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是一个崭新的时代吗?
本文节选自《24/7 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美]乔纳森·克拉里 著
许多 沈清 译
在对当代技术文化的讨论中,有一种最司空见惯的假设认为,短期之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取代了一整套旧的文化形式。有很多方式描述这种历史断裂,并把它理论化,比如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变化、从模拟信号到数字媒体的变化,或从印刷文化到被即时流通的数据信息统一起来的全球社会。大多数时候,这种分期法建立在与之前历史时期的比较上,每个历史时期都根据特定的技术创新被定义。因此在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时代的同时,又有一种宽慰人心的说法,认为这个时代与之前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谷登堡时代”或“工业革命”。换句话说,断裂论同时也证明了更大的技术变迁与创新模式的连续性。
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正在转折时期,正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且尚处于后一个时代的开端。这种观点假定,在新时代相对稳定下来之前,社会和个人主观上要经历一个不安的适应期,会持续一到两代人的时间。以一个新的技术时代来表征全球化的当下,这么做的后果之一便是,由于宏观的经济发展和微观的日常生活发生的变化,我们感受到一种历史必然性。把技术发展描述成类自动的,受自生系统或自我组织的过程推动的,使得人们把当代社会现实的很多方面都视作是自然事实,是必然的、无从改变的。人们错误地把今天最常见的产品放置在线性解释框架里,其中包括轮子、尖拱、活字等,却遮蔽了过去150年里发明的大多数技术:各种对人的管理和控制的机制。
这种伪历史的提法把现在表述成一个数码时代,可能和“青铜时代”或“蒸汽时代”类似,使得这个错觉可以长存不衰,以为无法相容的诸多当代经验是可以统一在一起,凝聚在一起的。表现这个错觉的作品不计其数,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凯文·凯利(Kevin Kelly)以及雷蒙德·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等未来主义者推销式的、欺世盗名的作品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子。支撑这个假设的其中一个基础是一条流行真理,今天的年轻人和更年轻的孩子们如今都和谐共存于这个包容的没有缝隙的技术世界。这种代际表述似乎表明,再过几十年过渡阶段就会终止,到时候数十亿人都有相似水平的技术能力和基本的知识构想。新范式稳定下来,就会有革新,但在这一图景中,革新只会发生在稳定持久的“数字”时代的概念与功能参数中。然而,这个时代的真相是对于一直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处心积虑的维持。不论从社会还是个人的层面,“赶上”持续变化的技术要求都不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新产品出现与整个系统发生任意重组的速度之迅猛,我们与通信和信息技术会一直保持疏离的关系,感到无能为力。不断加快的节奏使得我们不可能熟悉任何给定的状况。一些文化理论家坚持认为这种状况可以消解体制权力,可是现实并没有站在他们那边。
在根本性的层面上,这算不上什么新的状况。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现代化逻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与稳定持续的社会形式本质上是不兼容的,而且过去的150年的历史正是生产方式、流通、交流和成像技术“革命再革命”的历史,马克思是最早认识到上述问题的理论家。然而,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某些文化和经济生活的特定领城里,还是有许多看似稳定的间歇期,某些制度安排好像会永世长存。比如作为一种技术形式的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乃至70年代早期都由相对固定的元素和关系组成。我在第三章会谈到,从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的电视业好像保持着物质和经验上的连续性。在这些时期里,某些关键的技术特征看上去是亘古不变的,这使得批评家们生发出了有关电影、电视或视频的理论,其假设是这些形式或系统有某些自我定义的本质特征。回过头看,那些往往被视为本质的东西其实不过是更大变化中的暂时因素,后者的变化速度是变幻莫测的。
与上述理论相类似,90年代以来,很多野心勃勃的理论试图阐明“新媒体”最典型最本质的表现。即使最聪明的解释也受到隐含的假设的限制,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先前历史时期的研究之上的,认为根本任务是把新的技术及话语范式和机制描述出来并分析清楚,以及最重要的是,这个新的机制是从现有存在的设备、网络、装置、代码和全球架构中衍生出来的。但是一定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不像这类论述所说的那样,正从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机械和话语系统转变到下一种。5年前研究“新媒体”的书和文章已经过时了,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今天还抱持着同样的目的去写作,只会更快过时。现在,相比于新机械或网络的运作和效果,更重要的是,日益加速强化的消费的节奏、速度与模式是如何塑造人类的经验与感知的。
从最近的批判文献中找一个例子:几年前,一位德国媒体理论家提出,有视频播放功能的手机代表了技术形式上的“革命性”突破,与以往所有手机都截然不同。他认为可移动性、屏幕的微型化和播放视频数据的功能都是“真正根本性的变革”。尽管我们倾向于把技术发展的历史叙述成由一系列发明和突破所标界的连续过程,这位德国理论家所说的设备明显会不可避免地很快过时。更有用的做法是,把这种设备理解成仅仅是源源不断、转瞬即逝的新产品之流中的一个因素。全新的显示格式已经遥遥在望,比如更大屏幕的显示器和更小的手持设备,虚拟屏幕快与肉眼的视野重合。还有,用手势控制的计算机正在发展,不用点击,只要甩一下手、点一下头,甚至眨一下眼睛就能发出指令。不久以后,现在无所不在的手持触屏设备可能会被用手势控制的设备取代,此前那些历史断言都将成过眼云烟。但是,一且这类设备被投向市场(毫无疑问会被贴上革命性的标签),只会延续并助长千篇一律、永不间断的消费、社会疏离和政治无力感,而非代表什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们在市场流行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后也难逃被取代的命运,最后就被抛进全球的科技垃圾场。唯一能把这些断裂无序的消费产品和服务持久地联结起来的因素是,人的时间和行为越来越强地被整合到电子交换的参数中。每年有数十亿美金投人到这样的研究,研究如何减少做决定的时间、如何消除反应和思考所无端耗费的时间。这就是当下技术进步的形式中对时间和经验无情的捕获和控制。
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内部的创新形式是对新事物的不断模拟,而已有的权力关系和控制机制依然原封不动。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尽管有些新产品只是重复以往的发明或者没什么价值,但仍然被推向市场,与一种社会想象相贴合,即认为未来必然比现在先进,或至少与现在不一样。在20世纪中叶的未来主义框架里,一个人购买一件产品并应用到生活中的行为,似乎与当时的流行想象相联系,如最终会实现全球繁荣、自动化代替人力、太空探索、消灭犯罪和疾病等等。至少当时存在着这样的错误观念,相信技术是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的药方。现在,不断加速的变化节奏消灭了集体分享的绵延的时间框架,这或许能让人保持朦胧的期待,未来会与今天的世界现实不同。24/7是被竞争、进步、占有、个人安全和舒适的个人目标塑造起来的,却是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的。未来近在咫尺,以至于我们只有把它与为个人目标或生存而奋斗相联系,才能想象未来。
我的论点包括两个貌似自相矛盾的线索。同别的作者一样,一方面我肯定,当下技术文化的形式仍然符合从19世纪末展开的现代化逻辑——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21世纪前几年的主要特征仍然与19世纪工业方案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乔治·伊斯门(George Eastman)。他们的名字代表了企业帝国垂直综合的发展,在一些重要方面重塑了社会行为。这样的雄心壮志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是通过下述几点实现的:(1)认为人的需求是不断变动和扩大的;(2)逐渐开始认为商品可以被转化成抽象的流动,不论是转化成图像、声音抑或能量;(3)降低流通时间的有效手段;(4)以伊斯门和爱迪生为例,一个早期但清晰的想象是,“硬件”和“软件”之间有着经济互惠性(economic reciprocities)。①19世纪模型的后果,特别是内容流通的加速和扩大化,会以更全面的方式作用到整个20世纪的人类生活。
另一方面,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力量和实在物,不同于那些从19世纪及以后的现代化出现的东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微软、谷歌等企业的创新活动为代表,垂直结构的综合企业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尽管伴随着新的、更灵活的毛细血管式的实施和控制模型,旧的等级结构仍然残存着。在这种环境中,技术消费正好与权力的策略和效果相符合并不可分离。显然,20世纪的消费社会组织从来都与社会管制和屈从的形式息息相关,但是现在经济行为的管理与形塑并延续一种适应性强的赞同性主体是一回事。定期淘汰的旧逻辑依然在运作,推动了对于替代或增强的要求。然而,尽管产品创新背后的动力仍然与利润率或寻求行业垄断的竞争挂钩,“更新”与重构的系统、模型和平台越来越快的速度是重造主体和加强控制的重要部分。驯服和分离并不是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副产品,而正是其首要目标。个人需求与功能性和意识形态的项目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每个新产品都镶嵌其中。“产品”不仅仅是设备或物理装置,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服务和相互的联系,后者很快就变成支配性的或独有的社会现实的模板。
然而,当代的加速现象并不仅仅是线性的创新进展,由新产品代替过时的旧产品。每一次更新都伴随着与过去的选择数量相比呈现的指数式的增长。这是连续的膨胀和扩张的过程,在各个层面、不同地方同时发生,附加在新的机械任务和需求上的时间和经验领域成倍增加。替代(或淘汰)的逻辑与这一过程的扩展和多样化结合起来,把个人有效地与这一过程连接起来。任何显而易见的技术创新本质上也让人越来越适应乃至依赖24/7的程序;同时,创造出更多的连接点,把人安置在新的控制系统的装置中。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前全球经济的运作带给不同人完全不同的体验。在大城市里,数码个性化和自我管理之类的强制技术是剥夺普通人权力的策略,连低收入人群都不能幸免。同时,大量徘徊在生存线上下的贫困人口还无法被纳人市场的新要求,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死亡在许多伪装之下,其实是新自由主义的副产品:当人们身上没有什么可供剥削的资源或劳动力时,用完就被抛弃了。但是越来越猖獗的性奴役和器官交易表明,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外部范围正在扩大,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①此处“硬件”和“软件”间的经济互惠指的是一家公司既生产销售硬件,又生产销售软件,如苹果公司既卖电脑、手机等硬件产品,同时又生产各类应用(App),或柯达公司既生产照相机,又生产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