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夺舍的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回归？

——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的逻辑及其悖谬

作者|蓝江，南京大学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献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及关键词

技术封建主义已成为最重要的西方左翼思潮之一。希腊左翼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认为，资本主义业已被封建主义夺舍而日趋灭亡，技术封建主义已成为数字平台时代最新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深入研读《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可以发现，瓦鲁法基斯将马克思的商品价值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理论引申到资本中来，得出了云资本下资本三重性的观点。由于误解了资本，所以他进一步误读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利润概念，得出了资本主义的利润形式已经式微，传统资产阶级已经成为云贵族的附庸，技术封建主义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结论。对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的分析需要从马克思的《资本论》出发。今天云封地租金的源泉仍然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并没有发生改变。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

技术封建主义；瓦鲁法基斯；资本主义

21世纪初，英国作家马克·费舍（Mark Ficher）曾经以K-punk的网名在互联网上撰写博客，成为21世纪最初十年里英语世界中最具影响力的左翼作者，他的这些博文后来被Zero出版社编纂成集，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为书名出版。在这本后来被互联网时代的左翼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誉为“网络时代的左翼宣言”的著作中，的确存在着一种对资本主义的绝望情绪。费舍认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普遍的感觉：资本主义不但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而且，如今，就连给它想象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选择也不可能了”。费舍的主张很明确，即当下的资本主义空前强大，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之外设想另外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就是实在本身，是我们无法逃脱的囚笼，任何对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规划都不过是乌托邦式的幻象。《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第一版出版于2010年出版，那时全球经济仍然深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面对日益强大的资本财团，面对将无辜民众推入万劫不复深渊的资本主义，费舍用他那独特而富有战斗力的笔触揭露了金融危机下资本嗜血的本性。但在这种反乌托邦式的网络抵抗中，我们也看到了费舍在面对资本主义统治时的一种悲凉和绝望的情绪。

十多年之后诞生了一种新的思潮，其代表人物包括法国左翼经济学家塞德里克·杜朗（Cédric Durand），希腊前财政部长、当下最活跃的左翼理论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美国左翼政治学者约迪·迪恩（Jodi Dean），白俄罗斯学者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和德国学者西格哈特·内格尔（Sighard Neckel），甚至还包括最负盛名的斯洛文尼亚思想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在他们看来，那个曾经统治着全球的资本主义已经日趋灭亡，虽然它的身躯尚在，但其灵魂已经被彻底掏空，被一种披着资本主义外衣的新秩序夺舍，这就是“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瓦鲁法基斯说：“左翼的长期失败使资本主义演变成了一种更糟糕的东西——不是同一种病毒的一种新的、更致命的变种，而是一种全新的、完全致命的病毒——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技术封建主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新的《宣言》就需要消除这样一种谬论，即如果我们今天所处的制度不是共产主义，那么它就一定是资本主义（不，它是更糟糕、更坏的东西！）——这样做，既能让我们正确理解当前的制度，又能让我们想象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后续制度。”对瓦鲁法基斯等人的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若干观点，我们不能仅仅奉行简单的拿来主义的做法，我们必须将这个概念置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本土实践的视域中进行考量和检验，分析这个概念的合理性和悖谬。为了厘清技术封建主义概念的发展脉络，以及它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地位和作用，下面笔者将技术封建主义思潮中最重要的人物雅尼斯·瓦鲁法基斯作为批判分析的样本，详细分析技术封建主义的具体定义和主张。

一、从学院派到现实主义：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的诞生

2024年2月，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一书出版，很快就成为亚马逊上的畅销书，并登上了《纽约书评》排行榜榜首。这本书之所以如此受关注，不仅是因为瓦鲁法基斯在该书中提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新概念——技术封建主义，而且在于他的这些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想象，迎合了遭受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双重冲击的西方普通人的认识，即他的这一理论解释了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之后人们的生活不仅没有变好，等待他们的反而是通货膨胀、债务危机，以及一些国家货币贬值（如日元和韩元的贬值）的根本原因。人们此时需要的不是传统经济学中的解释，而是一种全新的阐释，即将资本主义制度与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普通人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联系起来。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瞬间激活了人们的灵魂，启发人们在全新的维度上思考资本主义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进入《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之前，我们需要先了解一下瓦鲁法基斯的基本情况。雅尼斯·瓦鲁法基斯1961年生于希腊雅典，他的父母都是雅典大学的化学教师。1978年，他随父母移居英国，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和埃塞克斯大学接受教育，1987年他在埃塞克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先后在埃塞克斯大学、东安吉利亚大学、剑桥大学讲授经济学，后来又赴澳大利亚任教于悉尼大学。2002年他回到故乡希腊担任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由于瓦鲁法斯基是在盎格鲁-撒克逊教育模式和话语体系培养出来的经济学者，所以，在他最初的学术岁月里，他仍然是按照严格的学院派经济学的风格写作。例如，2007年劳特里奇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一本经济学入门教材中，在这本书里他基本上是按照严格的经典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理解经济学：“生产就是企业利用所需的其他商品（即生产要素）制造消费者需要的商品。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的，都是各类市场（例如，香蕉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上交易的商品。于是，经济学就被定义为，在众多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情况下，市场如何在总是需要更多商品的社会里合理地分配这些商品的科学。简言之，教科书把经济学定义为，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如何分配商品的科学。”

2015年，瓦鲁法基斯代表左翼联盟（Syriza）竞选议员并获得成功，2015年1月27日，他被希腊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此后开始与欧盟主要国家谈判解决希腊债务问题。在任期间，瓦鲁法基斯理解了一种在学院派经济学之外的经济秩序是如何运作的，也逐渐理解了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帝国的虚伪。于是，他改变了自己的研究和写作风格，从希腊、土耳其这些背负巨额债务的穷国视角深刻剖析西方金融巨鳄是如何将这些弱小国家生吞活剥的。2021年出版的《房间里的成年人》（Adults in the Room）一书指出，希腊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其债务的不断累加。他指出：“在现实中，政府永远不会偿还债务。他们将贷款延期，也就是无休止地推迟还款，只支付贷款利息。只要能继续这样做，他们就仍有偿付能力。不妨把公共债务想象成地上的一个大洞，而把国家总收入想象成旁边的一座山。随着债务利息的累积，这个洞一天比一天深，哪怕政府不再更多地借钱。不过，在景气的时候，随着经济増长，收入之山也在稳步升高。只要山体升高的速度快于债务之洞加深的速度，山顶增加的额外收入就可以填到旁边的洞里，维持洞的深度稳定和政府的偿付能力。当经济停止增长或开始收缩时，就会出现资不抵债的现象：经济衰退不断蚕食一国的收入之山，但债务之洞加深的速度丝毫没有放缓。这时，得到警报的金融家会要求提高他们放贷的利率，作为继续为这个国家再融资的条件，但更高的利率就像是马力过于强劲的挖掘机，挖得越快，债务之洞就越深。”《房间里的成年人》主要叙述了当年瓦鲁法基斯本人与欧盟主要领导人，包括时任德国总理默克尔、时任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时任法国经济部长的马克龙、时任法国财政部长萨潘、时任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等人围绕希腊债务危机进行拉锯式谈判的艰难历程。用“房间里的成年人”作为书名，就是想告诉大家，在这个谈判的房间里根本没有什么乌托邦，更没有绚丽斑斓的童话，那里只有成年人之间赤裸裸的利益算计。表面上看希腊是谈判中的平等的一方，但作为希腊财政部长的瓦鲁法斯基深刻地意识到，以默克尔为首的欧盟实际上根本没有给希腊留下任何要讨价还价的余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要她（默克尔）做一个简单的选择：要么把我们踢出欧元区，而你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要么把我们救出济贫院”，而救出济贫院的代价是希腊政府彻底成为欧盟强国的傀儡。在艰难的谈判进程中瓦鲁法基斯深刻认识到，在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经济算计中，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那些玫瑰色的幻想根本就不存在，要真正弄懂经济学，就不能仅仅听从那些道貌岸然的学院派经济学教授们的教诲，而是要面对政客们在现实主义经济战场上的搏杀。如果不明白这些规则，而是按图索骥思考经济学，那么就只能成为这些政客餐桌上的燔祭。

瓦鲁法基斯意识到，要理解金融资本主义和经济强权的奥秘，就不能仅求助于学院派经济学；要让所有人都明白那些浅显易懂的经济学道理，也不要过于依赖那些被学院派经济学粉饰和包装过的经济学神话。正因为如此，瓦鲁法基斯觉得有必要跟普通人讲讲经济学，为此他在2017年撰写了《跟我女儿讲经济学》（Talking to My Daughter About the Economy），该书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简史”。这本书以女儿提问而瓦鲁法基斯作为父亲而不是作为经济学家来回答的形式，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为那些无法接触高深莫测的经济学的普通人阐释这个不平等的资本主义世界究竟是如何运转的，经济学又是如何披着自由和平等的外衣为不平等辩护的。例如，在该书第一章“世界上的不平等何其多”中，瓦鲁法基斯向女儿解释说：“这是我决定跟你讨论所谓‘经济’的原因：在你以及我的世界里，关于‘为什么有些人贫穷而有些人这么富有’的讨论，甚至是‘为何人类要破坏地球’等讨论，其实都围绕在‘经济’上面。”里面举的例子丰富而生动，例如为什么是英格兰入侵澳大利亚，而不是澳大利亚的土著人入侵英格兰。其实这并不是由于种族能力不同（如英格兰人比较具有天赋），也不是土著人性情比较温和，而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市场和贸易使然，即英格兰人在这个市场中占据十分优势的地位，而澳大利亚土著人在世界市场上根本就不存在。

随着《跟我女儿讲经济学》一书在市场上热销，瓦鲁法基斯声名鹊起，这也让他感受到这种写作方式的奇妙之处。在后来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的“序言”中，瓦鲁法基斯这样写道：“几年前，我决定写一部资本主义简史。为了不让这项任务太过艰巨，并让我自己更清楚明白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我决定假装是在向我当时十二岁的女儿讲述资本主义的故事。于是，在没有征得秋莎同意的情况下（她永远不会让我忘记这一点！），我开始以写给她的一封长信的形式撰写这本书。我注意不使用专业术语（甚至连资本主义这个词也不使用！），我不断提醒自己，我的叙述对一个年轻人是否有意义，是检验我自己是否掌握了资本主义本质的试金石。”于是，他决定继续尝试用这种方式向大众讲述经济学，用同样的方式来撰写《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这本具有数字时代经济学性质的读本，让那些不懂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普通人都能轻易地理解他们正在面临资本主义时代衰退的危机，而这次危机与以往的危机不同的地方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日趋腐朽和没落，并让位于另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即技术封建主义。瓦鲁法基斯说：“如果我们注意到了，就不难发现，资本变异为我所说的云资本，已经摧毁了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市场和利润。当然，市场和利润仍然无处不在——事实上，市场和利润在封建主义时期也无处不在——只是它们不再是主角。过去二十年发生的事情是，利润和市场被逐出了我们经济和社会体系的中心，被挤到了边缘，并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市场，资本主义的媒介，被数字交易平台所取代，这些平台看起来像市场，但实际上不是市场，而更应该被理解为封建领主的界阈。而作为资本主义引擎的利润，则被其封建前身——地租所取代。具体来说，这是一种必须为访问这些平台和更广泛的云计算而支付的租金。我称之为云地租。”

可以说，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宣告了一个新的时代——技术封建主义时代——的到来，它取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盈利模式，将资本利润的生产变成了封建地租的榨取，而无产阶级从雇佣劳动者变成了云领主的农奴。当然，我们不要被瓦鲁法基斯形象的比喻所吸引，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者来说，更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剖析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概念是否具有科学性。

二、从商品的二重性到云资本的三重性

作为一名专业政治经济学学者，瓦鲁法基斯十分熟悉马克思的《资本论》。因此，与其他从政治现象和概念分析技术封建主义的学者不同，瓦鲁法基斯一开始就是从马克思的角度来分析技术封建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瓦鲁法基斯来说，要科学揭示技术封建主义是什么，首先就要重新解释什么是资本主义，只有把资本主义阐释清楚了，才能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说技术封建主义取代了资本主义。关于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瓦鲁法基斯说：“理解资本主义如何生产财富和分配财富的关键在于价值、劳动力和资本，它们各自具有二重性。它们在属性上的二重性是资本主义利润产生的巨大盈余的来源。这些利润以及债务为资本的形成提供了资金，而资本的积累塑造了现代世界。”

首先，我们来看看瓦鲁法基斯讨论的第一个二重性，即商品或价值的二重性。在这一点上，瓦鲁法基斯并没有错，马克思对商品价值的分析正是从商品价值的二重性出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不过，马克思强调的并不是价值的二重性，而是商品的两个要素，一个是自然有用性的要素，体现为物的有用性的质；另一个是社会尺度，体现为用于交换的量。前者是使用价值，后者是交换价值。在这里，尽管瓦鲁法基斯与马克思的具体表述有所不同，例如瓦鲁法基斯使用的表述是“价值的二重性”，而不是“商品的二重性”。对马克思来说，价值并不具有独立性，只有物或商品才具有二重性特征，价值是附着在物或商品上的衍生属性，体现为一种关系，使用价值是使用者与物的直接关系，而交换价值是物被抽象化为商品之后，在交换中体现出来的量。而瓦鲁法基斯直接谈的就是价值的二重性，在瓦鲁法基斯看来，价值而不是商品才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价值具有两种属性，一种是自然属性（物对于人的有用性，使用价值），另一种是社会属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为物与物关系，交换价值）。瓦鲁法基斯关于“价值的二重性”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向太多，尽管瓦鲁法基斯的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带有一种唯心主义色彩。

其次是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肯定，商品二重性的根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二重性，马克思说：“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的具体劳动，比如一个人制作陶罐是为了自己使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的劳动就是一种具体劳动。抽象劳动是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它与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水平和交换规模相联系。关于抽象劳动，马克思指出“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马克思认为，具体劳动中从事生产的具体的人，生产商品的具体形式及其有用性质都被抽离出去之后，剩下的就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种劳动变成了一种量，一种抽象的量，即抽象劳动。这种抽象劳动的量最终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在马克思那里，抽象劳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量的形式问题，而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产生的特定的价值形式，而在马克思之前的大卫·李嘉图就已经发现了隐含在具体商品中的抽象劳动形式。

在《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中，瓦鲁法基斯并没有使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概念，而是使用经验劳动和商品劳动的概念。不过，关于劳动二重性问题，他说：“经验劳动是人类劳动中难以捉摸、无法量化、如流星般闪烁，有时甚至是神奇的一面。……商品劳动是工人向雇主出租的劳动时间和技能。商品劳动力的交换价值等于其他工人投入到雇佣工人工资所能购买的商品中的经验劳动的总和。”显然，瓦鲁法基斯关于劳动二重性的表述与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表述存在一定差别，马克思的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体现在同一劳动过程中，一个劳动既是具体劳动，同时也是抽象劳动。而瓦鲁法基斯的经验劳动和商品劳动是两个不同种类的劳动，经验劳动是不受现代工业生产规训和制约的带有前现代灵韵的劳动，具体体现为瓦鲁法斯基所说的“难以捉摸、无法量化、如流星般闪烁，有时甚至是神奇一面”，仿佛一个天才画家的挥毫泼墨，率性而成的作品，在笔走龙蛇中透出一种难以捉摸的灵性。但商品劳动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出卖劳动力的劳动，这是一种体现为商品的劳动力，在完成劳动力交换之后，工人被物化为生产中的一个具体的量，不再以活生生的人的禀赋而存在。这就是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所说的：“劳动的创造能力被资本的要求所摧毁，资本的生产主义逻辑只承认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至此我们可以到，瓦鲁法基斯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虽然不能说与马克思的《资本论》毫无关联，但至少在劳动的二重性问题上已经与马克思的表述存在天壤之别。总体来说，瓦鲁法斯基的劳动分析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分析，尤其是与卢卡奇、马尔库塞和安德烈·高兹等人关于工人劳动的价值形式分析的关系更为密切。

再次，瓦鲁法基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的最大误解主要表现在资本概念的理解上。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只是一种特殊的货币，或者说，资本只能以货币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形式表现出来，即便资本家购买了厂房、机器，支付了工人工资，但这些东西都必须通过货币的媒介才能成为可能。但瓦鲁法基斯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只是从个人经验角度理解资本的具体性，但在抽象性层面即资本的第二重属性方面，他所能理解的只有合法的剥削权。然而，真正的剥削权是建立在货币关系上的，而且正如马克思在“资本的总公式”中表达的那样，G-W-G并不是在市场上的循环运动，也不是兜圈子，真正的资本总公式应该表述为G-W-G’，在G和G’之间存在一个差值ΔG，而正是这个差值ΔG，让一般的货币成为作为资本的货币，而资本的流动过程必须看成从G-G’的生产出ΔG的价值增殖（valorization）过程。因此马克思说道：“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W-G’的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G-W-G’，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

换言之，马克思的资本概念是单纯的，不具有二重性。而瓦鲁法斯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资本的二重性问题，并认为资本的二重性源于马克思的思想。瓦鲁法斯基为什么会提出资本的二重性？这或许与他将价值和劳动的二重性问题延伸到资本之上有关，譬如说，价值和劳动的第一属性都是自然属性，表现为经验价值（使用价值）和经验劳动，而第二属性全部表现为社会属性，如价值的社会属性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劳动的社会价值体现为将劳动力抽象为商品的商品劳动。所以瓦鲁法基斯很自然地认为，作为第三要素的资本也应该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那么资本的自然属性又是什么呢？按照瓦鲁法基斯的说法，“资本是商品生产的生产资料”，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定义，因为瓦鲁法斯基在这里混淆了一般性的生产资料和作为资本的生产资料，因此个体生产者拥有的生产资料也自然而然地被视为资本，而这个逻辑在《资本论》中显然是不成立的。因为个体使用的生产资料不存在价值增殖问题，因此，马克思不可能将其视为资本。更重要的是，瓦鲁法斯基还赋予资本第二属性（即社会属性），就是说，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赋予资本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剥削权——除了资本的实体存在和功能外，资本还为其所有者提供了从不曾拥有资本的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所需的社会权力。”举例来说，甲拥有生产资料，而乙没有，乙生产必须使用生产资料，从而让甲拥有了对乙的合法剥削权。那么在社会属性上，资本体现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权的合法性，这是一种凝固的剥削关系。

尽管瓦鲁法斯基在第一属性上对资本有所误解（将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视为资本），但他对第二属性的论述是一个独特的创造，即将资本理解为合法的剥削权。不过，瓦鲁法基斯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给出了互联网和云时代的独特的资本的第三属性。瓦鲁法基斯阅读了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并受到书中行为修正（behavioral modification）概念的影响，认为在云资本的世界中，最重要的是掌握了云资本的资本家拥有了之前资本家不曾具有的能力，即对使用云资本的用户进行行为修正，让人们成为云时代的农奴。瓦鲁法基斯指出：“云资本的独特成就，远胜于上述任何一项，那就是它彻底改变了自身的再生产方式。云资本给人类带来的真正革命，是将我们数十亿人转化为自愿地为云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再生产云资本。”这种云资本的第三重属性——云农奴（cloud serfs），就是瓦鲁法斯基思考技术封建主义的关键。云资本之所以具有第三重属性，是因为它来源于排他性和垄断性的云封地（cloud fiefs）。云领主不仅可以在云封地上对云农奴进行合法的剥削和掠夺，而且可以修正他们的行为，让他们高度依附于云封地，也就是说，与工人临时性地服从于一个资本家的生产过程不同，云封地上的农奴是长期性地依附和受奴役，他们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云数据，修正自己的行为，并不断地在云封地上缴纳租金。在资本的二重性基础上表现出来的云资本的第三属性，或者说云资本的三重性，是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的原初逻辑。

三、技术封建主义在何种意义上取代了资本主义？

斯洛文尼亚思想家齐泽克给予瓦鲁法斯基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高度评价。在2024年最新出版的《基督教的无神论：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唯物主义者》（Christian Atheism: How to be a Real Materialist?）一书中，齐泽克指出：“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正在从全球资本主义的废墟中崛起，这种秩序被称为技术封建主义或云资本主义，它使真正的资本家及其剥削的工人从属于由我们的新封建主（贝索斯、马斯克、比尔·盖茨……）控制的垄断数字公地。市场交换越来越多地以数字平台为中介（亚马逊的图书等），而资本家（这里指图书出版商）则是向封建主支付租金以销售其产品的附庸（如果一家出版商被排除在亚马逊之外，他实际上就无法生存）。而我们这些买家则是农奴，无偿地为云服务（上网并通过每次点击提供数据）。因此，通过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算法运行的数字云是最新的‘神圣’实体，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其创造者的控制，甚至摆脱了创造它们的程序员的控制。这些调节我们实际生活的‘神圣’数字云的问题在于，它们加大了阶级斗争：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的老式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资本家从剥削无产者的过程中攫取利益，但新的封建阶级对整个领域（包括资本家）的剥削是对这种阶级斗争的补充，新的封建阶级从我们身上榨取租金，以换取我们对私有化公地的永久使用权。”

齐泽克对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概念的肯定，建立在控制云资本的云领主们实际上不是在榨取工人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而是向普遍使用云资本和云封地的农奴收取地租，从而导致那种依赖于榨取和剥削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逐渐式微并让位于云地租式的剥削。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齐泽克、瓦鲁法基斯、塞德里克·杜朗等人提出的技术封建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能够被夺舍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模式即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模式无法继续存在，只能沦为云领主借用云封地来掠夺用户（云农奴）地租的模式。

其实，瓦鲁法基斯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对马克思的另一个概念的误读，这个概念就是利润。马克思指出：“利润（就它在这里直接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形态上来说）从实体来考察，不过是剩余价值本身。因此，利润的绝对量也同资本在某一定周转时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没有区别。利润就是剩余价值本身，不过是按不同的方法计算；或者说，像它最初所显现的，是主观看法不同。”在马克思看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利润本质上就是剩余价值，至于地租、利息、商业利润以及仓储、物流利润登，实际上都源自产业资本实现的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而且机器和厂房登作为不变资本是不会产生利润的，唯一能够产生利润的就是可变资本。其他形式的收入（包括利息和地租），实际上都是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以地租为例，土地尽管是生产的核心要素，但土地本身不会带来利润，土地的地租的只能来自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地租和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是由生产工人在不断再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即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同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所以，地租和利润是剩余价值m的部分。”换言之，无论对亚当·斯密来说，还是对于马克思而言，他们都不能在剩余价值之外理解地租。

那么，瓦鲁法基斯又是如何理解利润的呢？在《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中，他这样写道：“利润是资本家在向工人支付工资、向房东支付地租、向金融家支付利息和金融地租，以及向专业人士（如营销人员、广告商）支付费用（帮助他们建立品牌租金）后所保留的收入部分。”这个利润的界定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利润概念存在天壤之别。瓦鲁法基斯认为，一个小企业主在计算自己在一个月内赚取了多少钱时，必须从毛收入里先减去发给工人的工资、缴纳的房租或地租和银行利息，最后剩下的才是净利润。不过，瓦鲁法基斯认为，他之所以这样解读利润与他自己对马克思的利润学说的理解有关，他说道：“今天和我成长过程中的主流意见都认为，利润是一种叫做资本的东西的价格或回报，拥有资本比如工具、原材料、货币、任何可以用来生产可销售商品的东西的人使用资本来赚取利润，就像工人通过使用自己的劳动来赚取工资一样。但是，‘利润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的矛盾本质’这一结论也让我拒绝接受这一观点。”即瓦鲁法基斯不愿意从资本角度，更不用说从可变资本角度来理解利润的来源。瓦鲁法基斯认为，利润是毛利润减去成本之后的剩余值，因此一旦劳动力成本提高（工人涨工资）、地租提高、银行加息，都会导致利润降低。

再回到云资本的问题。在数字社会里运营的企业，不仅需要向真实的房地产商人缴纳地租和房租，而且依赖大量的云平台，他们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来通过云平台的封地经营自己的业务，而那些不在云平台上的企业几乎都处在被淘汰的边缘。也就是说，现在出现了一个全新的领地，企业主和产业资本家必须依赖这些领地，除了支付工人工资、缴纳地租和支付利息外，他们还需要支付一个新的费用——向云领主们支付云地租。这一方面意味着产业资本家利润将减少，因为他们必须支付一种过去没有支付过的新地租；另一方面导致产业资本家高度依附于这些云封地，使他们成为云领主的附庸资产阶级（vassal capitalist）。瓦鲁法斯基据此认为，现在的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独立性，因为他们要依附于一个新的阶级——云贵族，比尔·盖茨、贝佐斯、库克、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就是这些云贵族的典型代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被夺舍了，变成了技术封建主义的附庸，而那些曾经具有独立性的资本家也逐步沦为了云封地上的附庸资产阶级。

瓦鲁法基斯认为，在技术封建社会里主要存在以下四个阶级：（1）云无产阶级。这个阶级仍然从事各类产业劳动，数字资本主义和平台资本主义所说的数字劳动（digital labor）实际上也是由这个阶级贡献的。他们受雇佣于资本主义的企业和公司，接受着资本家的剥削。他们所从事的数字劳动及其创造剩余价值等状况，仍然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2）云农奴。云农奴是瓦鲁法基斯创造的新概念。瓦鲁法基斯认为，云农奴是“不隶属于任何公司的人（即非工人），选择长期辛勤劳动，免费复制云资本的存量，例如通过帖子、视频、照片、评论和大量点击，使数字平台对他人更具吸引力。”也就是说，广泛使用云平台的用户构成了云农奴的绝大多数，他们所从事的并不是数字劳动，而是一种无偿奉献，即奉献了他们的数据、点击率、浏览率以及点赞的次数。这些劳动不是玩-劳动（play-labor），也不是产消者劳动（prosumer labor），而是纯粹的云地租，成为被云领主无偿剥削的对象。（3）附庸资产阶级。正如前文所述，传统产业资产阶级在数字时代的生产必须依赖于各种云平台，这导致他们丧失了独立性而成为云领主们的附庸。瓦鲁法基斯说：“云资本最大的成就是在其人工智能-算法-数字网络中不仅引入了为云领主的利益而改变工人和消费者行为的过程，而且还引入了市场本身——将整个资产阶级变成了它的附庸。”（4）云领主。他们是技术封建主义时代的王者，他们垄断了各种平台，这些平台成为他们的封地和采邑，凭借这些封地上疯狂地收取地租和数据，不仅如此，他们还从云资本那里获得了之前资产阶级不曾获得的资本的第三重性质，即通过对云无产阶级、云农奴、附庸资产阶级的行为修正，让他们彻底地吸附在云封地上。

瓦鲁法基斯认为，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取代而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其根据是资产阶级已经沦为附庸，传统的资产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方式已经不是今天那些新阶层获取巨额收益的方式，他们获取的就是地租，一种没有理由的租金，犹如封建领主在自己的封地和采邑上的掠夺农奴一样。由此，瓦鲁法基斯给出了他自己的判断：“资本日益强大，但资本主义正在消亡。一个新的体系正在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体系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拥有并掌管着作为资本主义润滑剂的国家货币（而不是利润），以及极少数人让多数人为其工作的新的非市场领域。资本主义利润（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企业利润）正在消失，而新形式的租金正在控制国家和数字领地的新技术领主的账户中积累，在这些领地中，无偿或不稳定的工作由大众完成——他们开始类似于技术农民。”

必须指出的是，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的概念是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主要概念即资本（尤其他提出的资本的三重性）和利润的误读基础上的。瓦鲁法基斯没有看到所谓的云领主的云地租，实际上也来自于可变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即他所谓的附庸资产阶级的可变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只不过其重组的价值形式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更为复杂。瓦鲁法基斯的确看到了传统产业资本主义的没落，即它们的利润率大幅度下滑，但他没有理解的是，其实云封地上的地租本质上仍然是剩余价值，仍然来自于产业工人的活劳动，仍然来自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换言之，技术封建主义尽管具有一个封建主义的噱头，但并不代表我们真的退回到了封建社会，它只是一种垄断了云资本的新型垄断资本主义，也许用布雷特·克里斯托弗（Brett Christophers）的食利资本主义（rentier capitalism）或南希·弗雷泽的食人资本主义（cannibal capitalism）能更好地表达当下资本主义的真实状况。也就是说，今天的资本主义更倾向于掠夺性食利，而不是对剩余价值的剥削，这就使资本主义表现得更为专制和残暴，让处于云无产阶级、云农奴和附庸资产阶级地位的人们感觉仿佛回到了中世纪。但实际上，这种新型的垄断资本主义仍然是一种资本主义，一种更为嗜血的资本主义。我们或许可以看到，这种贪婪和嗜血的食利者正在变成死神。在今天所谓的技术封建主义的云空间中，或许正在飘荡着《薄伽梵歌》中的那句名言：“我成了死神，诸世界的毁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