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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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访谈:泛个性化

斯蒂格勒访谈:泛个性化

[法]伯纳德•斯蒂格勒  [以]伊雷特•罗格芙  邹羡冰 译 杨建国 校

法国哲学家伯纳德•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2010年2-3月在伦敦大学哥德史密斯学院做了系列演讲,以下是文化理论家伊雷特•罗戈芙(Irit Rogoff)就斯蒂格勒的演讲所做的访谈,也是作为他目前研究项目一部分的“药物经济学”展开的一段对话。在这段对话中,我们接触到斯蒂格勒思想发展的几个核心概念,如“泛个性化”(transindividuation)、“传递”(transmission)以及“长路”(long circuits)等。在他的三册巨著《技术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中,斯蒂格勒分析说“技术”( 模型和话语的集群,汇合于信息系统、编码、修复、机械等方面)建构起“我们这一时代最关键的哲学问题”。关于该书,安德烈•瓦卡里(Andrés Vaccari)有以下论述:

在人文科学中,文化和语言也逐渐被庞大的技术世界所淹没:技术领域的体制、仪式、学科、符号系统和实践使人们成为能干善言、追求意义的创造性生物;也就是说,使人成其为“人”。看起来技术是人的本质;可吊诡之处在于,技术恰好又代表了人的另一面:人为制造,违背自然的“非人”,甚至可以说毫无人性。

对于斯蒂格勒来说,“泛个性化”这个概念并非个性化的“我”和个体间的“我们”,而是发生于前个性化环境中的合体过程,其中“我”和“我们”相互转化。泛个性化是所有社会变革的基础,也可以说明教育中出现的问题。同样,“短路”(short circuit)之类的术语指思维的断裂和偏离,而“长路”则指一系列联系,惟因其存在思想方可跨越时间:

撼动全球的严重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归咎于霸权的短视行为,关怀遭到破坏,这既是霸权的短视行为的后果,又是其原因。……为了适应工业程式化的迫切需求,市场营销将自我心理技术和心理个性化转变为产业化的泛个性心理技术,也就是说,网络化的心理技术,一个使传统社会网络机制“短路”的泛个性化的产业网状组织。   

斯蒂格勒思想的另一个关键术语是“关怀”(attention),这一概念很大程度上由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顿(Gilbert Simondon)的理论发展而来。显然,在谈论教育过程中的模态和肌理时,“关怀”概念有突出价值。

在吉尔伯特•西蒙顿的理论中,关怀意味着个性化的现实,因为关怀既属于个体心灵,也属于集体意识。所谓关怀就是高度关注一件物品,也就是给自己确定一个目标;这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机能,意味着要照料好这件物品,视其为别人的东西,代表着别人,是他者之物。关怀也是礼节的代名词,因为关怀建立于友情之上,亦即社会化的力比多冲动之上。正因如此,关怀的破坏不单摧毁了心理机能,也摧毁了社会机能(社会机能形成于集体性个性化过程),而正是社会机能构建起照料体系,因为关怀也就意味着照料。

* * *
罗(罗格芙,下同):我有若干问题,不过开始先不谈您对教育现状的看法,而是谈谈您如何在这个领域逐步深入。让教育问题对一系列更为宏大的切入点开放是很重要的,绝不仅仅涉及到课堂或学习机构。我首先想问的是:在您看来有哪些切入点?
斯(斯蒂格勒,下同):我建议将教育问题分为三个层次来谈。第一层是较大意义上的传递——跨世代传递,在我看来这是教育的本质。这个层面上的教育指的是什么?教育是世代间的联系,接触是其传递方式。比如说,某位艺术家具有唤起情感的能力,这其中可以发现一条延绵的线索,有当代艺术一直上溯到旧石器时期艺术,这种传递是与时间和人类经验(我不喜欢“人类”这个词,或许可以用“凡人”代替)的一种关系。这些线索与艺术家同在,并非由于人力的作用方才显现出来,也不是再现的结构,它们在实践过程中生效,艺术家与它们接触时将它们激活。
首先,教育中最常见的日常经验是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联系,或者可以说家庭是教育的首要阵地,这里已经能发现问题。教育的其他层次和形态中,例如学校、博物馆以及类似机构中发现的问题与此非常接近,联系紧密。因此我要谈一谈三个层次: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有“文化”教育,即文化性机构。在这三个不同层面上会遇到同样的问题——线路问题,长路和短路。如今,家庭教育所遇到的问题是媒介的操控下世代关系的“短路”,而世代之间实际上应当创造出“长路”。弗洛伊德和格罗代克所说的“本我”是长路的潜意识空间,这些潜意识空间在相当长时间内联系着不同世代。长路产生出梦的材料,例如弗洛伊德的《释梦》所探讨的正是这些材料,它们也是艺术家创作的灵感源泉。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对我极其重要,因为他正在研究长路问题,试图弄清究竟是哪些长路令他与传统结盟,又不失自己的个性。
学校教育所遇到的问题也一样,当你在教学机构教授几何或地理时,你在创造一条遥远世代间的长路——创造与过去的统一,从而创造与未来的统一。宗教、政治,甚至体育运动,实际上支持人类生命的一切事物都是那些线路的支撑。三种传递形态对我们来说极为重要,因为它们是传递的主要机制,决定它们的是我所说的“药理学”或“器官学”。在我所谓的“药理学”和“器官学”中它们是绝对坚决的。例如,胡塞尔关于几何学的最后论述中说离开写作就不可能走进几何学的领域,写作是发明几何学的条件。注意,胡塞尔用的是“发明”,而不是“发现”,他表明在这种教育类型中——典型的学校教育模式——几何学是学校教育的示范,示范出理论性、学术性教育。这种教育模式下,要进入几何学有一些技术性条件要满足。
对于我来说,同时供职于蓬皮杜中心的创新研究院和声学和音乐研究协调中心,我致力于将所谓“器官学”方法运用到音乐体验中,不仅针对音乐家,也面向公众。我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呢?我在担任声学和音乐研究协调中心主任时遇到一个问题:中心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只面对规模极其有限的小群体,这个群体的问题不仅在于其规模,更在于它只限于专业人士。
罗:不是普通大众。
斯:不是普通大众,甚至不是业余爱好者群体。这对我来说极其麻烦,不论政治上,艺术上还是哲学上。因此我决定试着去理解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正是这时我决定重新思考和激活音乐理论学中称为“器官学”的传统,但我要提出的是拓展器官学,也就是说,这种器官学不仅研究乐器,也研究音乐受众情况,例如高保真音响,广播网络的影响,MP3播放器创造的可能,音乐厅的建筑构造等等。此外还研究软件,因为在中心软件的概念性地位极其突出。我曾用一年的时间和一位音乐理论家探讨这些问题——一位十分年轻的音乐理论家,他对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的作品极其感兴趣,也是这一领域的专家。海顿是一位政治上和策略上都十分关注大众的作曲家,例如,海顿创造了音乐会群体的观念(金色大厅),提出新谱乐曲要反复听——听众必须留下来把新谱乐曲连听三遍。
罗:同一场吗?
斯:是的,同一场。我发现19世纪80年代,巴黎歌剧院制定了一条针对“公众”的政策,极其有趣。你成为歌剧院会员,便会定期收到歌剧院寄来的印刷品,在表演前会收到一支新曲的总谱,同时你也会收到这支曲子的范本,钢琴、小提琴、歌唱部分的安排,以及对总谱难度的评价。你必须在去音乐厅之前做好准备。为什么?在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年代,中产阶级家庭有很多人擅长弹钢琴、拉小提琴或唱歌,每个人都能识谱作曲。能演奏乐器是听懂音乐的前提,如果你不会演奏,要听懂这支乐曲是不可能的。当时没有高保真音响,没有收音机或留声机,20世纪初新设备的出现似乎造成技巧突然短路——属于听众的音乐技巧。
我的祖父1935年去世,他是位火车司机,但能识谱。然而在我这一代,我们这一代,能识谱的是特例,并非常识,我认为20世纪发生了十分重要的工具性转变,一种教育上的转变,这种鉴赏技术,演奏乐器和识读乐谱的技术,突然间短路了,突然间艺术作品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着电视的出现,这种过程也更为显著。我认为这一进程带来了变化,社会的深刻变革,造成我所说的所属性泛个性化的短路。
现在我要解释一下我所说的泛个性化。我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受到哲学家吉尔伯特•西蒙顿的影响,西蒙顿是个性化理论的重要思想家。西蒙顿说如果要了解个体,需要把个体放在一定过程中,而在这一过程中个体仅仅是一个阶段。实际上个体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关注之处,个体只是整个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阶段,而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到底是什么?是个性化过程,也就是转变,按照西蒙顿的说法,任何事物都有意无意纳入个性化过程中。比如说,生命的轨迹就是个性化过程,“技术”也是个性化过程。
作为人类,我们自己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个性化,我们的个性化不仅是生命力的个性化,也就是说,是有机器官和生命的个性化,并且也是心理的个性化,所以它的运转过程既在意识之上亦在意识之下。西蒙顿说心理的个性化已然是心理集体的个性化,因为心理从来不会是单独的,总是与其他心理处于联系之中。局限于它自身、他自身或她自身之中,心理是一种特定的自恋式自我复制,同时也是与自我的辩证关系。但是心理的这种对话状态是初始状况的内在化,如果同意弗洛伊德或温尼科特的论述,你与他人心理处于辩证关系之中,比如你的母亲或者父亲。这种个性化无所不在,并且持续不断。阅读一本书时,你通过读这本书来令自己个性化,因为阅读意味着为书所改变,如果没有为书所改变,那么其实你并没有在阅读——只是以为自己在阅读。你可能这样以为,但是实际上不是。
罗:所以读书是一种短路。
斯:要是以为自己在阅读而其实没有,读书就可能是一种短路。要是阅读的时候塑造了自我,处在塑造自我的过程中,读书就是长路。康斯坦茨学派的理论家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的理论是,书籍是个性化过程,书籍自身并不存在,作为书籍存在的是读者的群体。这一理论极其有趣,它说实际上书具有个性化力量,但不是个性化本身。书是创造出来的线路,是读者创造出的长路,这就是书的个性化。不仅书籍如此,每一件艺术品或其他形式的具有人文价值的创造性作品都是如此。举例而言,此时此刻我俩正在交谈讨论,你在令自身个性化,我也同样在令自身个性化。你可能赞同我说的话,也可能有不同意见,以至于完全反对,任何一种情况下你都在令自身个性化。
相互个性化与个性化不同,它是个性化的一个过程。例如在柏拉图的对话录里,苏格拉底和高尔吉斯同时出场,却并非直接令自身个性化。柏拉图的对话录中,对话的目标是达到某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建立在不一致上的一致。“我们对此执不同意见”,“我们观点一致”;“我们对此执不同意见”,这是不一致,却又一致同意双方看法不一致。社会化的部分信仰中,“绅士”能够就不一致获取一致,野蛮人则做不到,这对我们此处的讨论至关重要。这种相互个性化过程它产生聚合和共识,个性化因之而改变。为什么?你可能参加讨论,确定下议题,在讨论中表达了多个观点,但是有一瞬间你会遇到西蒙顿所说的“初始稳定点”(meta-stabilization),一种能够成为规则的共识。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位几何学者或是一位电影制作人,你将确定初始稳定点,再由这一点发展出欧几里得的风格,或费里尼的风格,或戈达尔的风格,或二十世纪德国电影中的表现主义风格,等等。这演变成了一种文化传承,例如在哲学中创造出新的辩证法或“必然律”(研究影响的哲学分支),继而运用到传统的“客观”教育中。
现在来讨论泛个性化这个问题,也就是创造线路的问题。比如说,何谓伟大的艺术家?何谓伟大的哲学家?何谓伟大的建筑家?何谓伟人?那是真正具体的人,是单数的人,之所以是单数因为他创造出新型线路,然后其他人可以继承延续下去。这极其重要。 
罗:所以事物的价值实际上是决定线路的进入和持续的泛个性化容量,对吗?并非制造出独一无二之物,而是制造出线路,为他人奠定下丰富自身的基础,可以这么说吗?
斯:可以这么说。创造泛个性化线路的条件常常是器官学的——线路自身的创造常常是器官学的。比如说,苏格拉底和高尔吉斯在辩论,辩论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苏格拉底和高尔吉斯都掌握了读写技能。二人有共同的技能,读与写的专门技能,这是城邦的起源,没有读写技能便不可能有法律、几何学、哲学的存在,不可能读到荷马或索福克里斯的作品,所有这一切界定着接触希腊文明的路径,经得住检验,且为人们所珍视。如果你生活在萨满教社会,就会有另一种器官学,但还是得有。举个例子吧,我刚刚去过塞内加尔,在那里的环境中做民族志研究,上述一切显得极其明显。研究者要打开人际间的关系空间,实际上也就是要打开泛个性化空间,此时技术的角色立马凸显出来,不用技术根本不可能进入到线路之中,根本不可能。
罗: 能不能举例说明您是如何使用技术?
斯:比如说,在塞内加尔喝茶就是一种技术。在塞内加尔要喝三道茶,第一道茶当地话叫“阿塔雅”,非常浓;第二道茶叫生命之茶,有点甜;第三道更甜,叫爱的时刻。塞内加尔人绝不会只喝第一道或者第三道。
罗:这是个完整的系统。
斯:这是一种仪式,需要特定技术,这很正常。实际上,宗教实践都是技术,福柯所说的“自我的技术”其实都是技术。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一种自我技术,现在音乐也是。在非洲音乐尤其是一种技术,对于开拓空间,或者说泛个性化开放极其重要。
为什么要谈论这个问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正要提出一个观点,在我看来,20世纪产生于19世纪。泛个性化的器官学中有个变化,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正如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文化产业——作为大欺骗的启蒙》中所述,通过大众传媒,电视机、电影院、收音机,也包括现在的数码技术和网络,新器官学的发展突然兴起,这反过来创造出符号循环的新组织。在这种新的组织模式下,符号的生产突然产业化,依附于工业化进程。在此你一方面邂逅符号的生产,同时又在消费符号,于是陷入困境,因为符号不可能消费。符号并非消费的对象,而是交换和流转的对象,或者说是泛个性化线路创造出的对象。这种状况突然导致了我所说的泛个性化的短路。这说来话长,它并非仅限于短暂的历史时期内,而是有着漫长的历史。
罗:这与声学和音乐研究协调中心的情况相似,正是您在一开始研究时遇到的情形。
斯:是的,不过对我来说,不仅仅中心这样的机构存在这种情况,现在家庭、学校,一切事物都存在这种情况。刚开始我通过那些议题来探讨音乐问题,但是后来我把这个问题打开,提出了一种当今社会的更为普遍理论,即我们生活的社会中器官学已经产业化,从而导致消费者和制造者的生产过程全面彻底地走向组织化。
罗:先回到刚开始时您所说的状况,关于音乐公众的状况。大家都已经注意到,您正在开发一系列当代技术,这些技术是音乐传递的一部分,使得人们可以用多种手段去读音乐,不仅仅是读谱一种手段,而是能够参与到某种类型的技术之中,成为其一部分。请问您怎么把这个与宣称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赢得观众的民粹主义区分开来?如果,比方说,观众对新技术的响应方式不同于他们对旧技术的反应,那么我们的工作是有效的。我想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基于一种自然人口统计数据的认同。
斯:是的。这也就是批判,保持批判性,生产批判。批评力和领悟力是两个问题。人类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尔汉(André Leroi-Gourhan)有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你需要参与到感觉和情绪中去,才能从某种事物中抽身出来,不是拒绝,而是全身心地与之相融合。他为什么要那样说?古尔汉和西蒙顿一样,曾酷爱柏格森的著作,你知道对于柏格森而言问题在于“刺激循环”(loop stimulus),不是对刺激性的回应,而是像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说的那样,是礼物的交换。能够给予便能够得到,能够投入便能够抽身。能够批判地投入,那么本来迟滞不变的情况便会有所进展。
(原载《文化研究》第21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