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鲍德里亚与斯蒂格勒

本森: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 
作者:彼得·本森 
译者:王立秋 
译自:Peter Benson, ‘French Post-Marxism’, in Philosophy Now, Apr/May, 2015. 


1989年,在苏联崩溃,其卫星国也乱成一团的时候,西方有些人逼逼说,共产主义不止被击败了,而且被驳倒了。众所周知,福山就宣称,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冷战僵局以资本主义大获全胜而告终。 

二十五年后,意识形态的地景看上去大不相同了。2008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了西班牙、希腊、英国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规模抗议,这些抗议提出了“反-资本主义”的议程。然而,这不必然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复活。抗议者们反对的东西,比他们提倡的东西更清晰,而在广泛的异见中,也没有出现统一的宣言。有形形色色的口号,著名的如“我们是那百分之九十九”;但这些口号没有一个要求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或马克思主义在其源始阶段的任何目标。事实上,资本主义的本质已经以马克思不曾预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与收缩制造业——马克思批判了制造业对工人的剥削——相反,抗议者们的主要目标,是膨胀的金融业,及其包藏各种未来和衍生品的空想世界。 

尽管一些思想家依然力图使用马克思提供的工具来分析这个新情况,其他的思想家则诉诸一个对智识影响来源更加兼容并包的工具箱。这些影响包括居依·德波,米歇尔·福柯,吉尔·德勒兹和菲利克斯·加塔里,以上思想家中没有一个可以在不加严格限定的情况下被描述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与新近抗议浪潮相关的作家,比如说老练的行动分子和哲学家弗朗科·贝拉尔迪(即比弗)那里,也可以发现这个以法国思想为主的混合传统(被提到了)。 

对更早一代的法国思想家来说,忠于还是拒斥马克思主义和/或共产党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问题。比如说,让-保尔·萨特和阿尔贝尔·加缪之间的友谊便尽于此问题。但在法共与戴高乐政府合作结束五月起义之后,它就失去了作为一股激进力量的所有形象。激进左翼需要新的理念,后者也很快就出现了。让·鲍德里亚(1929-2004)的早期作品,是这次对马克思忠诚的迅速偏移的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出于他为此(即走出马克思这一步)给出的清晰理由,它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让·鲍德里亚 

鲍德里亚最早的作品——以他1970年出版的《消费社会:神话与结构》为巅峰——采取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视角。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相对富裕的时期的特征的敏锐分析。鲍德里亚在这个十年的尾巴上写作这一事实,是黑格尔的名言“倘若哲学在自身的灰色中描绘世界,那么生命的形象将是衰老的。米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夜幕降临时才展开它的翅膀”——意即,一个历史时期只有在它行将结束的时候才开始可被理解——的例证。那个时期有多遥远可以从鲍德里亚声称的“我们的社会如今大概处在一个持续[社会]流动的时期”(p.111)推知。在欧洲和美国,这个社会流动的时期现在已经解释了,而大多数人民依然处在他们出生的那个社会阶级之中。 



那本书的副标题,《神话与结构》,指出了罗兰·巴特的《神话学》(1957)的影响,后者把对媒体影像的分析,和一种对通过这些影响揭示的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阐释结合在一起。在整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大综合风靡英美的人文学院,而这些学院本身又受到了来自法国的观念的支配。[六十年代风行法国的结构主义源于费尔南·德·索绪尔的理论:语言是一个自给的结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被言说的事物与语言的其他部分的关系来理解它们。]当时经常被人们引用的思想大师包括路易·阿尔都塞、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和雅克·拉康。鲍德里亚人们提到还没有那么多,但人们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缺乏严谨的古怪的思想家。这很是令人感到遗憾,因为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得出了这个重要结论: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是不兼容的,它们的忽必兼容揭示各自的局限性。他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和《生产之镜》(1973)中表达的这些观念,在我看来,构成了他对哲学的最实质的贡献,也值得人们去认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鲍德里亚看起来比他在当时表现得更重要的先知。 

也就是在《生产之镜》中,他把他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转向了对马克思的批判,他宣称“必须质疑马克思主义分析的所有基本概念”(p.21)。比如说,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公理是什么?”(p.21)。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设想为一个生产力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就好像生产力这个东西天生就是好的那样。但马克思对生产方式的批判,却又没有触及他给生产本身——生产是一切社会的最基本的特征——的那种核心性(p.17)。结果,“对生产力的解放与对人的解放混为一谈”(p.21)。 

而且,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基于劳动价值理论的,这个理论最早是由约翰·洛克初步提出的,但对于这个理论,马克思又只给出了一个可疑的,数学的形式。这个理论是这么说的:一件商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这件商品的原材料的价值,加上生产它所需要的人类劳动时间的价值。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演绎出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工人并没有得到与其所有劳动时间相应的报酬,因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吸走了利润。因此,根据定义,工人就遭到了剥削,而他们劳动的一部分,被偷走了。然而,鲍德里亚,在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考察经济学之后,认识到了这点,即,人们准备为商品支付的价格,与生产这件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没有必然联系。相反,这个价格,是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欲望程度的表现。通过把欲望革出他的等式,马克思生产了一个贫乏的理论框架,这个理论框架不能解释实际的资本主义的盛衰。结果,马克思主义只能促进“关于一种对劳动的理想分配,一种具体的‘非异化’的生产力的虚构”(p.28),人们认为,这,将在一次共产主义革命后得以实现。 

鲍德里亚总结说“马克思主义未能设想一种别于那种以劳动和生产为基础的社会财富模式的社会财富模式,长期来看它不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真实的替代方案”(p.29)。马克思思想提供的一切,差不多都有这个问题,如果在实践上不出更大的问题的话。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公式(事实上这个公式在马克思之前就存在了),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远非对一个可欲的乌托邦的描述,事实上,它很可能在苏联的古拉格劳动营中得到了最完全的实现:犯人们被给予基本的最低限度的所需,并被要求尽最大所能的去劳动,至死方休。因此,对鲍德里亚来说,不存在后来被列宁或斯大林腐化的原始的“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相反,那些后来的发展,是从马克思的理论中直接发展出来的。 


反常的社会实践? 

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中,人类劳动是在自然的原材料上进行的,所为的,是创造有用的东西,对他来说,未来的自由将基于对自然的有意识的支配。这隐含着一种与现代生态关怀冲突的,对自然世界的态度。我们不能责备马克思没有意识到地球工业化带来的长期效应,但这方面的关怀,不可避免地使他的理论令人沮丧。我们能够退而声称马克思的理念在他们的时代和文化中是有效的,而在我们的时代和文化中却不再有效么?这一退步的问题在于,它直接违背了马克思做出的,关于他自己的理论和使他能够表述这一理论的历史动力的宣称。马克思不仅坚称他的理论描述的各个社会阶段将不可避免地依次继起,他还坚持,使他可能有意识地理解生产方式在直到他自己的时代的社会阶段序列中的重要性的,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鲍德里亚回应说,马克思的理论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它相信我们只有从马克思自己的社会的立场出发,才能理解先前的(和其他的)社会(p.115)。 

特别地,鲍德里亚援引了关于展示出“夸富宴”现象的社会的人类学数据。这方面他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于乔治·巴塔耶的《被诅咒的部分》(1949),后者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告别先前一切经济理论,包括马克思的理论的出发。 



夸富宴是一种在北美土著和一些南海岛民那里可以发现的社会礼仪,在这种仪式上,人们会举行盛大的宴会,有时还伴随着对富有价值的物件的大规模的破坏和摧毁。一个群体提供食物和物件以展示他们的优越和特权。它代表一种挑战,对此,其他参与的群体然后必须报之以一场甚至更加盛大的宴会。显然,这些活动在马克思描述的资本主义和前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里的生产的逻辑中没有任何意义。人们可能会想把它们当作反常现象来打发过去。然而,从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的工作出发,巴塔耶力图使夸富宴上运作的原则普遍化,用它来解释社会的许多方面,如在教堂装饰方面对财富的巨大铺张。在他杰出的论文,刊载于《符号政治经济学》中的《艺术品拍卖》中,鲍德里亚把在拍卖会上为大艺术家的绘画开出的高价当作此类现象的当代实例来使用。这也表现了富有的收藏者之间的事关声望的对决,在此决斗中,金钱被铺张在在马克思看来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物件上。这是反常的怪事,还是马克思没有觉察到的那种经济活动的一个主要方面呢? 

在马克思不能解释先前社会或现代世界中“非理性”经济行为的持存(这一指责)上,鲍德里亚还加上这样一条,即,马克思不能预言或预见自他的时代起,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据鲍德里亚,这些后续的发展涉及等价交换原则从纯粹经济领域,向所有形式的价值的扩展。要考察这种扩展,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政治经济学,不如说是符号学,对符号和意义的研究。“当代社会”,他在《艺术品拍卖》中指出,“正再次变成一个首先为符号所支配的社会”(p.120)。现在,重要的“与其说是生产的所有权不如说更多地是……对符码的控制”(p, 122,强调是原来就有的)。 

也许,第一个完全辨认出这一进程的人,是乔治·奥威尔。奥威尔用《1984》中设想的“新语”指出,那些控制了语言的人也就控制了社会。新语是一种黑话,在这种语言中,异端的观念变得无法表达甚至思考。而且,新语这种语言是被一个精英阶级当作其阶级成员资格的一个标志来使用的:无产者不说这种语言。今天,各种类型的新语充斥着政客、管理顾问、记者的神神叨叨的语言,他们为保留他们自己的权力和特权而限制了他们使用的语言。通过要求一切批评,如果想要得到严肃对待的话,都必须翻译为他们的语言,他们也就粉碎了表达对现状来说危险的观念的可能性。 

这种对语言和其他符号的控制已经变成今天资本主义的一个独特特征了:“垄断的体制实行的……是通过符码(对此,广告、语言运用等只是一些显眼的例子)来计划的社会化”(PES, p. 126)。如今,发达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是生产力,而是抽象的符码系统:“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进程在金融资本近乎于国际性的自治,在流动资本不受控制的游戏中达到了顶峰……这一系统的巅峰与符码的胜利是相应的”(p. 129)。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通过使对数字代码的操纵计算机化来运作的当代金融市场的世界。要记住,鲍德里亚是在1973年写下这些分析的,他惊人地预见到了这个体系未来的危机(马克思没有想象到这种危机)出现的地方。 

鲍德里亚总结说“马克思主义不能理论化全部社会实践……从我们当前的立场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不再能够说明现代社会或原始社会”(p.152)。而且,鲍德里亚认为,十九世纪工人对工业化的反抗(如卢德分子)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工人运动的灌输给弄得失效了(p.152)。通过把所有工人的要求延迟到一个虚构的后革命的未来(去满足),你也就封锁了他们对持续的、无休止的生产的反抗。 

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作为社会财富的来源的劳动的增殖;生产力的理性发展的进程的增殖”上是一致的(p.152)。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密谋实现“工作的反常的神圣化”(p.36)。因此,鲍德里亚更同情被马克思贬低的那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因为乌托邦绝不是为未来而写下的……乌托邦式的反叛[涉及]彻底的当下性……它是不再被委托给某种未来的解放,而是要求在这里,马上(实现)的欲望的实现……这就是幸福”(p. 163-165)。 


贝纳尔·施蒂格勒 

贝纳尔·施蒂格勒生于1952年,属于比鲍德里亚晚一代的哲学家。他是鲍德里亚的同时代人,雅克·德里达(1930-2007)的学生,但他的哲学之路却不同寻常。在因抢劫而入狱期间,他开始阅读现象学家埃德蒙·胡塞尔的作品。因此,施蒂格勒之所以能成为一名主要的当代思想家,我们得感谢法国杰出的监狱图书馆服务。胡塞尔相信,理解我们的精要要求对我们对我们周围物体的日常态度加以宣纸,或者说“加括号”。施蒂格勒的入狱判决起到了一种类似的,“悬置”日常生活的作用,在这种悬置中,发生了一种思想的重新定向。 

在施蒂格勒的众多著作中,最简明易读的是《政治经济学新批判》(2010)。政治经济学旧批判,当然是马克思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资本论》的副标题)。施蒂格勒相信,是时候写一部新批判了,因为自马克思的时代起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众所周知,这些变化并没有导向他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然而,与鲍德里亚相比,施蒂格勒没有太多明确批评马克思的必要,因为迄今,在法国智识生活中几乎没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了。然而,施蒂格勒还是延续了鲍德里亚开启的对消费主义的分析,他把消费主义的进一步的扩张和发展纳入了考虑。在此关联中,他引用了法国电视台TF1的CEO的话,这个家伙在2004年宣称,“最终,TF1的工作是,比如说,帮助可口可乐卖它的产品。我们卖给可口可乐的则是可用的人脑时间。” 

这一言论的恬不知耻得惊人的犬儒表明,显著的反转已经发生。过去人们可能会认为,为资本主义的资金积累正名是可能的因为它为文化活动提供了支持,可如今,人们显然认为艺术与文化工作的首要功能,是鼓励消费。每每在我们听到政客们用“文化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来为其正名,而罔顾或认为艺术本身的价值不相关(事实上艺术的价值早就被移出他们的算式了)的时候,我们总是可以发现同样的态度在起作用。 

在他关于教育的新书,《关心青年和世代》(2008)中,施蒂格勒思考了这个情况及其对教育在把文化和长期的目标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上的传统功能的影响。今天,教育经常被简化为单纯的职业培训和获得在一个竞争社会中幸存所需的其他技能的地方。甚至更糟糕的是,教育事实上有助于使人准备好扮演他们被分配好的角色:有效的消费者。施蒂格勒认为这是一种“新形式的无产化……其目标在于创造可用的购买力”(《新批判》,p.27)。 



在工业革命期间,缓慢习得的手艺为机器的自动活动所取代。新工厂所需的一切,不过是照料这些机器,使之保持运作的无技艺的劳动力供应罢了。这个使劳动力资源去技艺化的过程创造了被马克思评定为一种革命的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如今,信息技术的发展把这个去技艺化、无产化的过程从手工劳动拓展到了脑力劳动。因为信息是拿鼠标的小手一抖马上就到手的东西,对有知识的工人的需求也就越来越少。无产阶级因此也扩大了:现在,它把那些过去曾占据更高社会层级的工人也包括进去了,同时,它也是去了工业工会所提供的那种统一化的力量。而且,工人的无产化之后又发生了消费者的无产化。快速获利的经济要求意味着长期的欲望,要求思想、计划和延迟快感的欲望得到的文化支持比快速体验、快速满足的冲动要少。我们不停地被劝说”快买买买“以扑灭我们被蓄意加重的渴望。这种从欲望世界向冲动世界的堕落,在施蒂格勒看来,是我们文化的特征,它造成了心理组织的空乏形式,摧毁了个体、社会和整个星球。而这些发展都是马克思所未能预见的。 

鲍德里亚也曾指出在当代社会”占有和满足的冲动……(是如何)被认为是最深层的人类动机的。“在《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中他把这种观点和二十世纪早期弗洛伊德提出的看法进行了对照,后者”大大推进了对人类心理的探索,(只)把这些琐碎的冲动当作他的起点。但这(一探索)揭示的奇异视角并没有搅扰……经济’科学’的淡定“(p.204)——不消说,这里所说的经济科学也包括马克思的经济学。鲍德里亚是在反驳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其中,人被可被”满足“的”需求“所定义。鲍德里亚坚称,大部分”需求“是由广告,通过一个在弗洛伊德瞥见的欲望之错综复杂中走了捷径的过程,认为地制造出来的。但呆板机械的回应,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比反思更有用。在大多数当代的心理学研究中,创造消费者需求和满足的技术,已经取代了对心理分析思想的耐心钻研。而且,许多现代的心理学理论把大脑是做一个致力于有效地处理信息的模块组——在本质上与电脑没有什么差别。就像理查德·林克莱特新近执导的《少年时代》的主角所说的那样:“机器人正在接管世界。不是因为机器在管理一切,而是因为人们正被变成机器人。” 

简单的,满足需求的冲动,与滋养文化的复杂欲望之间的区分,在鲍德里亚和施蒂格勒看来都是一样的。现代法国哲学经常使用”欲望“这个术语,这里所说的欲望在根本上是不可满足的,但它能够进行几乎是无限的置换。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致力于说明的就是这个(置换的)过程。但从欲望的盛放中生成的文化创造却可以从一代人传递给下一代人,并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其中,每一个新的人类心智都在自我阐明。因此,理想的情况是: 


注意(attention)……在学校中形成,作为一种灌输给学生心理的接受[对文化的接受]的理性规训……这种形式的,被称为“理性的”的接受,是一种教育同时也是‘人类经验’的长回路的传递和新的长回路的形成:自主的个体致力于变得成熟并因此而变成批判的——且首先是自我批判的个体。(《关心青年》,p. 60,强调是施蒂格勒自己的。) 

施蒂格勒区分了这些受教育的反思的缓慢的”长回路“和广告商刺激的需求和满足的”短回路“。这个教育的文化过程,受到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无产化——即,欲望被简化为碎片式的、即刻的冲动——的威胁。“结果是一种心理的和社会的失序,其最重要的后果是对我们的认知能力本身的清算,以及,我们的认知能力为信息技巧所取代”(p.183)。施蒂格勒还区分了“信息”(包括,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网上发现的,积累的数据)和“知识”。知识和理解必须是在心理上可被同化并变成一个人自己的(一个人自己的自我)的东西,而信息则是用于消费的商品——因此信息是“用后即弃的”。知识使内化个体和集体之改造的学习者个体化,改造学习者……而编程工业传播的信息则使它的消费者去个体化。(p.184)如此,我们的信息社会与马克思时代的工业社会大不相同,然而它却甚至越发地腐蚀人性。在这些新环境中,新的理解和改造的方式是必需的。我们需要超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线,以获取针对我们自己时代的批判的视角。像鲍德里亚和施蒂格勒那样的思想家则有助于向我们展示怎样做到这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