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维利里奥:纯粹武力

纯粹武力 

维利里奥《大众防御和生态斗争》第一章
译者  郑兴

在社会平衡的构成中, 
军队是其中的未知数,对它最好不要投以信任。 
——克吕泽列将军(General Cluseret) 

在1975年的葡萄牙,反革命即是革命,它扎根于自身模式的纯粹复制中。这些人是由“由激进分子而成军人”,缺少理论分析,这使得他们再度带着博物馆长的谨小慎微,复制列宁、托洛茨基和更遥远的路易·罗塞尔和克吕泽列将军的实践经验——这些人都像他们一样,熟稔于殖民战争。在这种语境下,让·丹尼尔发问了:“‘先锋派’(Avant-Garde)这一概念意味着什么?它被区分开来,是因为它来自于群众,却只依靠武装部队中的少数人?” 
在简介一批专论“公社和军事问题”的文章时,帕特里克·凯赛尔表明,这主要是“一段武装混乱的历史,和革命军事信条的缺乏……”诚然,这种博物馆志般(Museographic)的杂乱旧物会如同信仰般被保持着,混乱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军事智能(Military Intelligence)自身的“概念自主”被否决。曾有人认为,内外战争的问题,和作为社会阶层之一的军队的问题,将这二者区分开来,后者就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以一种纯粹工具能力(Instrumental Capacity)去运作。这种想法是要造就“一个被动的杠杆,被国家意志拉动”(圣·茹斯特),或者说,造就一种革命意愿:“军事天才的‘自由创造’并非革命的原因”(恩格斯)。二者的任一例子中,我们都持续遭遇了同样的旧式视角——作为军事化的正当理由,抑或作为军事化的终结:地域获取,社会或政治利益,经济或科学进展,等等。 
最终,军事阶层的雄心完全独立于这些因素,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让我们领悟到了这一事实。在技术的存货殆尽之际,克劳塞维茨只需简单指出,真正的战争正在蔓延,它是这样一种现象,即这种现象不断逼近战争的绝对本质的实现,他向我们表明,通过一连串的军事介入,和通过大型交战国所做的准备,在一种追求战争绝对本质的历程中,“历史”(History)其实包含着一种辩证前行(起初是建立在进攻与防御这二者之间)的连贯性。 
起初,最早发生的“战争行为”(Act Of War)就是徒手肉搏,战斗之人于其中展示出自己的反应能力、身体力量,敏捷性和在空廓场地中的狡黠……换句话说,当时其实并没有“战事”可言,因为没有战前规划,也没有预先布置的战场。在那个时候,暴力行为其实是尚未严格限定范围的、社会交换整体(Totality Of Social Exchanges)中的一个部分,将战争与后者区分出来的程度,相比独居或者聚族而居的人类在环境中所展示、所表明自身存在的程度,并没有高到哪里去。 
当时的人并不布置任何障碍或者人造防御工事。他们完全知道,如何应用周边环境,去掩藏、移动或者躲避——但绝不是去自我防御。在李维的著作中,我们已经看到,李维提到,那些时隐时现的人群带来了麻烦,即他们“对战争嗤之以鼻……很明显,很难将战争强加于这些人身上……”。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农村地区的人口仍然没有感受到普遍防御(General Defense)的需要。比如说,在瑞典,这种不信任一直持续到上次大战。因此,从一开始,军事智能就与一种拙劣界定的集合——自由、风险和不确定性的集合——相斗争,与一种自然环境的混乱和能够自其内部发生的自发运动相斗争。这就是它基本的定义,在时间和空间之内,促成了战争概念,即其“发动的可行性”(Conductibility),得以连贯实现。 
如果说,看起来,古人首先将要成为壁垒和防御工事的建造者,那是因为,要实现发动一场战争的企图,首先是要按计划将战场组织妥当,或者说,创造出人工的环境条件,这些就构成了基础设施,成为一个舞台,大戏即将于焉开演——每一方都已为此预先准备,都声称要制服对方。初始的山丘,升高的瞭望台,已经把周边环境的信息更快地传达给畜牧部落,也正因此,也因此将更多的选择时间留给自己,以便在军事安排的不同取向之间做出选择。他们避免原始战斗(一种即将被入侵者强加于他们的情形)未经算计的自发性,也因此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新自由,因为他们能按照自己认为最有利的方式,且根据敌方群体的体量,选择一种解决方式:比如说,可以带着财产和牛羊逃跑,抢得先机,充分利用这一优势;抑或可以直面敌人。 
随着农业化定居的出现,财富的性质也发生改变(不再是可移动的财产),畜牧情形下的奔逃不再可能,对每个人来说,教给他们周边环境的相关知识已是不够;他们必须反过来教化周边的环境。换句话说,他们必须尝试保存,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必须在敌人之前抢得先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山丘,种种工事——保护性的飞地,圈占地、围墙——的建设开始了,这些建造物的目的是为了延缓入侵之敌。在这样的地势条件下,进攻与防守分离开来,成为一种辩证对立的两种要素:前者开始意味着速度、流通、进展以及变化,后者则意味与运动的对抗、重复性的保存,等等。 
对战略的双方而言,偶然性(Chance)仍然是整个工程的缺陷,因为它对对手来说,意味着一种变强(因而也是生存)的机会,对自身来说,则是一种毁灭、奴役甚至是死亡的重大危险。每一个军事指挥官都要花时间去消除这样的偶然事件,战略的进展是有方向的,即针对战场及其基础设施,使其几何学准备(Geometric Preparation)持续增强,而整体运转的速度与范围都取决于此。 
以上即是一些基本原则,构成了克吕泽列将军所说等式的指数函数(Exponential Function)。事实上,战争现象是不断朝着其绝对本质的实现而发展,而这种前行并不契合于某种整体,亦即战略博弈(Strategic Game)的盲信者所描述的极有限整体。 
从一开始,这种现象就与信息(Information)相关联。不是那种即时的、唾手可得的“制造突破”(Break Ground)的信息,而是一种“科学分离”(Scientific Split),一种给定时间内的有限场域的概念,或者在一种缜密知识时空内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就回应了安德烈·法乌苏里耶(André Faussurier)的评论:“我会欣然地说,只有不完全适合于偶然性(Chance)和假设修改(Reworking Of Hypotheses)的科学过程,才是暴力的”。 
这也就是战略信息的目标:在道德和体格上,通过重新定义敌手必须穿越的空间,或者重新定义敌手必须存于其中的时间,不给他“修改假设”的机会。简言之,使战争的“发动的可行性”——在时间与空间中设计的连贯计划,能够通过重复,强加于敌人——得以可能之物,并非某种历史总体主义语言(Totalitarian Language Of History)的工具,而是这种历史总体主义语言的起源。这种语言本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共同努力,然后扩展为整个世界的共同努力,最终逼近对外战争或内部战争的绝对本质,也正因此,这种语言经由西方的军事智能(Military Intelligence),获得了这样的地位——实现了对世界历史的绝对控制。 
通常而言,只有当战争自身在理想形式中重现,只有当它与简单的兴师讨伐之间实现了技术性的区分,与本土性的妥协分离,并变得纯粹、严峻,国家的历史唯心主义才会兴起。直到19世纪之前,在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军事性的修道主义(被宗教裁判所合法的、社会性的修道主义所支持)一直是非国家化的(A-national)、民主的革命的先导,也是强大的西班牙军事组织的起源,也是普鲁士帝国自身直接承继的对象。 
西方军事文化总是散发着马车与军用列车的恶臭,战败国家的财富在这些车体之中匆忙堆垒着,被拉向博物馆与艺术展览馆。当整个德国看不起砖块垒就的“希腊神庙”,黑格尔拭去了赫拉克利特身上的的灰尘,为古代条顿骑士团寻找一种新的末世论(Eschatology): 
“在历史之中,我们必须寻找世界的普遍计划和终极目的,而不是主观精神和主观心灵的特殊目的。哲学研究的唯一目的是消解偶然性……理性是自足的,在它的内部即包含了自身的目的。它将自己带向存在,使自己发挥效用……世界精神(Weltgeist)就是历史的本质。” 
在一个简短的序言中,克劳塞维茨说,对他而言,他厌恶任何对于战争的的冥思,因为这些思考并不与具体实事相关联。他说,他从来不会回避逻辑推论。但是,“无论何时,当线索变得何其微茫,我都更倾向于将其打断,并返回到相关的经验现象”。他还补充说,“通过分析其内核的化学成分去判断麦穗的形状,显然是一个错误。因为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去麦田里,看看已经长好的麦子”。 
黑格尔曾间接批评李维,他认为,李维重复上百次地描述对沃尔斯其人的战争,是沉闷的,有的时候,其叙述被限制到此种程度:“这一年,对沃尔斯其人的战争成功地发动了”。这样的历史书写没有生命力。这样的套语和抽象描述使得内容干瘪空洞。但是,在这里历史内容确实就是一则公报(Communiqué)的内容。它以一种黑格尔远不能想象的方式,发挥非-实用性的(Apractical)功效,而且,如果李维无止境地重复其纪事的冗长叙述,其实是试图将相应的现象直接与经验相挂钩,与一种未知的、更宽广的架构相挂钩,与一种“在进行中的事业”(Work-In-Progress)相挂钩。 
叙述材料只有在重复上百次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功用。通过重复,偶然性被消除了,理性在这些故事里成为战争机器,通过使自身力量倍增,战争机器达成对此力量的调用。因此,纯粹历史(Pure History)只是超越地形(Terrain)之纯粹战略进步(Pure Strategic Advance)的转译。它的力量是领先的,也是终极的,而历史学家只是“时间战争中的一个领队”。 
发动一场战争就是执行一种合理的方案,换句话说,就是启动一个“企业”(Enterprise)。在西方,这种扩张就是任何一种垄断的模型,而这其中所寻求的财富的积累,相比于便利(Expediency)的积累,其实更少。 
整体计划和其执行之间区分严格:就前者(整体计划)而言,西方通过一种历史,即周边环境信息的普遍理论的历史,将最自主的空间-时间维度提供给军事“企业”,而在这之前,人们常常把这种整体计划与国家政治的不确定的、有限的博弈相混淆;就后者(执行)而言,克劳塞维茨将其视为一种不含真正智能的现象(A Phenomenon without true intelligence),真实的战争,变成历史科学理论的试行,变成“企业”进展之技术限制的试行,变成了它的能量和不确定性的诸种因素。因此,如果简单说,我们可以认为,克劳塞维茨和克吕泽列是操作者(Operator),黑格尔则是概念化者(Conceptualizer),因为他是历史普遍哲学的创始人。 
旧时的堡垒国家不过就是一支军队,它停留在“敌方领土”(Enemy Territory),并建立起防御阵地,那么,如果追溯战略解决的可能起源,其实,不再是军队发动了战争,而是被包围区域(Invested Area)的所有居民,通过征服之持续,发动了战争。对于古人来说,这一点尤其明确:“军队因作为一个堡垒而自立,堡垒则因持续作为为军队而存活”(艾索克拉底,《演说集》,“阿希达穆斯”)。无论是就内部还是外部而言,士兵就是必须永不知晓和平的公民(The soldier is the citizen who must never know peace)。 
(地位平等的)民主集会是一种军事-政治集会,而非相反。由国家所进行的武力操演是一种“永恒共谋”,它标志着军事革命的各个阶段,也标志着这样的一种过渡,即战争“企业”从一种碎片化的、不复杂的生产,转至技术化、工业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西方在历史上的努力因而就是一种分配与管理,由国家的战争“企业”所操作,针对独立的、越发数量惊人的人类群体进行分配与管理。 
阿尔曼(Harmand)曾写到,“在西塞罗的《论共和国》和《论法律》中,缺少有关军事对象(Military Object)的思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Stricto Sensu),这是骇人的”。战争,作为一种持续性的、神秘的活动,在古代,相比现代,并不需要获取更多的概念自主,因为战争就是我们文明的根本性概念。这一点,当我们将孙武和克劳塞维茨对照阅读的时候,尤其明显。孙武告诉我们,绝对不要把纯粹武力(Pure Power)(军事层面)和统治(国家层面)混为一谈。这里他所说的“纯粹武力”意思是很明显的,他在论述中对这一概念一再返顾——善之善者,不战而屈人之兵,须“避免触发战争机制(Mechanism)”。公开的战争必须持续暗用原始伪装,唯一不变之物就是持续的变化,在此之中,没有任何一种要素能够永久占得先机。 
当战争被作为纯粹武力的永久机制而发生,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况。因此,被孙武所指称为“战争机器”(第二章,第五章,第十一章)的,并不是任一军事组织用之以求取巨大成果的最小潜能(Minimum Potential),而是一种联合的辩证思考,它包含着对战双方的所有行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几乎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描述了这种潜在的机械增长,“一旦当各个孤立的事件联合且同时运作”,就会发生,而且,它一直是卡尔诺、拿破仑等人在实用层面所关心的事)。 
对西方国家而言——这种在“敌方领土”确保自身位置的军事发起者——其生存完全取决于此种“纯粹武力”的增长,取决于这种“纯粹武力”的无限制使用。举例来说,在荷马时代的希腊,武力一直是按照各个不同的族裔社群而分配的,直到“僭主政治”概念(Notion Of Tyranny)出现,这是一种武力滥用的纯粹军事概念,它建立在武装力量的基础之上。第一批出现的僭主是篡位者,也是投机者,利用“非-国家化”(A-national)的军事劳动力——重装步兵军团,逸出此前的摇摆不定的状态,此状态由“公共会堂”(Prytanea)这一有限施压群体所决定(进而言之,对此施压群体而言,他们仍然继续以利益团体和利益联盟的形式,在雅典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作用)。 
我们看到,这些社会战争的现象,每次都是被完全复制,而核心的战略组织能够将自身的防御体系普遍化。就这一点来说,在军队-国家(Army-State)里,机械能量(Mechanical Energy)的研究和集中,与孙武所揭示出的“纯粹武力”,这二者被完全混淆。当围城战开始不再重要,直到运输手段和运输装备的工业革命到来之前,曾有一段时间,地球上生产与耗费的机械能量的94%是人类和动物的体力所制造出来的,这段时间里,这样的“纯粹武力”(僭主制或独裁制)是由军事-工业无产者(Military-Industrial Proletariat)所代表的。 
随着军事无产化的进行,我们所临近的是军队的“无名社会群体”(Social Unknown)。当英国无产化工人被债权人强制离开他们的土地,恩格斯这样描述他们——“像风一样自由”,还认为这是“对历史革命而言不可或缺的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的开端”。在这层意义上,无产者之前很久,在雇佣兵身上,即集合了发生“合理”(Reasonable)历史革命所必要的一切阶层状况。他们这种精神分裂团体(Schizophrenic Groups),遍布欧洲,是生产、交换和分配之新型模式的守护者。 
在十七世纪,卢福瓦这样的人物是直接照搬古罗马对待军事无产者的那套方式,去对待他们:令人同情且不确定的报酬,打击,和血腥镇压。这样虐待他们的君主国家(Boss-State)最终却不得不应对他们的如下要求:薪水、医疗卫生、住所、就业保障等等。不过,是其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要求,即军事状况的社会尊严(Social Dignity Of The Military Condition),这是一项法国君主政体没能满足的要求,它最终引发了1789年的大革命。 
在渗入国家的政治身体(Body Politic)之前(通过拿破仑或者卡尔诺),军事社会身体(Military Social Body),亦即无产化大众的军队(像巴尔扎克说的,“其军队文明的足迹遍及整个欧洲”),取代了法定主权身体(Body Of The Legitimate Sovereign)。 
正是在这样的“身体”之内,民本思想(Civil Thought)在十九世纪被吞噬,而军事思想却进一步地独立发展。一旦新的社会理论形成,一种总体化(Total)的混淆也开始了:内部战争与外部战争不分,军事模式位于改革和革命的中心,言语和观念承担了多重意义。如果说,马克思赞赏这种军队-机器的联合演习(Joint Maneuvers),克吕泽列将军则是梦想着“与其它部分一起,彻底变革战争”,梦想着“将生产的原则应用于毁灭”——比如劳动力的分工。他也为资本主义国家谨慎发动的“温和战争”感到愤怒,同时为它们反对“总体战争”理念而感到愤怒,因为,在他这个老式的殖民主义支持者看来,“总体战争”是唯一“真正革命性的战争”。 
恰恰是因为不再怀疑军事计算的自主性(The Autonomy Of Military Calculation),在1816年左右,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的边缘处作了这样的注释(当然,这已经是在他写完前六本书之后了):“另一点必须绝对搞清楚,其重要性也是同样实用,此即,战争不过就是国家政治另一种形式的延续”。这样的注释因此是完全忠于“维也纳会议”的精神的,在“维也纳会议”1815年3月13日的公告中,他们谴责了“世界和平的敌人……拿破仑,他是公民与社会关系的扰乱者”。克劳塞维茨将军的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不过就是一种警告与希望。当然,身处1816年的他很难真正预见到,欧洲将要面临纯粹战争(Pure War)概念无可阻挡的扩散——此前在1807年,在他制定的作战计划里,他已经感到有必要,要在国家之利好和军队之利好这二者间做出选择。 
进一步说,此前的几个世纪,在海洋领域的海内、海外,国家间的战争已然变成总体战争——特别是,法国沿海的动员自17世纪以来就一直在持续。最终,随着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各国之间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开始消失,因为敌人的政治身份(Political Identity)不再能够被辨认出来。而且,如我们所知,那就是总体战争的基本情况,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对外的。 
在1794年,随着可视-电报被发明,这使得在战场上就可以“准-即时性”地对国家的政治领域进行干扰。在世界范围内,在地层学和统计学上,革命发生了,这场革命由沃邦所构想,并在十九世纪经由“伟大作品之和平”(“Peace Of Great Works”),以及经由新的垂直资本主义,得以完成,这种地层学和统计学上的革命直接导致了运输、信息和速度上的革命。这种革命比任何战斗,比任何真实的、被宣布的战争,都更为确切地将欧洲带向“总体主义”的边缘。 
在这种语境下,克劳塞维茨也感知到了这种新无产者的历史局限。因为,在有关运动的欧洲战争(这是一种通过速度去占领空间的特定形式,国与国之间战争的特征也由它所决定)之中,如果说群众仍然是攻击机器的主要组成部分,军事无产者却是看上去越发是一种高要求的、脆弱的传动装置,一种颇为危险的中继站,对战争的“企业主”(Enterpreneur)来说,它形于恶化的问题也因此被提出。 
“工具(士兵)就是放在那里供人使用的,而使用很自然地使它(他)们磨损……最终的产品可能会被拿来和金银矿的产品相比较:人们只顾看到最终的成品,却遗忘了为之投入了多少劳力”。 
战争的辩证法,从消极状态中脱离出来,它要求军事工程师在技术领域持续努力,在机器的整体运作中,这种努力专事于对人力因素的压制和替换。在此之中,舒适的神话学,以及“技术敏感度”(它声称不需要任何努力,事实上,严格说来,它却在寻求对人力限制的超越),二者的真实起源都能为我们所发现。 
进一步而言,当人力群体现在只能生产出地球所消耗能量的1%,此种超越就产生了。在内外战争的战场上,发展出来的不仅仅是智力与身体的规训、个人行为的消除,更是发展出整个工业世界及其“伪革命”的伦理学。因此,我们不能对历史上所形成“军事-工业无产者”的真实原因视而不见,这种军事-工业无产者就是“战争的行会学校”:军队-国家对于纯粹武力、纯粹能量的寻求……在这一层意义上而言,无产者在历史上的决定性角色,随着广岛原子弹的爆炸,终止了。 
军队-文明提醒我们想起了施莱格尔的评论,“在每一个井然有序的创造背后,隐藏着谜一样的走向混乱的渴望。”这里有着一种由“突然性”所致的扭曲,它存在于政治活动和战争的纯粹武力这二者之间,前者正在极力走进现实,而后者,一种有形暴力,能够立即富有创造力,且总是能够为人所用。 
正是通过一种战争理论的实现,历史成了对混乱的井然有序的创造。这种创造被作为所有现实的几何学基础,也被作为所有可变量级的一种稳定化,它们建立并且平衡了整个宇宙……
如果说,在今天,一些西方人不再对自身在能量上的优越性那么自负,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态度其实是非常晚近才产生的,甚至可能就是当代的产物。举例而言,在1924年,僧侣德日进在他的《我的宇宙》一书中写道,“压制有关战争力量的强健有力——纵使过于残暴——的表达,显然太早。我们仍然需要越来越强大的火炮,越来越庞大的战舰,从而能够使我们对于世界的攻掠得以实现”。 
四十年后,马尔库塞仍然欢欣鼓舞:“这种经济,将按照军事需要来调整,使人们对于自然的控制更进一步”。 
对这些近现代的形而上学家们来说,以下都是毫无疑问的:“敌人不仅仅是处于东方或者西方的前线,而是处于我们内部,散布于我们之间。正是我们的自身的特性和自然的所有特性进行互换(暗指一种原始伪装)。“所有的东西都用来换取火,而火也被用来换取所有东西”。根据格鲁克斯曼的说法,他把“争战”(Polemos)称作是,“贯穿整个《资本论》的一条线索,从第一个还未落笔的字,直至最后一个字”。 
这里没有人注意到,战争,已经在一种绝对防御之中,吸收了辩证法,而与此同时,这种绝对防御也就是对于绝对进攻的管理。 
形而上学“离开自然”(“Get Out Of Nature”)——从开端处即是殖民策略的建立,与之相伴随,上述的历史总体主义通过“核威慑”(Nuclear Deterrence)得以实现。这正是交换系统之多样性的相对长期的崩溃。 
当柯尔贝尔谈到“殖民契约”时,他说到,“没有一种恒久的文明取决于殖民地”。这里,“文明”的程度彻底与“军用能力”的程度融合了。简而言之,所谓“文明开化”的国家,即是那些在面临着暴力攻击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选择相互协定去抱团抵抗风险的国家。 
只要与“交换”——特别是暴力交换(Violent Exchange)——相关,每一种文明中都存在着严格的协议,一种完整的、易懂的互惠。因此,欧洲从十六世纪以来,每当历史唯心主义复苏,一种新的殖民探险就开始了。差别开始产生了:一边是那些能够将传导(Conductivity)基础设施(准确说,就是媒介)提供给战争的群体,另一边是受制于人的、未充分发展的另一部分群体,在维持这种层次的暴力交换上,他们相对拙劣。他们被置于“战争律令的外部”,在其它形式的交换(经济交换、文化交换、政治交换等等)中,他们也被认为是格外无能。 
纯粹暴力(Pure Violence)的造像第一次实现:总体战争之后,联合国内部维持着协议,军事科学和技术急速增长,而它显然并不趋于暴力交换的增殖,而是趋于暴力交换的消失——这是一种绝对殖民(Absolute Colonization)。 
这便是历史分析的局限:国家的最终图像因为是自动化的,所以是理想的。国际化大都市就是挪用与消费的城市,它不将任何东西反馈给它的天然伙伴。 
根据孙武的说法,战争机制像火一般蔓延,一边吞噬,一边扩散,它的能量制造出持续增加的速度——不再只是军队的速度(孙武形容为“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能够一触及底部,就重新恢复平衡。能量不再简单受制于物理定律,也须受助于形而上学。城市-国家围绕着强力(cratos)而重新组织,这种强力就是那种必须持续被喂食、并且持续复燃的火焰。 
一边是能够创造和使用复杂科学武器的军事和专业精英,一边是被指派于仅仅去维持和保护“核环境”的“普通公民”群众,二者之间,拉开了一条新的鸿沟。机器时代很自然地带来了中心核系统的时代,后者能够通过一种操作,即“将每种现实转换成递减能量”的操作,去命中最为遥远的目标。 
因此,美苏之间达成的全球核威慑,与此同时,就是总体殖民(Total Colonization)的灾难进程。 
在华盛顿,在经济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詹姆斯·施莱辛格要求,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预算必须以平均每年3%-5%的速度递增。在考虑任何一种新的威慑战略之外,我们有了一种简单的“收保护费”的行当——安全勒索(Safety Blackmail)——就像处于任何一种耗竭殖民地的条约的开端。在别的地方,葡萄牙军方将革命力量的现实带到了另外一种层次:一种军队文明的层次。因此,科雷亚·杰苏诺(Correia Jesuino)船长(译者注:Jorge Correia Jesuino(1934-),葡萄牙人,曾作为海军军官,亲历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后来成为里斯本大学教授,已退休),也是社会通信部的部长,将左翼军官描写成“研究原始民族的人种学家”。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葡萄牙是不发达的。 
但是,这里的所谓“发展”问题并不是经济上的,船长的观点是很清晰的:“就如我们所见,当“纯粹战争”的概念成为国家组织基础,成为它的特征和全部知识,革命只会达成一种历史性实现,即军队-国家的实现。” 
与此相反,当这一基本概念形于松弛,当国家系统试图让军事“企业”成为一种“外部事务”,它就成为“不重要且琐碎的事务”(塔西佗,《编年史》,第四卷,第32页)的简单集合,“偏狭的历史,缺乏荣耀”。 
这既解释了,西方国家如何以暴力的方式毁灭不同的文化和经济体,也解释了经由去殖民化,宏大的知识体系和表达体系何以随后便形于消失,以及西方国家对于这种体系何以主动弃绝,而这种体系对于要在大历史之中寻求一个自己位置的新型个人来说,已然完全是无效的。 
“纯粹战争”既不是和平也不是战争,也不是如我们之前所以为的,是一种“绝对战争”或“总体战争”,它毋宁是在其平凡持久性中的军事进程自身。恐怖平衡(Balance Of Terror),核联盟,和平共存——简而言之,就是战争状态的溶解,及军事对于日常生活之运动的渗入—— 它再现了狩猎者的蜕变:从与野兽直接面对面遭逢,到实现对某些动物种类的运动进行逐级控制,再然后,通过狗类的帮助,能够圈禁半野生的畜群,最终,实现对这些牲畜的繁殖、养育。 
驯化是捕食的合逻辑的结果。暴虐,袭击,伤害,流血,归根结底,与暴力的无限制使用是背道而驰的。 
战争,不再是能够直接通过直接宣布对战、通过战斗,来加以确认。因为萨克森伯爵,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不通过战斗来发起战争,仅需通过兵力的移位和运动的迅捷。即便如此,一种老式的幻觉仍然存在着,即认为和平状态就是公开冲突的不在场,或者认为,军事不再是用来战斗的,而是“帮助”整个社会的,这样它的性质就是和平的,而且军事机构一旦不再被用来实行攻击,甚至是有可能对我们有所裨益的。 
这种老式幻觉也是巴黎公社最终失败的部分原因。在阿连德的智利和葡萄牙,这样的幻想再度复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彻底分析这种“机制”,而不是只在它的外围隔靴搔痒,因为这样根本不能(不管是主观上的原因还是其它原因)影响到最有必要的“去机制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军事的去机制化。 
除非是后一种情况,那么这就是,通过最后的托词,设法去模拟这种特定的主动性。秘鲁,或者柬埔寨,从这一方面来说,成为一种邪恶的先行者:军事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