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一个乌托邦
新自由主义，一个乌托邦
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 /文
潘培庆 /译
人们习惯于认为新自由主义是保守的，或者是反动的意识形态，而福柯却要与此习惯决裂，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他对新自由主义感兴趣，这种兴趣有时类似于着迷。实际上，在媒体、政治或知识界的文献中，存在着一种极其明显的倾向，那就是这样来描述新自由主义：它的一大主要特征就在于图谋使秩序永存。这种观点永远反对变化，它的根本作用就是维持现状。
当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对主张建立取代市场经济组织的乌托邦进行批判，它的保守作用就显示出来了。由于他们谴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他们便关闭了设想其他社会模式的可能道路。他们虽未煽动造反，但却唆使屈从，接受现状。更有甚者，新自由主义的教条会阻碍能够动摇市场经济实际运作的一切，还会怀疑哪怕是微小措施的正当性，譬如更大范围的再分配。换言之，新自由主义坚决站在维持现状一边，它体现为反对变革的一大主要力量，并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是代表了从维持现状中能够获利的那些人员的阶级。
这种把新自由主义视为保守主义的观点已经深深地印在人们的头脑之中，这种看法左右了大部分诋毁新自由主义的言论，然而它却建立在对其传统的深度无知之上。这种观点广泛地阻止人们去真正地认识新自由主义，手法是使它失去作用，把它带入已知领域，带入明显性层次，带入容易打击和谴责的方面，而不是去正视它的独特性。
事实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起，尤其是自1960 年代起，新自由主义的一个主要关切所在就是把自己和保守主义区分开来。当然，自由派和保守派在过去曾经有过联盟，有时候还持同样的观点，但这仅仅是因为它们面对共同的敌人（社会主义者，社会国家［État social］的支持者）。正如弗里德里克·哈耶克在其著名文章《为何我不是保守派》中所指出的：“当几乎所有以‘进步’ 闻名的运动都支持进一步侵吞个人自由，在这样的时代，一切爱好自由的人士当然会极力反对。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便基本上与那些通常反对变化的人士站在一起。在日常政治的各领域中，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支持保守党派。”[1]
但依哈耶克之见（很多其他作者也会持同样观点），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接近也就仅限于此。这种接近纯粹是政治性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策略性的，是局势造成的。这种接近来源于共同对付所谓进步运动的意图。这是一种消极的联盟，它绝对不应该掩盖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深刻对立。
在观念史中，采取这样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也许可以构成新自由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之间断裂的主要因素。这一立场就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单独的、特殊的理论的出生证，不能将此理论归结为它之前的形态。事实上，新自由主义者不断表明这样一点，即他们的前辈曾经受到保守主义的腐蚀，他们对此事加以谴责。他们的前辈和保守主义的右翼，甚至和反动的右派过于接近，以至于和后者没有多大区别。[2]由于他们的某些理想自19 世纪中叶起获得巨大成功，他们为此感到满足，于是他们渐渐固步自封。结果他们开始满足于保卫现状。自由主义就这样逐渐不再是一种激进运动，它变成了一架维持现状的机器，站在秩序和当权派一边。它反对革命的理论，反对变革的渴望，它把自己当作是现实主义和“政治合理性”[3]的担保。
当自由派人士采取了这样的立场，他们就背叛了他们自己。尤其是他们削弱了自己的立场，却打开了让他们的社会主义敌人获得胜利的大门：古典自由主义抛弃了知识上的思辨和政治上的想象力，它不再能够激发热情，不再能够提出值得为之奋斗的理想。这样一来，社会主义者就有机会表现为唯一的反叛者，唯一的、真正的不满现状者；他们提出了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种规划，另外一种观点。正因为此，他们获得了知识界和学生中大部分人的支持: “在将近半个世纪中，只有社会主义者就社会演变提出了一种明确的规划，提供了一幅他们为之奋斗的未来社会的画像，还提出了一整套总体原则，由此指导对某些具体问题的思考。”[4]
新自由主义理论家们正要打破保守派自由主义和革新派社会主义，墨守成规党派和变革党派之间的这种划分和区别。和古典自由主义者不同，新自由主义者拒绝接受社会主义对于创造政治和哲学乌托邦的垄断，他们想让自己的理论成为一种激进的革命理论。在此意义上，罗伯特 · 诺奇克[5]于1974年出版了一本书，取名“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ie，État et utopie)，这并非偶然，这是代表新自由主义最极端观点的一本主要著作，该书即要重新给予自由主义以其原有的破坏威力。同样，哈耶克早在1949年就提出有必要确立他所谓的“自由主义乌托邦”，他指的是“一种规划，它并非仅仅在于保卫现状，也不是某种弱化的社会主义，而是一种真正的自由派激进主义，此激进主义并不照顾强有力人物（包括工会）的敏感性，实践上并不过于生硬，而且并不局限于今天在政治上看来可行的东西。”[6]
理解新自由主义，这不是去理解具有物质性和客观性的某种经济和社会现实，而是去把握一种计划，一种从未结束，并且永远需要重新激发的志向。这也应该是把握某种属于“向往”的东西。福柯走得更远，他把自由主义定义为一种伦理，一种“总体的、多形的、暧昧的要求，既可附在右派之上，也可附在左派之上”[7]。它不是某种已经构成的东西，其作用也不像人们可将某一明确规划或者某一确定计划加于其上的某个政治选项。它构成了某种更为模糊的东西：这是一种气质，一个“乌托邦之家”，一种“思想、分析和想象的总体风格”[8]。
注释
[1]弗里德里克·哈耶克， “为何我不是保守派”，《自由宪章》，巴黎，利泰克出版社，1994 年，401 页。（Friedrich Hayek，«Pourquoi je nesuis pas conservateur»，in La Constitution de la liberté，Paris，Litec，1994，p. 401.）
[2]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参阅塞巴斯蒂安·卡雷的《极端自由主义思想》一书，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2009 年（Sébastien Caré，LaPensée libertarienne，Paris，PUF，2009），尤其是8-18 页；这本书材料丰富，非常有用。
[3]弗里德里克·哈耶克，“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哲学、政治科学及经济学论文集》，巴黎，美文出版社，2007 年，288 页。（Friedrich Hayek，«Lesintellectuels et le socialisme»，inEssais de philosophie，descience politique et d’économie，Paris，Les Belles Lettres，2007，p. 288.）
[4]弗里德里克· 哈耶克，“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同前，292 页。
[5]Robert Nozick （1938—2002），美国哲学家。——译者注
[6]弗里德里克· 哈耶克，“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同前，292 页。
[7]米歇尔·福柯，《生物政治的诞生》，同前，224 页。
[8]同上，225 页。
○●文章选自○●
福柯的最后一课：关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治
[法]乔弗鲁瓦·德·拉加斯纳里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