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意的国际（1946）

我们都记得安德鲁·马尔罗曾ⁱ说过：“尼采在上个世纪末宣布了上帝的死亡。而现在我们要向自己发问的是：今天，人是否还活着？”¹这段引文是我凭着记忆写下的，它或许并非马尔罗的原话。但我却无法忘记我们当时在自身中所感受到的那种空虚。当拥挤的人群在索尔邦大学的台阶上目睹着这个悲剧演员²在孤独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这，恰恰是孤独本身；眼前这个矮小的、指手划脚的男人正是在这一良知^a的荒漠中同人的死亡奋力搏击。“我们必须重建能使人将其作为自身来认同的人的形象。”马尔罗的这种悲悯之情并非因那些他所宣称的濒临死亡的人们而发，而是他看到，在这个迫近的、令人绝望的意识的死亡中，却仍然有人活着。甚至连那些并没有和他一样意识到这种恐惧的人们也忍不住感到一种深深的焦虑：人不能泰然地看着他人如同对待仇敌一般地敌视自己的命运。

但是，在这个给予了我们避难处所的世界中，有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晰，这就是不断增加的人们正在挣脱和诅咒那些将他们绑缚在命运之上的无言的绳索。在战争上升到残忍之极后的两年中，和平与毁灭充斥着这个世界。在一天天逼近的冬天的迷雾中，无声的集会正在举行。只有当现在平静已经再度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听见被军队的喧嚣所窒息的怨言以及在战争的吵嚷声中不为人知的抗议。而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对和平时代怨声载道的欧洲的古老国家，正是生长出这些怨言和抗议的地方。在东方，无数的俄国人民已经重新开始工作，他们通过工作使自己与历史相融合。“痛苦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精神状态。我们正在使之恢复（爱伦堡ⁱⁱ）。”³在西方，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的美国正在计算着得失，检验着自己在海空方面的未来力量，并按它自己的未来所规划的那样在世界上占取了有利位置：一个美利坚的世纪就在前方，它仿佛一个悠长的夏季假日，一直延伸到天尽头：“我们生来就要成为自由的美国人。”有一点是肯定的，努力和自由的乐观主义对于大多数正在其中为他们所过的艰辛生活⁴寻找辩护⁵的法国人和英国人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然而，这种乐观主义却置身于“西方”的没落之中，人们开始发现由军队发动的战争并未使灵魂的争斗得以结束；和平与战争一样残忍，甚至更为恐怖。在眼下的和平时期中，谋杀甚至已不再需要以军队的喧嚣为借口。

在法国，我们有马尔罗，他的悲剧性话语上面已经提到；我们有加缪^*，从他发表在《战斗》⁶上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人们被命运紧紧地攫住，只有死亡能使他们被杀害和获得解脱；我们有加布里埃尔·马塞尔ⁱⁱⁱ，他强烈地反对世界的现代性和它的“技术化改造”⁷；我们还有称之为“人民阵线”⁸的运动，它认为通过能引导一场国际性的精神战役而避免战争所带来的致命伤害；我们甚至有商业性鼓动的实例，就像刊登在《权利》上的关于“凶手的时代”问题的讨论。⁹在英格兰，凯斯特勒^iv10公开抨击集权主义政体对人的奴役，以小说的形式满足了他的同时代人对他们历史的怨恨。他的著作的极大成功证明了¹¹这些现代先知们的诅咒正在获得一种广泛的公众响应。而且，从德国得到的一些反馈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失败者除了将自己过于无忧无虑的意识与胜利者不好的意识融合在一起以外，别无他求——他们是如此地心甘情愿，以致于根本不会去诅咒现有的和平，也不会缔结一个神圣的抗议联盟来反对它。我们必须问问自己这样的联盟究竟有什么意义。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现象以及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虽然还没有被准确地界定，但它仍然能够采取一定的组织形式：据说加缪就设想在达到世界的良知之前，组织一个抗议组织以谴责那些反人性的罪恶。然而，“人民阵线”思考的却是运用电影院和无线电广播¹²来促使人类废除战争。人们可以在这些努力的尝试中感到一种寻求自我的精神，一种希望以具体形式来体现自己的强烈意图¹³，一种力图界定自己、确立自己并以行为方式装备自己的意识形态。如果这种精神是国际性的，并且正处于建立制度形式的过程中，那么就是一个新的“国际”正在生成。在试图发现这究竟藏匿了什么的努力中，也许可以获得些什么。

这个以人道的抗议来反对命定的“国际”栖身于对一个事实的逐渐觉醒的意识之上。这一事实即是人类正在遭受威胁，并且在面对威胁的过程中，已经变成了一种恐怖的“无产阶级”。工人无产阶级被社会学的、经济的、历史的条件所定义，与此相对，这刚诞生的“无产阶级”则是由心理的条件——威胁（intimidation）和恐惧（fear）——来定义的。就像在工人的贫困与异化里看到无产者的平等那样，这默不作声的无产阶级只有在死亡和痛苦中才能看到平等。我们的作家说，不管是在原子还是在曲线的领域内，最新的发明不但现在、并且从今以后都将成为使一切人平等的人类条件。这是一种事实上的平等，它支配着我们的一切行为。在它之中，我们不知不觉地生活和移动着，就如同一个在重力中无意识地生活和移动着的人一样。而且，正如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的无产阶级的联合只不过因为马克思才变成了意识（原文如此）¹⁵一样，对我们来说，这个在恐惧中形成的人类—无产阶级的联合之所以能够以意识的形式存在，也仅仅归功于我们那些现代先知们的启示。在他们的吁请中，我们听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著名的口号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感伤相同的东西（至少，他们认为我们是这样），即在所有的对良心的呼唤中的那种感伤（这个良心，就如马尔罗所表现的那样，是我们在那令人无法自拔的“黑夜”中唯一的荣耀和美德）；我们感觉到了这些话语的悲剧性暗示，在这些话语中，人被要求生来就知道真理，知道并且控制他们的环境。人，了解他自己：你的处境就是死亡（马尔罗），就是成为一个牺牲品或刽子手（加缪），就是向着监狱和酷刑的世界的不断迈进（凯斯特勒），抑或是你在核战争之下的全部消亡，也可能是那些使你之所以为人甚至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你兄弟们的注视、你的自由以及你为自由所进行的斗争——的结束。加缪说，人类就像一列全速前进的火车，正加速走向深渊，而乘客们却还在为各自的琐事争吵不休。我们是在悬崖边缘搏斗的疯子，根本没有意识到死亡已经使我们连成一体。一个看到人们即将死亡的明智认识，还可能继续保持对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信念吗？如果一个人仅仅知道他正面临着资产阶级的威胁，却没有意识到在他可能成为一个工人被奴役之前，死亡的威胁已经逼近，并且这种威胁超过了其他的一切，使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过成为一种历史的消遣而已，那么，作为一个当代工人政党的积极分子对他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只剩下了唯一的依靠，这一切坦率地告诉我们，在面对灾难时：我们需要一个反对命运的神圣同盟。让人们知道，即使还有时间，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只不过是在空耗它们；其实，人们早已在对炸弹和死亡的恐惧中联合成了无产阶级，只是人类条件意义上的无产阶级。

旧的无产阶级已经被新的“降级”，我们需要来仔细考查一下后者的基本特质。什么是“人类条件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加缪在《战斗》¹⁶中说现代人的状态就是恐惧，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恐惧是不容置疑的。它与日常经验相似，且不管前提如何，现代人生活在恐惧之中已被公认为一个历史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真实现象的原因却很难判断：如果这种恐惧因其普遍存在性而同样涉及到观察者，那么它也会因为内在的不合理使观察者们感到不安。对于恐惧，有一个悖论：如果人类理性无法控制它，它也就几乎不反抗考查它的理性，并且可以被毫无^a障碍地界定。¹⁷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种恐惧是一种一般形式的心理氛围。它既没有在法律条文中被记述，也没有在制度中被确立。它甚至不像害怕那样经常出现在它所统治的范围内——监狱和死亡集中营。恐惧缠绕着穷人和富人，囚犯和自由人，从人们在自己的脸上看见命运并且知道命运正在等待着他们的那一刻起，它就把每个人的灵魂都紧紧抓在手中，不管他的法律或社会地位如何。这强有力的反映在波苏艾特谈到的无产阶级的死亡里。中世纪使得人们在上帝面前平等，而历史却使人民在死亡面前平等。使人们团结起来的不是那富人异于穷人的今天，而是明天；明天，他们将并排躺在同样的死亡中，或臣服于相同的折磨。使他们团结起来的是他们都将面对一个共同命运的事实。这个共同的命运使所有人完全平等。人类条件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明日的无产阶级。我们也许会对这里的论述提出异议，说，在这个抽象的层次上，如果人类的团结真是通过一种共同命运的迫近而得到，那就很难明白为什么每天的日常事务不被重视：既然“雨以同样的方式落在善良的人和邪恶的人身上”¹⁸，那么就有无产阶级的雨和资产阶级的好天气；既然太阳普照世界，那么也就有无产阶级的白昼和资产阶级的夜晚，以及无产阶级的周日、周一和周二——然而我们不会再玩传教士^b的游戏了。¹⁹,²⁰如果现实中的恐惧仅仅是一种心理氛围或一种没有对象的期盼，那它就是一个没有出路的抽象。然而，恐惧不仅仅是一种氛围；它还是面对一定的真实威胁时的心理反应。在此，恐惧离它的对象更近了——恐惧的悖论突然出现了：不管这种困惑如何之深，恐惧的对象始终在它之外，也在它之前。这正是工人无产阶级与恐惧的无产阶级的区别所在。工人不是因为明天将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而成为无产阶级，而是因为事情每天每分钟都在他身上发生。加缪说得好，不久以前，“没有明天”。工人无产阶级是一个平常的事实，就像我们每天的面包一样。无产阶级没有未来，甚至也没有对未来的恐惧：无产阶级的贫穷，不是对贫穷的恐惧，而是一个不会消失的真实存在。它在墙头，在桌边，在床上，在工人呼吸的空气和他喝的水里，在他挣的钱和构成贫穷的因素里，在召唤恐惧的姿态里。贫穷的无产阶级是黑夜中的人，是遭受痛苦的病人；贫穷与他们仅仅相连，甚至变成了他们本质的一部分。加缪说，害怕的人背朝着墙生活²¹。但是，我们不希望活得像只狗。墙就是地平线，唯一的地平线，但至少还有地平线。²²恐惧的人背朝着墙生活；而无产阶级则生活在围墙之中。因此，他看不见他面前的命运，他也不会把即将到来的、在世界的另一个尽头翻腾着海洋的炸弹和战争当作灾难的信号，他更不会害怕他已经征服的寂静。他的条件就是他的劳动，他的需要，他的日常挣扎。他知道明天将变成今天；今天，明日的无产阶级将变成每天的无产阶级的烟幕。

让我们作一个补充。恐惧和它的对象不是一回事，这意味着一种恐惧的辩证法是难以想象的。恐惧的人和他的恐惧共存，但他恐惧的对象并不以恐惧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不害怕作为他者的别人，我害怕的是在这个他者中等待着我的命运。我恐惧的不是作为战争的战争，而是在战争中成为伤员、残疾或遭受痛苦。战争并没有真正进入我的恐惧，在恐惧中，我只看到我的躯体被战争所毁。我恐惧的真正对象是想象着自己在未来的什么时候将遭受痛苦。这对象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不是真实的、而是想象中的我。恐惧的内容是想象的、不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与无产阶级不同，那些害怕的人们不能将其恐惧的对象转变为对恐惧的废除²³，而无产阶级却在自身的阶级地位中寻找到了从中解放出来的方式。囚犯可以逃跑，因为条件是客观的、栅栏是真实的；真实的栅栏可以被摧毁：自由到来了！恐惧的人是一个没有监狱和栅栏的囚犯；他是他自己的犯人，威胁深藏于他的灵魂。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冒险，因为这是一个没有栅栏也不可能逃跑的监狱：恐惧是不可能逃离的监禁。

然而，奴役是有内容的：主人和劳动者。可是恐惧的对象仅是想象。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中，工人的条件与占有密切相关，它是一个以无产阶级解放的真实辩证法为基础、并提供了实现它的方式的真实客体。换句话说，奴役可以通过反思内容并借助行动超越内容来将自身转化为自由。而经由恐惧的意识不可能从恐惧中解脱出来。²⁴相反，奴役是一种可以从中逃离出来的监禁形式，因为它有真实的监狱，真实的围墙和栅栏。这就是为什么痛苦不是无产阶级的命运：人类的条件是不可逃离的，但却有可能从工人的条件中将自己解脱出来。不管追寻这种自由需要怎样的代价和耐心，但至少人们知道这是可能的，他们可以与自己的命运和解并生活在期待中，这种期待指向的不是世界的末日，而是自由；也不是绝望与荒谬中的期待，而是希望的企盼。每天，无产阶级都在他的条件中经历着具体的现实内容；每天，他重复着他的努力，试图使环境变得更好。这种日常经验给了他双重证据来确信自己不是在同影子作战，而是面对着他奋斗的实际对象。这个对象恰恰因为它的存在和敌对状态，所以是可以克服的。正因如此，工人的条件才是辨证的，因为它能改造其内容，把具体的奴役转化为具体的自由。最后，让我们注意一下，一个在恐惧中形成的共同体和一个经由无产阶级的解放形成的共同体是不一样的。焦虑是一种集体期待和降临，在这之中，人类在精神而不是事实里团结了起来，同时，人类也在他们已经居有的同样的“空”中变得更加迷失方向。然而，生活在事实之外却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恐惧的人无法抓住他恐惧的事实，却使他的恐惧成为事实。

艾莱因^a喜欢指出，战争是翻译成事实的神话。战争和对战争的恐惧同时降生，如同罪恶和对罪恶的恐惧一起到来一样。这种灾难中的共生是一种群体现象，由此，人们总是因为另外一种恐惧而结束对原来一个对象的害怕。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大家都害怕不存在的东西。因而这被误解成毫无理由的恐慌。从1000年的大恐慌到1789年的夏天，从19世纪由广播节目触发的原子恐慌而引起的证券市场的崩溃到现在大范围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被混乱的和不加思考的行为—如一期《基督教见证》杂志²⁵，预言战争将在两周之内爆发——所造成的恐慌，历史都不缺乏例证。这种预言中的平等纯粹是一种语言的发明。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可以在《人的希望》——这可能是我们时代最令人忧伤²⁶的书——的阐述中发现对这种预言的期盼：它还可能谈到“在死亡之外的兄弟般的平等”吗？恐惧不是故土，也不是勇气（我们从法西斯主义者那里看到这一点，他们试图通过谈论自己的勇气而为自己开脱）；甚至，人类的条件也不是人类的家乡。只有当人类站在上帝面前时，这才可能成为他的故土。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把这种条件称作原罪。对于不是基督徒的人和不想回到上帝之城的基督徒而言，人的故土不是人类条件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直接是领导全人类迈向自己解放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有着真实的内容。马克思在1844年谈及法国社会主义者时写道：“对于他们来说，人类的兄弟般的情感不是一个空洞的短语而是一个事实。”²⁷对我们而言，兄弟般的情感不再是在恐惧或言说中被发现，它只可能在事实中被发现。

我们在这里可以说，“人类条件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在目前形式下，它根源于恐惧）不仅不对工人无产阶级的现实表示怀疑，而且还借助分析试图把它变成抽象的事物，例如，在话语和意图之外不具有真实性的东西。恐惧的无产阶级是一个神话，一个存在着的神话，尤其重要的是，是基督徒使它变成了这样。因为，作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人类的条件；换句话说，我们相信所有人在上帝和他的审判面前的平等。但是我们不愿意看见上帝的审判就在我们的眼前被偷走；我们也不愿意看见非基督徒，偶尔也包括基督徒亵渎地将原子弹当作上帝的意志，把死亡面前的平等当作了上帝面前的平等（有必要指出这一点，因为波苏艾特和其他的一些传教士还没有超出这一点），把集中营的严刑拷问当成了最后的审判。可是，基督徒是最容易被这些由语词的混淆造成的威胁伤害的。当人们对他们谈起人类在其不幸的处境中的平等时，他们就把这种心理上的事实当作了宗教的事实，当惊慌失措的人们宣布时间的末日和地球的毁灭就在眼前的时候，他们就听见圣约翰和《启示录》的声音在耳边回响：一个人只要像孩子一样保持着对宗教的疑问，就可以进天国。难以想象，在基督徒的圈子里，一种“原子弹的神学”已经被写出并发表。我们还没有从丘吉尔和杜鲁门的演讲中挣脱出来，而他们正是“基督教文化”的代表！无论何时，加布列·马赛尔ⁱ开始政治正在变成宗教时，他立刻会进入一种预言式的恍惚状态：

……战争，只要发生，就会变成一种双向的犯罪。但双向罪行的矛盾的观念需要进一步研究。看上去，它和罪恶本身似乎无法区别。这就提醒我们需要将注意力转移到宗教方面……当罪恶和它所受的惩罚刚好相符，似乎表达了上帝的愤怒的时候，我们难道不是在向着历史中的这一时刻前进吗？²⁸

加布列·马赛尔是一个为自己的错觉寻找理由的受骗者，而他的聪明足以让发现真正的原因。莫里亚克ⁱⁱ，对他来说，是一个有着令人不安的天真的人，但这种天真又消除了不安。就他而言，天真是精神的一种慢性状态；他带着改宗的狂热忏悔了他对圣凯斯特勒的信仰，并发现了莫斯科审判中的激情，同时以人们分切苹果的方式把人分成了好的和坏的。²⁹我们不会被这些小说家制造预言的才华³⁰所动摇，也不会被基督徒和类似的非基督徒已经团结在一个共同的主题之下的事实所动摇。尽管加缪和莫里亚克已经在这种合奏中高歌³¹，我们却清楚地知道，同样的话语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味着同样的东西。如果他们是真诚的（我相信是这样），他们就是在欺骗自己，并且也是在欺骗我们。这个虚假的世界末日充满着自我命名假基督和伪称基督再临的假先知。但耶稣基督已经教导我们必须警惕假先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末日也就近了。矛盾很明白：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说已临近的末日并不是假先知的历史尽头。

因而，这个抗议的“国际”对我们并没有什么宗教意义；但它是一个历史结果，一个不能解释自己为什么存在，只能作为神话而出现的历史结果。这样，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缺乏内在必然性的真实现象：意识形态。这是一种观念倾向，如果没有理解在它的表现形式中抓住它的内容，就不可能历史地理解它。我们已经指出，这种意识形态并没有对历史差别产生真正的疑问，因为它的内容根本是虚构的。这样，我们就需要让这种意识形态面对它出现在其中的历史，并在真正的历史中说明这一虚构的原因。^*

借助解说，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由战争引起的不安。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型不是没有风险的。战争以战争为能源；和平起初是“空”，然后是面对“空”时的眩晕。对那些将战争当作故土的人来说，进入和平就仿佛进入沙漠：德国的青年人不知道他们的手可以用来干什么，他们不再有任何未来，因为和平——一块未知地带——已经建立。即使是在胜利者中，又有多少人在这种和平中根本没有发现他们希望在战争达到的东西？原因在于和平时期他们有的徒劳地宣扬以勇气和道德以理由的战争，有的则否认他们所接受的战争的结果。

能够接受集中营的人（我指的是法西斯），和能够接受汉堡死亡人数达到300,000这一事实的人（我指的是盟军）；与成千上万的死亡以及被奴役的人们毫无关系的人，和不愿意变成“凶手”来阻止将要继续的屠杀的人；假定自己因对自己、亲人和敌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而使得生命又有了意义的人；以及那些在相反的意义上（因为一方的被奴役就是另一方的被解放）对双方的惨重死亡都负有责任的人——既然和平已经以一种奇特的哀悼形式再度来临，所有的这些人又混成了一群。加缪喊道，我们都是凶手！我认为“欧洲”可以在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基础上找到和解。第一个倾听这种要求的人无疑是借助加缪的帮助但却违反了他的原初意图，使人们不再为和解而讨价还价。他们会说，我们的罪行使我们完全平等，我们因为杀戮而变得平等——看，我们已经被罪行所宽恕，被它变得毫无区别并在它之中达成了和解！面对这种畸形而毫无羞耻感是不可能的。并且，当一个人知道他将在德国看见的反响，也知道德国的教会以一种颠倒的宗教，非法盗用了这个世俗解脱时，人们就会真正开始怀疑，言语和行为是否还有什么意义——在人们的眼中，为奴役而进行的杀戮与为解放而进行的杀戮是否是一回事，人们最终是否将被解释为和狗没什么两样的生与死的过程，而不是他作为一个人的活着和死去的理由。没有死者可以战胜使他死去的理由；我们的理性判断我们的死亡，在团结于死亡的堕落下的尸体中做出区分。但这个死亡的团结是一种堕落，这种堕落使得侵犯它的一切只能在人类的思想中进行。我们必须毫不忧郁地将自己从这种羞耻感中解放出来：我们不是狗，那些从法西斯手中为我们所有人夺取自由的人都不是狗——我们从不问这自由的代价，也不再记得，有人为废除这自由而死，有人为保卫它而亡。谁是这混乱的受益者？显然，是那些为保卫奴隶制而战死的人，那些让他们的出生地以他们为荣的人，还有在某些国家里，那些想用宽恕为下次战争买到苦力的人……

在混乱的神话背后隐藏真实原因和表达事实的同样愿望都与对战争结束的上述反应有关。我们明白，战争并不是从宣战时开始；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也不是以停战协议而告终。和平被认为从根本上与战争不同；他们说，在战争中，死亡是人为造成的，而在和平时期（加缪谈到废除资金处罚！^*）它却是自然发生的。人们认为，支配这两种条件的法则与通过改变规则或大喊一声“停！”来让人们像孩子停止游戏一样停止战争是根本不同的。今天，人们常常会遇到那些怀着最好的意愿的人，他们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应该把规则、军队和方法等等都扔到一边——这种和平不是真正的和平，因为在它之中，战争不仅正被酝酿，而且即将被上演，也因为它没有废除集中营，鼓励了社会对抗，更因为尽管人们已经赢得了安宁生活的权利，但斗争仍在继续。他们说，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与这种在和平中继续的战争的丑闻相抗争：这就是抗议，良知的呼喊——我们已经恢复了我们善意的国际，它是这样一些人的发明，即放弃了试图通过行动并在行动中达到和平之努力的人，希望通过大声疾呼，立刻得到他们还没有耐心征服之物：真诚（误入政治歧途的高尚的宗教本质），愤慨，不耐烦——的人，以及为复杂的困扰（不是被困扰）所苦的人。当然，所有这些善良的意图在这个短语中是无效和难解的。“凡是说主啊，主啊的人，不是每个……”³²当仅仅只是向上帝祈求的时候，我们遵从的其实不是自己祈求的上帝，而是另一个我们没有祈求的他者。当我们看到凯斯特勒在他对“欧洲左派”的训诫中把当权的英国共党作为例子和典范，或是马尔罗在关于西方集团的主题中制造的浅显的神话（必须从美国和苏联手中拯救出世界的自由），再或是莫里亚克对里昂·布莱姆³³关于在一切思想健全的人中实行信任投票的拓展的时候，³⁴我们有权利发问，这些孤注一掷的人们是否是在培育一种秘密的希望，并为一个他们不向之祈求的理想或主人服务：即没有阶级斗争的“西方”社会主义理想，换句话说，也就是统一在一种口头的、道德化的社会主义中的欧洲理想。不考虑形式上的让步，这种社会主义通过消除社会对抗，在事实层面维护了资本主义的基本阵地。至于那个不向之祈求的主人，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认为是我们现在在英国³⁵看到的资本主义本质，它以将社会主义纳入政府作为保证在经济中不实行社会主义原则的最好办法，并希望通过拓展这种保护体系来抵御欧洲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我们或许有机会来看一下这个正在研究中的现象的客观意义和这种对战争的歇斯底里以及由美国的新闻报道和比基尼³⁶培育起来的、跨越了太平洋的原子弹神经衰弱症的内涵。他们想把这个旧世界的人们同他们生存的现实以及他们日常的政治和社会斗争割裂开来，而让恐惧的神话把他们紧紧攫住。

当下的这种思考并不是把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来看待的，它希望达及的是基督徒作为人的层面。我们在这里揭露的大量的活动（是否是有意识的并不重要）倾向于给人们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不可能与他们的命运相妥协，不可能成功地控制技术，而必将被他们自己的发明所毁灭，劳动不但不能解放他们，反而是在奴役和杀害他们。这就是魔法师学徒的话题——幼稚正在侵入整个世界，但却被政治的悲观主义（人们远未达到成熟，不能依靠人来拯救人）所掩盖。在这种悲观主义中，所有高贵的灵魂都被赋予了宗教模式的诠释。不幸的是，人依然向其他人鼓吹这种道德，并激发它或是允许别人宣传它。可惜，这些善良的使徒恰恰怀着极大的兴趣要在世界末日之前，在人类自身以及其命运中动摇人的自信，特别是要打击那些已经在我们的阵营中致力于将人性与历史相调和的人——即认为技术不是奴役人而是解放人，人类劳动不是摧毁技术而是将其解放的人³⁷。如果已经发现了原子能的人类，却不能发现一种为人的利益而利用它的途径，这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种原子的误用并不是什么新东西：炸弹只不过是人类劳动的一个产品，人类在它自己制造出来的东西面前战栗。这样的世界是无产阶级状况的一个夸张写照，这种状况就是人被他自己的劳动所奴役。这就是所谓的世界。人们看见，一个“无产阶级”包含着另一个，他们也才明白人，可以在哪里寻找到解脱：人与其命运和解的道路本来就是占有他的劳动产品、他的全部创造物以及作为其创造物的历史的道路。这种和解要求以解放工人无产阶级，实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为先决条件。它认为，通过这种行动，不但可以消除无产阶级，而且可以消除一切人类矛盾，并将其从一直困扰它的天启式惊恐中释放出来。黑格尔说，命运，是人将自己视为敌人的意识。³⁸我们寻找着人类条件的到来以及命运的结束。但是我们知道这种努力的代价和它需要的洞察力。只有在斗争中才可能找到解决方案，然而，我们并不幼稚，不会相信战争已远离了和平；相反，我们……³⁹

在这此战斗中，我们也将同试图对我们隐藏真理的神话相抗争：我们渴望真理，我们热爱它就像热爱面包一样。在这次战斗中，我们没有拒绝善意，但我们需要善意和愿意听愿意看的同志。聋子和瞎子是不可能领导人类友好地对待他们的命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