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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当下中国改革的逻辑

注:标题为编者所加

10月4日,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在新加坡发表演讲,对中国未来发展路径做了一番解读和预测,其中对习近平将影响的未来三十年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今天把这篇演讲推荐给各位。本文仅为郑教授的个人观点,欢迎大家在后台与我们留言互动,共同探讨。


“习近平承接毛、邓,规划未来三十年”

郑永年:刚才主持人说习近平上台以后一、两年的时间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外会问习近平在做什么,他想做什么。其实中国很多人也在问:我们这个国家这个船往哪里开,习近平是船长,要回答这个船往哪里开的问题。

我觉得要理解习近平在做的,就首先要理解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一定要考虑长远的目标。长远的目标非常重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大家要了解习近平首先要理解他不是完全在考虑自己。因为中国的宪法规定国家主席任期十年,他考虑的并不是他要做的两个任期的事情。我个人感觉到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考虑他后面三十年的事情。

“习近平努力使毛、邓的
历史矛盾统一起来”

他要做这样的事情就需要很多的条件。他执政以后一直在做,我觉得他做得蛮成功的。

第一,他努力使得毛泽东和邓小平不是那么矛盾,就是把他们统一起来。在中国,大家都知道左、右派之间争论非常大,左派是比较相信毛泽东,所谓的右派比较相信邓小平,互相不说话。习近平所做的就是使得毛泽东和邓小平统一起来。我觉得这件事做得对。实际上,历史是不可以分割开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邓小平。这样,历史会比较公正一点。我觉得这个事情,他做得不错。但是他的挑战很大。

另外一个事情他要做的,就是他后面三十年的改革怎么办?怎么走得下去?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发动那么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这次反腐败运动和前面的不一样。今天想讲的就是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把我所理解的习近平改革的那些事情。

“习近平结束分权状态”

首先从政治上,习近平上台以后最主要的就是结束了以前的分权状态而向集权发展。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中国从邓小平1978年改革以后,每一次改革都是分权的,八十年代是分权的,邓小平南巡以后也是分权的。中国的集权从朱镕基当总理开始经济上集权。现在为什么要集权?习近平说,改革容易做的已经做了,不好做的没做;肉吃完了,要啃骨头了,啃骨头就难一点了,所以要集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后既得利益成长得很大了,阻碍改革了。如果把改革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是最好改的,经济改革就是鼓励大家去赚钱,社会改革就是要大家掏出一部分钱来给穷人,这就比较难。政治改革更难,要把权力拿出来。所以,好改的改完了,不好改的东西,需要改革,就需要集权。现在有些既得利益长大了,觉得已经很好了,不想再动了;以前大家都饥饿的时候都要改,现在他觉得吃得好好的他不想改了。有的人吃得太肥了就跑不动了。他也不想改了,怎么办?你要改,就要靠集权。

我们这里要做个比较。比如越南。越南以前跟中国的改革是非常跟紧的,中国做什么越南就做什么。但是越南现在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越南高层跟中国刚好走的是两个方向。中国现在就在走比较集权的路线,越南高层非常分权,他们现在就是四驾马车,党的总书记、总理、国会、国家主席分别是四个人,不一样的。他们领导集团非常分化。人们分析越南时,就感到很危险。上次越南骚乱就很危险了。如果什么时候越南发生一个颜色革命大家都不会惊讶,因为什么条件都已经具备了。

“建立中央小组集中领导,
而小组是公开的,是可以制度化的”

对今天的集权,大家有点儿担心。人们问,这个集权是不是为了巩固领导人的个人的权力呢?到现在为止所做的,我是觉得还是做得不错的。集权主要的表现是成立了四个新的组织,一个就是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个就是关于信息化互联网的领导小组,一个就是国安会,第四个就是军事改革领导小组。除了军事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是军委主席,是当然的组长,其他三个组习近平是组长,李克强是副组长,下面的政治局常委分到各个组。以前9个常委,现在7个常委。在以前的体制,7个常委各管一块。现在不是这样了。习是组长,哪一块都要管;李克强是副组长,其他几个常委就分到不同的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协调性会比较强。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大家没有看到,以前有争论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是习近平自己当。一些人觉得应该李克强当。其实不是这样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也应该是总书记当的,江泽民时代也是江泽民当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以前中共党内高层的领导小组都是“地下”性质的,是不公开的,谁是组长、谁是副组长、成员是谁也不知道。但习近平所做的就是这四个小组全部公开,是正式的组织,这样就比较好办。如果是非正式的组织,就容易变成个别领导人政治操纵、政治弄权的一个组织,但是正式化的东西比较公开透明,大家什么时候开会、什么时候不开会,开会讨论什么都公开了。这个就比较好。正式的组织可以制度化的,可以继续发展的。

习近平受李光耀等人的影响很大。我觉得他不会学毛泽东,他是想继承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所不同的地方,强调历史的延续性。他是在制度化方面做建设。这个月马上要开的四中全会肯定要讲很多制度建设的。这个方面的进步非常重要。

“集权也有负面效果,
四中全会后还会分权”

但集权了以后也会产生一个负面效果。现在一些人就说,老大,这个权力都在你手上,那你去干活吧,其他人就看着。我觉得,集权本身不是目标。集权主要是向既得利益方面拿回一些权力,最后要把权力放到地方政府、放到企业、放到社会,否则没有办法改革。改革的权力还是要下放下去的。我的估计是四中全会以后,目标主要是要放权。这个会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没有人给你干活就比较麻烦了。

“反腐败就是要
反经济垄断和寡头政治”

第二个就是集权跟反腐败有关系,反腐败就是反既得利益。中国这些年来的腐败,我作为学者是不理解的。假设你贪污几十万、几百万,我是觉得可以理解的,你可能是为了改善生活,但是你贪污几十个亿、几百个亿,甚至几千个亿,你几个辈子都用不完。所以反腐败,要集权。没有权力哪来反腐败?这次反腐败和以前的反腐败不一样。这次反腐败主要是反寡头。前苏联之后的俄国、东欧、乌克兰,都产生了寡头。在以前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被分成几块,工业部门、钢铁、电信、银行,每一领域就是一个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当中就形成了经济寡头。但经济寡头一有钱就玩政治,经济寡头就会转向政治寡头,这是后共产主义最麻烦的事情。

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十八大之前,一些经济寡头开始转变成政治寡头,要干预政治了,就像周永康。今天,最高层次的反腐败就是要切断经济寡头转向政治寡头的途径,这是最重要的。然后下面的大老虎、小老虎都不太重要。这次反腐败大家看到,为什么大部分被抓起来的人,都是跟周永康有关系的,无论中央电视台也好,各个地方也好,包括刘汉这个企业家也好。我想,习近平是有智慧的,他不是针对人,而是针对这些集团。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反腐败必须具有政治智慧。大家看,每一个反腐败案背后都有一大帮企业家,但中纪委是有分寸的。所以说像刘汉这样的情况基本上很少。实际上,如果要抓的话,一大批企业家都会进去。我是觉得习近平做得很不错。

“不做事是更大的腐败”

同样,反腐败和改革也是有矛盾的。最近,我到中国到处跑一跑。我的观察就是,司局级以上的干部整天都在担心明天会不会被抓起来了。要改革就要做事情,但一做事情就会冒犯别人的利益,你冒犯别人的利益人家就给你整黑材料,这就很麻烦,于是,大家就不做事情了。

一些既得利益者一直在说,这场反腐败运动会影响中国的经济。我说不会,因为你不能希望中国的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老是建在腐败的基础之上。反腐败短期会有些影响,从长期来说绝对是有好处的。比如说茅台酒的价格下来了,更多的老百姓也可以消费了,否则的话只有国企老总喝得起茅台酒。反腐败绝对是对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非常有好处的。

“中纪委反腐,王岐山做得不错”

大家担心,习近平是否也是在学毛泽东群众性的反腐败运动?我的想法是不一样。我非常赞同王岐山的判断,先要治标再治本。腐败范围太广了,你要治本,如何治,如何建立制度?不要迷信制度,因为任何制度都是人建立的,都是人操作的,有那么多腐败官员,去操作制度,最好的制度,照样会腐败。所以,清廉的人去建立的制度才叫好的制度,腐败的人建立起的制度还是不好的制度。

中国的内部分权太多了,党内那么多的正副职位,那么多的反腐败机构,但谁也不负责,反而给腐败的人很多的机会。到底谁负责?王岐山做得就不错。反腐败由中纪委领导,现在做得很好。

第一更集权。从什么意义上说呢?中央各个部委、人大、政协等机构,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反腐机构反腐败,而是中纪委直接派到人过去。这些反腐败官员是独立的。从中央地方关系来说,纪委下管一级。中国一直有“一把手”腐败问题,纪委书记只是省委书记的下属,你叫纪委书记怎么反省委书记的腐败?现在做得比较好,就是下管一级,省委的反腐败由中央来管,不要你自己管了。还有一点,以前的反腐败都是靠老百姓报料,现在不一样了。上次我去参观中纪委,介绍说,王岐山说我们要建中纪委自己的网站。这什么意思呢?你同样可以举报,中纪委的网站上谁都可以举报,但是它集中起来了,这个非常有效,现在中纪委每天接到很多举报,先分类,有属于中央管的就直接管了,属于省委管的,那就把这个转到省一级。

“习近平有魄力,
我对中国的发展是乐观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怎么做制度建设?四中全会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改革方案。习近平现在做的很多人不理解。比如说车改,以前朱镕基总理也想改,但改革计划一出台,大家反对他,就收回去了。但现在习近平要做就做了。我觉得他这个人是有领导魄力的。习近平能超越他个人的利益,他是有大局观念的领导人。如果没有大局观念,老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个国家、这个党肯定治不好。这就是中国几千年说的“德”。你要有德,没有“德”的话,怎么能管理这样一个国家。

我对中国政治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经济这一块,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现在经济下行压力很大,会不会有大的震荡,我个人觉得问题并不大。如果再希望中国经济增长8%或者更高,不可行。任何一个经济体都一样,亚洲“四小龙”都这样,高增长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中速增长阶段,就是6%-7%,这样已经足够了。以前温家宝总理的时候,经济为什么要讲保8%?当时主要考虑到就业问题,每年要有好几百万学生要就业。但这几年经济增长减缓了,但就业状况反而好了,这就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在转型,主要是服务业涨了,内部消费增长上来了。中国未来十年、十五年,包括习近平的任期里,有7%的增长,其实没有问题。

很多西方人老是说中国会不会发生华尔街这样的金融危机?我说不会。中国不一样,地方政府的资产很多,没有钱的话就卖掉点、私有化些就行了。现在地方债务危机也遏制住了,国有企业扩张也遏制住了,这两个是好的方向。

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住房分配不均,很多空房子,但也有很多人买不起房子。我觉得这个不正常。如果领导层能把房地产这个事情做好,中国政治稳定三十年没有问题。房地产问题能否解决,还是看领导层有没有这个魄力。根据三中全会的决议,现在有将近三百项的改革。我觉得,全面地推开不可能,三百多项一定要找一些突破口。房地产至少可以成为社会改革的突破口。现在,我们就等着四中全会将有什么样的方法。我先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讨论。谢谢!

对话部分: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荣誉校长徐冠林:我个人是非常同意郑永年教授的想法。习近平做得非常有条有理,先集权、反腐败再搞制度建设。从中国历史来看,过去的朝代都是第三代的执政者有盛世的发展,比如乾隆盛世,我想请问一下郑教授,从历史的观点来说这个有没有正确性?

郑永年:中国以前是王朝政治,现在是共产党执政,有点儿不一样。王朝毕竟是一个家庭的事情,党不一样,共产党是八千多万个党员,比很多国家的人口还多。王朝本身是不可以民主化的,共产党是可以民主化的,就是开放、竞争、参议。共产党需要开放,不开放的话就变成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党。

中国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家族式。习近平不会,我想以后也不会。共产党强调党内协调利益。党内民主是能够做得出来的。我觉得习近平能够把客观的形势和他自己的智慧结合起来。我觉得可以中兴。至少,习近平时代能够把中国从一个中等收入社会提升为发达社会。

刚才一个听众告诉我,他买了我一本书叫《中国改革三步走》的书。在那本书里面,我总结出来了中国改革要分三步走,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最后政治改革;先生产,后分配,再民主,这样的顺序比较好一点。只要这二十年把中产阶级做到70%、80%,你做民主或者其它什么都可以。中产阶级不大,你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自由提问:内地贫富差距很大,在华人世界掀起了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他们主要是主张平等,反对市场至上的,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郑永年:现在人们一有抗议就抗议政府,但是政府是管不了资本的。以前政府可以管资本,现在政府对资本增加压力,资本就跑掉了。所以现在的政府越来越难做。我到非常同情这些政治人物。其实,全世界都一样。我们和欧洲的智库或者政治人物交流,他们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也知道这些问题怎么解决,但就是产生不了一个有效政府,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普遍的问题。如果你是学历史的话,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每一个时代一会儿左一会儿右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