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弗朗西斯.福山:《我们的孩子:美国梦的危机》书评

在名著《独自打保龄球》问世15年后,这位政治学家把注意力转向了不平等。其结果应当震动美国人,让他们去直面发生在他们社会中的事实。

译者:老狒狒

对于美国的政治阶层来说,让华尔街的寡头们带着巨额奖金走开却把高额的成本转嫁到了普通美国人身上的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最终结果就是,使得讨论不平等问题成为可以接受的事情。托马·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了一本脱销的畅销书,就连有望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政客们也提出了中产阶层衰落的话题。这同贝拉克·奥巴马因提及再分配问题后介入“阶层战争”而遭受攻击的2008年竞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当前的大多数不平等讨论都存在着一种奇怪的抽象性特征,焦点集中在了1%的骄奢淫逸,而没有真正地去涉及过去20多年来发生在美国中产阶层身上的事情。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带着一本真正的大师级的著作走进了这片空白地带。这本书应该能够震动美国人,让他们去直面他们的社会已经发生的变化。

帕特南的分析始于对他的家乡小镇——俄亥俄州的克林顿港的一段简介。他于1959年从那里的高中毕业。他指出,虽说那时也有阶层差异,但是还有着一种程度高得多得社会平等:镇上富有家庭的孩子同来自蓝领阶层背景的孩子互帮互助,和谐相处。这种平等得到了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现实的支撑。这种社会现实就是:镇上的几乎每一人,不论富有还是贫穷,都是在一个父亲有着稳定工作的双亲家庭中长大的。随后,他快进到工业化退潮带来了一次社会转型后的现在:生在未婚父母家庭中的孩子的比例已经上升到40%,吸毒和犯罪也变得日渐猖獗。与此同时,一个新的富人社区出现在了附近的伊利湖畔。

帕特南从这些故事无缝地转到了证实一个如今已被专家们知道了多年的事实的社会科学数据上面。自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1965年发表《黑人家庭》报告开始,一个广泛的共识已经形成。那就是:存在于非裔美国人之中的贫穷以及随之而来的吸毒和犯罪等不良行为,同双亲家庭的衰落有着直接的关联。然而,之后的发展表明,非裔美国人起到了一种警示的作用,而且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打击了内地城市居民的社会衰落,如今已经扩展到整个白人蓝领阶层。

帕特南定义社会阶层的基础是教育:随着技术的进步,高等教育的溢价一直在不停地上升。对于拥有一个学士学位或者更高学位的美国人来说,过去的30年目睹了收入的不断上升和家庭价值的巨大修复;与此同时,对于他们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辈人来说,这段时期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我们的孩子》中最发人深省的一张图表显示,就在来自生活在单亲家庭的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孩子的比例已经跌至10%以下很多的同时,蓝领阶层的这个数字却一直在稳定地上升,目前已经接近70%。这就是在一代人之前为发生在黑人社区的事情敲响警钟的那同一个百分比。

随后,帕特南通过经年累月的社会科学调查这个镜头,开始解释父母之道和家庭结构对于孩子人生结果的重要性。早期的儿童激励、适当的角色榜样、稳定的期望和家庭聚餐,这些都是产生向上流动的成年人所必需的、而恰恰又为当今来自受教育较少的背景的美国人所缺乏的那种环境的全部。许多人能够克服已经失去了正常功能的家庭,但是,如果具有适当的资源,他们做起来会容易很多。因此,经济的不平等通过破碎家庭这种机制变得能够自我强化了。

帕特南指出,虽说性别不平等和种族不平等双双在这段时期内有了极大的改善,但是这种收获却被日渐拉大的基层差异给完全抵消了。在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和女性这些亚人群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一直都在拉开与受过高中教育的同辈的距离。如今,存在着一个潜在在具有向上流动性的黑人美国黑人中产阶层,他们就像白人同辈那样,已经搬到郊区,而且还疏远了自己与黑人穷人之间的距离。

回到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关黑人贫困的讨论呈现出一种两极化的态势。自由派认为,罪魁祸首是诸如制造业工作衰落的结构性因素;保守派则把矛头对准了对于家庭衰落的纵容和文化规范的转变。帕特南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两种原因都在当前的危机中发挥着作用。数不清的制造业中的中产阶层工作岗位的巨大消失,导致高中辍学者和高中毕业者的实际收入自1980年以来分别下降了22%和11%。但是,文化也是重要的:就在不断攀升的失业率给所有的社会都带来社会功能失调的同时,大萧条的压力并没有导致单亲家庭的爆炸式增长,这是因为小看未婚父母和草率婚姻这样的文化规范扎当时仍在发挥作用。然而,把家庭衰落视为文化衰落的一个简单事例的保守派,不得不对“直升机父母”的出现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家庭纽带的稳步强化这些现象做出解释。

《我们的孩子》中的数据契合了查尔斯·默里在2012年出版的《解体:1960年-2010年的美国白人境况》一书中的许多发现。然而,帕特南并没有戴上默里的自由主义有色眼镜,他认识到政府政策,如1896年的《莫里尔法案》和1944年的《退伍军人法》,在降低美国早期历史上的不平等方面的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我们的孩子》最后一章的把重点放在了政策解决方案上面,并且梳理了一个熟悉的介入清单,如扩大收入所得税的减免,增加长期避孕药的使用,降低对非暴力犯罪的惩罚(这种惩罚让许多贫穷的父亲远离了他们的子女),再次重视职业教育,改善监护和课外活动,以及对穷人实现完全的现金转移等等。

这些政策中的大多数都是明智的,但是,人们还是对它们是否能够解决问题有所疑问。以学校改革为例。这是一个在过去的一代人时间中,通过诸如《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的助学金和联邦政府监管等提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尝试和资源的问题。帕特南指出,一个事实是,同朋友和家庭的影响相比时,学校仅对生活结果有限的影响,这个事实已经得到了自詹姆斯·科尔曼在上世纪60年代发表了有关教育的著名报告以来的大量研究的支撑。帕特南比较了加州橙子郡的两类高中:一类是有着良好表现的高中,一类是功能失调的高中。 在这例子中,坏人不是每个学生的开支,而是学校所在地邻里们开支。按照居住地划片的做法割裂了穷人社区同富人社区之间的联系,它是造成低教育结果的根本原因。

帕特南提出的许多政策改革早已被尝试过。应当被记住的是,废除种族歧视的校车曾是为了抵消按居住地划分学区的一个早期尝试。其他的建议,如重新重视职业教育,已经在许多地方产生了好的结果;但是,这些建议不可能补偿美国蓝领阶层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所遭受的巨大的收入损失。更倍看好的是回归到帕特南高中时代的主流情况——大规模的工会化以及对移民竞争低技能工作的限制。但是,当前的共和党议会似乎把心思都用在了瓦解残存的工会和美国福利制度上面;民主党,出于他们的考虑,又过于重视性别、种族和同性权力这些认同政治,而不是传统的阶层问题,而且它们已经失去了与白人蓝领阶层的联系。

帕特南注定会成为他那一代政治学家的佼佼者。他的主要著作中有一个贯穿始终主题。如同他之前的托克韦尔,他认识到:民主制正常运行的一个基础是存在于基层社会,而不是正式的政治体系,也不是这个体系所打造的各种经济激励之中的习惯和优良品质。在1993年的《让民主运行起来》中,他阐释了造成意大利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差异的根源是后者缺乏社会资本,即个人在民间组织中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并同他们合作的能力;公民的取向所创造的是信任,它允许孤立的人完全参与到一个民主体系中。在2000年的《独自打保龄球》中,他对各种指标所展示的美国人的社会资本和信任的稳步衰落表达了担忧;2010年的《美国恩赐》记录了不断变化却又总是强大的宗教角色在支撑社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的孩子》是《独自打保龄球》一书的延续,它展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就在社会资本和信任的衰落,在经济上割裂了美国的所有阶层之际,这种割裂最严重的地方莫过于受教育较少的阶层。社会的孤立和不信任是给这一人群带来可怜的就业前景并让他们缺乏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孩子》又是对《独自打保龄球》的一种完善,因为本书引入了上一本书所缺失的两个因素:社会阶层的衰落和家庭的衰落。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的定义局限在对于家庭之外的网络的参与;但是,如果从社会资本是基于非正式共享规范的合作能力这个角度来理解,社会资本也存在于家庭之中。在意大利南部,联系紧密的核心家族限制了同陌生人的合作。正如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所表明的那样,强大的家族之于美国的关键性,在于它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孵化器。人们不可能在不提及家庭衰落,不提及工业化退潮、不提及蓝领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工作不停地流失的情况下,讲述社会资本流失的故事。

正如在他的所有著作中一样,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是严格的实证和以数据为基础。但是,不同于许多学者,他是以一种非常平易近人的风格在写作。书中的统计数据都配有生动的个人案例,其中既有成功的故事,也有阶层分裂的双方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所经历的各种挫折。阅读这些故事可以让读者对不平等应当成为美国首要政治日程的原因有一个非常清醒的认识。

英《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