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苏国勋:为什么韦伯在中国这么“热”?

 问:从“韦伯热”中我们能清楚地看到本世纪的学术思想传播过程中美国人的“文化霸权”。事实上很多人已默许了这种霸权。比如,汉语学术界一直习惯于挪用欧陆的思想资源,同时总是依赖于美国人转手。我们的“问题意识”常常是一些借来的焦虑,或者说是一种学术上的矫情。这样看来,有人对呼吁告别“二战后的美国韦伯”,回到“德国韦伯”是合情合理的。对于韦伯的“美国化”,德国学术界是如何反应的?

  答:“韦伯热”的第二种形态就是当美国的“韦伯热”反馈回德国,于70至80年代出现的“韦伯复兴”热潮。1967年德国学术界为纪念韦伯诞生一百周年而举办的两次研讨会引起的德国社会学界关于实证主义的论战,成为“韦伯复兴”的先导。所谓“韦伯复兴”,是指70年代中期德国社会科学界出现的一场旨在恢复韦伯思想本来面目、深入阐发其学说精义的潮流,其重点一直是纠正帕森斯对韦伯的曲解和附会,重构韦伯作为一名德国学者的思想肖像;其二是深入阐发韦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韦伯研究纲领”的争论,这涉及如何理解贯穿韦伯整个学术生涯的主线。一种意见认为,韦伯早期的中世纪商社史、农业史研究以及与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争论,表明韦伯首先是一个社会-经济取向的史学家;他以文化科学的逻辑强调个别历史现象的独一无二性和历史总体景观的无限多样性,并在历史相对化的基础上处理历史认知问题,用以克服社会理论中的自然主义一元论。从这一角度看韦伯的整个学术活动,正像韦伯自己所拟定的书名《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所表明的,其主线是一部庞大的世界社会经济通史或普遍的历史社会学,基于此,应把晚期的《经济与社会》视为韦伯的基本著作。

  另一种意见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5年)标志着韦伯学术兴趣已从经济领域转入宗教领域,正如“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宗教系列研究的总称所表明的那样,韦伯的兴趣已从经济学转向康德式的价值社会学,即以宗教为表征的世界几种主要文明背后的价值驱动力,“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相互依存及其张力则是对现代价值领域中诸神纷争的解读。因此,宗教社会学是其全部学术活动的主线,而理性化是其主题,其他方面的研究都是它们的延续和补充。《新教伦理》是其基本著作,它不仅是把握韦伯学术思想的关键,而且也为社会学研究开启了一个新范式——理解的范式,与实证论的事实范式和经验论的行为范式成犄角之势,后来的各种行为理论、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和民族学方法论莫不以此为源头。

  值得注意的是,施卢赫特这位当代韦伯研究专家在他的一部著作中认为,韦伯成熟的研究纲领是一种“历史的和理论的诠释社会学”,明确表现了将前两种观点综合起来的倾向。此论颇有见地,将纯粹领域和价值领域在实践领域上进行综合,与韦伯作为一名新康德主义者的学术道路吻合。

  问:施卢赫特的这一概括暗示了韦伯思想的二元张力,或者说韦伯本人的思想困境:具体历史之维与普遍理论之维之间,事实诠释与体系建构之间的张力。韦伯的思想困境可以说是每一个负责任的学者和思想者都要面临的困境。学术探索是否具有深度和力度,恐怕关键在于:是主动地置身于这种困境并在这种困境中不断感受并揭示问题的复杂性,还是投靠于二元中的某一元,单纯地诠释事实或一心一意地营造体系。无论是把韦伯的“研究纲领”归结为文化特殊主义还是归结为“系统的文化社会科学”,都可能是在投机取巧——将韦伯问题简化、浮泛化。中国学人来阐释德国人韦伯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困境当中(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规避这一困境,真正应该规避的倒是文化上的特殊(民族)主义与普遍主义这两个陷阱。《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出版,很有可能在学术界激发文化特殊主义的诉求。你如何看待这种诉求?

  答:这个问题用几句话很难说清楚,不过我正好要谈到的“韦伯热”的第三种形态似乎与这个问题有关。伴随着“四小龙”的经济腾飞,80年代在东亚兴起了“韦伯热”。传统上东亚地区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因而东亚地区对韦伯的研究集中于《儒教与道教》是非常自然的。众所周知,韦伯对中国宗教的论述重点在于揭示中国社会生活理性化的结构性阻力,亦即制度上和规范上的障碍,而这些都与儒家的价值体系具有密切的联系。韦伯对中国结构和价值体系的论述具有原则性,而且也极具挑战性和启发性,是关心中国社会和文化前途的人无法规避的。

  然而仅就华人文化圈的主体——中国内地的情况来看,目前还难以找到令人满意的回应。这固然有现实条件的制约、民族以及学识囿限等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一些论者缺乏起码的学术真诚。处于“传统”与“现代”之交、东西方文化融汇点上的中国社会,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的诉求有逐渐增强之势,似乎也出现了类似于德国经济学上世纪末“历史反对理论”(施卢赫特语)的境遇:在面对着经济的“市场化”、“全球化”的历史挑战时,我们听到的却是文化的“特殊化”、“本土化”的理论诉求。但我相信不少学者将接受历史教训,不会像当年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那样使客观价值服从于主观价值。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