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

[A] 关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构成了当代思潮的主流之一。到如今，有无数的著作试图诠释、抗衡或甚至“取代”它了。要想穿过这一堆争议性的著作而找到通达文本的路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文本的数量也是巨大的。Costes出版社所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不完全）的法文版就多达六十多卷；社会出版社出版的也超过了二十卷；¹列宁著作的不完全翻译也达到了二十多卷；斯大林的著作十五卷；等等……但数量如此众多的文本并不是唯一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跨越了从1840年到现在的历史阶段，提出了很多已经引起了激烈争论的问题：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问题。最终，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本质——一种与实践紧密相关的科学和哲学——代表了一种另外的困难，也许是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如果人们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追随者们一再要求我们关注的实践的连续性，就很可能从整体上误解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而把它当作一种“常规”哲学来解释。

在这里，我们想为更轻松地迈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一些指示标记。

一些指引性的参考文献可能会有些帮助。

在H·C·戴斯罗契斯的一部著作《马克思主义的意义》（《经济学和人道主义》，巴黎联合出版社，1950年）的末尾，读者会发现C·F·休伯特²提供的一个介绍性参考书目。这一加了注解的参考书目分成两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为我们提供的是入门性的书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选择过的著作或篇章——马克思主义的梗概，它们被分“经济学”、“国家理论”、“历史的一般理论”、“战略和战术”四个标题组织起来。第二部分（补充文献）包括按纪年顺序排列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一部分列宁的著作。这些文献是需要长期研读的。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错误：它有为历史唯物主义牺牲辨证唯物主义的趋势；它没有与时俱进；它没有包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唯一的例外是普列汉诺夫的文本和奥古斯特·考纽 [关于青年马克思]的论文）。

关于马克思最全面最有趣的研究是德国人弗兰茨·梅因的著作《卡尔·马克思》（1918）；这是很值得翻译的一本书。亨利·列霍弗尔的《为了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巴黎Bordas出版社，1948年）可能已充满了溢美之词，它比战前由NEP（Alcan,1940）出版的作者的另一本小册子《唯物辩证法》要好得多。列霍弗尔和古特曼所编得《卡尔·马克思的选择》却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退步：包括马克思早期著作节选在内的不同时期的文本，在缺乏相应的历史性说明的情况下，被置于同一个标题之下。

关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很好的说明可以在塞加尔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巴黎ESI出版社，1936年）、贝比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巴黎ESI出版社，1949年）、特别是贝纳德德《马克思的“资本”概念》（巴黎SEDES出版社）和戴尼斯的《货币》（ESI出版社）中找到。

Ⅰ、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问题

当代哲学家夸大了马克思早期著作的重要性。它们无疑比《资本论》更易读。而且，它们是受到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广泛影响的“哲学性”著作。

我们赋予这些早期文本的重要性（在某些方面，黑格尔的著作已经放弃了同样的问题）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一般性的解释。如果我们认为这些著作包括了马克思最基本的一些灵感，那么它们就会变成马克思主义的标准以及我们在解释马克思主义时的原则。举两个不同的例子来说明，M·依利波特主张，马克思直到《资本论》也一直忠实于他早期的哲学构想（见让·依利波特的《马克思与黑格尔研究》（约翰·奥尼尔译、纽约&伦敦Basic Books出版社，1969年）中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批判》和《论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和哲学前提》）。相反地，M·古尔维希则认为青年马克思的的构陷与他成熟时期的著作是恰恰相反的，并声称后者的启示是不同和次要的（见《青年马克思的社会学》，见《国际社会学期刊》1948年第4期）。这些文章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演进的问题。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这些早期著作反映了青年马克思的兴趣——像他所有的后继者一样，他在一个由黑格尔哲学控制的世界中进入了思想的竞技场，但在内在批判、历史经验和科学知识的帮助下，他为了创造出一种原创性的理论而隐藏了这一出发点——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早期著作当作过渡性的，并在其中寻找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轨迹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就是梅因和奥古斯特·康纽在《卡尔·马克思：人和劳动》中所维护的观点的要义：从黑格尔学说到历史唯物主义：1815-1845（巴黎Alcan出版社，1934年）。³从这一立足点出发，马克思青年时期的哲学影响只不过是他在《资本论》中创造一种关于事物的原创性概念的起点罢了（列宁接受了《卡尔·马克思》中的这一观点[1914]）。可以这样认为，我们面对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问题和以前已经大不相同了。

我们不希望在这里解决这个重要的问题；它需要进行详细的历史研究。我们仅仅来关注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们自己的早期著作和所受的影响所做的评价吧。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序（文本的标明日期是1859年，由Giard出版社出版）中，马克思分析了他自己的发展和早期著作，指出了以下几点。首先，他强调了恩格斯“对经济范畴批判的精辟概括”的重要性。（参考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这篇文章发表在1844年2月的《德法年鉴》上，它是对当时英国经济政治形势德一种经验的[积极]分析。这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没有被收入Costes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著作中。）马克思在提到《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这样说道：“当1845年春天[恩格斯]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心要共同解决我们之间关于对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观点的对立看法，实际上，这也是对我们以前的哲学意识的一种清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伦敦Lawrence&Wishart出版社，1968年，19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前的文本都是受到了“哲学意识”的污染的，他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看作对当时已经克服了的这种影响的一个批判。他补充道，“我们观点的决定性主张第一次科学地、尽管只是争论性地表达在我1847年出版的书中，并直接地反对了蒲鲁东：《哲学的贫困》” [同前，184页]。

看起来，马克思的这些文本使按马克思自己说明的那样划分出他思想发展的阶段成为可能。1）《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所有文本，包括《神圣家族》和《1844年手稿》（它以笔记的形式保留下来，Costes还没有将其全部翻译过来）在内，都多少受到了德国“哲学”德影响。2）《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这种“哲学意识”的批判。3）《哲学的贫困》（1847）是马克思认为的已经具有了他思想模式全部特征的第一本科学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重新审视他们与黑格尔的关系以及他们在对黑格尔问题上的分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和《哲学的贫困》第二章第一节“方法”、《资本论》的第二版序（德文版第二版的后记）、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开头）、《反杜林论》（第一部分，第十三章“否定之否定”，这个主题被列宁在《什么是“人民的朋友”》[《列宁选集》，第一卷，伦敦Lawrence&Wishart出版社，1960年，163-174页]一文中采纳并充分发展了。）中可以看到这种关联。

关于马克思早期著作这个问题的隐含意义我要再多说一句。它和我们今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然不可能毫无关联。这在人们联系“异化”的概念理解“历史的终结”的观点时可以明显看到。如果马克思和他的追随者们只在《关于犹太人问题》和《1844年手稿》中阐述和明确了这些静止的哲学命题；如果他们只是试图“充实”黑格尔关于异化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的哲学观点，那么他们的事业与这一概念的内容在价值上是可以相媲美的。并且，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牺牲了它的科学借口，目的是为了成为一种理想的具体化。尽管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正处于运动中，并且像所有的理想一样，它陷入了理论矛盾和具体方法的“不纯粹”的困境中，但它时刻打算按照它的要求来改变现实。相反，如果马克思主义与任何诸如此类的“哲学”观念毫无关系，如果它是一种科学，它就逃脱了理想的理论困境和现实暴政；它偶然遭遇的矛盾也就不再是它的哲学借口的必然结果，而只不过是现实自身的矛盾，它可以被科学地分析并从理论上得到解决。

Ⅱ、历史唯物主义

准确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才是早期著作的“哲学”所期待的历史哲学。

在此，我们想给出一点指引。马克思主义由两个方面，这两方面是深刻统一然而却相互独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术语来指代历史科学或由马克思建立的“社会发展的科学”。这个术语看起来似乎存在着疑问：至少我们不用“物理唯物主义”这种术语来指代物理学。实际上，马克思是把这个术语当作一个武器。他的目的是为了与他那个时代的历史唯心主义概念形成对比。他希望发现的历史科学，不是关于人的“自我意识”或是“历史的理念目标”（“自由的实现”，“人的本质”与其自身的和谐，等等——关于这个问题见《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而是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唯物辩证法，它们是在“最后的分析中”决定历史发展的“动力”（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序》。

在一篇不太著名、但极有启发意义的文章中，列宁用马克思自己的术语，详细地讨论了马克思著作的科学方法（《什么是“人民的朋友”》，129页往下）。列宁说，历史唯物主义 不是一个武断的概念。和其他科学一样，历史科学也是被构成的；尽管它有自己的方法和原则，但它也必须遵守同样严格的标准。“社会学上的唯物主义这个观念本身是一种天才的观念。当然，它‘暂时’还只是一种假想，但它却是为建造通向历史和社会问题的严格科学途径的可能性的第一个假想。”这个假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来解释历史）使将科学的标准引进历史成为可能：客观性、可重复性、普遍性。

现在——自从《资本论》出现以来——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就不再是一种假想，而是一个被科学地证实了的命题。直到我们试图用其他的方式来对一些社会结构——请注意，使社会结构，而不是那些国家或人民或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方式——的功能和发展做出科学的解释——就像唯物主义把“秩序”引入“相关事实”的努力，即鲜明生动地表现出特定的结构，当严格地对它进行科学的解释时——直到此时，历史的唯物主义概念才与社会科学同义（同前，142页，译文有改动）。

同样，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宣称比科学更能干：

就像进化论根本不会声称要解释物种进化的“全部”历史，而只是将这种解释方法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一样，历史中的唯物主义也不可能宣传要解释一切，它只不过是用马克思的表述（《资本论》）来描画出解释历史的“唯一科学”方法（同前，146页）。

这些命题使我们能够更准确地阐述出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和它对科学地位的宣称。

在这个概念中还有一点需要阐明。当代作家们往往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了以索列尔和波格达诺夫为代表的传统，将历史唯物主义刻画为“无产阶级的内在哲学”（达尼尔·维勒），认为它是一种对无产阶级有效并表达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愿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主体性（“阶级”）的理论，无权自称科学的普遍性和客观性；因此在索列尔的意义上说它是个神话比说它是科学要合适得多。另一些人已经在寻找马克思主义科学本质的基础，而在无产阶级的本质中，“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普遍的阶级”状况——它的极度贫困——使这一科学本质注定必须是普遍性和客观性。列宁在著名的《应该做什么？》（尤其是第一、二章，见《列宁选集》第五卷，伦敦Lawrence&Wishart出版社，1961年，352页往下）中曾讨论过这一问题。列宁反对那些赞成无产阶级的“自发性”的人们，他坚决维护“科学理论”的绝对必然性。他赞许性地引用了康特斯基的下面一段话：

[对于自发性论者来说]，社会主义意识似乎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直接结果。但这绝对是不正确的……现代社会主义意识只有在深刻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才可能产生……知识的载体不是无产阶级[这写于1902年]，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现代社会主义正是起源于这个阶层成员的个人意识的，而且页正是他们把这一思想传达给了理性更为发达的无产阶级，而当条件允许的时候，无产阶级才把它运用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来。因此，社会主义意识是从外部被引入到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来的，而不是在内部自发性地生长出来的（同前，383-384页）。

列宁表示，无产阶级“自发性地”必须受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马克思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主体性理论，而是必须教给无产阶级的科学。列宁和他的追随者们常常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吸收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当作一个可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框架内说明自己的状况并保证自己和人类的未来的科学接受下来以前，无产阶级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也经历了无数次不同的严酷考验。只是到了后来，无产阶级才在自己的阶级组织中产生出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而现在，正是他们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列宁的这个文本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同无产阶级的关系、阶级意识、“经济意识”和政治意识的问题、“自发性”、党派性等等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把它与《资本论》第二版的序言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和科学》进行比较，一方面，斯大林已经写出了关于马克思和语言学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专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理论著作中，存在着一个非常科学的历史概念，在与其他概念相区别的时候，它严格地界定了自己的领域，决定了它的对象的规则，并且把它的结果交给了具体的人类实践来检验：

实践的标准，即最近几十年来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程，基本证明了马克思全面的社会经济理论——而不是其中的这一或那一部分——的客观真理性；很明显，在这里再谈及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主义”就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做出了一个不可原谅的让步。从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客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出发得出得唯一结论是，沿着马克思理论的道路而行，我们就会离客观真理越来越近（但不可能穷尽它）；但若是沿着其他的道路而行，除了混乱与谎言以外我们将一无所获（列宁，《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莫斯科进步出版家出版社1970年，129-130页）。

这无疑是历史唯物主义最深刻的特征：它是一门不仅可以激发政治行动，并能在实践中寻找到确证、同时通过政治实践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科学。

但是，再科学理论和实践中的这一辩证法却把我们带向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方面：唯物辩证法。

[B]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笔记

马克思主义不仅作为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⁴，而且作为唯物辩证法挺身而出。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特别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后一方面做过详细论述。它也是激烈论战的对象。

关于这一主题，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文本是什么？《资本论》的第二版序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第一部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四章）和《自然辩证法》（全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一、二章）、《什么是“人民的朋友”》（163-174页）和《哲学笔记》（《选集》，第38卷）；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日丹诺夫的《论哲学》（见“论文学、音乐和哲学”）；毛泽东的《矛盾论》（见《毛泽东著作选读》）。

Ⅰ、辩证法

一些预先的交代对我们达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概念可能会有所帮助。

对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追随着来说，辩证法是科学方法的最高形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通常认为他们是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从黑格尔那里接受了辩证法，然而马克思自己却宣称：“我的辩证法不仅仅与黑格尔的不同，而且是它的直接对立面”（《资本论》第二版序[德文版第二版后记]，伦敦国际出版家出版社，1974年，第一卷，19页）。在马克思之后，首先是恩格斯、然后是列宁都断言，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有完全颠倒过来”才是可以接受的。这种“直接对立”，这种“辩证法的倒置”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在很多不同的文本中可以找到准确的答案。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追随者们之所以拒绝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因为它的教条主义意义、原则和利用——简言之，是黑格尔在著名的《精神现象学》中批判了谢林的系统结构。这种教条主义为了使现实符合辩证法的图式而不惜一切代价来歪曲它。如果现实与辩证法的先验结构不相符合怎么办？它就会为了达到一致而被改变。无疑，在某些时候，现实也可能会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图式吻合得很好：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把真正的科学兴趣的分析与“黑格尔式的杂烩”（例如，作为过程的历史概念、抽象理想的批判、“美丽心灵”等等）。然而，大部分时候，黑格尔的辩证法只不过是被“贴”在现实上而已。对辩证法的这种运用与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密切相关。“对黑格尔来说，理念的发展，与三位一体的辨证规律相一致，决定了现实世界的发展。当然，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可以谈及三位一体的重要性，谈及辨证过程的不可抗争性”（列宁，《什么是“人民的朋友”》，167页）。这正是马克思所拒绝的辩证法的运用：“为了回答杜林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攻击，恩格斯说，马克思从未梦想过要用黑格尔的三位一体的方式来‘证明’什么……”（同前，163页）。

然而，尽管他们拒绝了辩证法的这种教条主义运用——也拒绝了它的哲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它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的一般内容（相互作用、发展、质的“飞跃”、矛盾），这种内容在他们看来，构成了最高级的实证科学方法的大概。⁵这使得我们必须要弄清著名的“倒置”的意思。它既不是依赖于一种特殊的哲学体系，也不是一种内在的特性，一种使辩证法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使必不可少的、绝对的“逻辑”必然性。这种辩证法只有通过它的具体的[积极的]运用和科学的创造力才是有效的。这种科学运用是辩证法的唯一标准。只有它使得辩证法成为方法。列宁说，马克思不是把辩证法“贴”在了现实上：

马克思只研究和调查了现实过程……他所认可的理论的唯一标准就是与现实相符……马克思和恩格斯叫做辩证法的——与形而上学相对——只是一种社会学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有机体处于一种持续发展的状态中（《什么是“人民的朋友”》，163-165页）。

同时，列宁从《资本论》的第二版序中引用了马克思说明辩证法的著名的语句：“这样，整个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对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其必然发展的积极的理解’”（同前，167页，译文有改动）。

但是，如果这就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倒置”的意义，人们就需要进一步的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规律”，但仅仅是把其当作一种对科学方法的热切期待。⁶但如果它的科学运用就是辩证法的标准，那么这种运用也就决定了它的“规律”；只有它能够确定、说明并修正——通过使它们变得更准确——辩证法的规律自身。这种要求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从马克思以来，我们已经目睹了一种试图说明和定义辩证法的“准则”和“规律”的有趣的努力，一种已经逐渐消除了继续标志着最初界定的形式主义因素的努力。于是，在被斯大林所保留的规则当中，“否定之否定”不再出现（见《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因此，毛泽东最新的文本（《矛盾论》）阐述了两种新的观点：“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他们都希望能够说明原先过于抽象的矛盾概念。这种正在进行的、与实证的科学方法相一致的定位的努力，并不简单地与辩证法的科学本质毫无关联。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如果辩证法是一种科学方法，它也就像其他科学方法那样包含两个方面。只有当它能够阐述清楚对于科学而言的现实结构时，它才可能成为一种发现获调查的方法。在这里，发现方法和现实结构紧密相联，就像它们一直在历史科学中的那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才说到了“自然辩证法”，也才写下了“作为最后一着，自然辩证法式地运行着”（《反杜林论》，莫斯科进步出版家出版社，1947年，33页）；或是列宁才说，“正确意义上的辩证法是在事物的本质中对矛盾的研究”（《哲学笔记》，《选集》，第38卷，伦敦Lawrence&Wishart出版社，1961年，253-254页，译文有改动）；或是斯大林写道，在恩格斯和谢林之后，“辩证法……把自然现象看作了持续运动的存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41年，4-5页）。辩证法的这两个方面——科学方法和现实结构——是斯大林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对辩证法的规律进行界定的核心。

但，为了这个概念，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唯物主义。

Ⅱ、唯物主义

无疑，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引起了最尖锐的批评的方面（尤其可见J-P·萨特在《现代》杂志上的文章，注释9-10[1946年6-7月，《唯物主义和革命》，见《文学和哲学论文》，伦敦，1968年，185-239页]）。

首先，让我们来避免一些误解。

提到马克思所抨击的关于“粗俗的唯物主义”——它最终否定了思想、意识和理想的现实性——的观点只不过是为了抵制它们。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拒绝把思想当作物质，并且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原则归结为意识（见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第三章，和《致康耐德·施密特德信》[1890年8月5日]，等等）。

但是让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来考虑一下另一个观点。它认为，唯物主义施一种“自然形而上学”，它以被认为是绝对本质（原子、身体、物质）的物质因素为出发点重新建构了整个世界。简言之，它是一种“绝对知识”，物质在其中扮演了黑格尔的观念的角色。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这种他们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例如，列宁写道：“对不变的因素的再认识，‘对事物的不变本质的再认识’，不是唯物主义，而是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它是反辩证法、反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249页）。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本质特点正是它反对一切建立在“绝对知识”基础上的教条主义。唯物主义从根本上拒绝一切诸如“‘不变性’、‘本质’[或]‘绝对本质’的概念，因为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是被空洞的专业哲学所描述的”（同前，250页）。它不是为了自然的形而上学而推导出现实结构；是科学的原则发现了它。因此，只有物理学可以决定和发展物质的物理概念，但它和物质的哲学概念决不能混为一谈。

因此，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目标与科学不一样。它的目的不在于发现现实的结构。列宁说，它回答了基本的“认识论问题”：物质和意识谁是本原？存在和意识谁是本原？对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所有关于知识问题的古典哲学理论中，这一问题都被提出并得到了讨论——存在于科学实践中。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18页]中确定了与黑格尔相反的“唯物主义立场”，并表示，它“只不过是”对现实世界的科学分析，是对“在自己而不是假想的相互联系中被构想出来”的事实的科学分析。列宁回应了恩格斯，他不知疲倦地重复道，“科学本来就是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全文）。

在此，正如我们所见的，实践的概念开始活动。事实上，我们并不认为科学真理与科学实践（它是人类一般实践的最抽象形式）无关，相反，科学实践是科学真理的基础。只有说清了这个实践的含义，我们才能对“认识论的问题”作出有效回答。因为实际上，这种实践构成了所有真理的起源和标准。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精神饱满地提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著名的论费尔巴哈的第二篇文章的主题：“客观真理是否能被归结为人类思维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在实践中，人们必须证明真理，即证明这种思维的现实和力量以及‘这种片面性’。远离了实践的、关于思维现实与否的争论纯粹是一个经院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8页）。

于是，这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立场激进地将所有关于“知识的可能性”的问题，即所有的先验哲学排除在外。在肯定了实践的事实围绕^*了所有关于知识的合法性的问题之后，它拒绝了所有声称要通过在这一事实之外寻找知识的合法基础的方式，来达到真理，达到这一事实所内含的真理的哲学反思。在这个层面上，严格的反思，与其期望达及的真理都只不过是在阐述产生了真理的实践的现实罢了。

唯物主义的这些问题最终只是表达并有意识地说出了科学的“自发实践”的含义，它是人类实践的一个特殊例子。这种实践要面对两个达成了深刻统一的术语：科学家（或人）的观念（或意识）——和外在现实。这种对质要获得对观念或意识——在实践中，它按照现实来塑造自身——之上的外在现实的基始性的认可；以及对由科学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规律的客观性的认可。列宁说，“对自然而非意识的优先权的认识，是唯物主义最突出的区别性特征”，他坚持这些问题的“认识论”方面而反对其教条主义方面：“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马赫主义分子要求唯物主义者们对物质进行定义时所说的全部废话——它实际上上并不是认为物质、自然是物理学意义上、是第一性的，而精神、意识、感觉等心理因素是第二性的——的主张的重复——的意义”（《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33-144页）。排除物质的所有教条主义规定，列宁重复性地肯定了“物质的唯一‘特性’——借助于与哲学唯物主义相联系的物质的定义——是成为客观现实的特性……”（同前，248页）；“物质是一个表示了……客观现实的哲学范畴”（同前，116页）。这个以意识为基础的存在的基始性的“认识论”而非教条主义概念的基本意义更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列宁强调了这个问题的“局限性”时：“当然，即使是在被认为谁是第一性的、谁是第二性的这种基本的认识论问题中，物质和意识的对立面页有其绝对的意义。在这个范围之外，这以对立面的相对特征也是不容置疑的”（同前，134页）。

在此，人们可能还会有一点犹豫。列宁对“认识论问题领域”的强调不正证明了康德先验的反思是正确的吗？还有：对我们所谓的“实践的含义”分析不正是对胡塞尔式的“本质的分析” （将科学的“实践”当作制度、而把客观性当作“国际性的”结构来解释）的回顾吗？不可否认，胡塞尔不同意主观主义者、实证主义者以及经验批判主义者对十九世纪物理学的重大危机的解释。这种斗争不正是为了反对实证主义，为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已及他所关心的科学实践和它的“权利”的“刻画”提供基础并将它们拯救出来吗？显然，胡塞尔的信徒们可以发现，脱离了特定语境的列宁的某些论述正是对他们学说的一种附和。⁷

虽然如此，但列宁的分析很显然不是一种“本质分析”，这种“本质分析”要求我们关注它的可能性的理想条件，或甚至是从基础到基础，直到一种原发性意图。对马克思而言，是一切真理的源泉和标准、并“包含”了所有认识论问题的实践，不能在这个术语的唯心主义意义上为其提供唯物主义的法理基础。实践的事实指的不是它的原始合法性，而是其自身现实的起源。在此，唯物主义从根本上与一切先验哲学相对立。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表述得也许最好，他在与对生命的定义问题相联系时说：“从科学的立场来说，所有的定义都是无价值的。为了获得关于生命是什么的详尽知识，我们将不得不仔细研究它的所有表现形式，从最低级到最高级……”[《反杜林论》，104页]。对实践来说也是如此。它不是一个行为或结构的直接性，而是它的现实起源。科学实践，作为对实践最抽象的概括，与它同时期的人类实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社会生产、日常社会实践、阶级斗争）密不可分，它只能由它自己的真实发展过程，即它的历史来界定。这就是为什么列宁也说，对“基本认识论问题”的回答由人类实践和关于知识的历史一同提供（《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89、122-124、143、147、217、239页）。

这一历史在谈到“我们所能达及的客观真理”时界定了“由实践显示出来的局限”（同前，177页）。例如，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表示，一定时期内能产生的知识，总是服从于现存实践（首先与现存的社会生产方式，即自然转换的支配方式相联系）的决定性形式。但在这些历史局限内，通过实践所获得的真理是绝对的（在它们之外没有真理）。这就是列宁在他经常被误解的关于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理论中得出得关于知识得历史条件得辩证法。

列宁写道，“‘事物’的‘本质’或‘实体’”

也是相对的；它只是表达了人们对于客体知识的深刻程度：正如昨天这种知识的深度没有超出原子，而今天它却没有超出电子和以太一样，辩证唯物主义坚持认为，人们在科学进程中一切关于自然知识的里程碑都只是暂时的、相对的、大致的特征。电子像原子一样是不可穷尽的，自然是无限的并将永远存在下去（列宁强调这一点）（同前，250页）。

因此，知识的概念，与作为人类在历史中对不可穷尽的自然的逐渐“适应”的实践纠缠在一起，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发展过程之中（见同前，174、175-177、260-261页）。

辩证唯物主义的特点也许正在更清晰地表现出来。回答了“认识论问题”的唯物主义并没有逃脱出它所禁止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而只是屈从于一种新的科学教条主义。这种知识的历史像其他科学一样没能建构出一种新的“绝对知识”。它没有包含当下实践的“绝对本质”：正是这种实践的科学被包含在当下的实践和它的发展中。

那么，科学与知识的唯物主义历史之间的关系究竟表现为什么形式呢？

让我们先讲清下面这一点。知识的唯物主义历史不是“科学的科学”，也不是“在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日丹诺夫）。它不是我们通过推理可以达到科学发现——可以取代科学发现的真理——的那一系列原则。这一点从根本上将唯物主义理论与先验哲学的知识论区别开来。知识论允许康德推导出牛顿物理学的原理（见《自然科学的形而上学因素》），允许黑格尔推导出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历史等等的科学范畴，允许胡塞尔先验地决定科学对象的明晰范围和结构。而知识的唯物主义理论则拒绝用它自己来代替科学。

不过，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允许自己把唯物主义当作“科学的科学”，他们还是会说“唯物主义是被科学所检验的”（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种说法意味着什么？它必须在两层意义上被理解：唯物主义在科学中并被科学所检验。

科学并不是把知识的唯物主义理论当作他们所要证明的一套主张或是他们在各自领域中已经建立的一套规律来检验。科学实践地检验了唯物主义理论，就像它们在最终的分析中，通过事实的权威来获得进步一样。

在另一个不同的意义上，科学在它们自己的领域内检验知识的唯物主义理论：1）通过表示生命的低等形式（例如，物理粒子）不能决定高等形式（例如，自由）；2）相反，通过表示生命的高等形式（生物存在、意识）是通过它们基本结构（物理和化学条件、生物和社会条件）的发展产生的。

这样，现实的基始性就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在科学中并得到了科学的检验。正是这种使得理解唯物主义的哲学和科学本质成为可能的双重包含（在唯物主义原则基础上的科学过程和在科学发现的现实基础上的这些原则自身）最先在这个阶段吸引了斯大林：唯物主义是一种“科学的哲学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可以这样理解，唯物主义代表了一种同科学的基本联系：提醒他们想起真实的自然，保证了他们的生存和进步。我们可以更好低理解这一意思，如果我们能记住唯物主义意味着：

1、对所有的“唯心主义幻想”的拒绝（恩格斯）。这一要求不仅包括对不是严格符合并且被限制了科学内容（科学概念的严格性问题）的概念的拒绝。而且它意味着对所有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以古典形式出现的哲学的激烈批判：它批判哲学是纯粹的理论或纯粹的“诠释”，认为这种哲学赋予现实以说明是为了自己可以不对现实负责，并且逃避了被用实践的标准来检验的义务——它还批评哲学家作为人居然服从于语词，并用语词代替了世界，从而成为了伪世界的伪造物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写道：“人必须‘把哲学搁到一边’……必须跳过它，而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投身于现实……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就像手淫和性爱那样彼此具有同一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五卷，伦敦Lawrence&Wishart出版社，1976年，236页。“关于哲学的对象”，见同前，28、36、37、45、54、101、145、171、196、236、250-252、282、293、330、449、461页）。

2、对一切像影子般紧随着它的科学教条主义、即对科学和其危机的唯心主义解释的批判。现实的基始性意味着科学理论不能够穷尽自然，但却总是能保持与它相近（列宁）。唯物主义使科学和人类看到了他们的局限（不是先验性的，而是历史性的），并禁止对概念、问题或科学、社会危机的所有“哲学”解释。在二十世纪到来之时，哲学家们曾大声地宣布一个“神迹”：“原子消失了”。唯物主义拒绝了这种向哲学（或宗教）的利己主义飞跃；它明白科学和历史的危机不是绝对精神的“庄严胜利”，而是在科学和历史的具体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3、对所有的抽象形实主义的拒绝。唯物主义使每门科学看到了它的真实源泉：人们改造的世界。没有一门科学可以——不管在其历史或目标中——在它自身中把握其起源或是把它自己构造成一个仅由内部原则来说明的封闭的世界。唯物主义把每门科学和每个行为都归于它们所依赖的现实，甚至当这种依赖被很多抽象的媒介——数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和政治——所掩盖。

为了保卫科学的这种不断发展和伴随着它的所有“活生生的人类实践”（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通过使科学看到它的基本现实，从而确保它不受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成了唯物主义的目标：

你也许会说在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之间的这个区别是不明确的。而我要回答的是：它虽然 “不明确”，但足以使科学不变成这个词的不好意义上的一种教条，不变成某种死的、凝固的、僵化的东西；但同时，它也很明确，足以使我们从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最有力、最不可改变的方式中、从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追随者们的诡辩中拯救出自己（同前，123页；也可见129页）。

我们希望这些简短而不充分⁸的论述能至少说明马克思主义在其严密性和深度上的一些特点。“科学方法”、“行动指导”和“科学的革命性理论”，马克思主义同时表达出了科学活动最苛刻的要求和将它们统一进人类历史和实践的现实的黏合剂。这就是我们今天不能“通过道听途说来学习”一种理论的原因：它值得专注而谨慎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