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现代性与中国
[美]阿里夫•德里克(Alif Dirlik)
关于中国的历史,不仅中国学者在研究与思索,在美国、欧洲等地,也同样有学者试图对之加以理解,找出有意义的解释。要注意的是,近二十年来世界形势的迅猛变化,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些学者的研究思路。因此,首先,我想谈一谈,全球化这一现象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然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想简单涉及一下,中国社会自身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发生的变化,对于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远离革命的学术
比如,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近年的研究中,现代化的话语置换了有关革命的话语。从八十年代以后,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开始不再关心革命方面的内容,所谓告别革命,忽略革命。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开始关注上海。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理解,和美国学者始终不太一样。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美国学界的情况并非如此。具体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最有影响的刊物是《现代中国》(Modern China),这本杂志的主编、作者都是在六十年代进入学术界的学者,如黄宗智(Philip Huang)、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等。更前一代的学者虽然在表面上不注重理论,但是,他们最根本的前提是现代化,其论调是,正因为中国如何如何的不发达,所以才会爆发革命。按他们的看法,革命是现代化失败的一个结果。我也是属于在六十年代开始研究生涯的那一代人,我们这一代学者受到第三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现代性的理解和上一代学者有不同看法——我们希望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有革命发生。但是我们当中彼此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一些学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乃是通过中国革命而去了解,因此,研究中国革命就容易缺乏一个省视的态度。而我对中国革命当然是尊敬的,认为这场革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它也有值得批评之处,例如“文革”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解释就是不对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我们相信,它的发生必然有一定的道理。还有一点不可忽略,上一代的美国汉学家,一般都受到五十年代冷战的影响,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没有什么意思,他们也完全看不起中国的道路。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主编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的书,书中声称,当时那个年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完全不是学术,而只是意识形态。
我所写的第一本书《革命与历史》,就是针对这批人的观点而做出的反应。我指出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不够,对于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包括中国学术研究,都有必要进行再评价。实际的情况是,当年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框架里展开的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对我们这一代研究革命的学者都有很大的影响。无可否认的是,这其中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革命对于美国学者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们都不关心革命的问题,只强调商业的发展啊、上海的城市化啊等等这些内容;另外,从九十年代开始,受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把在美洲发生的一些有关民族国家的讨论,融入政治经济学当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一学术创见所做出的贡献,当然必须予以承认。另外,顺便要提的是,一九九三年开始出版的期刊《立场》(Positions)在开创学术道路上也做出了贡献。当时,一部分学者感到《现代中国》这本杂志越来越保守,甩开文化、思想等方面,而只谈经济,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新刊物来抵抗这种潮流。因此,《立场》在抵制学术的保守化上,是一个重要贡献。
可以看到,在九十年代,美国学界也还是存在着对于革命和现代化的反思,但其最重要的趋向则是:一方面越来越忽略革命的历史,关于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的文章越来越少,这与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同;另一方面,就是范式扩散(dispersal)问题。很多学者着手研究的时候,只是关注自己的兴趣,而没有了一个终极的追问。旁人看他研究的题目,都不能明白他这么研究的目的何在。以前,大家还会追问一个研究的“意义”。但是在后现代主义产生影响以后,“意义”不复存在,一个人要研究这个题目,只因为他想研究。对意义的追问没有了。学术当然不应该受命于政治,但学术也不可能与政治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当前的形势却是,很多人研究一个题目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不去考虑其与政治的联系,呈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实际上,具体说到中国研究,真的就没有一个范式吗?范式扩散这一现象本身,很可能也就是个范式。
一统化的现代性
目前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美国目前有很多学者热衷研究上海,致力于各种相关题目,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在理论上,究竟何为modernity,何为中国的modernity,这些人不加追究。很明显,他们没有提到的是,上海的现代性,是“殖民地的现代性”。“殖民地的现代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实际上很多人对何为现代性是有点糊涂的。这些研究还有一个很糟糕的特点,就是在看待中国的“现代性”的视角上都只关心城市,关心城市的风格等问题。因此,这些学者研究现代性的时候,忽略革命,忽略马克思主义,言下之意是以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现代性,中国革命也不是真正的现代性。他们所了解的现代性,就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的那个现代性。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小兵最近出版的关于现代性的著作,就既包括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也包括城市题材的小说。应该考虑到,革命的历史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近几百年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
一涉及现代性,也就涉及最近以来大家都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了。在此要提到的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于现代性的解释是弥足重视的。大约十五或十六年前,有位研究文化的美国学者马修•伯曼(Marshall Berman),写了那本名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著作,谈论现代性的问题。佩里•安德森恰恰对他这本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感觉方面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佩里•安德森说到,要区分三个概念: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性——modernity。 现代化是指工业化、城市化等等;现代性是指现代化之能产生的条件;而现代主义是指人们对现代性的反应,这一反应也可能是反现代性的,反现代性的方面也应该包括在现代性之内。如果通过这三个概念来观察近来中国史学的研究,可以说,现代化、现代主义、现代性,都在学术当中被加以涉及,但往往三者混淆不清。
许多所谓现代性的研究,比如伯曼那样的研究,是在完全忽略第三世界的思路之下展开,不考虑第三世界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实际上,欧洲、美国的现代性与第三世界是相连的,并非没有关系。因此,必须要说的是,很多学者对“现代”的概念有些糊涂,他们只强调城市化之类是modernity,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modernity。他们只看到欧洲和美国,顶多把俄罗斯包括进去,完全不承认第三世界也与现代性有着关系,看不到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性与第三世界也有着关系。并且,他们强调革命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之间的冲突,把二者视为不相融的对立体。我们当然不能用革命的历史来解释近代中国的一切现象,可是,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上。正因为意识到现代性概念的限制性,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后现代性。可是,后现代性其实仍然是现代性,在根本上,是以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为基础前提。所以,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是不足以解释世界的。
全球化的历史?
无论如何,从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出发以研究历史,在目前是流派纷呈,百舸争流。另一方面,近来美国与欧洲学界对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和批评也在逐渐增多。其中一个予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角度,是跨国主义与全球化。
在美国,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大家重新对世界历史有兴趣了,例如出版了一本期刊就叫做《世界历史学报》(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甚至有学者建议创立“global history”这样一个概念。不过,在我看来,这一主张并没有提出新的理念,没有解释清楚 global history与原有的 world history(世界历史)二者在观念方面有什么区别?global怎么就在概念上超过了world呢?倡议的学者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全球化已经在对学术思维发生影响,这一情形同样反映在中国研究上。
目前,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来说,全球化制造了意想不到的困窘。当然,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物质性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文化的跨国流动。然而,后现代理论主要涉及第一世界,后殖民则主要牵涉第三世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自身框架与变化的现实之间存在抵牾。迄至今天,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已经被世界各地的学术所吸收,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兴趣渐趋减弱。
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美国新一代学人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对后现代、后殖民也有了一个批评的态度。在中国研究方面,他们呈现出两个趋向:其一,虽然后现代主义批评了元叙事,但是元叙事仍然在发生着影响。比如,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方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影响就比较大的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王国斌(R.Bin Wong),他们都是对物质现象展开长时段的研究,其影响力可说是很大。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学者、我的前妻罗克斯安•普拉兹尼亚克(Roxann Prazniak),她有一本著作《穿越文明的对话》(Dialogues Across Civilizations),想突破以各个文明为单元的传统研究方式,进行跨文明的观察;还有一位穆素洁(SuchetaMazumdar)著有《中国的糖与社会》(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一书,这位学者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书中,她试图研究中国的工业化和欧洲的工业化有什么区别。比如,她提出,生产糖需要奴隶制,但在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糖的生产都是家庭工业。看一下这位作者的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她这一研究的思路由来。穆素洁是印度裔,因此她受到来自印度的一些影响。印度新德里有个发展中心,那里的研究者如南地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甘地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是左派,因此这个中心的研究思路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包括南地在内的这些研究者关于现代性的一个有趣的解释就是:我们不是现代性的他者,而是另外的一个现代性。这个中心致力于研究印度过去年代的传统工业,他们指出,印度传统工业都是家庭小手工业,直到殖民时代以后,印度工业才大型化了,变成了现代工业。
对于以上谈到的各位学者的研究,我的批评很简单——他们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采取一种经济主义的立场,没有国家,没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人的活动。他们只解释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贡德•弗兰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资本主义自然化了。对于华勒斯坦等学者,有一种批评,即是认为他们不注意资本主义与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我的一个学生发明了一个词形容这样研究中国的学者:“Eurosinocentrism”(欧洲中国中心主义)。虽然表面上这些学者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但所做的研究的模式一端是欧洲,另一端是中国。他们喜欢论证,在欧洲发达的东西,其实在中国也很发达。这样的学者虽然声称试图超越文明、国家的界限,但他们实际没有能够超越这些界限,也没有观察到那些引起质变的东西。实际上,当说到“欧洲”的时候,这些学者也只是指其一部分,如意大利、荷兰、英国等等,而非考虑整个全部。与此相近似的是中国学者所谈论的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即使有这样一种萌芽的话,也只是发生在江南等部分地区,而非全部中国都曾出现这一现象,但学者们却只是笼统地称之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