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城市历史：从戴奥斯、考斯多夫到柯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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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城市历史：从戴奥斯、考斯多夫到柯司特

作者： 2008-04-23

理论城市历史：从戴奥斯、考斯多夫到柯司特
作者：夏铸九　　发表：《城市与设计学报》

摘　要：本文试图由建筑史学界讨论都市史的知识脉络，来重新思考所谓的“中国建筑史”究应如何看待都市史研究？建筑史如何能在理论层次接合上都市史之发问角度？以及在面对现实政经变局的要求时，都市史能提供何种知识贡献？提供何种设计与规划实践贡献？首先，本论文就1980年代之都市史活力，所形成的建筑史论述的紧张关系，并交待传统常规式建筑史论述之危机，与史毕罗“考斯多夫的回应。

　　接著，作者分别就都市过程与主体性建构二者，就理论层次讨论空间之特殊性，并将都市史发展接合上政治经济学空间论战的成果。最後的理论对话，进一步扣合上全球经济形构下的东亚地区空间重构。作者就多重学科间的理论发问、比较研究的重要性、个案研究的基础工作、流动空间与都市主体性建构等，提出都市史研究的知识准备工作方向。
关键字：理论；建筑史；都市史；都市过程；都市主体性

　　本文试由1980年代之後国际建筑史学术界之讨论都市史的知识脉络，来重新思考所谓的“中国建筑史”究应如何看待都市史研究？当建筑史论述本身都逐渐放弃了形式主义取向的传统常规式建筑史时，更不宜视都市史为放大了的建筑史。那么，面对都市史之浮现，建筑史如何仍能保有影响都市史的一席之地呢？如何由都市史论述所重视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脉络，来考量城市之发展？意即，建筑史如何能在理论层次接合上都市史的发问角度呢？同时，在面对现实的政经变局时，建筑史与都市史新的研究议程可能为何？作者尤其关心，在当前全球经济变化下，进行东亚地区区域与城际比较研究时，都市史能否提供理论、都市设计与规划等专业实践的知识贡献？

1. 1980年代都市史之活力对建筑史论述之挑战

　　相较於第一次大战後刚浮现之都市史，1960年代的都市史研究，则表现出英雄式的乐观与意图界定学域的自信。我们以英国都市史发展为例1，第一次大战後的都市史是与经济史研究分离而浮现出来，并在二次大战後快速发展（Fraser and Sutcliffe, 1983:xi）。吉姆“戴奥斯（Jim H. Dyos）所领导的雷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都市史研究群（Urban History Group），以及1966年夏天所举办的国际都市史会议，都是重要的里程碑。戴奥斯编辑的大会论文集——《都市史研究》（The Study of Urban History）（1968）表现了他对都市史的展望。这次会议视都市史为历史科学的公共空间，让不同领域、兴趣与倾向的学者首次汇集在一处交换想法与资讯。基於都市问题之复杂性与急迫性，史家本身需提出历史的认识角度，并欲对都市化过程的经济与文化变迁，寻求解释之道，因此而推动都市史研究（Dyos, 1968）。1960年代的都市史可以说是对都市化过程的历史研究，这是史学与社会科学间的互动，也充满了欲“定义都市”与划分学域边界的自信。

　　到了1980年代，都市史研究可以说到达了“百花齐放”的丰盛局面。都市史的百花齐放，表现在作品形式、内容与研究取向的多样化上。在1980年雷斯特大学纪念戴奥斯的都市史会议，会议为基础发展出来的《追寻都市史》（The Pursuit of Urban History）（1983） (1)一书，此时的都市史已不再承担改变传统历史研究焦点之伟大任务，离建构分离新学域的企图更远，反而较接近戴奥斯以前的主张的：都市史不是一分离的新学科，而是一种特别适合现代复杂社会并用以阐明历史的策略，因为它特别适合科际间的综合性分析（Fraserand Sutcliffe, 1983:xi, xxiii）。有意思的是，80年代的都市史只是一种聚合许多学科且方便应用的知识领域，因此它很难再像过去学院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企图寻求形式化制度的定义，或寻求与学院内部的整合。戴安妮“法芙罗（Diane Favro）与查莉普“史丽克（Zeynep Celik）回顾80年代丰盛的都市史期刊论文时，引用史毕罗“考斯多夫（Spiro Kostof）的话称为“都市史之大好时光”（Kostof,1986:35），更引用马文“柴契伯格（Marvin Trachtenberg）的话，将之称为“建筑研究中最丰富也最具挑战性的领域”（Trachtenberg, 1988:231），来强调此学院知识活动盛况空前（Favro and Celik, 1989:40）。其实，除了期刊众多之外，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与专家、学术会议的举办、专论与系列丛书的编辑与出版等，均大量涌现，且令人目不暇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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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都市史在美国的平行发展，可以参考雷蒙“莫何（Raymond A. Mohl）的描述性介绍，见Mohl, Raymond A., 1983, The New Urban History and Its Altenatives：Some Reflections on Recent U. S. Scholarship on the Twentieth-Century City“,Urban History Yearbook 1983,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pp.19-28.
由於英国知识界一直具备的批判传统，以及，吉姆“戴奥斯对都市史研究的特殊贡献，本文选择英国雷斯特大学的成果做为讨论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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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代都市史百花齐放的原因，主因在於学院既有支配性论述的瓦解。1970年代时，新马克斯主义(2)与新韦伯主义(3)对既有范型之批判，解放了都市社会学，社会史(4)的理论思考角度，也提供了研究活力。同时，60及70年代的都市运动，以至於1973年之後的经济危机，这些资本主义城市现实的都市危机，都是论述转变的社会根源（Scott,1981; Fraser and Sutcliffe, 1983:xxii; Sutcliffe, 1983:235236; King,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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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与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早年的著作。
3以菲利普“亚伯拉罕（Philip Abrams）与雷“帕尔（Ray Pahl）为代表。
4如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J. Hobsbawm）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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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史在1980年後崛起的知识土壤，不同於过去建筑史形成时与艺术史共享的美学基础，美学不再是具有支配权力的制度性诠释系统，这趋势到了後结构主义当道的90年代可谓尤烈。任何对城市的一般性理论，都很难再对都市史之写作有所助益，静态与形式化的都市定义，已不合时宜，“城镇”（town）与“城市”（city）做为一社会范畴，它们的历史意涵已遭质疑，在经验上划分“都市”（urban）与“乡村”（rural）的空间区分，也更困难与模糊了（Fraser and Sutcliffe, 1986:xxiixxiii）。简言之，80年代不同取向的都市史研究之间，并不存在一套学科间共同而整体的、界定清楚的都市史研究方法（Favro and Celik，1989:43）。这现象到了90年代，在後结构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概念与方法的分歧只有变本加厉，今天，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已经不需要什么大尺度且清晰的诠释架构来支配都市史这个学术领域了
（Rodger, 1992:16; Lees, 1994:8）。

　　都市史研究的多元丰盛局面所产生的生产力与活力，已给予建筑史论述巨大的挑战，然而，建筑史学者竟大多仍然只关心实质形式。研究焦点置於实质形式并不为过，问题在於研究方法上的形式主义取向，此种取向成为知识抽象化与一般性建构的障碍，不同的学者已用各种方式指出，这种取向的理论与论述限制是常规式建筑史论述最大危机之所在（Fraser and Sutcliffe, 1983: xxvii; Kostof, 1986:37; Favro and Celik, 1989:40）。

　　传统常规式建筑史将发现，自己与不同取向的都市史研究之间的对话，已日渐困难。对於义大利的建筑与都市计划（urbanistica）传统史家——谬拉多 “班尼弗洛（Leonardo Benevolo）的《欧洲城市》（The European City）（1993），雷斯特大学彼德“克拉克（Peter Clark）所下的批评，就是呈现不同论述间差异的例子。克拉克认为班尼弗洛的《欧洲城市》一书鲜少顾及城市的经济与人口发展，也绝少讨论不同类型的社区、都市网络与小城镇。他认为“班尼弗洛的城市实际上缺少了人——那些在作坊中劳动，在客栈与酒店中狂欢的移民、穷人、手工艺匠、少数民族与商人群众”。结果，欧洲城市的故事演员就只有“王公贵族和城镇规划师、建筑师与民政长官了”。至於传统习见的建筑史式的编年叙事，被克拉克直截了当地批评为“无视於近年欧洲都市史写作的巨大改变，…是种单调而无价值的常规性建筑与规划史”（Clark, 1994:285）。

　　克拉克坦率的书评，只是都市史活力挑战常规建筑史论述保守不前的代表之一。这不仅仅是不同知识传统的语言差异而已，还更关系著建筑史论述在都市史新兴领域的影响力，这种对话其实意谓著权力所及与势力范围之消长。德瑞克“弗雷塞（Derek Fraser）与安东尼“沙克利夫（Anthony Sutcliffe）在 1983年《追寻都市史》中对建筑史取向的质疑，史毕罗“考斯多夫早就有所回应。首先，考斯多夫对常规式建筑史论述中的形式主义，深表不满，然後，他指出将城市视为实质造物（physical artifacts），以及都市设计的历史研究，都是建筑史早就关心的题材。他指出约瑟夫“司徒本（Joseph Stubben）的《都市计划》（Der Stadtebau）早在1890年即已出版，甚至比班尼斯特“弗雷契（Banister Fletcher）那本人尽皆知的英国建筑史古典课本《比较建筑史》（History of Architecture on Comparative Method），还要早六年（Kostof,1986:36）。考斯多夫除了暗示英国都市学者仍不免有英国中心论，并对德意志古典建筑史传统有所忽视外，他更以“城市与草皮”（Cities and Turfs）为名，用“草皮”即“势力范围”（地盘）的双关语，来提醒建筑史学者不能天真地以为人们当然知道城市是什　，或自私於自己的眼前研究小利，或者仅仅文雅地追逐自己的研究主题，而必需对理论耕耘，这是建筑史研究的共同领地，也是与不同知识传统、不同学域间对话、论述与表徵层次的公共空间。对都市史而言，即使不追求内部一致的支配性诠释架构，为了避免知识的片断化，以及为了资讯交换与论辩，仍然有必要在理论层次对话。

　　在写作策略上，考斯多夫由都市史中区分出规划史与都市设计史。一方面，这是建筑史、规划史和空间专业实务界沟通的共同关心焦点，可以回应专业界对历史研究“用处”之期待；另一方面，他由亚瑟“史莱辛格（Arthur M.Schlesinger）《美国史中的城市》（The City in American History）（1940）起始，将建筑史的都市史连结上刘易士“孟福（Lewis Mumford）与皮尔“拉未丹（Pierre Lavedan），企图勾连上英语与法语世界之人文主义长流。再来，又将建筑史一向拿手而多产的都市专论式写作，连结上将实质形式与政治、社会、经济脉络共冶於一炉的义大利与法国建筑史家之转变。这些建筑史家皆越过了都市形式，企图迎接塑造都市形状的社会与权力结构，并引介空间的解剖学来探测其意义。因此，法朗索瓦兹“萧伊（Francoise Choay）、法朗索瓦兹“布东（Francoise Boudon）、塞泽尔“塞达（Cesare De Seta）与瓦尔德“威里尼（Valter Vanelli）等人之作品，皆受考斯多夫肯定而出线（Kostof, 1986）。

　　考斯多夫因癌症猝死，虽然看起来像是尚未完成其都市史志业，但实际上他深知建筑史与都市史论述建构情境的差异，也并没有打算在都市史领域完成类似自己的建筑通史型钜作——《建筑史：场所与仪式》（A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Settings and Rituals）（1985）。考斯多夫匆匆遗下两本由历史角度讨论都市形式的书，《城市塑形：历史的都市模式与意义》（The City Shaped：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1991），与《城市聚集：历史的都市形式元素》（The City Assembled:The Elements of Urban Form through History）（1992），这也为他所谓的“都市设计历史”留下一个开始的注脚吧！本文有意由理论的层次来审视他的遗产，进一步抽象化，并提出都市史理论对话的公共空间或对“空间特殊性”进行理论思考。

2. 理论对话——关於空间特殊性

　　考斯多夫指出建筑史论述中的都市史，主在关心城市的实质形式，即都市设计的历史，但是，他认为我们不能再天真无知，需对支持形式的脉络敏感，需能在中披沙拣金。他认为对於都市设计的政治、社会、经济脉络，建筑史家需有更复杂的好奇心，才能开始更丰满的都市史写作。在文献掌握上，他认为需在传统史学外的档案中，搜寻城市形式的文献（Kostof, 1986:37）。在知识论的层次上，考斯多夫期望所重构的都市史可以与不同的理论传统对话。以下，作者企图就都市过程与空间的主体能动性这两个向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辩论接枝，相互启发。

2.1 都市过程—分析性概念

　　考斯多夫强调，对都市过程的分析应避免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cism）那种未经检验的规范性价值之陷阱。考斯多夫要求需“更深入地掌握都市形式的历史，都市形式并非是专业都市设计意义下的产物，它是经历时间的都市过程的产物，而都市形式的占用是向再使用调适与开放的。叹息形式的纯粹性遭受侵蚀，不是史家的事，史家的工作是对这侵蚀过程之评价致意”（Kostof,1986:3839）。考斯多夫都市过程分析的对话焦点，在於：都市史之分析必需将“空间与人民并举”。也因此，便连结上开文“林区（Kevin Lynch）人文主义之环境论述传统的发问角度，分享了共同的观点(5)，而在都市形式理论层次相互对话。“都市过程”（urban process）是为“产生都市形式的社会、政治、技术与艺术力量之复杂合成”，不但是其贯穿《城市塑形》与《城市聚集》的核心概念（Kostof, 1991:9,11, 1314, 2526; 1992:280），甚至，还可进一步为建筑史同道“创造城市共同经验”之一般化理论，并以一种“对公共空间的一致性批判论述”来讨论“街道”。街道，在此被视为设计产品与社会实践的所在地（Celik, Favro and Ingersoll, 19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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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於考斯多夫在认识论层次引介林区，见Kostof, 1986, Cities and Turfs“,Design Book Review, No. 10, Fall, pp.3539; Kostof, 1991, The City Shaped: Urban Patterns and Meanings through Histor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pp.1516。关於林区的人文主义理论角度，参考：夏铸九，1992 ，《理论建筑：朝向空间实践的理论建构》，台北：台湾社会研究丛刊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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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言之，考斯多夫认为建筑史的都市史写作所面对的是都市形式与都市过程，即是以历史角度来看待与讨论都市形式的模式与元素（Kostof, 1991:9）。都市过程，一方面必需关心那些完成都市形式的人、力量与制度（p.12）；另一方面，也关心历时性之实质变迁（p.13）。

　　掌握了考斯多夫对都市过程的重视之後，我们可以试著做一次写作的绕道与理论上的接合。若是针对资本主义崛起之後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引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完“都市”的空间拜物教（spatial fetishism）之後，所重新界定的“都市”（urban）概念。

　　首先，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都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有其特殊意义。一方面，他以“都市过程”来替代常识性的“都市化”观点；另一方面，又以积累与阶级斗争这一体两面的主题，在资本主义架构中诠释都市过程，从而讨论创造营造环境所具有的矛盾性格；最後，更连结上资本的“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认为(pp.23, 34)它是资本主义系统生产与再生产之机制，以及营造环境与地景之隐喻（Harvey, 1985a:138-139,147; 1985b:27-29）。更进一步地，哈维将创造性破坏视为自启蒙主义以降之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性”(modernity）核心，因此乔塞夫“熊彼德（JosephSchumpeter）的企业家英雄形象，就是最佳的创造性之破坏者，但也推进技术与社会创新——意即不破不立。因此，尤金“郝斯曼（Eugene Haussemann）对第二帝国巴黎所给的城市“建设”，就不再是神话，法兰克“罗伊“莱特（Frank Lloyd Wright）做为现代建筑大师的英雄角色，就正在於：他不只了解时代之精神，而且更发动变革过程（Harvey, 1989:16-19）。至於哈维的“巴黎，1850-1870”（Paris, 1850-1870），可说是资本主义都市史的典范，而他将巴黎圣心堂连结上巴黎公社的分析，是种对都市空间文化形式的象徵符码，给予历史视野之精彩解秘（Harvey, 1985b：ch.3, ch.4）。

　　然而，假如我们不化约空间，那　都市过程的概念，与空间的政治经济学为了分析具体都市情境的“社会—空间动力”（socio-spatial dynamics）理论概念建构，实际上二者是可以互通的(6)。社会—空间动力，强调的是都市形式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空间转化（spatial transformation），尤其著重的是，关乎行动者与充满了冲突的社会政治过程（socio-political processes）。这个都市过程所指涉的空间转化与历史转化，是一种都市变迁（urban change）与历史变迁（historical change），这也就是历史中的城市转化（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ity in history）。既然我们关心城市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或者说，关怀都市形式与社会变迁之间连续互动的历史演化，曼威“柯司特（Manuel Castells）为认识都市运动所建构的都市社会变迁（urban social change）理论架构，它超越了都市史研究将“都市”视为一分离的领域，和描述性过多的通病，可以协助我们来解释城市如何变迁，以及为何变迁。“都市意义的历史生产”（the historical production of urban meaning），根本就是种“都市史写作”（Castells, 1983: part I），除此之外，柯司特之都市社会变迁理论，对都市史言还有更多理论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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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曼威“柯司特在Castells, Manuel and Jeffrey Henderson,1987,Techno-economic Restructuring, Socio-political Processes and Spatial Transform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in Jeffrey Henderson and Manuel Castells, eds. Global Restructuring and Territorial Development, London: Sage, pp.117，的核心概念之一就是socio-spatial dynamics，它与 “都市—区域过程”（urban-regional process）的概念十分接近。後者之例见：Castells, Manuel, 1985, High Technology,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Manuel Castells, eds.,High Technology, Space and Society, Beverly Hills, California: Sage, p.19; 以及，Castells, Manuel, 1989, The Informational Ci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the Urban-Regional Process.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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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社会存在於时间与空间中，社会的变迁与城市的变迁有密切的连结。透过柯司特建构的都市意义（urban meaning）、都市功能（urban function）与都市形式（urban form）等概念，我们可以安置既定社会之历史行动者之间的冲突，也可安置都市规划与都市设计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城市（cities）是历史的产物，都市意义之界定为一社会过程，它关乎社会的结构，社会则环绕著生产方式而结构。城市是被历史的社会所决定。都市（urban），则是一个历史界定的社会对特定空间形式所赋与的社会意义。都市意义的界定，并非一种文化的空间复印，也非虚无真空的，亦非不确定的历史角色间的社会战斗结果，而是历史角色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与价值，结构社会的基本过程之一。都市历史的界定，并非空间形式的心理表徵，而是根据历史的社会冲突动力所赋予空间形式的结构性任务。都市意义之界定，伴随不同生产方式、或同一生产方式之不同历史条件而变化。至於都市功能，则是在历史界定都市意义时赋予城市目标，而为展现此目标的工具性组织的连结体系。而都市形式，或者说，都市的文化形式，则是都市意义的象徵表现。最後，柯司特称都市社会变迁即为都市意义的再界定。都市规划，乃是透过协商与调适，以达成一个都市意义共享之都市功能。而都市设计，则是象徵性地尝试以特定的都市形式，来表现一个已接受了的都市意义（Castells, 1983:302304）。例如：那塔丽（Natalie Delande）研究民国时期上海建筑相关专业组织，并讨论中国现代营建工业之形成。她的研究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想像：当年现代建筑师在上海浮现之历史场景，建筑师的专业分工与技术角色，“土洋竞争”的情境，以至於其“精英品味”之表现，使我们更想知道1949年之前的上海，到底是一个什样的城市？或者说，是谁的上海市？那“历史会不会在上海重演？”，与“开放政策”後上历经巨大转变的今日上海相比较，我们难道不会更了然於上海转变的力量与方向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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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elande, Natalie, 1995, The Basis of Modern Construction Industry in China: Organization the Professional Field in Shanghai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paper presen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rchitectural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atin, Hong Kong, August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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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样的抽象理论建构，并不在於提供都市史一个形式的理论架构，而是让我们得以在都市历史研究的大伞之下，定位规划史与都市设计史的知识论辩与互动8。柯司特在经过一系列的经验研究後，指出：
　　“城市就是都市意义的战斗，其都市功能与形式的根源为历史抗争所塑造。在对於历史中的城市演变进行观察之外，我们的分析已经显示历史是如何孕育於城市之中：意即，城市不是在历史之中，它们本身就是历史”（Castells,1983:335）。（重点为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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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察“罗杰（Richard Rodger）说明都市史大伞的特性，不仅在於集合了各种文化、实质、组织与行为的构成部分，更在於能正确地於一独特的空间场合中，分析它们的互动（Rodger, 1992:9）。他引用戴奥斯的话，来呈现都市史之特性：
「都市史不同於地方史之处，在於更关心普遍的历史过程，不同於市政史之处，在於其关心的幅度比特定类型的地方政府更广…所不同於社会史的，是在於都市史十分特别的承诺——对都市氛围及其使用之发展提供解释，与社会学的不同，在於其主要关心对都市过去的解释；它不同於经济史与地理学的，在於更有意於组成都市景象的人文与功能元素；它不同於…其他历史专门如农业、工业、企业、运输、军事、或城镇规划史——，是在於都市史并不只关心特殊的活动形式…。」（Dyos,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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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社会、空间与历史三者在理论上的连结（接合，articulation），对柯司特言，是一种经验上的暂时连结，它是一种论述的策略，而不在於肯定一种先验的超越性理性。或许，我们会发现，柯司特的理论接合与都市史所一直肯定的整体视野（a holistic view of the city），有一种类似的论述效果，这种整体视野，也就是戴奥斯与悉尼“契克兰（Sydney G. Checkland）所谓“历史整体性”（historic totale）的英国版本（Checkland, 1983:451, 458-460;Rodger, 1992:9）。

2.2 空间是社会表现——主体性的历史建构

　　考斯多夫曾经针对社会史论述下的都市史弱点提出质疑，认为除了少数例外，大部分的都市史写作对空间特殊性均处理不足。於是，城市变成了静态的场所（a passive setting），仅是所描述社会过程的沈默背景。他认为都市史需在社会政治分析和都市形态配置间，提供特殊之契合关系。因为，即使在最随意的都市配置背後，都有强烈的构成意志——它是种野心，是种精打细算与复杂的求生存艺术（Kostof, 1986:37-38）。这里所提到的历史学者对城市与空间基本而敏锐的观察，竟然与政治经济学对空间（或空间性，spatiality）的论战接上了轨道。

　　政治经济学在1980年代，对本身在1970年代的空间化约论进行批判时，更细致的分析乃空间与社会的关系。我们以桃乐“玛西（Doreen Massey）的观点为例。玛西认为空间确实是社会的建构，但是，社会关系也在空间上建构，甚至造成了差异（Massey, 1985:12）。它不是生产关系绘布其上的消极区位表面，也不单纯是一种限制条件（像距离）。空间（或者说，空间性）是一种整合性与主动性的条件（Massey, 1979:234; 1984:68），空间不只是社会的建构，社会也是空间的建构。这也就是说，空间不只是社会的反映（reflection），而是社会之所以为社会的一种建构元素（a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what the social is）（Peet and Thrift, 1989:18; 夏铸九，1992:260），意即，政治经济学拒绝了反映论的化约，认为空间并非社会的反映，而是社会的表现。

　　过去二十年来的政治经济学，或者说社会学与地理学，其对都市变迁分析的变化主线，就是由结构论转化为主体论（Castells, 1994:19）。这条都市变迁之结构性理论演化线索，是都市史对话时应把握的主脉。因此，德瑞克“葛里哥雷（Derek Gregory）说的好：“历史，不仅是时间的交织，也是空间的交错”（Gregory, 1994:583）。历史，是由人类行动所建构的空间与时间之间的连续性互动，它是由行动者展现结构性任务与动力，因而它是个充满了冲突的过程（夏铸九，1992:262）。这也就是前节谈论都市过程概念时，所再三强调的重点。

　　对都市史而言，确立空间建构的主体性（subjectivity）概念，除了有助於发问，并掌握社会—空间动力的行动者复杂之能动性外，最重要的是具有与都市设计理论对话的理论潜力。这时，都市史之历史研究已不同於林区的“规范性理论”，它进一步提供了“解秘”所需的人为历史距离，而这是都市实践所必需的，它甚至平行於实践，或者是实践必备的历史距离。这正是威尼斯学派的建筑史家，如曼弗德“塔夫利（Manfredo Tafuri）——拒绝了操作性批评的理由（Tafuri, 1986:9; 夏铸九，1992:148）。

　　由空间主体性的角度来重新看待都市过程，或许，我们才能了解考斯多夫在《城市聚集》一书中分析了“郝斯曼化”（Haussmannization）与零星变迁（incremental changes）之後，最後由都市过程与都市保存计划的对抗，让我们体会到了都市形式的生命。即使我们致力於都市保存以对抗资本与国家建设大规模破坏之际，我们也不能天真地将保存本质化为历史纯粹性的追求，不能为图画般的乡愁地景所惑。城市是活的，持续变动的，城市是永不静止的。所以考斯多夫才说道：“在保存与过程之间，过程一定有决定性的作用。最後，都市的真理是在流动（flow）之中”（Kostof, 1992:305）。至此，我们就必需面对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的问题（Castells, 1989; 1992a; 1994），在这个新社会结构空间形式起而挑战的时刻，我们将在下节处理它与东亚地区之都市主体性建构的紧张关系。

3. 都市史新的可能研究议程

　　前述理论对话之目的，在於使不同的研究成果能在知识上交流与积累。知识片断化（fragmentation），一直是资本主义知识生产与再生产时的障碍，新崛起的都市史，片断化更是其弱点所在（Rodger, 1992:11-12），然而，知识不能“划地自限”。本文企图由建筑史与都市史的紧张关系出发，要求都市史与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马克斯主义的社会学与地理学对都市变迁的结构性理论）做理论接枝，乃因於都市史的理论真空，一直是受批评的重点之一。实际上，史家的研究技艺与社会科学家的方法论，对证据的演绎与归纳，以及史学的描述能力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能力，本来就是需要互补的。社会学与史学在理论上对话，不但正好符合了社会科学近年来远离理论形式主义，欲重新结合经验研究的趋势，而且这种理论上的越界与折衷主义，正是强调科际间互动的都市史特点（Rodger, 1992:7-8, 11）。本文企图以研究之工具箱提供都市史研究之所需，以面对都市社会历史变迁的研究课题——然而，理论只能是都市史家认知地图的初步原则，都市史最终将是理论化了的历史（theorized history）之表现形式。

　　然而，真实的政治与经济变动，在持续进行著，假如我们前面的理论对话，不能将论述层次的空间再现连结上空间实践（务）（spatial practice）之真实空间矛盾，所有的理论都只是思想的游戏而已。

　　政治与经济变动的最根本力量，在於全球经济之形构（the formation of a global economy）。尤记得1983年时，安东尼“金（Anthony King）由世界市场与新国际分工的角度重编组都市史的研究角度，还提醒我们“所有的城市都是'世界城市'(the world city）”（King, 1983:15）。今天，全球经济早已在资讯科技的支援下，更进一步地穿透各个社会，然而，区域不均等发展的趋势也更为明显。而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则是全球经济决策网络（network）的权力中心，是财富积累与资讯生产的基地。全球经济与网络社会的新脉络，在在都推动了欧洲城市的转化。欧洲为因应全球经济之竞争，而推动欧洲共同体，这使得18世纪以来根深蒂固的原有民族国家边界日益模糊，甚至还造成民族国家渐失去控制全球经济之权力，而有中央政府政策空洞化的趋势（Castells, 1994: 31; Jessop, 1994: 264）。这趋势皆构成了1990年代欧洲都市史研究的政治挑战。跨城市与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以及全球尺度的研究架构，都迫切需要跨越过时的“国史”藩篱来发问。都市史做为一多学域的空间，以及多重的、比较的研究取向，已较以往更受到了肯定（Lees, 1994）。

　　本文所要指出的是：同样的趋势，也迫使我们面对东亚地区近年在全球经济中的新位置。亚洲新兴工业国在国际分工的技术阶梯上试图跳跃，而中国又正经历巨幅之经济成长与乡村社会结构之巨变，面临了不同於过去的都市与工业过程的新挑战。城市正经历著再定义的过程，都市形式也正表现出不同於过往的价值观。身逢这历史之变局，常规式的“中国建筑史”该如何面对新研究议程之要求？以及，应如何迎接都市史崛起的局面呢？常规式的“中国建筑史”，若是未能警觉到国族国家的历史条件所加诸其上的知识论限制，将在全球经济所推动的变局下，显得与现实的发问脱节。此时，欲连结全球化过程与地方具体分析二者，城市蕴藏有无穷的潜力，城市的空间转化也无法与更深的结构性转化分离。在全球经济的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巨大拉扯中，都市的形式与都市过程渐开展出矛盾关系。东亚地区正在经历的空间重构，皆要求都市史要有新的发问角度，该拒绝过时意识形态范畴之限制(9)，始能提出对一般人日常生活有现实感的新研究议程。面对这些研究任务的挑战，我们试提出下列知识准备工作，做为未来邀请合作研究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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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譬如说，一反过去“唐山过台湾”的历史，现在可说是“台湾过唐山”，然而，两岸关系其实不是“两岸”，而是全球经济的形构与国际政治的角力，这观点是与邢幼田讨论的启发，以及，可参考：夏铸九，1995，“全球经济中的台湾城市与社会”，《台湾社会研究》，台湾社会研究七周年会议专号Ｉ，No.20,8月，pp.57-102。

3.1 多重学科间的理论发问

　　当近年後殖民论述（post-colonial discourse）检讨国族主义做为帝国主义之殖民现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元素，而动员了第三世界被支配的人民时(10)，常规式的中国建筑史论述做为早年之知识殖民的一种特殊形式，确实显得尴尬，国族国家（nation-state）是国史建构之後最主要的制度性力量，然而，都市史的发问角度开启了多重学科间合作之潜力。在前述的理论对话基础上，对於过去建筑史研究之关注空间形式（即空间的文化形式），有必要在由多重学科合作所投下的曙光中，来重新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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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由後殖民论述讨论国族主义的台湾例子，可以参考：陈光兴，1994，“帝国之眼：'次'帝国与国族—国家的文化想像”，《台湾社会研究》，No.17，7月，pp.14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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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多重学科交织的知识主轴是政治经济学，然随著研究议题的深化与分化，它可以再进一步做区分。假如我们研究的焦点，是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与组织空间过程的主要力量——国家（state）的话，它可以区分出都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policy）；倘若我们研究的焦点是发展本身，或者说，创造性破坏的资本逻辑的话，它可以著重在空间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pace）；如果研究的焦点是都市文化与意识，是关於形象思惟的意象化意识形态（imaged ideology）与象徵符号之展现的话，它可以包括都市形式（空间的文化形式，都市象徵）的政治经济学（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rban form）。总而言之，脱离正统教条主义羁绊的政治经济学，其实是个颇能接合现实的“实学”。

　　第二，尤其就过去建筑史发问的核心——空间的文化形式（thecultural form of space）而言，近年的文化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的干预方式，让我们能面对复杂微妙的文化层面，後殖民论述就是一例。由於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领导权（霸权，hegemony）已形成裂缝，致使现代性的支配性价值观已经动摇，新的多重文化领导权在国族国家去正当化的新形势下浮现，後殖民论述在後帝国的社会（post-imperial society）下发芽（有意思的是後殖民论述不是由後殖民的国家中产生，反而是源於後帝国的社会，尤其是由老帝国主义——英国——思想势力范围所及之处萌芽）。文化生产现在已是西方城市的主要产业，不只是认知到文化多元性，而且是在社会、文化、族群与商业差异的旗帜下积极推动。但是，这不是第三世界城市的情形。由全球出版工业所支持的中心对边缘的支配历史，我们看到的是学术与知识的殖民（academic and intellectural colonialism）。它体现了文化交换上的不均等关系（uneven cultural exchange）（King, 1992:340343）。文化研究，解除了传统东西文化论战的阶级局限，并对本土（native）进行再诠释与占用。而“反殖民城市”（the anti-colonial city）研究，就是本土人民抵制价值观（indigenous resistance）的具体呈现。

　　殖民地研究，做为一种特殊时空所架构的异质地方（heterotopia），亦是一面镜子，象徵空间使得殖民母国的真实空间现形，殖民地是帝国主义的产物，是资本主义与现代性建构的“异乡”（Foucault, 1967/1986; Wright, 1991）。对曾为殖民地的第三世界都市史研究者而言，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未能为我们提出切题的问题，是以我们必需了解殖民地研究背後潜藏的比较架构，我们不只是别人的镜子，我们必需处理反殖民城市的抵制声音与乡土声音（Hsia, 1994），我们得了解自己历史的苦境（historical predicament），始能面对今日之困局，进而想像未来。

　　第三，我们仍然需要对乡土的声音（the voices of vernacular）提出反省与批判，以必要的人为距离（artificial distance），来避免本质性乡土所造成的部落主义陷阱与乡愁式的自溺，这就是历史写作的释明（deciphering）作用。因此，都市史相较於前两支不同的知识传统，由历史角度提供我们对都市与社会展望之视野，提供了更深刻的、且关乎结构性转化的历史思考角度，不但促使我们去追问“都市”形构的历史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历史转化，而且更质疑了“现代性”建构的一般性意义。

3.2 比较研究

　　多重学科间的研究设计，关乎比较研究的特殊作用。至少，中国、香港、台湾以至於其他各地，彼此之间的共同性与特殊性之比较研究，可以让我们更了解殖民城市的作用，了解殖民现代性建构的历史过程，也可以更了解国家如何历史地界定了社会与空间的组织与变化。以农民运动为主力与乡村为革命基地的中国革命，由於历史的因素，致使1949年之後的都市研究并未受到足够的关注，不过近几年情况已开始转变（Buck, 1987:62-63）。也因此，需在尴尬的国族国家范型之外，另文由理论角度处理表现社会与文化新活力的都市史，它们会是新形式的“中国都市史”之萌芽。中国近年来的政策改变所牵动的东亚区域活力，已在全球经济中显现出特性，而提供都市形式与都市—工业—资本主义过程的历史视野，不但关乎全球比较的架构，最後更关系著理论化的潜力。就像台湾城市所经历的都市过程与都市形式的独特性，除了记取其发展过程之教训，以及经验研究的价值之外，就比较研究的角度言，其实还有理论的意涵。就像柯司特尝试就战後东亚新兴国——新加坡、香港、南韩与台湾——进行比较研究，并指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在於——国家，尤其是个发展挂帅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对组织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龙头作用（Castells, 1992b）。这也就是说，我们值得由比较的角度来处理东亚之独特性，而研究都市过程与都市形式之都市史，正好提供了我们进一步理论对话的公共空间。

3.3 个案研究

　　在某个程度上，个案研究可以说是比较研究与理论建构的经验研究基础。尤其对都市史言，学生及学院研究条件的限制，往往使得针对个别城市所进行的都市专论，占了论文与研究形式之大多数。近年在全球经济形构的驱迫下，地域性（locality）研究成为显学，而英国尤然，这是重构地方史写作的历史机会。对於堪尼斯“佛明顿（Kenneth Frampton）所揭的批判的区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考斯多夫曾含蓄地表示不以为然，但他仍然肯定城市的历史价值及其可能的作用，而避开对本质“历史性”（historicity）之追求（Kostof, 1992:299-301）。过去的都市与社会阶级研究，个案研究与阶级形构是两种最主要的研究范型。前者将都市视为一阶级结构与阶级行动之互动基地，意即都市是空间的竞技场；而後者，不只视都市为一个案研究的地区，更认为都市在阶级形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超越了过去将都市窄狭地连结上中上层阶级文化教养的研究，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Savage, 1993:61-62）。由这个角度来看，非仅止於阶级，性别、族群与社区等都是都市动员认同力量的来源，台湾近年来由於地方文史工作室纷纷成立，国家的文化政策也转向“社区总体营造”，地方史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并成为动员草根社区与凝聚地方意识的重要元素，更有甚者，社区总体营造，被视为是建构正浮现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新文化之历史性计划(11)。有些地方，为了对抗三十年来发展挂帅政策的支配性价值与投机城市所驱迫的贪婪，试著以都市空间之使用价值，来实现对抗土地商品化与交换价值之追逐，市民们由点开始突破，已经创造了城市历史的新开端，亟待都市史工作者能为他们写就历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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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参考：黄丽玲，1995，“新国家建构过程中社区角色的转变——'生命共同体'之论述分析”，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论文。

12 这些都市市民的模糊面貌，在都市运动中逐渐建立了自我的认同，同时，异质而分裂的社会结构，让都市主体性建构更关乎多元且歧异的都市文化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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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城市历史：从戴奥斯、考斯多夫到柯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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