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奈格里|《艺术与诸众》作者导言

我们该如何解读统领这些收录在我1988年写作,在今天以新版的形式出版的《艺术与诸众》(Art et multitude)题下的那些信件之句法的代码?

我自己在那个时候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摆脱这样一种对社会的知觉,在这种感知看来,社会完全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挤压之下。我周围的社会看起来就像一种巨大的,商品的堆积,一种抽象价值的堆积——金钱和金融世界的机制使这些抽象的价值变得可互换:一个打上功利主义烙印的资本主义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各种张力已经消失殆尽。在那个世界中,我不能再找到任何自然的东西——我哦的意思是前工业的,非制造的东西。马克思主义区分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对于这种使用价值——尽管存在支配的体系和剥削的方法,这种使用价值也起到了限定价格的作用——我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这个世界已经变得彻底物化而抽象。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可能具有的意义是什么呢?在此现实性中,艺术生产、选择性创造、对真实的重新发明的过程可能是什么?这种知觉并不是纯粹哲学的,它也是政治的。由于我当时也在研究莱奥帕尔迪(Leopardi),我记得这位十九世纪上半叶伟大意大利诗人在他周围看到的关于现实的批判是什么:一个正在不间断地变得越来越抽象的世界,一个被他描述为“统计学的”世界,一个消除激情,也即使生活值得去过的唯一力量的世界。所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期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革命运动失败之后,在新自由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扩散到所有生产的领域,到全球的所有空间的时候,关于我周围的这个世界,还可以说什么!关于这个市场机制——这些机制正越来越紧地紧握我们,就好像要使我们窒息,从最地方的层次到最全球的层次,剥夺着生命和关于创新与团结的一切踪迹的想象——的宇宙,我们可以说什么?所以这是哲学的主题(但首先是政治的),在当时它给了我思想的养料。我清楚地意识到,艺术,也属于那个世界。如果我身边的那个世界,可以说,为工业生产所彻底渗透的话,而如果,我触及的一切,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然而具体的,实际上却是制造的和抽象的话,那么,艺术就只能在这同一个视野内移动。如果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不再提供一种“外在”的话,人们就只能在其“内部性”中把握和思虑艺术活动。说艺术已经从造型走向了抽象,这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生产的艺术模式正在变平,正在模仿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通过手艺性的实践和一种物化的想象)。不再存在人们可以参考的自然的模型,也不存在可被获取的图画:因此再现也就意味着生产,而自然则只能以一种已被修正的形式给予,作为一种怪物(换言之,即同时怪异而又奇迹的东西),自然及其形象、杂种、增殖、表演的添加物、争论、修复……因此艺术也就属于一种社会建构和交流的无差别的多样性,它是商品世界的部分和包裹,而我们都被抛入了这个世界。结果,从现在起问题是以这些术语来设计的:这个世界提供给艺术,艺术家和美的艺术生产的参照点是什么?通过文明的历史,下至现代时期末,很大一个部分的艺术想象一直在于表达真实。但真实不复存在,或者更确切地说,真实仅作为建构而存在;不再作为自然,而只作为一种被制造的产品存在。它是一种活的抽象。在这(种自然)之中人们该如何找到自己呢?而且,如果有的时候被当作艺术的物品真的美丽,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是一个纯粹的词汇问题么?一个语汇的问题?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自然,具体和抽象看起来已经彼此混淆;抽象的,看起来和它的起源的影像一样自然,这意味着,抽象也是一种最高程度的(to the nth degree)自然。我们在我们周围发现的是什么?我们还能称作自然的是什么?当我沉思波河河谷附近的风景或勃艮第的风景的时候,自然在我看来是如此地为人类的行动和工作所劳动以至于我不再知道它的脉络和地平线是否依然自然,抑或它们也和为人所改变的自然一样抽象。但如果这是把我们对自然的思考囚禁其中的框架——如果我们只认识作为被改变了的自然和作为人类行动的一种延伸的自然,如果艺术本身(由于它,也是人类活动和它所具备的与原始模型的关系的一个特权符号)也是这种抽象机制的一部分——的话,那么我们就有能力从人类活动的角度来思考艺术,而我们也将处于这样一种仅从人类活动,仅从作为一种从根本上改变自然和历史事实的能力的活的劳动的观点来欣赏自然的立场之上。

艺术经验——或者说,我在1988年是这么想的——必与一种对劳动的转变模式的分析相关。因此,尽管在整个十九和二十世纪工作变得越来越抽象,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它又再次经验到了一个独特化的过程,它以一种新的形象展示自身:智识劳动(它是非物质的、情感性的)——一种生产语言的关系的劳动的过程。纪元的变化(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的过渡)只能在劳动的变化中得到经验——换言之,在从劳动价值的整体化的抽象到其表达之权力(potenza)。艺术彻底沉浸于商品世界这个事实不再使我震惊——由于劳动也沉浸其中,事实上也只可能如此。人们在意识到艺术为这个压缩了的世界所捕获,是资本主义的囚徒的同时感到的智识上的公愤和伦理的窒息感也不再使我感到恐怖。因为正是在这个下等的世界中,在与恐怖——确切来说商品所有的暴力——的接触中,艺术家的活的劳动,才不时地带上了美的表象。那么,照这么说来,这种美是什么?在艺术持续地为美的可能性所重新发明的时候,艺术是什么?艺术,就像我们说的那样,是劳动,是活的劳动,因此也是对独特性、独特的形象和物体的发明,是语言的表达,是符号的发明。这里,在这个最初的运动中,内嵌着行动中的主体的权力,主体把知识深化到重新发明世界的程度的能力。但这种表达的行动只在符号和语言——表达行动通过它们来表达自己——把自身转化为商品,被接纳和容入一个共通的计划的时候,才能获得美和绝对。美是一种对独特性的发明,这种独特性在参与建构世界的主体的多样性中流通并揭露其共通。美不是想象的行动,而是变成了行动的想象。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诸众。

劳动的转变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艺术之转变的关键。在1988年,当我写作这些书信的时候,我的主张也许是激进的(先锋的)——即便利奥塔和德里达在那几年里也广泛地向这个领域探索。(与他们相反)我的激进在于把这种向生产性的劳动的形象的过渡——今天人们已经广泛地接受,这个过渡是彻底而不可反转的——决定性的:活的劳动,无论它是智识的,还是情感的,都只是非物质的劳动。当时提供给读者的那些代码,从分析的视点来看,是激进的,从结果来看,它们可能时而不确定,时而谨慎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是过分夸大的。如今这个过渡已经完成了:在我们看来,价值的机制,与语言的序列一样,一度再次开启了马克思的解读呈现为确然封闭、压缩的那个世界。因此,我毫不犹豫地再版了1988年的这些书信,因为当时隐含的境况今天已经变得明显,也因为美,(只会)在整体中自我展现(不仅在抽象劳动的世界中,也在这种活的劳动中展现,而这种活的劳动,把独特性与诸众中的共通统一起来)。

[注]译自Antonio Negri, “Author’s Introduction (May 2004)”, in Negri, Art & Multitude, trans. Ed Emery, London: Polity Press, 2011. vii-xiii.

[意]安东尼奥•内格里 著 王立秋 试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