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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两种现代性”的中西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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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3)

  摘 要:在西方历史语境中,“审美”的自觉促进了“两种现代性”的形成,在世俗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都已经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两者形成了真正有效的对话与交锋。在现代中国的历史语境中,两种现代性都处于有待发展的不成熟状态,因此,两者之间不是因矛盾而形成张力,而往往表现为因暧昧的同一性而形成的合力。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只能与社会发展之间采取一种认同、合作的态度,两者之间的“统一”关系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现代化的这种独特的进程,也大大丰富了“现代性”的原有内涵。
   关键词:世俗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 审美自觉; 现代中国语境
  
   现代性理论已经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中的一个“神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现代性理论在不断的言说过程之中扩容、越位,成为一种无所不包、具有普遍阐释有效性的理论框架,似乎现当代文学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此框架之下得到圆满的解决。一种理论愈是流传广远,愈是以一种斩钉截铁的方式试图传递出某种真理,我们就更应该对其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在此,我们选择现代性研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两种现代性”理论进行剖析,意在揭示出“现代性”的地区差异和中国语境下的阐释有效性。
  


一、“审美”的自觉与“两种现代性”的形成
   所谓的“两种现代性”,即是指世俗现代性(亦称为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两者在西方的社会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早晚不同,特征各异,但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两种现代性”各自的自律、完善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演变构成了整个现代性的历史。
   在西方自启蒙运动开始的长达两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现代性呈现为一个由“整体”向“分化”的过程,展现出由“一种现代性”向“两种现代性”的过渡、演进。在这一过程之中,艺术与审美的自觉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并且直接构成了现代性的“一极”。文学的“审美”一面开始觉醒,从文化之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欧洲大概始自18世纪兴起的浪漫主义运动。浪漫主义运动一反古典主义的理性的拘谨,转而诉诸“感性”与“情感”,从而把现代性从理性崇拜推进到感性解放的阶段。当浪漫派诗人华兹华斯宣称“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时,当雪莱宣称诗歌是“想象的表现”时,他们显然表达了对于人的精神世界、人性解放的关注。从审美现代性的形成来看,浪漫主义运动具有双重特征:一方面,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浪漫主义运动内在于启蒙运动之中而不可能偏离启蒙的主旨,其对于人的感性与情感的强调只不过作为一种人性启蒙的方式,文学不可能以一种对抗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以“感性”来对抗“理性”,毕竟代表了一种美学的自觉,在现代性内部孕育了反思与悖反的因子。
   在启蒙运动后期康德哲学的出现,既意味着启蒙运动的胜利,也意味着启蒙运动以来的“整体”世界的分裂。一方面,康德高度肯定了“理性”的作用,在对于“什么是启蒙”的著名的回答中,康德喊出了“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的伟大宣言,从而巩固了启蒙运动所带来的最为丰硕的果实;另一方面,当康德以“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道德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建构起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时,他对于“理性”类型的划分,尤其是对审美判断“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强调,对于审美活动中“利害感”的自觉摈弃,已经超越了一直以来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因此,至少在艺术领域,他又对启蒙进行了批判。康德对于审美自律性的强调,很显然受到了当时汹涌澎湃、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响,同时,他又在理论上巩固了浪漫主义运动的果实。后来,黑格尔、席勒则重申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上,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当艺术从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分化出来并且形成一种自足自律的空间时,它对社会的批判才成为可能。康德对于理性的划分也无疑打破了社会进步给人的“整体”印象,“现代性”对于社会的不同领域来说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康德的哲学为后来的“两种现代性”理论的出场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现代主义的出场意味着审美现代性的成熟,这种“成熟”表现为艺术意识到自身的使命并且自觉地采取一种批判的立场。现代唯美主义最为响亮的口号是“为艺术而艺术”,追求所谓的“纯艺术”。与浪漫主义运动相比,现代主义在审美的观念上无疑大大迈进了一步。“以‘感性解放’为特征的‘感性学’的建立是一种美学自觉,以‘为艺术而艺术’为旗帜的现代主义则是一种艺术自觉。”(注:舒也:《现代性与审美自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与从美学自觉到艺术自觉这一过程相对应的,是文学的社会立场的变化,这或许是更为根本的变化。如果说浪漫主义运动只是以一种人性启蒙的姿态内在于启蒙运动之中的话,那么,现代主义已经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站在了社会“进步”的反面。1863年,当波德莱尔宣称“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这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注: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458页。)的时候,他已经在艺术领域敏锐地感到了“现代性”的某种悖论性:变与不变,瞬间与永恒。在波德莱尔的关于 “现代性”的这种定义中,艺术与现实社会的某种对抗性清晰呈现。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大都市巴黎的风光背后,是横陈街头的死尸、潮湿的牢狱、腐烂的天花板、胆怯的蝙蝠,与早期社会进步给人带来的乐观色调相比,波德莱尔很显然在此表现出进步的另一面,展现出某种精神的骚动:忧郁与理想、叛逆与死亡。
   自波德莱尔之后的现代主义兴起以后,“现代性”就已经不再表现为一种对整个社会来说有着同样意义的价值规则,作为整体的“现代性”瓦解了,而不同领域中差异的“现代性”成了理论家们的某种共识。从浪漫主义运动到康德哲学,再到现代主义文学,从“感性解放”到审美自律再到“为艺术而艺术”,文学的“审美”一面逐渐成熟。而文学的审美“自觉”之日,也便是“两种现代性”的形成之时。当马克斯·韦伯用“合理化”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他指出资本主义发展就是工具理性不断膨胀而价值理性逐渐衰落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即成为一种能够逐渐自觉地把握其独立价值(这些价值藉自身之权利而存在)的秩序界。由此,艺术接管了此世救赎的职能,而不管这一点可能作何解释。艺术所提供的救赎,使人们得以摆脱日常生活的例行事务,尤其是摆脱逐渐增加的理性和实践理性主义的压力。”(注:马克斯·韦伯:《经济·社会·宗教——马克斯·韦伯文选》,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02页。)对于理性所做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划分,我们可以在康德那里找到源头;而对两者之间紧张关系的论述,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很显然与波德莱尔以来的现代艺术的冲击有关。
   不只是马克斯·韦伯,“两种现代性”模式已是西方理论家的普遍看法。阿多诺指出:“艺术是社会的,这主要是因为它就站在社会的对立面。只有在变得自律时,这种对立的艺术才会出现。”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指出:“现代性的历史就是社会存在与其文化之间紧张的历史。现代存在迫使它的文化站在自己的对立面。这种不和谐恰恰正是现代性所需要的和谐。”(注:周宪:《现代性的张力》,张颐武主编:《现代性中国》,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9、118页。)同样的对于“两种现代性”的论述,在福柯、哈贝马斯、马泰·卡林内斯库等人的著作之中亦属常见。
   以上我们粗略地输理了西方历史上“两种现代性”的形成历史,从中我们不难发现,“两种现代性”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必须有一个“世俗现代性”充分发展的过程,在西方历史上,由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开启的现代化、工业化浪潮,已经使“现代性”的世俗一面得以充分发展;二、在世俗现代性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必须经历一个分化的过程,艺术形成一种自足自律的审美空间,并切实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批判、反思与制衡力量。也就是说,只有当两种现代性都是已然的现实存在并且得以充分发展时,才能够形成真正的对话与对抗。很显然,西方语境中的“两种现代性”理论因“世俗”与“审美”的充分成熟因而具有了坚实的现实基础,反过来也能对西方的现实进行有效的阐释。
   一个显然的事实是,所有的理论都不可能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当我们把这种西方的理论移用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时,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会不会发生“橘生淮南为橘橘生淮北为枳”的尴尬呢?
  


二、中国语境中的“两种现代性”言说
   “现代性”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亮相,大概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之中。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学史观念中,“走向世界”的热情与“现代化”的乐观昭然可见。在提倡者看来,20世纪之所以能够被视为一个“整体”正在于其一以贯之的“现代化”追求,“20世纪”这样的“时间”概念由于“现代化”的“价值”支撑而获得了自身得以成立的前提。当然,这一时期研究界对于现代性问题的认识难免模糊不清,“现代性”往往等同于“现代化”,对于现代性问题可能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局面的拓展和格局的改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这一时期的“现代性”只是局限在文学史观念上的探讨,而没有深入到对于具体的文学思潮、作家作品、文学风格、文体演变的分析。有意思的是,“现代性”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形成研究的热潮,来自于“后现代”论者“现代终结”论的刺激和激活。后现代主义理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盛行,并在90年代中期大行其道。面对着后现代论者“现代终结”的宣判,研究者纷纷做起为“现代性”“正名”的工作,“现代性”理论才真正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或反思框架得到普遍的重视。十多年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可以说,在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打破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等方面,现代性理论引入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带来了一种可喜的局面。
   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现代性理论是一个越来越庞杂的体系,很多问题在争论过程之中不是更清晰了,而是更模糊了。可以说,即使到现在为止,我们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的回答仍然是人言人殊的。有人尝试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角度立言;有人将其视为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理论百宝箱;有人满足于“用现代的…来阐释现代的…”这样的语义循环;有人则干脆放弃下定义的努力,将其视为一个无须阐释的自明概念。分歧来自于“现代性”本身的歧义,来自于学者自身的观察视角和思维方式,也来自于西/中、洋/土的水土问题。下面,我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两种现代性”这一“洋理论”的“中国化”过程,关注中国现实语境中真实的中国文学问题。
   “两种现代性”作为“现代性”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被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大概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近代性”的那场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的争论中。当“近代性”论者宣称“文学的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即理性的认同、肯定,而是对现代性即理性的超越、否定”、“社会现代史意味着对理性精神的肯定,而文学的现代史则意味着对理性精神的否定”(注:杨春时:《文学的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文学》,《学术月刊》1998年第5期。)时,“两种现代性”的理论预设已经表露无疑,这也是论者立论的依托所在。
   “两种现代性”的引入无疑是我们对于现代性的认识进一步明朗化,同时,也带来了现代性理论的急剧扩容,似乎中国现代文学的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跌宕起伏的文学思潮、风格各异的作家作品都可以一股脑的都可以在这个框架中得到“合理”的定位与解释:对于进步的呼吁、启蒙的坚守、革命的鼓动、城市文明的赞美是现代性,对于进步的质疑、启蒙的反思、革命的批判、乡土的回归也是现代性(反现代性的现代性)。各种复杂的矛盾、对立、冲突紧张就这样以一种简单的方式被分门归类,而复杂的文学现象却得不到充分的、合理的解释。当一种理论膨胀、扩展以至于无所不包的时候,它的阐释有效性便应该受到合理的质疑。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影响最为直接的“两种现代性”版本可能来自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讨论“现代性的概念”时,曾专列一节讨论“两种现代性”。他认为,“无法确言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可以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却又剧烈冲突的现代性。可以肯定的是,在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某个时刻,在作为西方文明史一个阶段的现代性同作为美学概念的现代性发生了无法弥合的分裂。”“从此以后,两种现代性之间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但在它们欲置对方于死地的狂热中,未尝不容许甚至是激发了种种相互影响。”“两种现代性”一种即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表现为“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等,而“另一种现代性,将导致先锋派产生的现代性,自其浪漫派的开端即倾向于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注: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47-48页。)在这种论述之中我们仍然要强调两点:一、确实存在两种已然的现代性;二、两种现代性总是处于对峙与紧张之中,形成矛盾。然而,由于中国历史语境与西方的不同,用这种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文学问题的时候,难免捉襟见肘,甚至于有隔靴搔痒之感。
   首先,在现代中国,根本就不具备已然状态的现代性,更没有充分发展的现代性。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依据不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启动时间和启动方式的不同而将现代化分为“早发内在型”和“晚发外生型”两大类型。前者以英、法、美国为代表,后者则包括德、俄、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按照这种划分,中国的现代化当属于后一类型,即现代化的最初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效应。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惊醒了中心帝国的美梦,强行把中国拖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国便进行了漫长的对于“现代化”的漫长求索,力求在经济上把中国从传统的小农经济发展为工业化社会,在政治上推行民主,依法治国。可以说,直到今天,这个目标仍然处于未完成状态。
   与社会发展状况相对应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的营养不良。当晚清梁启超将“新一国之民”的重担加在文学之上时,就注定了中国文学一个世纪的坎坷历程。从一开始,现代文学就缺乏一个让其“审美”一面得以从容发展的空间,在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之中,由于启蒙、救亡、解放、翻身等社会任务的紧迫与“强势”,文学与现实做了过于亲密的拥抱,其审美性只能在一个非常逼仄的空间里潜滋暗长,并处于一种受压制的边缘状态。如果说在西方社会经由从浪漫主义运动到现代主义运动文学的“审美”一面已经充分成熟的话,在中国的语境之中我们则找不出文学“审美”的成熟状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都曾被介绍到中国,并且也有了最初的一批效仿者与尝试者。创造社、李金发、“现代”派、九叶诗派,都是中国文坛上不甘寂寞的实验者。然而,由于现实环境、评价机制、舆论导向等因素的影响,这些最初的尝试也只能是“尝试”而难以进一步发展。很快,创造社实现了180度的转向,从“爱与美”的追求转为工农与大众的颂歌,而中国的现代主义者不甘寂寞的实验不过在浩荡的文学之河中荡起了几圈涟漪罢了。随着意识形态控制的逐步加强,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作为创作方法之一种的现实主义被上升为一种道德化的评价标准。评价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其艺术性的高低,而在于其所采用的创作方法,甚至于直到文革后期唐弢、严家炎等人编写的文学史中,还把李金发等人的诗歌称之为“反动逆流”。(注:参见唐弢、严家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可以说,现代文学的“审美”一面始终受到压抑,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现代中国,既没有高度发展的“世俗现代性”,也没有充分成熟的“审美现代性”,它们仍然处在一种由不成熟状态向成熟状态、由不完善向完善的过渡、追求过程中。
   其次,与“两种现代性”的不成熟状态相对应的,在现代中国两者往往呈现出一种暧昧的同一性,而不是处于对峙状态。它们之间不是因矛盾而形成张力而是因和谐与同一而形成合力。“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标志是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彼此分离,分别走上自律,而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则是社会‘分化’的结果;那么,中国现代性恰恰相反,无论是思想层面上的立人,还是现实层面上的立国,都力求调动政治、经济、道德、宗教、审美等等整个社会文化的一切层面与力量,共同完成这个目标。”(注:张光芒:《混沌的现代性》,《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因此,如果从与现实“对抗”的角度去观察中国现代文学,我们难免会大失所望。纵观现代文学的发展历史,从晚清、“五四”、抗战、解放、“十七年”、“文革”直至新时期,文学表现出足够的“合作”热情而鲜有批判的冲动。
   可以说,拿西方语境中的“两种现代性”理论来研究中国特殊语境中的文学问题,本身就错置了时空,并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的文学现实之间有着某种错位。要更好地进入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我们应该从具体的中国语境出发,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出发,探讨中国现代文学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真实关系。
  


三、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与“两种现代性”的独特关系
   之所以出现现代性言说的“错位”尴尬,是因为我们对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缺乏明确的认识。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将人类社会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尽管这种划分无疑有着很强的欧洲中心意识和一元化本质主义倾向,它对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性质还是有着很大的帮助。从晚清开始,中国就已经被迫地走上了现代化的坎坷之旅,其间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革命还是建设,现代化的主题从来没有间断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发展迅速,某些大的城市和经济发达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后现代的征兆,但是,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显然只是处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现代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自然会对文学产生影响,我们在谈论文学现代性的问题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种影响。
   从中国的社会性质出发,我们有必要对中国语境中的“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再认识。在两种现代性中,世俗现代性表现为理性化、合理化与秩序化,通过进化观念、理性精神在社会各个领域确立其现代性地位。按照一般的看法,审美现代性恰恰相反,表现为对于世俗现代性的自觉的批判与反思。那么,两种现代性真的“一直充满不可化解的敌意”,是否“欲置对方于死地”呢?如果审美现代性对世俗现代性进行彻底的反叛,是否会进入一种无序的混乱状态?文学一定要站在世俗现代性的对立面才是“审美”的吗?
   如果不是从某种既成的理论而是从社会、文学的历史和现代性自身的发展演变出发,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现代性——不论是世俗现代性还是审美现代性——总有一个变化发展的渐进过程,从萌芽、发展到逐渐成熟。当然,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在“两种现代性”上可能表现得并不一致,特征也不尽相同。大致说来,在现代性的萌芽阶段,即社会开始告别过去,大踏步地向现代化挺进的时候,文学常常与社会取同样的步伐。五四时期,社会呼吁理性,希冀以理性唤醒愚昧麻木的广大民众,在文学上便掀起了一股启蒙的热潮,连鲁迅也听了“将令”的指引。随着社会现代性的进一步发展,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它本身固有的矛盾也逐渐显露,这时候,两种现代性之间就可能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文学现代性会对由科学、民主带来的社会的巨大进步表示由衷的赞叹和欣赏,另一方面,它又对由世俗现代性造成的庸俗自利的市侩习气和工具理性膨胀造成的对人的心灵造成的压抑表现出十足的不耐烦和反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取一种“反现代性”的立场。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我们既看到了相信进步、充满廉价乐观精神的左翼以及与之相近的文学作品,它们一如既往地呼唤着现代性向纵深方向发展;也看到了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看到的城市文明的虚伪、堕落,所谓的现代人的精神退化。在新感觉派小说中,这种对现代性的既不满又沉迷,既爱又恨的态度表现得最为典型、突出,小说的主人公们在感受着现代社会所造成的精神空虚苦闷的同时尽情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20世纪的80、90年代的文学作品,既有对社会进步、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热情歌颂,也有对市场经济中金钱崇拜、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等现象的深刻反省与批判。到了现代性的成熟阶段,审美现代性对社会现代性的反思、批判可能要多一些,因为“现代性”既然已经在社会领域中确立,下一步的目标自然是进一步的修正、完善它。反思的目的,不是为了颠覆和彻底改变,审美现代性的目标显然不是回到前现代的落后时代。因此,反思与批评仍然是建立在对于世俗现代性某些观念的认同基础之上的。对于人的关注,对于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向往,毋宁说是“两种现代性”的共同追求,只不过,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两者关注的中心与重点有所不同罢了。
   可以说,中国语境下的“两种现代性”之间因暧昧的同一性而产生的合力是由现代中国社会性质必然决定了的。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强调了两者对立的一面,而对两者之间的统一、合作注意不够,认为只有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才是文学的本质,以至于得出只有非理性的文学才是现代性的文学、20世纪文学只具有近代性的观点。陈晓明对文学现代性的一段论述颇引人深思:“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念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注: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文学一方面强化历史断裂的鸿沟,一方面又遮蔽和抚平这种断裂;一方面肯定、赞同“现代”,一方面又表示出对于“现代”的批判、疏离。这跟文学的“两面”——肯定性与超越性——有关,而这“两面”并非有质与非质的区别,肯定现实的文学也可以是“审美”的。现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文学只能以这么一种样态存在,我们不该也不能超越社会的发展阶段对文学提出苛刻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实际上,如果文学不顾历史发展的深层要求,放弃了现实的关切而又缺乏一种形而上的追求,盲目采取一种解构、否定立场时,那就非常危险了。由于中国制度现代性的根基未稳,审美现代性发展并冲击了制度现代性的建立,于是很容易与当下汹涌的后现代主义结合,演化为调皮的亵渎的文化形态。遗憾的是,在当代文学史上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的信号。“第三代诗歌”的“反英雄”、“反崇高”,先锋小说痴迷的形式实验,“80后”作家的小资与调侃,以及浓厚的媚俗倾向,虽然都不乏解放的意义,但如果任由这种倾向自由发展而不加导引,恐怕离“审美现代性”的原意愈来愈远。
   换一个角度,我们就会发现一些新的风景,发现一些新的意义。如果我们把“现代性”视为某种超越国界的普遍性的东西,而“现代化”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动态过程,则不可避免地带有每个民族的特色。那么,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很显然以自己独特的面貌大大的丰富了“现代性”的内涵。中国这样以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多民族国家,在广大的地域上以汉语言文字为主要载体的文学现代化实践,极大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多元图景。或许,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现代化的独特性,我们习惯以西方的历史发展为依据对其缺失进行指责,而不会从一种民族化的立场去反思这种这种“独特”所蕴涵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涵。比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与现实之间的这种合作、协力关系,很多学者只是认定这是文学审美性不成熟的一种表现,从而呼唤非理性,提出要补现代主义的课,其实换个角度想一想,这又何尝不是西方之外的第三世界国家文学现代化的生动图景?马泰·卡林内斯库指出:“由于真正的现代化在任何领域都是同创造性(解决现存问题的首创方式,想象,发明等)相联系的,它排除了模仿,或至多给予它一种外围角色,这同许多现代性或现代化理论家所认为的相反。惟其如此,我要说,人们不应只谈论一种现代性,一种现代化方式或模式,一个统一的现代性概念——它内在地是普遍主义的,并预设独立于时间与地理坐标的普遍一致标准。如果现代性确实是创造性的——无论是作为经济上的发展,还是处于可能性范围的另一端,作为知识与见解通过不可预言的发现获得增长——那它就只能是多元的、局部的和非模仿性的。”(注: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360-361页。)就此而言,中国文化语境中“两种现代性”的独特关系具有不应被忽视的“非模仿性”,同时它不也正是对“两种现代性”关系的一种丰富吗?
  


  
Two Types of Modernity: In China and West
ZHANG Jian
   In western history, it is the selfawareness of aesthetics that results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modernity. Based on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modernity —— secular and aesthetic, a dialog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me into being. In Chinese history, these types are immature, and no tension can be expected in between, but, rather, a unity of forces as a result of ambivalence. It is decided by the nature of modern Chinese society that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an only be cooperative with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this unity that we must pay 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unique modernization of the Third World literature greatly enriche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modernity.


(责任编辑 赵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