下，积累的时间覆盖了社会化的整个阶段，结果，文化资本的传递无疑成了资本的继承性传递的最佳的隐蔽方式，当直接的、看得见的传递形式容易受到更严格的审查和控制时，这一隐蔽传递方式就在策略再生产的体系中获得了更大程度的重视。

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这些关系也许只能存在于实际状态之中，只能存在于帮助维持这些关系的物质的和/或象征性的交换之中这些资本也许会通过运用一个共同的名字（如家族的、班级的、部落的或学校的、党派的名字，等等）而在社会中得以体制化并得到保障，这些资本也可以通过一整套体制性的行为得到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交换中就或多或少地真正地被以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了，因而也就被维持和巩固下来了。这种确定和维持是建立在牢不可破的物质的和象征性的交换基础上的。

转换

要理解资本起作用的真正逻辑，理解资本从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换，理解控制资本的保存法则，必须抛弃两种对立、却又同样偏颇的观点：一方面，是经济主义的观点，它在最终的分析中总能将每一种资本类型都简化为经济资本，它忽略了使资本的其他类型产生特殊功效的东西；另一方面，是符号学主义的观点（现在由结构主义、象征性的交互作用主义民族方法学来表现），它将社会交换简化为交往现象，它忽略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即一切事物都可能被普遍地简化为经济学。

资本的不同类型的可转换性，是构成某些策略的基础，这些策略的目的在于通过转换来保证资本的再生产（和在社会空间占据的地位的再生产）。这些转换从转换工作的角度，和（在社会权力关系的特定状态下）转换自身固有的损失的角度来看，是代价最小的。资本的不同类型可以根据它们的再生产性加以区别，或更确切地说，可以根据它们如何轻易地被传递来加以区分，即带着或多或少的损失和或多或少的隐蔽性来加以区分；损失率与隐蔽的程度成反比状变化。一切帮助掩盖经济因素的东西，都倾向于增大损失的风险（尤其是存在于两代人之间的转让）。这样，资本的不同类型的这种（明显的）不可比较性，就把高度的不确定性引进到资本的不同类型的拥有者之间的所有交易中。同样地公开宣称的对预测与抵押的拒绝，赋予了交换这样一种特性，即使得交换倾向于以一种义务资本的形式生产社会资本，这些义务从多少是长远的角度来看，是用得着的（如礼物的交换、服务的交换、互访，等等）那种对预测与抵押的拒绝，必然会承担忘恩负义的风险，它否定了对无保证债务的承认，尽管这种债务是那些交换旨在生产的。同样地，文化资本传递的高度隐蔽性（在其固有的损失风险之外）也有其弊端，因为体制化形式的学术资格，既不能像贵族头衔那样传给后代，又不能像股票、证券那样任意转让更精确地说，扩散性的文化资本，在家庭内部代代相传的文化资本躲避了观察与控制（因此教育制度似乎只能将荣耀嘉奖在自然品质的头上），只有当文化资本被教育制度认可时，即被转换成一种资格的资本时，文化资本（至少在劳动力市场）才能不断增长而发挥出全部功效，应该说，文化资本从属于比经济资本更具有掩盖性，但也更具风险性的传递。当教育资格被以一种官方特殊的方式进行投资时，它就会成为合法地接近数量不断增长的地位的条件，尤其是会成为接近统治地位的条件，教育制度越来越倾向于剥夺家庭团体对权力和特权继承的垄断。家庭团体从不同性别和排行的孩子中选择合法继承人的权力和特权，也越来越受教育制度的威胁。经济资本本身也提出了不同的传代问题，这种传代取决于它所采用的形式。

因此，有关占有的武断性的问题，在传代过程中表现得最尖锐（尤其是在继承的时候，对所有的权力来说，这都是个关键时刻），每一种生产策略同时又是一种合法性的策略，它既是排他性占有的策略，又是再生产的策略。颠覆性的批判通过永存性原则，暴露了传代权利的武断性，和这些权力的传递的武断性（诸如启蒙哲学在自然的名义下，为反对出生的武断性所作的批判），这一批判的目的是为了削弱统治阶级。这种破坏性的批判已被结合进了体制化的机制（例如，继承法则）那些体制化的机制的目的在于控制官员，控制权力及特权的直接传递。资本的拥有者更感兴趣的是，采用那些传递性伪装得更好的再生产策略，这是通过利用资本类型的可转换性而得以实现的，但资本拥有者因而也付出了资本可能遭受更大损失的代价。因此，资本的官方传递越是受到阻碍，以文化资本为形式的资本秘密流通的效果，在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中就越具有决定性。作为能够掩盖自己作用的一种再生产工具，教育制度的范围将进一步得到扩大，而伴随这种扩大的将是社会资格方面的市场的统一，正是这种社会资格赋予了人们占据显赫地位的权力。

本段选自《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的《文化资本与社会》，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