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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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政党权威与现代国家构建

 现代国家(Modern-state)是针对传统国家而言的。它是现代国际体系组成的主体,也是广大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指向。国家来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现代国家的构建必须有现代的社会作土壤和支撑。而政党则是现代国家构建的主体,也是联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和渠道。正如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欧内斯特·巴克曾对政党作出的一个经典的评价,“政党具有双重性格或性质。也就是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政党就是把社会中思考和讨论的水流导入政治体制的水车并使之运转的导管和水闸。”现代国家构建正是在国家、社会与政党三大主体政治力量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本文引入社会资本概念,经社会———政党———国家的路径,提出现代国家的构建逻辑。

  一、社会资本的内涵及其构成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已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中的一个重要术语,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认识社会的新视角。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第一个系统表述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詹姆斯·科尔曼从社会功能来界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它们都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而且有利于同一结构中的个人的某些联系;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也不是某些活动的完全替代物,而只是与某些具体活动联系在一起,有些具体的社会资本形式在促进某些活动的同时也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于其他活动。”而真正使社会资本概念引起广泛关注的是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普特南自称他和一些同仁花了20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研,而他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写成的《让民主政治运转起来》(1993年)一书,成为美国当年的最畅销书之一,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书中提到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因此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

  由于社会资本的定义不同,社会资本包含的内容也必然不同。但是,纵观不同的社会资本文献资料,普特南所提出信任、规范和网络被普遍认为是社会资本的三个关键内容。

  1.信任。在社会资本理论有关信任的论述中,福山的观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他认为,信任指的是“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关系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他认为,信任不仅是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或指标,而且还是其前提条件,“社会资本是一种从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中的普遍信任中产生的能力。”纽顿认为,信任就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其他人不会故意损害你,而在最好的情况下,其他人将站在你的利益的角度采取行动。而甘贝塔将信任定义为:信任就是主体用来评价另外一个主体或者主体的群体将采取某一特定行动的主观可能性的特定水平。还有很多学者认为,信任是由社会资本的其他形式如社会网络与规范等产生的。如奥斯特罗姆认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是促进志愿合作的一个包含最广的因素;社会资本的其他形式促进成功的集体行动的产生,几乎也总是通过加强行动者之间的信任才做到的。帕特南明确提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并通过社会调查的数据对人们的参与与信任水平之间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社会信任和公民参与之间有着强相关关系。

  2.规范。规范也被称为制度,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规范两个部分,也是构成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奥斯特罗姆提出,规范就是具体规定什么样的行动(或结果)是需要的和被禁止的,或者被允许和被授权制裁的(如果规则不被遵守的时候)。她认为,规范就是人类致力于建立秩序和增加社会结果的可预测性的努力结果;规范能够被用来增加许多个体的福利,或者当集体选择过程受到某一已经建立的子群体控制时,被该群体用来为自己群体增加超过其他群体的更多利益。在奥斯特罗姆那里,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共享的规范、共同的知识以及正在使用的规则,而且被强调为一种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方式。规范也是帕特南使用的社会资本定义的组成部分,他特别强调互惠规范,认为互惠规范是指一种基于道德而非法律、普遍而非均衡的互惠规范。规范的互惠不是合作者“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式的“均衡互惠”,而是“现在己予人、将来人予己”的“普遍均衡”,一个良好的预期支持着大家遵守规范,等待实惠的到来。互惠规范的功能在于给予遵守规范以优惠,而并不给违反者法律性的惩罚(如果违反,其后果只是被排除在公民共同体之外);“公民共同体合作的契约基础,不是法律的,而是道德的。”因此,正式与非正式规范总是被认为属于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

  3.网络。社会网络是指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的人与人、团体与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复杂网络,是每个人开拓自身资源利用社会资源的必然渠道。布迪厄极为重视由人与人之间的熟识和认可关系所产生的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正是基于相互认识和认可的基础上的与群体的成员身份和社会网络联系起来的资源。帕特南在他的社会资本概念中也强调网络,他称之为公民参与网络(civiengagement),普特南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网络形式:水平网络(将平等地位和权力的主体联系在一起和垂直网络(将在等级和依赖不对称关系中的不平等主体联系起来)。帕特南认为,公民参与网络代表的是稠密的和水平社会联系,而且对整个社会有极其有益的附带效益。而垂直网络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但是,当主体不被认为是平等的时候,向上的认可会变得非常困难。因此,他认为邻里组织、合唱队、合作社、体育俱乐部、大众性政党等公民参与网络属于密切的横向互动,这些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组成部分。
 二、社会资本与政党权威

  在国家、社会与政党三者的互动关系中,社会与政党间是一种彼此支持和相互合作的关系:社会中的民众要实现对国家的控制、监督和改变政治现状,都要通过政党来实现,政党是社会民众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手段;社会不仅为政党影响力的发挥提供了空间,而且也是其汲取资源和力量的源泉,政党不可能离开社会而独立存在。社会是政党生长发育、开展活动所凭借的最为深厚的土壤。社会的基本形态结构决定和影响着一个政党的活动空间、运作方式、作用发挥等方面。从政党权威的本质内涵来说,来自环境中的他者对政党的认同是其权威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政党的权威性影响是在与其他主体关联、互动中形成的。如果政党不能有效地“嵌入”到由社会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所构成的社会资本之中,其权威地位是不可能形成的。因此,一个有作为的、特别是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要巩固其领导能力,提高驾驭全局的能力,必须深深地扎根于社会,积极培育社会资本,不断地汲取有益于自身强大以及维持其权威的资源。

  (一)政党权威:魅力型、绩效型与民主型

  权威是植根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普遍现象,对一个政治体系来说,政治权威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对于转型国家而言,一定的政治权威更是必不可少。政党作为政治体系中的公共权威是世界政治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亨廷顿在对各国政治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提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权力和权威的真空或许可由个人魅力型领袖或军事力量来填补。然而,只有政治组织才能永久地填补它。”显然,政党是最有效的政治组织,依托政党组织,建立起政治权威地位几乎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历程。而政党也需要追求权威性。政党权威是在以政党为活动主体的过程中展示出的一种被社会认同的状态。政党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认同,或者这种认同没有规范的价值理念上的支撑,就很难实现夺取或影响国家政权的目标。权威的特点在于它的合法性,权威的强弱取决于权威施加对象对合法性的认同。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曾提出三种纯粹的合法性统治类型:法理型统治、传统型统治和魅力型统治。这种区分虽然没有穷尽所有的合法性基础,但它的启示极具价值,因为从韦伯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合法性基础的历时性变化。借鉴韦伯关于合法性统治类型的分析方法,我们提出政党权威亦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魅力型政党权威、绩效型权威和民主型政党权威。

  1.魅力型政党权威。按照韦伯的说法,“魅力”即个人的非凡品质,如天分过人,具有超自然的或者超人的、任何其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或素质。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因此也被视为“领袖”,从而吸引大批追随者和崇拜者。伊斯顿则认为,领袖人物的作用并不永远是纯粹的超凡魅力所造成的。事实上,有许许多多的领袖人物,无论其是否真正拥有“超凡魅力”,都极力设法建立起对其合法性的信仰,甚至使用欺诈,通过他们伪造的公开形象所产生的诱人的感染力,来赢得大家的忠诚。“所有政治领袖而并不仅仅是有超凡魅力那类领袖,只要能有效地赢得支持,就具备这种合法潜力。”虽然政党领袖的超凡魅力的确是政党权威一个重要源泉,但其毕竟是一种非常态、不稳定、非制度化、非理性化的权威基础,这种权威基础可以因其载体———领袖人物的思想和行为的正确而发挥强大的引导、动员、凝聚人心的作用,但也可以因领袖人物的失误导致政党权威下滑而引发执政危机。而且,由于魅力具有不可继承性,寻找一个同样具有魅力的接班人往往会成为难题。随着领袖人物的逝世,极易造成权威真空,引发政治混乱甚至导致政党的解体。因此,政党的权威基础必须适时地由领袖个人魅力向更高层次的、比较理性的权威基础进行转型,领袖们也应该自觉地推进并充当向之过渡的桥梁。

  2.绩效型政党权威。绩效型政党权威是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的,表现为政党通过创造较好的绩效而获得民众的广泛认同和大力支持。从历史经验和政治实践来看,一个政治体系如果长期效能低下、运转不灵、决策失败,不能提供基本的公共物品,不能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安全,是注定不能赢得民众的认同和服从的,因而很难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凭借绩效来寻求民众对政治统治的支持和认同,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执政党所普遍采用的一个合法化战略。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突出。因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国民生活水平等方面差距甚大,面对现代化赶超的压力,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普遍地不得不把经济绩效放在第一位,以免被时代所淘汰、被人民所抛弃。但是,单纯的绩效合法性也有其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亨廷顿在深入研究发展中威权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时,就提出了“绩效困局”的概念,认为政绩并不能保证统治权具备广泛的社会政治基础,而且也很难有一个政治体系能够保持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亨廷顿指出,绩效是合法性的必要基础,但不是充分基础;统治者把合法性建立在绩效基础之上的同时,还应着手培育与构建长远的、稳定性的合法性程序基础,以便使政府的更迭不会导致根本政治制度的坍塌和政治秩序的失控。

  3.民主型政党权威。民主型政党权威建立于民主制度和程序之上,是依宪法和法律经民主授权程序而获得的法理型权威。现代政党为民主政治的正常运作提供必不可少的动力和支持,谢茨施耐德曾指出:“政党的兴起无疑是现代政府最显著的标志之一。事实上,政党起了民主政府的缔造者的主要作用。政党创造了民主,倘若没有政党,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虽然政党为民主政治的实现提供了载体和手段,但政党的发展却产生了与民主的发展要求相背谬的结果,本来旨在实现民主目标的政党变成了一股反民主的力量。政党反民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政党组织内部的不民主因素的滋生,政党日益吞噬民主,出现政党寡头化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政党对于国家政治层面民主的宰制。由于政党有吞噬、主宰民主之嫌疑,对于政党的批评也重新泛起,甚至有人提出民主政治的发展趋势就是使民主抛弃政党。事实上,发展民主政治并非要抛弃或否定政党,而是要推动政党再民主化,并使政党民主权威化,促使政党民主从理念、原则到组织制度得到政党所有成员以及全社会的普遍认同,确立政党民主至高无上的准则。政党民主权威化的结果是政党权威的民主化,形成民主型政党权威,即政党权威来源于民主选举和授权并为民主的目的在民主的范围内制度性运行。民主型政党权威是一种制度化的、群众基础广泛并可持续的权威,是现代政党追求的理想权威类型。

  (二)社会资本与民主型政党权威构建

  从政党权威的三种类型来看,不可否认,魅力型政党权威和政绩型政党权威对政党政治的发展起到重大的历史推动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其可持续性受到普遍质疑。因此,现代理性的政党都追求民主型政党权威。而信任、规范和网络等社会资本与民主型政党权威有很强的亲缘性,强大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民主型政党权威的形成。

  1.从信任角度讲,社会资本有利于使政党权威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之上。当社会成员对其他人行为的诚信抱有坚定信念时,他们更容易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协作、合作与联合,达成集体行动。对此,罗伯特·达尔明确指出:“相互信任有助于多头政治和公开辩论,而极端怀疑有助于霸权政治”。埃里克·乌斯拉纳将信任分为“特殊信任”和“普通信任”,用以区别人们是只信任诸如亲朋好友这样的封闭“小圈子”而对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不信任,还是愿意信任“陌生人”。他指出,这两种信任对于政治而言其意义迥然有别“对人民的普遍信任导致我们参加广泛多样的集体行动,而特殊信任通常导致人们脱离公共生活。”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公民如果认同现行政治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基本政治制度,它的政治就相对稳定、和谐;公民如果普遍信任“陌生人”,他们就容易摆脱阶层和集团的狭小眼界,包容体谅不同的政见、信仰和派别,学会理性处理自我利益和公共利益之矛盾所构成的“集体行动困境”。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说是建立在制度、规则的可信性而非具体的人或组织的可信性上的。

  2.从规范角度讲,社会资本为政党权威的形成提供了秩序和规范。社会规范的建立和执行,有利于普遍信任的形成和人们交往与合作,有利于减少人们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化解潜在的或现实的冲突,降低信息、风险、监督、违约等方面的成本,防范“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在科尔曼看来,社会规范可以将行动的控制权从行动者手中转移到其他人手中,这主要是因为行动具“外部性”,也就是具有影响他人的后果。“规范是被灌输出来的,是由模式、社会化(包括公民教育)和惩罚来维系的。”这些增进社会信任的规范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它们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合作。尼斯·纽顿认为,规范“形成了合作与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基础,从而促生了自发的集体行动,创造出使公民能够和平地解决他们之间矛盾的友善和理解。”因此,规范有助于公民理性、有序地参与社到会政治生活中来,而这正是民主型政党权威形成的必要条件。没有一定的社会规范,人们或许更可能选择街头政治、夜间政治、暴力政治,而不是民主有序并理性化的政党政治。

  3.从网络角度讲,社会资本使政党权威具有更广泛的民意基础。社会资本所蕴含的公民参与网络是一种横向关系网络,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这种关系网络越密集,公民就越有可能进行为了共同利益的合作。横向关系网络的主体虽然存在于基层和民间这样的“草根社会”,但从“草根民主”演变而来的自治、合作与妥协精神,则为现代大型的政治组织的运行提供了“养料”和“练兵”。横向关系网络具有开放性、互动性和自主性,鼓励人们进行跨组织、跨种族、跨文化、跨地区的合作,强调成员地位及权利义务的平等以及社会制约政府,因而它适应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需求,所以,帕特南说,“横向组织的成员数目与好政府成正相关关系”。通过公民参与网络,公民可以参与到政党选举和政党监督中,促使政党在行使公共权力时能尊重民意;通过对政党决策过程的影响,保证政党执政政策的公共利益性,并增强其执政政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普通公民的民间参与网络以及体现在这种约定中的互惠规范和信任等,是政党政治民主运行的内在动力。
三、民主型政党权威与现代国家构建

  在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国家构建(Modern-state building)在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两个维度展开,前者是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主权为核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以主权在民为合法性基础。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一直奋斗在现代国家构建的征程中,“但在中国,这一双重化的建构是不同步的。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除了民族———国家的建构,推进国家一体化以外,还要实现国家的转型,建构现代民主———国家,通过政治发展推进民主化。”因此,对于领导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必须适时地从追求民族国家构建到追求民主国家构建,实现民族国家构建和民主国家构建的均衡性。要实现这一历史性课题,必须以政党为中心,积极培育社会资本,构建民主型政党权威,确立以政党民主带动国家民主的现代国家构建路线图。

  (一)以政党为中心的现代国家构建

  自20世纪初期中国出现政党和政党政治以来,政党一跃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它既是旧政权的破坏者和推翻者,也是新生国家政权的缔造者和建设者。由于腐败专制的清王朝无力应对中国面临的内外危机,一些先知先觉的仁人志士组织政党,或者谋求革命推翻满清统治,或者倡导改革实行新政。在屡改屡败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于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然而,中华民国的建立只是现代国家的形式确立,只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开端,并随时有崩溃的可能。事实上,辛亥革命尽管使无所不包的普通王权的一元结构解体,但是,从帝制的废墟中却不能产生出一个现代性的国家,而是分裂出大大小小的传统型权力中心,形成严重的政治权威危机。为此,蒋介石试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专制政权统一国家,提出所谓“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但是,这一努力由于给人民带来的是无穷的战争和沉重的赋役而遭到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而引发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是为在中国构建现代国家而诞生的;诞生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就力图承载起推动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清楚地认识到,要成为现代国家构建使命的承担者,就必须使自己成为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中心支柱。为此,中国共产党把自己构建成一个具有严格纪律和严密组织的政党,深入并改造了中国的地方基层社会,通过革命积极动员广泛的社会民众,特别是农民参与到现代国家建构中来,并于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由此结束了半殖民地的历史,主权国家得以形成,除了内战造成的台湾地区以外,国家主权能够成功地延伸到其领土范围。同时,也结束了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并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权威、党和政权组织系统对主权范围的地方成功地实施了政治统治。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国家建构在中国的真正开始。革命条件下的国家构建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胜利后的国家构建同样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为,这种领导不仅是发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中国是在缺乏现代经济与社会基础的条件下开始现代化发展的,这种现代化必定要借助有效的核心力量来支撑其现代化发展的基本框架,必定要借助有效的领导力量来整合资源、规划全局、把握机遇、创造合力,以实现跨越式的快速发展。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是政党领导人民缔造和建设的。政党与国家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充分决定了政党在现代国家构建中的中心地位和核心作用。

  (二)政党权威与现代国家构建

  从西方现代国家构建的经验来看,政党权威特别是执政党权威存在状况,会对现代国家构建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政权性质下,其影响程度及后果却大不相同。在西方多党制或两党制国家,执政党权威的丧失或弱化一般只会导致政府的更迭,而不至于导致现代国家构建的中断,即出现国家政权的变化和政治共同体的不稳定。但就以政党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乃至国家共同体)都是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进程中设计、创造出来的,共产党是政治体系赖以存在的依托。因此,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是整个国家政治体系权威的基点和支撑,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权威,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权威都会受到严重挑战。如何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稳定的政党权威,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显得尤为重要。

  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权威属于魅力型政党权威,即政党权威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来自于长期革命和政治动员时期形成的政党领袖特别是毛泽东的特殊个人魅力。这种领袖魅力保证了现代国家建构的迅速开始,但其个人意志的多变性和至高无上性使国家建构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在魅力型政党权威的影响下, 1949年后的现代国家建设十分不平衡,民族———国家的建构远远快于民主———国家的建构,也就是说,随着民族———国家的建设,没有能够及时地建构一整套民主制度,以保持政治体系持续不断地运转。脆弱的民主政治体制难以节制政党领袖的能量扩张,结果发生了长达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说明,没有民主———国家的建构,民族———国家也缺乏稳固的基础。

  文化大革命以后,摆在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面前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把政党权威的来源由毛泽东的个人魅力转移到经济绩效上来。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了经济绩效对共产党权威的重要意义,早在1982年他就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在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致力于绩效型政党权威构建,国家的实力大为提升,中国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世界舞台上崛起,从而大大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同时,随着科技进步和资本力量的进一步扩张,全球化浪潮更加猛烈。中国在开放的世界中与他国的交往愈来愈多,也必然与全球化的强势逻辑发生碰撞。强烈的历史记忆和正在生长但尚不够强大的实力,使人们对于国际碰撞特别敏感。正是这一背景下,人们试图在全球化的交往中寻求自己的民族性,以自立自强于世界之林。

  与民族主义重新复兴相映照的是民主主义的彷徨。虽然“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主张,认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由此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然而,由于缺乏对民主的深刻理解,更缺乏民主———国家建构所需要的公民社会基础,使民主———国家建构的过程充满着曲折。
(三)从政党民主到国家民主:现代国家构建的路线图

  民主既是政党的目标,也是政党对民众的一种许诺,执政后的政党必须以推进民主为己任,构建民主型政党权威。民主是政党权威的动力和资源,同时,当民主已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目标时,它的发展和推进同样能够为增强政党权威提供保障。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民主发展越完善,民主化的程度越高,民众政治利益的实现越真实可靠,民众利益表达和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众也就越可能对党持认同和支持的态度,党的权威也就越高。事实上,如果中国共产党将权威基础建构在政绩基础之上,也会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政绩困局”。伊斯顿提出:“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更主要的是来自散布性支持而非特定支持,如果不得不或主要依靠输出,指望人们用特定的和可见的利益的回报来生成支持的话,那么,没有任何一组当局人物可以把握权力。”因此,从长远来看,政党的权威基础应该由单纯对属于特定利益性支持的“政绩”的依赖,转向谋求制度与民意相结合的散布性支持,即寻求民主型政党权威。

  从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来看,民主型政党权威有助于以政党民主带动国家民主的实现。民主———国家构建是不可阻挡的世界性潮流,但实践中,不同的国家民主发展的方式和结果却并不相同。在有些国家,民主———国家构建伴随着社会稳定、进步;而在另一些国家,民主和执政党是否强有力地主导民主的进程有着直接———国家构建则导致了国家失控、社会混乱、经济倒退。究其原因十分复杂,但公认的一点原因是:民主的发展是否有序。而这往往的关系。中国民主的有序发展,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这个领导,不是仅仅靠权力,而是靠率先垂范,靠自身先进品质的带动。执政党的党内民主有保障,国家民主才有希望;执政党的党内坚强团结,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才有保证。面对国家民主的要求,执政党应当跟上时代潮流,担起引导的责任。党内民主则由党的先进性和党员的状况所决定,无论在任何时候,它都应该比国家民主发展得更快、更高、更充分、更完善。领导民主政治的党如果不加速发展党内民主,就会在改革中显得滞后,落后于普通民众和广大党员的要求和期望。因此,要发挥党内民主对国家民主起示范性作用,以党内民主促进和带动国家民主,最终构建一个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

  结 论

  从国家、社会与政党三者的关系来看,构建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相对均衡的现代国家,必须形成民主型政党权威,而形成民主型政党权威的关键在于培育丰厚的社会资本。事实上,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实际的或潜在的、能够促进人类行动的社会结构性资源,其各个组成部分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密切关联,其储量的高低与民主的实现和发展程度密切相关。帕特南强调:“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福山也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充裕的社会资本储备往往会产生紧密的公民社会,而公民社会反过来也普遍被看做现代自由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条件。”由于受传统社会价值观念、思想文化以及制度规范的影响,当代中国民主型政党权威的社会资本基础薄弱,表现为,在信任方面,主要强调对以血缘、地缘、业缘为纽带的同门、同乡、同学、同事等的“特殊信任”,而不是对制度和他人的“普遍信任”;在规范方面,盛行“人情法则”,而不是“条文法则”;在公民参与网络方面,垂直网络的力量远远强于横向网络的力量,与之相关的是,组织严密的“官办”社团的力量远远强于组织相对宽松的民间社团的力量。因此,当前必须着力增加整个社会的普遍信任、互惠规范和横向社会参与网络等社会资本,以为民主型政党权威构建营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改革开放以来的广东社会变迁与党的先进性建设研究》(项目编号:09GB—01)

  作者:张浩 博士,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部副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系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政党政治。

  原载:《天府新论》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