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现代性、主体性、限制性

现代性、主体性、限制性
庞绍堂
(南京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3)
摘  要:本文试图在现代性的背景下讨论当代文化之大义。首先,当代文化的本质与内涵是回归,它肩负着解放人类主体性的使命登场;其次,当代文化回归的主旨,是重申和强化人的主体性,寻求释放并确立人的主体性文化之内容及形式;再次,当代文化回归趋向的另一展示,是对于形而上的追索,并确立主体间性的立场,这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平衡和拯救。最后,回归乃人类认识的极限(制)性所致。这也是人类的限制性——主体性边界。这一不无悲观色彩的实在,恰恰是主体性的保障。一切,均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人择的。人类的主体性因此才不断地被周期性重申。主体性的追求与实现,是人类(多次现代性问题)的唯一永恒主题。
关键词:现代性;文化;回归;主体性;主体间性;人择;限制性;无限。

谈及文化,总因其没有一个规范的众人认可的界定而烦恼。但正因其如此,才使“文化”具有了最大的张力和可解释性、可构造性及包容性。文化研究虽有滥化之嫌,但也确实激发了无数壮丽的创造。所以,还是泰勒罗列式的描述式的中药铺式的文化定义最为人们认可。也许一位留美学者的孩子说的话更为确切:“文化”其实忒简单,就是人创造的有利于人的一切呗!因为“一切”罗列不完,所以仍是泰勒定义的总结与归纳。大约确实应当以这样的眼光来认识文化。
据此,当代文化就是包括摇滚、现代足球、互联网、通俗歌曲、精密自然科学、生态平衡意识、后现代主义等等等等在内的集合。这是一个集成度很高的综合体。该体系有无明确的指向从而显示出当代人类文化的内在特质?抑或其乃一任意多元的发散体系?套用一点儿数学术语:此一多元综合体系是发散的还是收敛的?文化是人类智慧的创造,人类智慧似乎总是在发散与收敛之间大幅度振荡轮回。但其发散,实质上只是通过多元的途径趋向收敛。所以才有人类基本价值观念和终极关怀的日益呈现、凸显,才有文化的积淀。一部文化史昭示的就是这一逻辑。当代文化仍沿着这一逻辑拓展。
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在其晚年表述过一个非常深刻、精彩且极富于预见性的思想:对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日趋程式化(严格化精密化)、规范化(制度化)表示担忧。他担心这一趋势有悖生命的本质,最终将使生命失去其进化的原动力——创造性。⑴ 他的这一担忧已在相当程度上不幸成为事实:人们已越来越习惯于甚至是安然于循规蹈矩、举止规范、标准化、系列化、简单重复、线性生活。连本应最富于思想性原创性的科研、教育领域,在相当的时空下,也成了命题(立项、论证)科研和应试教育。兴趣、思想、主动性、主体性日益退却,智慧的华彩乐章日趋消失。因此有学者大声疾呼:我们为什么不能再贡献一个爱因斯坦?再贡献出其他的文化巨匠?
有伟人说过:有压迫就有反抗。人类文化这种对于人类主体性的压迫性发展,必然导致人类及其所创造的文化的反抗。这一点,洞悉人类生命本质的贝塔朗菲始料不及或估计不足。当代文化于是肩负抗争甚至是解放的使命隆重登场。其每一个构成、每一个侧面、每一重因素、每一重功能似乎都在昭示它的使命。
通俗歌曲卡拉OK、MTV大行其道,其实质乃是人们对充满紧张与焦虑的现代社会的精神反抗,尽管是通过渲泄的形式。于此渲泄中,生命得以平衡,主体性得以持续。现代足球则在最简略的制度框架内,让人的自由本质、冲动性、原创性(伴随着一定的野性)发挥至极致。它将规章限制于极限性边缘,而最大程度地解放了人的创造能量。踢球者如此,观球者亦将积累的压抑同步释放而达到心境的真实化主体化。这种以最低的制度成本换取最高的创新产出的安排真可谓人类制度的(当然是文化的重要部分)的楷模。前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直言不讳的承认,他在重建战后德国经济的起点上,首先就是借鉴并且依据现代足球制度的逻辑,设计、安排了战后德国的经济制度,于是有了“来自于竞争的繁荣”。⑵ 后现代主义标榜反理性、反传统、反权威、反规范等等。其实它并不反理性,大量后现代主义著述的理性建构就证明了此。它突出的只是反对既定。尽管存在稚嫩、粗俗甚至荒唐,但其具有的文化革命内涵却是显见的。于此点上,它与传统的理想主义并不冲突,相反,却共同地指向人类的终极关怀:主体性、自由与创造及由此派生的正义伦理原则。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曾导致“天人合一”自然观的解体,附魅的自然不复存在,人类也因此忘却了自己来自自然,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自然由此祛魅,成为可以索取、可以驾驭的对象。索取终致无度,驾驭遂成幻象。在人——自然的两极自然观及其行为下,蕴含了人类的自然终于被激怒:震怒而凶猛的报复持续不断,不期而至,人类的生态呈现危机。克莱顿据此解释恐龙灭绝的原因是否就是在其早先的行为中发生了最初的对生存持续条件的偏离,终致灭绝。⑶ 人类是否正在步其后尘:偏离生存的初始条件,最终走向偏离的放大、叠加和无可挽回的绝境。这真是对“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最新人类生态学诠释。痛定思痛,科学的自然观重新产生,返魅的自然出现在人类理性的地平线上。俱往矣,看今朝,凡此种种,当代文化均指向人的本质的重申,重新界定赫胥黎所言的“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以致人能够更科学地张扬并把握自身,求得人的真正的解放。
可以用一个简单的语词概括当代文化的本质与内涵,那就是:回归。摒弃异化,向人的本质回归;摒弃他在,向自在回归,摒弃盲目,向科学的自为回归;摒弃外在,向理性的“天人合一”回归;摒弃约束,向主体性回归;摒弃创意,向随意回归。于此回归中,人类的终极关怀及终极价值顽强再现,人日趋逼近理想状态——虽然也许永远达不到。生命的意义于是挣脱了形而下的界定于形面上中渐显明澈。

当代人类文化回归的主旨,是重申人的主体性,以求彻底摆脱人类文化对于人类主体性的压迫性发展,寻求释放并确立人的主体性的各种文化内容及形式。或者说,以全新的主体性眼光,审视并选择文化解放人的内容与形式。如全新的“天人合一”自然观就是例证。想起一句老话:无产阶级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逻辑等价地套用之:人类必须解放(决非压迫)自然,才能最后解放自己。这就是科学的主体性眼光,尽管它在逻辑上与古代人类的眼光相似,而在形式上与近现代人类的眼光相悖。它导致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对立。在此和谐中,人类才有未来。而人对自然界的压迫必然导致人类的毁灭,使得人类既没有资格谈论未来,当然也就没有资格谈论过去。所以,主体性的解放有时需要主体选择一个非主导者的位置以保障主体性。
据上述视角,人类文化的发展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述吻合。马克思在此手稿中指出,人类以往的历史,似乎是一个异化的过程。人类社会的一切,本来应当以人为目的,但人却逐渐成了手段。他断言,人类未来的历史,将是一个克服异化的过程,人类及其社会将向人及人的本质复归,使人成为人。人类及其社会异化的基础是劳动的异化。劳动本来是解放人的手段,但却成了奴役人的手段。不是劳动为了人,而是人为了劳动。⑷ 在他后来发展了的思想中,他将其称之为物役。当然,在物役的背后是人役(通过特定的社会历史关系)。因此,克服物役的过程,就是人类的解放。⑸ 这一点,曾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肆张扬,称青年马克思是人本主义的,并将之与老年马克思相对立。也因此,这一点曾被大加挞伐(以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和形式),强调老年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的区别。二者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马克思自身没有区别,虽然他的思想在不断发展。马克思的出发点是人类的解放,归宿还是人类的解放,尽管解放路径的思考在不断转换、发展,有时甚至要被迫采用与“解放”在形式上相悖的残酷形式。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就是最高的人本主义,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统一于此。
人类文化的进程,证明了马克思的观点乃先见之明。文化回归趋向之基础首先在经济生活层面上展现并奠定。无论何种文化理论及文化定义,均承认经济生活不仅乃文化的构成要素,而且是文化的基础性、决定性要素。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他和马克思的哲学与以往一切哲学的一个基本不同点是:他们注意并强调,人类首先要衣食住行,然后才谈得到其他。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鲁迅后来也独立地、感性地发现了:出走后的子君终于认识到:活着,爱才能有所附丽。人首先是物质的,然后才是精神的。摩尔根、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等文化人类学大师均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人类的其他生活形式即各种文化形式,具有与其经济生活形式的同构性。换言之,人类的其他生活形式是从经济生活形式中发育、生长出来的。真不知卡尔•波兰尼、格兰诺维特等人的“嵌入性”(经济生活是嵌入社会生活的)之说从何说起。真是物种退化、后代能力递减的明证。只有语言的变化,而无思想的进步,甚至以变化的语言掩饰思想的退步。难怪列维•斯特劳斯断言,古代思想家的智慧,要比现代的更为优越。⑹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点,表述了知识经济的崛起。这一论点完全基于客观事实的概括。而知识经济的崛起在基础层面上显现了文化的回归趋向。长期以来,人们已习惯地将人与生产的诸要素并列,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关于生产力的观点,不论是两因素说、三因素说、系统说,均可化归为并列的人、物两因素说。西方经济学亦然。人的主体性湮灭于诸多要素之中,物化、物役、拜物教由此产生,人似乎并不是特殊的,生产作为手段异化成了目的。知识经济澄清并扭转了这一切。唯有知识,才能发现、发展诸多要素,才能将诸多要素最恰当地组织起来,形成最佳的体系或结构。在经济生活中,诸多要素的作用均服从于知识。能够激发知识的企业结构才具有致胜性。知识源于智慧,智慧的渊源和载体是人,其他的要素只是它的物化形式。因此,人绝非简单的劳动力,他们与其他的生产要素绝不处于同一层次上,人是经济生活中的创新性、主体性要素。人是经济的目的!这一将被颠倒的重新颠倒过来的更新,必将强迫整个社会历史关系实施指向甚至超越马克思设想的适应性重组,指向人类的解放。
依靠人,为了人,科技以人为本,经济以人为本。经济生活人本凸显,强化了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人的主体性。人类文化的目的性在此基础层面的回归中,得以昭示。

当代人类文化回归趋向的另一展示层面,乃是呈现人类本质的层面——形而上的关怀重现。无数先哲均言或“蕴含”地言,人是形而上的动物(物种)。形而上乃人的本质,或人的特质就是形而上。虽然保持此、展现此需要形而下之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维也纳学派“开除”形而上于哲学之中时,曾赢得一片欢呼,许多人认为由此开辟了通向全新的科学(理性)之路。不知其实质只是走入了一条彻底“工具理性”化的歧途。形而上的被弃,导致价值、意义、终极等所谓不可确证(逻辑实证)问题的连环被弃。人类彻底实证化、实用化、利益化、物欲化,终致人类迷惘——这一切的目的何在呢?这是人类摆脱不掉的拷问,既是外指向的,又是内指向的,拷问源于人类的本质,并使其本质呈现。诚如王尔德言:我们(人类)仍然仰望星空。尽管星空是浩翰的。外在的浩瀚甚至是我们内在(心)浩瀚的投(映)射。也许其并不一一对应,但其本征对应。彻底工具理性化的时代(应特别注意现代化未完成阶段的国家与社会),致人丧失了对于彼岸的追求。如此,此岸也就迅速并彻底地动物化了。但形而上的反击立即通过文化回归的形式展现。通俗文化在解构传统教条与经典时,努力探究着大众的普世价值与意义,尽管其与畸趣并存。精英文化在急剧功利化的同时,人文关怀及终极指向思考仍以中流砥柱般的形式站立,虽然功利化的洪水常常漫过、淹没了它。但来去匆匆的世俗化洪水过后,它依然巍然呈现。价值理性熠熠生辉。
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也终于使其从人类的绝对主体性观念走向了N•波尔所言的互补原理,经过布里奇曼的精致化,终于走向主体间性的本体论立场。对这一立场最直言不讳的解释,来自于生物学医学诺贝尔奖得主勒得尔伯格。他说,能够阻止人类继续主宰这颗星球的最大可能来自于过滤性病毒。原来,人类是脆弱的,他也并非当然的永恒的地球主宰(如,他们主宰地位得以确立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恐龙的灭绝)。因此,主体性是荒谬的,主体间性才是恰当的,因为它是正常的、客观的。庄子早就说过,齐物,此乃常然之道也。
形而上的追索及其挣脱不掉乃人类这一物种之本能,是23对染色体生物的本质表达。它并非仅仅是人类精神的真正呈现,而是人类生命的直接呈现。它警戒我们人之所以为人,凸显了我们这一物种的类,匡正着我们“趋于绝境的智慧”(工具理性极端化)的偏差与失误,使我们得以保持自身,保持存在,保存物种。主体间性立场的确立得益于形而上的追索,但形而上的追索仍使我们区别于其他造物,使人类价值理性地对待并关怀一切工具理性的结果及其可预期及不可预期的终极。形而上的追问使存在(本质、本征)明澈,并最终确立了、确证了人择。
康德言,世界上有两种现象总是令我们深深地感动:一是我们头顶浩瀚的星空,一是人类内心自发的道德。⑺ 他的本意是——形而上令人类感动并推动着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失却了这一份感动的人们是无望的。
毫无疑问,人类应当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充分关注形而上的顽强与抵御,关怀人的本质。形而上的抵御(非利益化非物欲化非算计化就是它的一个层面)可致平衡的、协调的现代化。当代人类文化的回归及后现代(化),也许正是对现代化的一种平衡,一种拯救。
形而上伴随着玄思、神秘与神圣。当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直接论证了这种种相伴的必要与重要。克隆人——合成人即人造人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严酷地解构了人类的双重性梦幻:绝对主体性的彻底坍塌,主体间性的完全确立,因为人完全可以是一种工业化(广义的)造物;祛魅的自然显示出终极性恶果——人既然可以成为机器时代(广义的)的产品,其神圣性立即荡然无存;此将导致人类终极伦理的解体——由于人的彻底产品化、工具化,杀害和创造一个人不就类同于抛弃和制造一件新工具吗?此解构隐喻人类:形而上不仅是人、人类的本质,而且简直成了维系人、人类之类规定性的条件。唯有价值理性的形而上,可以阻断工具理性的功利与严酷,使人类保持自身。

回归的实质就是循环,行为循环以及思维——认识之循环。现象显示的是人类认识的限制性。人择理论揭示:人类只能按其自身状况认识世界——宇宙。换言之,人类自身(组织形态、宏观层次上的)乃其认识的限制——边界条件(人择理论I)。深入言之,人类只能按其自身之结构及构成——包括其精细结构及构成认识世界——宇宙。明言之,人类自身(分子构成与结构——微观层次上的)乃其认识的严格限制——强约束条件(人择理论Ⅱ)。⑻ 由此,人类自身的已有认识终极限制其认识,人类只能按照(沿着)已有的认识认识。这是否可视作基于世界Ⅲ的人择理论Ⅲ。概言之,人类的物质与精神存在(条件)本身规约了人类的认识。人类不可能突破此,这是人类的命(通俗意义上的),不可称之为宿命。
当然,认识本身就是人的、人类的。因此,上述说法可能没有意义,仅仅是给出了作为人类精神以及(广义)文化活动的一系列主、客观约束条件。但这一观点显然过于拘泥,因为它基于认识乃(人类)主体与客体的反映——互动传统学说,基于主体——客体之清晰分界,基于人及人类的绝对主体性立场。认识仅属于人,人乃认识的主体。离开此主体,认识便不复存在。但若将认识扩展至主体间性,则人择就是局限(制),就是规约。任何主体绝无傲然的理由,其自身就是限制。因此,人类也许应该将主体间性视为造物(主)之下的客体间性。即使这一思想过于超前,人择理论亦完全相容于传统认识论:人择规约了认识主体的认识起点、逻辑起点。起点则规约了认识轨迹的延伸与展开,规约了文化。
人择Ⅰ、Ⅱ(结构)就是人类认识的极限(制)——边界。问题是,这人择Ⅰ、Ⅱ结构与人类认识指向的对象——外在(他主体)——宇宙之构成、结构是否相洽(类、同、似)。勿庸置疑,有近距离、近时段的相洽性,但终极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指向的他在(他主体)远比人类自身丰富、复杂。人类只是其一部份。人类指称他在(他主体),他在(他主体)集合涵括人类。宇宙存在的时间(即使是按照这一人类的定义)也远比人类绵长,人类只存在于其存在的某一时段。人类的认识能够以自身之局部(份)达致整体,以自身之短暂达致近似永恒的绵长吗?正是因为永远达不到,构成了人类认识的动力。康德言:人类具有永恒追求的意向。同样是他给出的二律背反证明了永远达不到,仅仅是意向。⑼ 说心灵比宇宙更复杂、更丰富、更宽广,乃诗人(人类的,也许是一切他主体的)自我的想像、慰籍。以粗口言:意淫。它表现的是情感,而非理性。也许,理性的尽头是情感?!如同语言的尽头是音乐,物质(形而下、器)的尽头是哲学(形而上、道)一样。
上述思想已多维度地呈现于二十世纪人类的自然科学中。甚至,上述思想仅仅是对于此多维度呈现的总结。哥德尔的非完备性定理已然涉及类似思想。问题是人类长期以来对这一定理缺乏普适性认识与普适性准确估计,只有极少数人是例外,如冯•诺意曼等。难怪当初冯•诺意曼向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推荐哥德尔时,用了这样的语言:连我都是你们的终身研究员(教授),而哥德尔却不是?!源于一、二阶谓词演算系统的非完备性定理,甚至可以直观地推广为任一认识(理论、思想)系统的非完备性。或逻辑等价地表述为:任一(认识)系统的完备性,须依靠高一层次(认识)系统的保障(支持、供给)。否则,其必涵有自身不可克服的自相矛盾的命题。当人类想(欲)构建一个完备性系统时,矛盾——悖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完备性因此破缺。二阶谓词演算系统的完备性,需依靠高阶谓词演算系统来保障。以此类推,推至极限,人类的认识系统的完备性,须依靠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物)的认识系统来保障。不断递进的人类认识追求完备性是徒劳的,这才是人类的宿命,也就是人类认识的极限。自然科学在方方面面均在指向极限、逼近极限。诸多——如果不是一切的话——学科均存在的深层次悖论即为明证。物理学中哥本哈根学派(以N•玻尔为首)与A•爱因斯坦的争论,导致了对应性决定论的质疑、动摇与消解。爱因期坦代上帝申辨(尽管他并不信之):上帝是从来不掷骰子的。但也许,上帝就是掷骰子的。不过以前掷的,恰巧对人类有利而已。脑科学中,对大脑认识机理的假设性、任意性描述,且诸多描述的矛盾性。实际上,据哥德尔非完备性定理,大脑不可能明澈地认识大脑,彻底是不存在的。认识要认识认识机理,这实在是一种奢望。生命科学中,对生命在分子——量子层次的刻划,这是生命的还原?实证了还原论?但这是现实的、真实的生命吗?甚至作为自然科学之一切学科的基础的数学,在其基础理论域,也出现了悖论。其克服方案据说有三(逻辑——形式主义、构造主义、直觉主义),但人类忙了近一个世纪,仍无可解决。与此相应,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连续统假设倒在1962年有了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绝妙的证明,即连续统假设的独立性证明。通俗言之,连续统假设在人类现行的数学系统(ZFC系统)中不可证明,即ZFC系统无力证明连续统假设,因此,连续统假设对于ZFC系统是独立的。源于人类现行数学系统的命题是该系统不可能证明的,命题独立于系统(之外)。该证明获取数学菲尔兹奖。
自然科学如上,人文——社会科学更甚。人文——社会科学虽然面对诸多实证性命题,但同样面对诸多意义性命题,如果不是更多的话。而且,实证性命题的递进均指向意义性命题。而意义性命题则指向无限——极限。诚然,自然科学是在二值认识的逻辑框架内研讨命题,因此具有无限的递进(推)性,但其面对无限时,即达极限,限入循环。人文——社会科学则干脆多在多值认识的框架下研讨命题,针对意义性命题更其如此,具有直接的循环性——所谓多维度认识,多价值判断云云。其相对于二值认识言,呈现出解释性——自洽是其需满足的唯一条件。此况下,确定性、决定论皆荡然矣。
认识极限的存在凸显人类的限制性,使人类沮丧,人类企图突破它,但极限象一堵无形的墙,人类欲突破之的努力均被其弹了回来。但每次弹回来的落点不同,多彩的落点构建了落点的多彩。所谓现代性问题也由此产生。二值命题的递进性解决带来的变化令人类感到可面对可直索其本因——指向终极——无限,但每次弹回都产生了自己的现代性;多值命题的循环意义性解释,甚至不敢企及终极。它企图以多值自身消融终极。但多值终究乃二值的自洽性、循环性集合,终于使每个时代因此都有自己的现代性。越企盼本因、意义的终极——无限,越如此。如所谓后现代性,乃是诉求以其为中心的现代性。为示区别,标之以“后”。“上帝死了”,更是诉求权威的换位,并非否决一切权威。否则,尼采应当什么都不写,才是真正的无权威主义。即使如此,恐怕也不尽然。慧能开启的新禅宗呢?林黛玉增添贾宝玉之偈语:无立足境,是方干净。但其还是想“立足”的,否则,大观园内便没有那么热闹、那么精彩。一言以蔽之,人类是有限的,但其认识及行为却总是指向无限。此之不可达到不可逾越,迫使人类回头。循环性、多维性解释由此产生(无论是思维的,还是表征于实践的)。现代性就是此解释之一种。
由此再次想到伟大的康德。人类试图突破极限达致穷尽时,必陷入自相矛盾——二律背反。黑格尔轻蔑地将其称之为恶无限。他认为恶无限仅仅是一种观念的存在,因此完全应在观念里将其消解。⑽ 黑格尔有所不知,恶无限是本性性的存在,相对于人类更其如此。黑格尔的轻蔑由此变成了轻薄,他认为从康德脚下绕过去就是克服了康德。人类虽有无限追求的意向,但永远达不到。于是——思维为自身创造对象,一如生产(供给)为自身创造需求。指向穷尽性的本因性、意义性命题,因极限的存在必陷入循环性,回归所以不可避免。现代性的探究亦然。

人类文化之演进,显然具有自(我)限(制)性的倾向,该倾向甚至可以极端化到自虐的程度。它是通过高度程式化、规范化表现并实现的。如宏观层面上,社会组织的科层(制)化,终致办事成本(更广义的交易成本)→∞,最终什么事也办不成或办错。呈现出帕金森定律所描绘的病症。比如计划经济体制的目的,原本是基于社会化大生产内在比例性的要求,“自觉地保持比例”。但高度刚性化终致社会经济失去内源增长机制——活力严重短缺甚至丧失,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再如微观层面的各种礼俗教化,终于使得“林妹妹们”路也不敢多走一步,话也不敢多说一句,直至今天。反其道而行者,则往往被认为“不成熟”,甚至“有毛病”。更甚者,在最需要思想自由的科研领域——尤以社会科学为甚,都凸显高度程式化乃至格式化的趋向。依程序采集资料,依程序处理资料,……,浪费了大量资源,最后得出常识性的结论,如:离异家庭的孩子问题较多;男性(青年)犯罪概率高于女性(青年);受教育程度与问题青少年负相关;少年有志者长大成就大;等等;不一而足,令人哭笑不得。完全置公理与逻辑(推导)于不顾。此况下,真难以相信人类历史上如许之多的思想家来自何处?如何产生?上述状况下,自由何在?乃至人类天性何在?创造——人类进化的动力何在?贝塔朗菲的担忧完全不是多余的。这一趋向,也根本悖逆人类文化的宗旨——作为人类思维与行为及其结果的总和的文化,当然应是有益于、造福于人类的,因而是正面指向的。如此的负面功能不能与之相容,其必将最终扼杀人类的文化。
作为对上述趋向的反动(可见“反动”一词在不同的情境下使用,具有完全不同的涵义。完全视其“反”什么而“动”而言),人类文化演进的另一相向趋势亦日显凸显——即重申——甚至是采用极端手段重申人、人类的主体性,如尼采、如后现代等等。这就是现代性——即突破人类文化的自限性(在很多场景下,它被名之以传统性。实际上,自限与传统并无必然内在联系。它可视为束缚乃至自虐的同义语,它与程式化、规范化及格式化必然联系)。所谓现代性,乃人类在不断进化的条件下(涵人类自身、自然、人化自然、人造物的进化),不断发掘、重申人、人类的主体性。如此,致人类文化始终在两种状态间循环——振荡:(人类)自身被压抑、遮蔽;恢复、解放自身。后一种状态即为现代性。工具理性导向前一种状态,价值理性导向后一种状态。所以,现代性是存在于一切时代的。它的核心是凸显人、人类的主体性。它的诸多形式是回归,回归于人、人类的质。
主体性的张扬很快蜕变为主体性的张狂,主体性的凸显坠落为主体性的疯狂。一切以人为中心的绝对主体性就此呈现。向人、人类之规定性的回归化作了简单的循环。绝对主体性的信念成形于以经典力学和数学分析以及经典电动力学为基础的第一、二次工业——产业革命,巨大的革命成果,赋予人类以虚幻的信心。当它再次呈现时,人类终于发现了自身的渺小:将一切纳入以人为中心的秩序,必被更深层次的秩序颠覆,否定,乃至无情地灭绝(趋势)。如:人类一看见其他的生物,首先想到能吃否,能用否,继而将其纳入自己的生物链、生活链;发现一切外在(之物),首先想到能否为己所吃所用,并名之以“资源”。对“资源”的疯狂采用终于威胁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及人类自身。固然,据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有序乃自组织性乃生命之基础,当然亦为思想(逻辑——抽象)之基础。甚至可以广义地认定——有序(性)即生命(性)。⑾ 但有序至将天地间的一切均纳入人类的有序,这绝对是对普里高津的误读。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意义的否定之否定——将人类的程式化、规范化扩展至外在、他在,它终于导致将灭绝人类的无序。言人类可以征服自然纯属臆语。来自自然且为自然一部份又躁动不安的人类能与自然和谐相处、不被自然征服就算不错。
思维和行为的张狂终于指向了循环性,超越(于人类)的命题原来是存在的,它是黑格尔所言的“恶无限”本体的显现。人类并非自我想像般地强大。面对此极限,人类以语言的更新、形式的更新,伪装为思想与行为的进步。这更加确证了人类(相对于宇宙)的渺小。人类可以毁灭自身,但决不能彻底认识并超越自身。唯此,人类具备并保持谦恭之性敬畏之心是恰当的。
绝对主体性遭遇的(人类)渺小性讽刺呈现的是伪现代性。它根植于自然的形而上(人类与生俱来的形而上本性),自然的形而上仅仅是一种感性,一种指向,它是一种自在,可谓之自在的形而上。
面对绝对主体性的困境,自然(人是其一部份)赋予人类的最深层次的质开始启示、规约人类。此质乃追求(追问、追思)的形而上,它是一种拷索,是人类的最高理性,是本性的自为,乃自为的形而上。在它的主导下,人类渐行渐近地认识到并付诸实践:绝对主体性是虚幻的,主体性与人择性——人的根本局限性、限制性相生相伴,主体性本身就是人择性——(局)限制性。说白了一句话:人类不可能突破其自身,其自身就是它的思维——行为的最终约束边界。限制性(局限性)主体性导出了主体间性,导出了真现代性。主体间性——真现代性化解了自在、他在、此在、彼在,当然也化解了绝对主体性张扬所导致的最终危及人类存在的悖论。它可能使循环在更高层次上进行。
对人类形而上追索的终极性估计,有利于人类对欲望的清醒,虽然黑格尔言:欲望创造并发展了人类。它可能导致禁欲(因敬畏?);也可能导致纵欲(因绝望?);还可能导致欲的纯净,指向欲的均衡。
限制性就是规约性就是质,不仅无损主体性(与主体性丝毫不矛盾),反而强化、凸显了主体性。(大自然)规约的、人择的才是主体的。主体性≠无限性、绝对性。在此立场上,顽强地一再重申主体性,可致回归——循环不断进入更清醒、更逼近终极存在的层次。人类的历史由此大约可以迈入可以企盼(有己有待——反庄子之意而用之)的进程。
注释:
1、 参见“贝塔朗菲:人文系统理论的先驱者”,《自然辨证法通讯》1995年第1期。
2、 <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序》,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3、 <美>迈克尔•克莱顿:《神秘之球》,译林出版社,1996年版。
4、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郭大力、王亚南译,1972年版。
6、 <法>列维•斯特劳斯:《政治哲学史•序言》,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7、 康德:《判断力批判》,宗白华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8、 <英>霍金:《果壳中的宇宙》,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
9、 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10、 黑格尔:《逻辑学》,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11、 参见<比>普利高津:《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曾庆宏、沈小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庞绍堂,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导。

原载《学海市蜃楼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