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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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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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谈阔论——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系列讲座·



 (香港中文大学 历史系, 香港)


  主持人语:全球化把作为范式的欧美现代性推及世界每个角落,随之而起的是少数后发国家的崛起和多元现代性(他种现代性)“披着文化的外衣”登上了历史舞台。对于多元现代性,政治家们可能表现出了更大的热情,但对其进行学理分析则是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本文即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阿里夫·德里克教授对这一问题“深思熟虑”的结晶。身为中国近现代史专家的西方学者德里克对于欧美现代性与他种现代性的分析的确值得重视。现代性与殖民主义有何关系?他种现代性能否真正摆脱欧洲中心主义?作为目的论的现代性范式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中国的革命与现代性之路应如何看待?在这一系列问题上,读者也许不会完全赞同德里克的观点和看法,但从中能得到有益的启示则是肯定的。


(周 宪)
   关键词:全球化; 现代性; 多元现代性; 他种现代性; 欧洲中心主义
  
   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伴随着文化上的复兴,而这些文化上的复兴如今已经成为“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要求的基础。尽管“多元现代性”[或者它的另一种说法,“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ies)或另一种现代性]通常指现在和未来,但现代性的基本多样性观念还提出了一些关于过去的重要问题;就是说,这种现代性可以被视为一种欧洲的产物,当时从欧洲扩散出来进而征服世界,以欧洲的形象来重组世界。现在,由于被等同于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目的论,这种现代性历史观遭到了许多喊着“欧洲地方化”口号的人的拒斥。然而,否认近代欧洲(包括美洲)在现代性的形成中所发挥的变革性作用等于是用一种蒙昧主义来取代另一种蒙昧主义。在资本主义及其文化产品的全球统治和霸权中,近代欧洲所发挥的这种变革性作用相当明显。我在这里不妨从这一矛盾出发。我在此仅提供一些对现代性形成的思考。这些思考即使不能让我们解决上述矛盾,至少会使作为历史的现代性问题具有某种一致性。我之所以把中国历史作为我的首要参照,部分原因是我对中国比对其他社会更了解一些,还因为中国在试图挑战欧洲中心主义历史概念化的史学工作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作为史学问题的现代性
   现代性的扩散在意识形态上提出了两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传统再度被赋予了重要意义(resignification)。在全球化的现代性中,早期现代化话语中的落后原因变成了现代民族认同和“他种现代性”的资源。这就使作为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运动的现代化失去了意义,而这种运动则在二战后立即成为在现代化话语中的主要历史目的论。这里几乎没有必要抨击贯穿着这种目的论(或使之可能)的文化主义。不过,文化主义现在又披着另一种外衣回来了:在文化上主张同样坚持文化持续性的“他种现代性”;但是,文化主义这次回归并不是为了区分落后和先进,而是要在目前的共同全球性假设中维护差异。
   第二,现代性的全球化使作为概念的现代性受到了质疑。这是对如下事实的讽刺:全球化的现代性变成了相互竞争的现代主张,从而不仅使界定现代(除了在狭义的技术上的)的可能性,而且也使对现代的历史定位遭到怀疑。有人或许会相当有理由地论证说,恰恰是对现代多元性的要求暗中构成了对普世主义假设的策略性承认,而那些普世主义假设从最初现代性在欧洲实现以来就一直指引着现代性。有证据进一步表明,这种欧洲人的(目前是美国化的)现代性仍然能够声称,普世性是其他所有人的现代性的一部分,而那些相互竞争的他种现代性则基本上只会引起地方的兴趣。新的形势仍然要求重新思考现代性的历史,不仅要把现代性的历史视为非欧洲人对一系列外部世界实践的吸收,而且还要将其视为需要许多人参与才会产生的实践的形成。
   本文的目的并非解构现代性并使之淹没在历史之中,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定义现代性,对现代性既作为物质状况又作为意识形态状况的意识仍是我们生存的一部分,并且形成了我们对未来和过去的看法。我也看不出重新定义现代性有多少意义,因为无论我们如何定义,它似乎都不可能逃脱还原论与意识形态的封闭性。毋宁说,本文的目的是,就如何根据那些侵蚀了现代性之连贯性的论争,将现代性作为历史问题进行思考,提出一些深思熟虑的建议。不过,我的确从一些矛盾性的前提开始讨论。其中的一个前提就是:不管多少文化研究学者(或民族主义者)会进行驳斥和解构,欧/美所主张和创造的现代性——即一种殖民的现代性——都是当代全球生存方式的一部分和条件之一。(注:尽管现代性需要置入历史的视野之中,而不是首先定义这种视野,但历史研究有一种探讨现在之生成的责任,除非历史学仅仅是要成为一种对人类之生成的宏观解释。对于后一种视野还可以有许多讨论,但这并不符合时期变化的其他暂时性。关于对“现代中心论”(moderncentrism)的批评,参见Jerry H. Bentley, "Beyond Modernocentrism: Toward Fresh Visions of the Global Past," in Victor H. Mair(ed), 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2006, pp.17-29.)然而,并不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现代性是“欧洲”历史所固有的一种自主发展,或者一旦成为一种可以辨认的历史形态,这种现代性就会像一块磁石,吸引所有社会效仿它的实践。欧洲或欧/美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所产生的一种可能性,随后由于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驱动——必要时通过武力——而强加给全世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恰恰是资本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两种力量的全球化促使那些可能反抗欧美主宰的人主张他种现代性。然而,与早先不同的是,他们所声称的差异却受制于对欧美仍然居核心地位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参与:这些差异是后民族的(postnational)和后资本主义的(postcapitalist),同时也以许多方式表明,它们是后现代的和后殖民的(在作为产生于……之后的“后—”的意义上)。我认为,只要在一种连贯的问题结构内,从这三个直接表明历史分期和权力分配方式的阶段(指“后民族的”、“后资本主义的”和“后殖民的”——译者注)来思考现代性是有所帮助的。(注:我还将放弃对现代性和现代化之间关系的任何讨论。现代性和现代化必须从研究它们的方式来加以区分,但它们也具有一种满足本文目的的直接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历史上具有一种根本的地位:现代化是一种创造现代性状况的过程。我认为,更重要的区别与现代化有关。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上,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就像在现代化的话语中那样)构想的现代化都遵循一种线性的路径,并且自动地创造不同的现代性。另一方面,从各种关系(包括殖民主义)来构想的现代化需要一种更结构化的分析:除了坚持差异之外,这种分析还要坚持那些影响结构的共同性和联系。前一种方式是许多现代化话语所特有的方式,而后一种话语则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于是,挑战并不在于要把欧洲剔除出现代性的历史,而在于以这样一种方式来重构现代性的历史,即不仅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最终是全球性进程的产物,而且承认不论好坏欧洲和欧洲人都在现代性的形成中居于中心地位。倘若不担心什么会是或不会是现代的,我在此便想提出对现代性的双重理解:(1)从各种关系来理解的现代性;(2)从政治到日常社会关系的某些日常生活价值观和实践来从实质上理解的现代性。前者要求我们把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既是在形成它的各种力量中又是在它的普遍后果中的全球现象。在蒙古人入侵之后,各个社会的密集交流向全球转递了变革性的力量,使欧洲人对美洲的发现和入侵具有了全球性。除了这些力量之外,对现代性的第一种理解并没有预设任何类型的同质化过程(homogenization)。那些交流本身既是结构变革的结果,又是它的动力。欧洲人在那些交流中所扮演的中介角色是其在现代性的形成中能发挥力量的一个重要来源。要不然,从各种关系来理解的现代性就是一种无中心的多极现代性,就会在伊斯兰历史学家马歇尔·霍奇逊(Marshall Hodgson)所说的“非洲—欧亚世界”加上到16世纪跨海扩展到美洲和澳洲的“全世界”的广度和宽度上呈现出不同的形式。(注:关于对Hodgson思想的讨论,参见Edmund Burke, Ⅲ, "Islamic History as World History: Marshall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10, No.2(May 1979),pp.241-264.)
   这种对现代性的理解凸显了我所说的从(从科学到资本主义的)某些价值观和实践来理解的现代性。这些价值观和实践是欧美现代性的特殊产物,同时也是我们传统上根据现代观念来理解的东西。现代观念本身是欧洲人的发明。欧洲人把他们的价值观和实践视为现代性的普遍特征,并且通过对世界的奴役和殖民化来继续证明这一点。通过扩张、征服和殖民主义,这种特殊版本的现代性从18世纪起开始变成全球性的,消除了现代性的其他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则是由一些产生出欧洲现代性的相同力量所产生出的。忘记这种欧洲现代性的全球影响所产生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后果是一种非历史的做法,而且也没有必要为了消除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而这样做。目前,欧美现代性话语是全球现代性话语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美现代性话语竟然包括反殖民主义和反现代主义的合法化。这在当代后殖民批评和后现代主义思想中能够找到表现的形式。如果全世界的民族主义史学需要否认欧洲现代性的变革性影响,那么它就不能不否认传统理解的现代性观念中所包含的殖民性(coloniality)。当代对他种现代性的讨论并不是非常令人信服,因为它们所假设的他种只是同一主题的变种,而那一主题之所以成为全球性的,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现在包括美国)现代性的价值观和实践。另一方面,回想那种把差异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殖民时期的现代性,或许有助于把现代性的当代“变种”纳入到历史的视野之中。这些“变种”的起源并不是在某种模糊不清的前现代性(premodernity)之中,而是在那些已经受到一种新兴的全球现代性影响的“传统”之中。
  


全球化与现代性的重新书写
   当代对现代性的大部分论述都是在全球的旗号下进行的,或者把全球化视为一种参照。那些把全球化纳入历史研究范式的努力仍然微不足道,但它们无疑从对产生重要后果的世界历史的日益增长的兴趣中获得了动力,并推动了这种兴趣的发展。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论证道,世界历史不仅是一门学科,而且还是一种方法,一种可以被描述成“世界—历史的”方法,一种即使在现存学科个案研究中仍可以有效使用的方法。这在“超民族的”(transnational) 和“超地方的”(translocal) 历史过去10多年里所获得的尊重和紧迫性中相当明显。
   然而,我们在对现代性历史的理解中需要警惕全球化的新颖性或后果。霍奇逊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著述时,并不需要全球化的概念:“如果没有整个非洲—欧亚世界的累积历史——西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西方的变革几乎是无法想象的。” (注:引自Edmund Burke, Ⅲ, "Islamic History as World History: Marshall Hodgson, The Venture of Isla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Vol.10, No.2(May 1979),p.250. ) 先前一代的中国史学家[从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 )到美国的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欧洲的许理和(Eric Zurcher)和谢诺(Jean Chesneaux)再到中国的陈寅恪及其他历史学家]都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形成中的跨国关系——这个结果即使受制于巨大的内部差异,无疑也是独一无二的;但彻底考察它的方法却是世界主义的。在世界史学产生之后,说现代性是全球社会和政治关系的结果并对其产生了影响,差不多已是一种老掉牙的观点。现代性带来了对全球关系的新的意识,但它在这一过程中也消除了其他可能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现代性的形成中可能十分重要,并且需要被重新纳入到一种不同类型的现代性的建构之中。于是,我们有必要阐明全球化意识沿着哪些方向带来了那些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人所看不到的新洞见和新视角,而那些具有世界主义倾向的人仍然带着根深蒂固的目的论在现代化话语的范围内活动。
   作为范式的全球化还展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这种机会是把现代化置入到长时段的历史情境中的可能性。这种长时段的历史情境可以使我们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目的论,而这种目的论继续游荡在它的各种所谓的反欧洲中心主义形式之中。在推动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时,作为范式的全球化把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历史化了,而不是使之成为既定的历史情境。同样,作为范式的全球化也可能有助于克服民族目的论,这不是通过否定它的历史意义[就像追随诸如杜赞奇(Prasenjit Duara)这样的一些中国史学家成为时髦一样](注:我在这里提到的是 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而是通过能够历史地分析民族来实现。全球化的现代历史提供了把中国历史“世界性”(worlding)的可能性:把中国历史带入世界和把世界带入中国历史。“世界性”与20年前柯文(Paul Cohen)提出的“从内部看中国历史”的思想相对立。(注: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它要求我们通过在民族之外思考来把历史概念化,对那些还为把民族国家历史化提供一种情境的超民族性和超地方性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从这种视角来看,“从内部看历史”或许可以解读为“欧洲/中国中心论”的最后挣扎。(注:我使用这个术语受到我以前的学生 Ana Candela女士的启发。)最后,作为范式的全球化要求密切注意结构和历史之间的辩证法,即下述两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那些把现代世界结构化的多元力量,另一个方面则是特殊的社会如何形成这样一些结构化同时又受其形塑的问题。
   作为范式的全球化所提出的挑战是批判地对待全球化。尽管全球化本身避开了欧洲中心主义,但它仍然是资本主义(即使不是欧/美发展的)目的论中的现代化话语的延续,而资本主义的目的论则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固有部分。全球化把不平衡的发展和不平衡的权力关系都永久化了(和正当化了),而不平衡的发展和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则是殖民现代性的遗产,仍然继续建构着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或它所带来的全球现代性可以解读为殖民现代性的完成。这在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不仅是现代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物,而且塑造了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反应。在一些史学著作中,全球化早已被用作一种借口来抹去殖民主义的历史,并因此抹去了当代全球性中十分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状。一种批判性的历史书写要求,在把全球化作为范式运用时,必须警惕,不要抹去殖民历史所形成的当下。
   全球化在尚未成为一种范式的时候,便已经对我们看待中国历史的方式产生了某种影响。在庆祝“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期间,他的那些航海经历被当作是中国历史中全球化趋势的证据。全球化激起了对世界历史的重新关注,也对中国的史学产生了一些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从革命到现代化的范式转换还鼓励了史学家们在比较研究和对世界原因的寻找中超越民族国家。颇有影响的现代化范式倡导者——如已故北京大学教授罗荣渠——不是把现代化范式构想为革命范式的替代,而是构想为一种能够解释革命和其他更多东西的范式。他们还试图把现代化概念化,以便解释中国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通过帝国主义的作用,包括它必须用来对抗现代性的那些方式。罗荣渠教授的那部具有全球视野的著作《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令人印象深刻,该书堪称整合这两种范式的典范。该书本身由于忽视了生产关系,而只是把现代化还原为工业化(人类历史上在发明工具和农业之后的“第三次伟大革命”),因而不断受到批评。同时,它还从还原论的角度把马克思主义重新解释为一种建立在“生产力”之上的理论。革命范式和现代化范式的综合不可避免地使邓小平(乃至被用来支持上述解释的周恩来)提出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显得合法化。不过,这种综合的努力不可以轻易地斥之为现代化对革命的取代,尤其是因为罗荣渠把现代化视为一种历史现象的方法响应了欧洲和北美晚近的发展。他的“一元多线论”确实使人想起了近年来在美国学术界中流行的“多元”现代性或“他种”现代性观念;他们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罗荣渠赋予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社会发展道路形成中的作用。在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罗荣渠教授的继承者正在继续他的工作。
   一种似乎不同的路径是所谓的“新左派”的著作,例如,汪晖的著作基本上属于思想和文化领域,而不是政治经济学领域,并且他的特点是强调那些最好被说成是由于资产阶级现代化对中国社会的伤害所激起的反现代主义的观点。反现代主义本身与其说是对现代性的逃避,倒不如说是另一种现代性的来源。然而,像与新左派有关的其他人一样,汪晖试图在不抛弃某些革命遗产的情况下来面对当代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这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则涉及现代性的种种起源以及在这些起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亚进程(与西欧进程相比)。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史学家越来越关注中国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贡献,例如安德烈·冈德·弗兰克的《重新定位:亚洲时代的全球经济》(注: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注: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彭慕兰的《大分流:欧洲、中国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注: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及由乔万尼·阿里吉、滨下武志和马克·塞尔登编辑的论文集《东亚的复兴:以500年、150年和50年为视角》(注:Giovanni Arrighi, Takeshi Hamashita and Mark Selden (ed.), The Resurgence of East Asia: 500, 150 and 50 Year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由于了解到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中一些研究使我们重新回到马可波罗式的把中国视为世界经济中心的观念,不过如今却是从欧/美社会远远领先于它们曾经羡慕的对象这种高人一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随之几乎自动地获得了一种目的论的定位:“它们曾经遥遥领先,为何它们又会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呢?”我们也许会提醒自己说,即使在它们表现出现代性的许多症状的时候,它们也根本没有沿着我们的方向前进过。同时,中国目前所走的道路不仅仅是一种“复兴”,而且中国由于深陷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而走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弗兰克的《重新定位》否定了历史资本主义,但却坚持一个5 000年时段的世界体系。这类著作重新回到了古典经济学的如下假设:资本主义是世界的命运,但最终在全球的不同地方却走了各种弯路。经济主义目的论在王国斌和彭慕兰的著作中也很明显——尤其是后者,他们都无视创造资本主义的社会和殖民关系,因而消除了所讨论的社会之间的重要差别。
   这类研究尽管存在着相反的诉求,但大多都把随着欧洲发展而产生的现象和范畴普遍化,从而暗中把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假设永久化了。有趣的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发现只不过是重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观念,而欧洲和北美的史学家则由于他们的普世主义假设,一直不愿认真对待这一点。目前,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儒家资本主义一道)在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所谓的批判中获得了新的尊重。不用说,这具有相当大的误导性,因为这最终是要按照欧洲现代性所产生的标准来评价中国的变化。我上文所引述的弗兰克、彭慕兰和王国斌等人的著作都在不同的方面存在这种问题。尽管他们的主张颇有新意,但那种认为中国直到18世纪中期在经济上还与欧洲不相上下和在东亚活动的欧洲人不得不遵守当地习俗的观念却都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因为即使当代的欧洲人也经常表达这种看法。因此,欧洲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一跃成为领先的地区,但如今中国吸取了交往的教益,正在快速前进,并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正是这种对现在的乐观评价(总之是对中国而言)和对现在在“前现代时期”的基础的假设性肯定,才使这些著作有别于伊懋可(Mark Elvin) 和黄宗智(Philip huang)先前的研究。(注:我在此所指的最重要研究是Mark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hilip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hilip C.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日本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这种史学作出了很大贡献。关于对日本历史学家的讨论,参见Karen Wigen,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Time/Space of Modernity,"(2000年8月7日提交奥斯陆第19届国际历史学大会的论文)。关于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讨论,参见Ari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也可参见 Arif Dirlik, "Chinese Marxist Historians and the Concept of Capitalism: A Critical Examination," Modern China Vol.8, No.1(January 1982), pp.359-375.)对中国发展的讨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范式内进行的,这使之呈现出一种失败的、充满缺乏和匮乏的,而不是充满不同可能的历史结果。此外,这种路径并不局限于外国的中国史学家。这种路径之于半个世纪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正确,并且现在通过那种挑战并有可能取代中国学术中的马克思主义的新现代化范式而被永久化了。在这一过程中失去的是那些唤起人们不仅要注意经济,也要注意政治、社会和文化组织和实践的选择。对这些可选择的可能性的思考不再出现在晚近文献的经济主义中。与先前的文献相比,晚近的文献遗忘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社会和政治组织。
   从后门把欧洲中心主义带进来的问题是所有他种现代性要求所存在的一个问题。他种现代性要求似乎总是把欧/美的现代性作为它们的参照。同时,在使用甚至被它的批评者等同于欧洲和北美的现代这个术语时,他种现代性要求恰恰把自身要否定的欧洲中心主义永久化了。如果不对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在这里被我视为现代性不同阶段的东西——重新进行概念化,他种现代性和多元现代性的要求即使在它们对差异的主张中也会被指责把“单一”现代性要求普世化了。不止如此,这些著作中普遍存在的文化主义掩盖了它们关于资本主义普世性的假设。如果没有这种假设,欧洲的现代性可能仍然只是现代性当中许多正在竞争的人类中心主义之一。如果没有历史地看待资本主义,所有这些对差异的要求都是欺骗性的,因为欧洲的现代性仍然是这些要求的起点。
   这也是近年来显现的另一些趋势的状况。在近年来不再关注阶级问题乃至性别问题的普遍转向中,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即在中国历史中寻找种族主义、少数族裔和帝国主义等欧/美历史中的分析范畴,把它们作为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证据。种族和少数族裔同样把那些与历史环境无关的范畴普世化了。尽管近来关于清王朝帝国主义的著作本身相当具有启发性,但它们仍然由于未能区分出如下两者之间的差别而遭到批评:(1)近代资本主义所催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2)世界帝国(不同于沃勒斯坦所区分的“世界体系”)的政治和军事需求所推动的帝国主义。这些著作也很难不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中国近年来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成功至少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使中国过去的帝国主义重新受到关注,因为伴随着这种关注的还有对中国民族主义日益增加的关注。
   这些著作中的这种目的论受到了某种抵制。这些著作强调,差异并不是对一条正确道路的某种偏离,而是对现代性状况扩散的另一些反应;这与地方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构成有莫大的关系——无论我们可能想对地方怎么定位。穆素洁的《糖与中国社会:农民、技术与世界市场》(注:Sucheta Mazumdar,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就是一本这样的著作。在现代性和发展的印度批评者(例如著名印度学者Rajni Kothari)的影响下,穆素洁的这本著作也肯定了这一点,即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进行征服之前有可能存在其他形式的现代性。本杰明·艾尔曼对中华帝国晚期科学的研究(注:Benjamin Elman,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和吴才德在《失落的现代性:中国、越南、朝鲜与世界历史的冒险》(注:Alexander Woodside,Lost Modernities: China, Vietnam, Korea and the Hazards of World Histo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中,对东亚社会政府管理和科举制度的研究也认识到,现代性可能存在着一些差异。艾尔曼的研究也证明了欧洲人和中国人在现代性产生过程中的合作——尽管中介是欧洲的知识分子。在更一般的文化层面上,还有一本书由于敏锐地意识到现代性中的差异而值得注意,这本书就是罗克斯安·普拉兹尼亚克的《跨越文明的对话:略论从中国人和欧洲人的经验看世界历史》(注:Roxann Prazniak,Dialogues Across Civilizations: Sketches in World History from the Chinese and European Experiences,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96.)。(注:关于当代日本人对现代性各种形态的思考的有趣说明,参见Karen Wigen,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Time/Space of Early modernity."Wigen根据这些著作把“世界网络分析”(world network analysis)说成是一种对“世界体系分析”(world system analysis)的反应。但是,“世界网络分析”充满了过度的决定论色彩,并且忽视了如下可能性,即这两种分析路径结合起来,就更可能把握这样一种现代性形态:尽管世界网络存在着流动性和可变性,它仍然是世界网络运作的产物,而且还是世界体系建构过程中走向权力关系不平衡的主体。更不用说,这些权力关系也塑造了那些在这一阶段构成现代性世界的政治或“文明”单位的空间。)
   这里我不妨说一句警醒之语。一些学者(包括艾尔曼在内)把这个合作时期说成是“早期现代”(early modern),使之区别于随后由欧/美支配的现代时期。但是,这一区分也掩盖了某种目的论。“早期现代”一语只有在由一种现代性叙事来书写的欧洲历史的语境内才有意义:作为现代性的前奏,而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现代性的承诺得到了实现——即使这种过渡可能受到争议。这样一来,“早期现代”这个术语所描述的时期不仅仅是“编年史上的”,不仅仅是指某一时段(即1450年左右到1750年左右),它还“孕育着”(使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比喻)那些催生出现代性的特征。只要把这个术语应用于其他的历史,也会产生出这种目的论,再次突出了那些在中国未能萌生的特征。另一方面,如果强调的是各个社会在这一时段的共同性,那么欧洲的“早期现代性”或许就会遭到质疑。因为我们由此必须研究如下问题:为什么只有欧洲才会产生资本主义?欧洲人的全球性纠缠是否与资本主义的形成存在某种关系?又是否与那种为欧/美的垄断要求提供合法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存在某种关系呢?在这一时期,对加强了的全球交流力量的反应中产生出其他的可能性。但是,这些其他的可能性最终证明难以与依靠对世界的殖民化而在全球扩张自身的资本力量相匹敌。这些对现代性状况的“另一些”反应决非是某种现代性的前奏(不论它们是否关心未来),反而在事后指出了他种现代性的未来。这些不同的形式无论会有什么样的价值,都会遭到一种由民族主义和资本主义所推动的欧/美现代性的压制。为了避免目的论,被当作“现代”和“前现代”的两个时期最好被视为现代性历史上对立的两个阶段,而不能视为相继演进的两个阶段。欧/美的现代性不仅建立在对他者的征服之上,而且还建立在对自身过去的征服之上。(注:关于欧洲、西亚、印度和中国历史学家的最近讨论, 参见最近关于“前现代”观点的圆桌会议, IIAS(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Newsletter, No. 43(Spring 2007),pp.5-12.)我们必须找到吴才德所描述的“失落的现代性”,这不是出于复辟或复兴的保守目的,而是将其作为帮助解决那些紧迫的现代性问题的资源。然而,这意味着某种先天性的认识,即正在寻找的并不是某种“早期现代”或“前现代”或传统的东西,而是在初始阶段的现代性内部的某种替代。正是在这个阶段上,而不在他种现代性的要求仍然深受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纠缠之害的现在,我们才有可能谈论“各种不同的选择”。倘若欧洲要成为“地方化的”,这只能发生在现代性的这个早期阶段,即在欧洲的现代性只是一种现代的时候,而不能发生在现在,即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全球范围为现代性提供基础的时候。
   在此要指出的是,正因为类似的原因,现在谈论一种“全球现代性”比讨论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才更有意义。现在不仅仅是一种现代性早期阶段——“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的发展,还在坚持它的多元和他种现代性时试图否定后者。然而,在这一过程中,现在也掩藏了它自身在它所拒绝的现代性——即现在已经全球化并在根本的方面上改造了各个社会(这并不意味着同质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中的基础。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性对全球200年来的支配或许已经结束(尽管围绕着这种支配的斗争并未结束),并且我们再次面对一种多形态现代性的前景。但是,这种多形态的现代性仍然带着过去两个世纪经验的不可磨灭的痕迹。最明显体现出这一点的地方莫过于宗教的复兴。宗教的复兴试图否定曾经被视为现代性的东西的根本方面(现代性在它的各种起源中本身就是对宗教的否定)。同时,尽管宗教的复兴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受益者,但却利用它所提供的最发达的实践和意识形态技术来否定现代性的根本方面。
  


现代性、资本主义、现代化与革命
   中国的现代性始于何时?对于这个问题的支配性倾向是中国的现代性始于19世纪同西方的政治和军事遭遇,也就是帝国主义、民族主义、反抗、文化变革和革命开始之时。这是我们所讨论的范式——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历史分期。
   如果现代性与资本主义有关,那么我在此想提出如下建议:对现代性的讨论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下三者之间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的兴起、世界的重组与中国在这种重组中的位置。我所说的位置既是时间意义上的,也是空间意义上的:中国在资本主义兴起中的位置和中国在欧亚大陆中(和最终在全球中)的位置,而欧亚大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兴起来说则是不可缩减的空间环境。
   只有在这些时空参数内,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才确实有效:单一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脱胎于横贯欧亚大陆的多元世界体系,而欧洲最终从18世纪开始成为欧亚大陆的中心,此时全球也被带入到这种世界体系的范围之内。(注:我这里所提到的重要著作是Janet AbuLughod, 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 1250-1350(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这种路径的全面发展可在Fernand Braudel,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 15th-18th Century, Vol.3(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中找到。在上文引述的著作中,Wigen 建议用“世界网络分析”来取代“世界体系分析”。各种世界网络在这一时期(就像在现在那样)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它们有助于重新界定世界体系分析,而不是充当它的一种替代物。世界网络分析对世界体系分析的取代只会掩盖现代性形成中的不平等。)尽管自人类开始以来非洲—欧亚大陆就有了交流,但我认为,公平地说,正是蒙古人的入侵才使欧亚大陆变成我们所了解的样子,也正是在蒙古人入侵之后才有可能确定我们在现代所了解的欧洲和中国(与从莫卧儿到萨法维再到奥托曼在内的其他帝国一起)的形成日期。
   然而,在一个新的欧亚世界体系内,欧亚大陆的跨地区交流产生了不同的形态。西欧资本主义的出现是这些交流在欧洲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在整个非洲—欧亚大陆和跨越大洋直到“新”大陆的各个地方,交流活动得到了加强,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立“创业者”——例如地主、商人和劳动者。随之产生的结果在亚洲的不同地区各不相同,这取决于当地的环境。欧洲产生出了资本主义和建立在资本主义之上的现代性。这迅速地带来了欧洲和美国对世界的支配。
   在东亚,同一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则是帝国的巩固——和我们所知道的明清王朝“中国”的形成。在明朝初期为“郑和下西洋”所见证的开放性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边境的更严格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则是为了应对沿海和内地都不断加强的外部压力(或许这可以解释整个这一时期的“防御性扩张”)。然而,这种对世界的“闭关”并未阻止东亚世界体系内的重要交流,包括文化上的交流。有趣的是,就中亚的交流在东亚世界体系形成中的重要性而言,明清两个朝代对这一地区(在中亚的蒙古人、俄罗斯人和其他群体)比日益频繁地出现在沿海地区的陌生人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然而,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在明朝晚期所看到的“资本主义萌芽”中,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影响早已明显地表现出来(即使是无形的)。欧洲人来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导致中国进一步实施了防御性的闭关,尤其是在欧洲人的活动从融入东亚空间转变为按照欧洲的需要和要求来改造它的时候更是如此。这时,新兴的世界体系不仅包括欧亚大陆,而且通过菲律宾还包括美洲。然而,明清两朝控制边境的努力既阻止不了商品的流入,也阻止不了中国的人口向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的流出——中国人口的流出也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毫无疑问,新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带来的变革为欧洲和中国同时进行扩张提供了环境,尽管注意到扩张的各种差异也很重要:这两种扩张或许都是一个新兴的全球世界体系的产物,但一种扩张的动力是资本主义,而另一种则是防御性的扩张,与资本主义所推动的帝国主义所造成的结果相比,后者所带来的结果以任何标准来衡量都没有丝毫的变革性。
   我认为,这些长时段的发展为认识18-19世纪的遭遇提供了一个必不可少的情境。从18世纪后期开始,产业革命所催动的欧洲帝国主义能够迫使清王朝向世界体系开放。到19世纪末,东亚世界体系已经被纳入全球世界体系,完成了一个至少进行了四个世纪的进程。从这种视角来看,现代化和革命似乎属于同一个进程的一部分,代表着内在的社会差异和冲突;这些内在的社会差异和冲突有它们的地方特性,但如果不考虑到明清帝国进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些特性就可能无法解释。同样,民族国家建设或许可以视为遏制和控制这些新力量以及抵御帝国主义的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记住的是,作为欧洲扩张的一部分和这种扩张的结果之一,民族主义被普遍化为政治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作出了如下承诺而具有了合法性:社会主义能够实现资产阶级在依附性发展的条件下所不能实现的民族统一目标。但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动机还包括这样一种渴望:找到另一条发展道路,从而避开并超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社会主义不可以归结为民族主义。如果社会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那么它就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民族主义,一种内在地包含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
   在通过革命实现了自主之后,中国目前放弃了寻求现代世界体系的选择,而代之以寻找在这个体系内的各种可能性,而这后一种寻求则是通过目前披着“多线的现代性”外衣的现代化范式来表达的。然而,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成功还要付出的代价是屈从于资本主义的基本假设尤其是发展主义。这使中国观念受到了质疑,因为中国的一些地区完全融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其他的地区则被遗弃乃至被边缘化。这不仅是作为范式的现代化,而且也是工具化的社会主义革命范式的意识形态缺陷。革命目前基本上是因为它对发展的贡献而被人想起。乌托邦主义和理想主义已经遭到遗弃。不过,重要的是记住它们所表达的东西:不仅天真地渴望一种完美的生活,而且天真地渴望为以资本主义为动力的世界体系寻找一种替代形式。难怪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出现伴随着现代乌托邦主义的出现。
  


结 语
   如果上述解释听起来好像把现代中国的历史纳入了资本主义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那么这也只是在部分程度上属实。我所提出的叙事始于资本主义在欧亚大陆的许多交流中的形成,而中国历史(或者我们称之为中国的地方所产生的历史)则在这些交流中发挥了塑造性的作用。只有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霸权的出现——明显是从18世纪开始,中国历史才进入资本主义的元叙事之中,才成为它的地方化叙事之一(这里的地方范围包括从地区民族性的地方到基于地理的地方)。倘若这看起来似乎贬低了中国历史(在那些相信中国“例外论”的人看来),那么应该强调的是,欧洲历史在这种元叙事中也是地方化的;尽管在现代性的形成中具有霸权地位,欧洲历史依然是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空间形态之一。
   在这种扩展了的现代性范式中,问题是如何调和结构与历史或者是如何调和宏大叙事与地方叙事。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范式问题超出了某种范式危机的问题。在关于现代性的多元性的假设中,全球现代性在许多方面承诺要终结历史——至少使历史具有某种连贯性,因而也使不同的历史对立了起来。它对作为历史叙事地点的民族的进攻也挑战了现代的历史概念化进程,而这一进程从一开始就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史学工作中的全球化可能代表了这样一种努力,即通过一种新的元叙事来恢复这种形势的连贯性。它根据结果可能会产生出一种新的历史,或者它可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在范式无休止扩散的意义上)。更复杂的是,目前有一种敏锐的意识,即我们并不处在历史的终结点上,因而对过去没有综合性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则是历史真理诉求的必要条件。对目的论的批判或者对把不同过去和现在联系起来的多元目的论的要求,也使未来失去了任何类型的连贯性,而只有这种连贯性,才能使对各种相互竞争的解释进行令人信服的裁决成为可能。当前的危机不仅仅是某种范式的危机,而是历史本身的危机。正如后现代主义者可能会说的那样,过去正在待价而沽。
   但是,危机也可能提供了某种机会,某种由于各种历史决定论退出而生成的机会,突出了人们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并不是任意地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而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的。我在上文所建议的范式在这个方面或许会有所帮助。尽管它把作为现代性的结构化力量置于中心地位,但它拒绝把围绕着任何特定历史的结构置于中心地位,使人注意到参与现代性形成的历史的多样性,以及从现代性衰亡中产生的历史的多样性。这样看来,有可能再次显现的不仅是现代性所产生的各种现象,而且是许多在现代性统治下被抹去的历史,许多如今可以用来挑战殖民现代性霸权的历史。对人类的生存以及随着资本主义现代性全球化而出现的各种危机来说,这种挑战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要挑战霸权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目的论,就必须立即挑战驱动这种目的论的发展主义。



  


翻译:吕增奎(中央编译局信息部研究处) 校译:王 宁(清华大学外语系)


(责任编辑 赵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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