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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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利里奥:从空间权利到国家权利


从空间权利到国家权利 

保罗·维利里奥 ;译者 郑兴


本文系保罗·维利里奥著作《速度与政治》(Speed and Politics)的第三章。《速度与政治》法文第一版出版于1977年。 

被水束缚的生物就是眩晕的生物。它死于每一个瞬间;其本质中的一些东西正在持续崩溃。

——巴什拉 

19世纪的英国卡通显示,波拿巴(Bonaparte)和皮特(Pitt)用他们的佩剑,将巨大的地球形状的布丁,大块大块地切出来,这个法国人取走的是大陆,而这个英国人要的是海洋。这是另一种分配世界的方式:与其在同一个地域、在战场的有限性之内正面遭逢,这样的对手却选择在两种人之间,去创造一种根本性的身体对抗——一种人居于土地,一种人居于海洋。他们发明了非陆地性的国家,无人能够立足的国土,不再是国家的国土;海洋是开放的,民众参与其中,(运动的)自由要素参与其中。“制海权”,似乎尤其是一种西方人的发明物,就像此后,“领空权”也将要成为一种要素——“马歇尔·戈林空军” (Air Force Marshall Goering)梦想将飞翔的国度植入其中,将纳粹民众植入其中。“每个德国人都必须学会飞行……翅膀安静地潜伏在人类皮肤之下。”感觉到军事败局将要来临的希特勒,在看到火箭第一次发射后,告诉多恩伯格(Dornberger):“如果我早些信任你的工作,就不会有需要进行战争了”——或者说,至少就不会有需要进行战斗了。 
如我们所知,不战而屈人之兵,去让大陆的对手因为冲入陆地战场的时空边界,不断地耗尽自身——正是英国试图去做的。希特勒,就像拿破仑一样,将要被“存在舰队”(fleet in being)击败(译者注:“存在舰队”系一种西方海军战术理论。指一支海军战力试图控制其影响的水域,但从来不离开其主要港口。一旦其离开港口,这只舰队可能就会被打败或歼灭,反而不能影响敌人的决策,但如果其一直停留在海港之内,敌人不得不为了防备它,而部署军事力量。),这样的“存在舰队”持续获得胜利,是因为他们在战斗中不可接近,是因为他们抛弃了这样的有害原则:即敌人一旦进入视线就要立即攻击,即我们必须缩短和敌人之间的距离。“存在舰队”作为一种艺术——不可见身体的运动艺术,是一种到达了绝对点的、采取策略的后勤学(Logistics);这是一个隐形舰队在海洋里的永久在场,能够无论是在何时何地实施打击,通过创造全球性的不安场域(zone of insecurity),消灭敌人的强力意志(Will to Power),而在这一不安场域中,将不再有可能带着确定性(Certainty)去“决断”(Decide),去索要——换句话说,去赢取。因此,这就是一种新的暴力理念(Idea Of Violence),它不是来自于直接的遭逢和流血,而是来自于不对等的身体特性,对运动次数(Number Of Movements)的估量使他们能够位于一个选定要素(Chosen Element)——即对他们的动力效率(Dynamic Efficiency)的持续检验——之中。如果说,拿破仑以力学术语去判断军队的战斗力,萨克森伯爵则是在欧陆最早意识到——归根结底,暴力无非就是运动——的人之一。“我不喜欢战斗”,他自陈,“我完全相信,一个有能力的将军,能终其一生,在不是被迫进行战斗的情况下,来和别人交兵”。然而,在西欧,在有限的、不平坦的地势上,没有人能宣称,无须终究被逼进入直接遭逢——持续增多的军事群众间的直接遭逢——即可“让敌人消失”。德国被圈闭,就是这一历史性地域限制的最佳范例,它带来了普鲁士理论的简单、嗜血的战争贩子。另一方面,在海上巨大的缓冲区(Glacis)(译者注:“glacis”原意是“斜堤区”,系军事建筑用语,本指围己方碉堡而建的大片缓坡区域,既可用来保护自己,也可使己方居高临下,利于歼敌。后也引申为“缓冲区”)中,本土舰队能够无限期地回避战斗;它只要不和别人接触,却一直保持在场,就不会被对手所逼迫而进入绝望的战斗。 
不被拖入绝望的战斗,却可以在敌人中挑起延长的绝望,使对手承受道德和物质上的痛苦,从而减少他,消灭他。这就是一种间接战略的角色,能够不必依靠流血,即可使一群人在绝望中放弃。就像老话说的,“恐惧是最残忍的刺客,它从不杀戮,却让你不能生存”。毕竟,快乐,这一来自于圣·茹斯特的欧洲新理念的发明,对欧洲大陆人来说,不过就是一种抵抗道德限制的方法,这样的道德限制来自于海洋,来自于他们的物质实体的消失。 
在1914年,同盟国的封锁花了两年时间,才刚刚让德国民众感受到这一举措的见效,然而,在领土战争结束以后,这一效果持续得很好,并且成了德国随后的经济衰败中的一个间接因素。正是这样一种延长的绝望感,为纳粹的急躁的政治学和纳粹对德国民众的驯化,提供了根基。以同样的方式,我们现在在西欧看到的物质和道德上的迅速崩溃,正是美国的地缘战略转向的长期结果,它从远方,在我们的大陆上,创造出了一种新的经济的和生理的危机。 
间接战略,在另一种要素中,复制了老式的公共围城术(communal poliorcetics)的效果,这种间接战略为商人群体所青睐。就像古代的“围城状态”,它使得人们能够“无限期延长敌意”,以对抗群体——不再是“平民的”(civilian)群体,而是“大陆的”(continental)群体——的整体性,。它表征着资本主义的复兴,因为它正是对老式设防地点的技术性超越,这种老式设防地点已经不合时宜,且会被新的国家军队的力量所拆解。这是对大陆军事阶层过高的经济要求的回答,对其支配陆地交通之流动的要求的回答。 
综上所述,经济自由主义是对埃拉德·德·巴勒杜克(Errard de Bar-le-Duc)的格言的完美阐释:“随着毁灭的机器的发明,进攻也跟着改变”。从那以后,资产阶级对于“领土战”(Territorial Warfare)概念陡生抵制,这种抵制成为某一种资本主义——它通过变身为两栖之物,在海洋和殖民地上,使用“总体战”(Total Warfare)——的领导性原则。它完全从“大型固定机器”(Great Immobile Machine)跳入“移动机器”(Mobile Machine),使得海洋成为一个“巨大的后勤学营地”(Logistical Camp);它将无产者拖在身后,用以保持海军载具正常运转,无产者还是一种划船人,他是机器的真正引擎,在战争时间中的加速器。 
因此,从一个城市到下一个城市,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穿越一片大陆或者一片海洋不再是一个问题。“存在舰队”创造了一种新的“竞速政治”(Dromocratic)理念:在空间和时间内的、无目的地的位移。它是从远方,而不会是从大灾变(Cataclysm)的危险中,施加了有关“消失”(Disappearance)的原生思想。它永不止息地奔向彼岸。这里,引擎终结之时(有所必要、而且无论如何都会),即是不归之路的开始——发展成为丧失一切之漂流机器的标准宿命,或者像那些潜艇一样,假装自己失事,丢弃假的残骸,突然加速以逃脱对手的追踪…因而期待的是一场实实在在的消失(Disappearance)。就像那些老旧船舶,最后一次被拖入海中,从而在终极爆炸(Ultimate Explosion)的神化(Apotheosis)之中沉底,这是一次大型船舶葬礼的上演,船体在葬礼中冲向不归之路,因而致其自身被裹挟,被吸入大漩涡的液体漏斗之中。 
《亚瑟·戈登·皮姆的故事》和《白鲸记》只是核动力巡航的预言式叙述。战略潜艇不需要特别去哪一个地方;在对海洋的控制之中,它满足于保持不可见状态。但是它“以小时计算的”宿命(Hourly Fate)已经被确定了。进一步说,一旦“存在舰队”成为了制海权(The Right to the Sea)的根本性给定现实,各式各样的探索者、发现者和袭击者,在持续寻找未知土地的过程中,都同样坚持着航海的发明,换句话说,坚持着一种绝对、不受干扰、循环性之航行的发明,因为这种航行既不包含离开,也不包含抵达。不归的循环(Loop Of No-return),提前被欧洲重商主义的航海路线——环形或者三角形航海路线——描画出来。 
因此,一种新的政治权利的范畴在海洋上被创造出来:制海权(Right To The Sea)。他们说,“这一权利起初是一种实体(Entity),更为情绪化、诗意化,的而非理性”。确实,地中海城市——这些人口过密的、岛国性质的城邦,它们缺乏产品,缺乏表面面积,梦想着通过创造一种航海示范,去“管控海洋”(Working The Sea)——似乎没有意愿去受制于古代的领土法则。公共海域(The Open Sea),是要去补偿每一个社会的、宗教的和道德的限制,补偿每一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压迫,甚至要去补偿因为地球的引力和陆地的拥塞而带来的物理法则。 
但是,制海权很快的变成了犯罪权和暴力权——解除每种限制的暴力——很快,“海上帝国”(Empire Of The Seas)替代了“公共海域”。即便是从海岸上,一位17世纪的编年史家也看到了这一结果,这片海岸被“海难制造者的可怖工业统治着,海难制造者通过他们的误导性的火光,引发海难,他们屠杀并且劫掠着海难幸存者 ……”在公海上,他仅仅看到了“特定海洋实践所批准的过剩……可怕的专制统治,以商业垄断的名义,追求对海洋的独家统治……一种在威尼斯人、西班牙人和里斯本人之后,由荷兰人所实践的征服权”。更进一步地,他写到:“更可怕的是,所有这些强大的海上组织都不是国家行为的结果,而几乎是这些国家的商业工程师(Mercantile Engineers)的自发性产物,国家没有扮演其它角色,不过就是让他们自行其是”。 
总而言之,一个像拉菲特这样的商人兼海盗去资助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刊印,是不足为奇的。他对“国际国家”(International State)的展望来源于这样的社会——有如其“革命特定时刻的产物”的社会,这一展望与“海洋漫游者”的自发性帝国非常相似,正是在这种帝国中,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国家开始诞生。这一极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 State)既位于每一个地方,也不位于任何一个地方。它被商业交换所缠绕;它只为商业利益服务,它致力于吞噬和毁灭对手的货物。它的民众已经从“其困缚之物中挣脱出来”,离开了土地;第一个绝对符合马克思关于工业无产者定义的描述:“工人没有国家……必须绝对割断把工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脐带”。 
在英国,直到19世纪,他们都是如此招募水手:以国王的命令,直接关闭港口,把海员驱赶到一起。在17世纪的法国,随着海上战争的工业化对人员扩增的持续要求,他们把整个沿海地区的人口编号并登记,并且宣称,“这些人都随时可以征用,并且进入一个统一的、庞大的军队,轮流为战争、贸易和土地开发的活动服务”。这被称之为“阶级制度”(Class System)。这种由国家所鼓励的第一次军事无产化(Military Proletarianization)行为,就发生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不久,这也几乎是大众对于公共运输(Public Transport)的第一次参与。同时,人们还对这种新无产者的“民族性”问题抱以担忧(当时还是第一次)。他被从总体战争(Total War)中驱逐出来,因此他必须要让他自己的出身合法化;如果他是个外国人,必须在五年之内让他在国籍上被归化。擅自脱离军队将收到严惩,国家通过宣称自己是“妇女和儿童的保护者”,是入伍工人的保护者,实践了对家庭的社会控制。 
然而,这里,再一次地,战争的扩张到了如此地步,即“无产化”自身与司法与警察的压制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简单地通过抽签募集人员,而无产者看到自己与被驱逐出境者和苦役犯杂处于军队之中,这一军队正是法院在政府的压力下“大批量制造”而成的。 
在17世纪,海军无产者已经,完全地,成了一种犯人的群体,“大地的被诅咒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上驳斥了普鲁东及其追随者,这种新的驳斥和科尔伯特(Colbert)对于法国的反思很相似。科尔伯特痛惜法国未能建立一个全能的海军帝国,痛惜法国在殖民领域的落后:“只要我们继续去效仿马赛,就不会有同伴……他们宁愿去放弃世界上的最好的机会,也不想失去乡村别墅的乐趣。甚至,他们不想要大型战舰,只想要小船,这样每个人都会各有其物……”“制海权”的创造(正如他们在当时所构想的),和陆地愉悦的禀赋是极不相容的。这种陆地愉悦由简单和自足构成,在南方非常常见。同样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将会更少地来自于阶级对立,而更多地来自于对大地的憎恶,而且,我们能够永无休止地(Ad Infinitum)将乌托邦计划和海军帝国(马克思就安葬在这个帝国)的计划进行比较。 
但是,仔细考虑这一帝国用的精密计时(Chronometric)特征,似乎更为有趣,在海上缓冲区(Nautical Glacis)的不可见性中(类似另一时间机器——历史——的漂流国度),精密计时特征取代了帝国的暴力。事实上,“存在舰队”在这世上的、无参考点的胜利(决断)抑或意外,需要人们去寻找自己的落脚点,如果不是在大地(Earth)上的任何一处找到落脚点,至少要在时间(Time)之中——或者说在地球的力学之中——找到落脚点。因为这个简单的原因,英国人将长期都会是世界上最好的钟表制造者。对海洋的掌控询唤着对时间的掌控。正如他们曾经所说的,它需要你“上九天揽月”(Shoot For The Moon)。 
所以,很自然地,通过英国人对岛民施加的影响(路易十五治下,科西嘉岛上的保利),大众战争(Popular War)的现代公式将要在一个航海家的国度里成型:西班牙对抗法兰西帝国。事实上,大众战争已经不会在一个给定的领土范围内发生。它鼓励一种在社会内部的、军团的扩散(新型的士兵将会像“水中之鱼”,而且这种对于液态元素的提及绝非是巧合的)。就像海军的战争一样,大众战争所操作的是动力学身体(Dynamic Bodies)的碰撞。它与“特定海洋实践所批准的过剩”相关,与绝对暴力相关,与道德及现有律法的消失有关。大众战争是总体化的(Popular War Is Total)。 
当海洋元素的自然活力论(Natural Vitalism)(即人们能够举起、移开、滑动重型引擎的容易度)转向一种必不可少的技术活力论(Technological Vitalism)——对于西方历史上发生的这一转折时刻,我们却还没有给予足够关注。这是这样一种时刻:技术运输的身体就像进化论上的未完成生命体一样,离开海洋,从它的初始环境中爬出来,成为两栖动物。无内容的、作为纯粹理念的速度(Speed)就像维纳斯一样,来自海洋。当马里内蒂叫喊着:整个宇宙因一种新的美——即速度之美——而丰富多姿,一辆赛车都比萨莫特拉斯的胜利女神像更美。他忘了,他所谈论的其实是同一种美学:交通引擎(Transport Engine)的美学。双翼女性与古代战舰的结合,以及法西斯主义者马里内蒂与他的赛车的结合(手握方向盘的人类,“用理想的操纵杆指挥地球沿正确轨道运行”),就出现于这样的技术进化论(Technological Evolutionism)中,相比生命世界的进化论的实现,这种进化论的实现更加明显。制海权也创造了现代国家的道路权,通过这样的道路权,这些国家成为极权主义国家。 
当诺曼·安吉尔在《大幻想》一书中指出:“通过战争在经济上获得好处是徒劳的,因为战争已无可能再建立在一种以‘外部群体’为代价的幻想之上”,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再建立在可移动财富的基础上,而是从今以后,要建立在信用与商业的契约之上,但是他在某一点上想错了,即他认为“这一定会极大地压制征服者”;他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够严谨的。事实上,这一财富性质的转变中,所显示出的只是世界经济在速度(Speed)上的变化,一次从“可移动之单元”(Movable Unit)到“以小时计算之单元”(Hourly Unit)的嬗变:时间战争(The War Of Time)。因为有了“存在舰队”,英国人得以集中精力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创新之上,更准确的说,是在高速引擎的批量制造上。英国从中获得了经济上的领先优势和准确定位,这使得它成为当时第一个伟大的工业国家,成为其它所有国家的典范——这也带来了“技术优越的原始感觉和总体优越的感觉这二者间的混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有的只是“竞速政治的革命”(Dromocratic Revolution),从来就没有“民主政体”(Democracy),有的只是“竞速政体”(Dromocracy),从来就没有“战略”(Strategy),有的只是“竞速学”(Dromology)。正是在西方的技术进化论离开了海洋的时候,财富的实体开始瓦解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最强大的国家和民族走向覆灭,这也就是,卡特所宣称的“美国梦的终结”。“速度”,作为“竞速学进程”的性质,毁灭了“进程”自身;正是“时间战争”的永恒性,创造了“总体和平”(Total Peace)——一种耗竭的和平(Peace Of Exhaustion)。 
紧跟着“协和式超音速客机”事件之后,又有了“超音速运输机”事件,这便阐释了一种毁灭体系(其破坏性如此惊人,以致于先进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以维持这些机器的生产,而这些机器其实仅仅受制于速度律法(Law Of Speed))。就像“存在舰队”的起源一样,对垄断的维护要求每一种新的机器必须立刻被一种新的机器所取代。但是,速度的极限值一直在收缩,更快的机器变得越来越难以设想。它经常在被使用之前,就已经被淘汰。产品在被操作之前,即已废旧,因此,这完全“通过速度”,超越了整个工业报废的利润体系。因此,当财富、积累和生产模式被从禁闭之中释放出来,那并不是要去达成一种自由市场(Free Enterprise),去达成它们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而是要去达成它们自身的载具力量(Their Own Vehicular Power),达成它们最大程度的动力学效率(Dynamic Efficiency)。这便是消失在“竞速学进程”本质中的财富“无用性”(Futility)。虽然人口总数更少,但是西方人显得更占优势、更具统治性,那是因为他们显得更快(More Rapid)。在殖民性的种族屠杀和种族灭绝中,存活的是他们,是因为事实上他们无比快速(Sur vif)。法语词汇中,“vif”(跃动的)一词,至少融合了三重意思:敏捷、速度(Vitesse),以及被比喻成暴力——活跃的力量、锋利的边缘(vive force,vive arête)等等——还被比喻成生命(vie)自身:快速即意味着生存(être vif, c'est être en vie)! 
当竞速政治类型的进程趋于实现,人性将不再多样化。这一进程将世界上的人群仅仅分为两类,一种是有希望群体,一种是无希望群体。前者被许以希望,即他们将在未来的某一天,达到某种速度(他们现在正为这种速度而进行积累),这使他们能够获取可能性,亦即获取方案、决断和无限:速度即西方的希望;就后者而言,他们因为技术载具(Technological Vehicle)处于劣势而被困阻,在一个有限性的世界里,苟全性命。 
因此,知识性-力量(Knowing-Power),或者说力量-知识(Power-Knowledge),其相关逻辑正在被消除,取而代之是移动性-力量(Moving-Power)——换句话说,是对于趋势、对于流动的研究。在过去的五年里,这一趋势已经如此明显。在法兰西军事学院里,他们已经不再教授地理学,而警方也开始实验“犯罪学信息系统”(Criminostat)(译者注:Criminostat系法国警察内部开发的信息系统,在计算机的辅助下,进行刑事现象及其演进的研究,以便找到控制的最有效手段)。 
有着庞大领土的帝国,比如中国,自十九世纪以来,尽管有着“现代化”的意图,却不得不屈服于这一纯粹的、无内容的新秩序,中国根本无可依傍,去抵抗这一渗透。而今天,中国和越南的人民军队正在经历一种艰难的反转,因为他们把自身分裂为二:一为技术的(“快速的”)军队,一为人民的军队(用以代表“动物价值”,亦即“缓慢的”,更准确的说,是在核武浩劫中的“生存价值”)。就后者而言,我们可以回忆,1932年的上海群众扮演的是这样的的角色:他们当时遭受日本人的空袭,而事实上,那是世界上最早的、试图对城市中心进行总体毁灭的实验之一。德国的军事指挥层也曾经,在制定他们自己的“安全计划”(Security Plans)时,仔细研究其社会后果:假警报,训练,城市防空洞系统等——在政治领导人的头脑中,这已然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德国全体公民的心理构型(Psychological Formation)。通过一种奇怪的命运转折,正是在现在,是中国人,极大地受到这样的“国家社会主义”动员的启发…… 
在“时间战争”(War Of Time)中,民众的社会“彼岸”,作为一种革命者的最后希望,已然成为零时(Zero-Hour)“彼岸”。 
对中国的领导人来说,从武装着的民众中,提取出一种纯粹技术性的、军事性的元素,是一种最重要的政治抉择,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地方,像这里的军队和民众,维持一种如此“生物学”的联系——直至(并且包括)他们所使用的工具。这样的革命联结,因为其它证据的发现而被残酷地毁灭。阶级斗争(Class Struggle)被军队的技术身体(Technological Bodies)的斗争(按照他们的动力学效率)所取代:空军对抗海军,地面武装对抗警察/政治,等等。这一情形的讽刺性画面现如今已经在拉丁美洲出现了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