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保罗·维利里奥:可行的战争


可行战争 
保罗·维利里奥 

译者 郑兴
(本文译自《速度与政治》第四章) 


在1914年,欧洲的军事指挥高层仍然试图师法克劳塞维茨,或者试图师法拿破仑,专注于在战场上贯彻快速渗透的意志,专注于贯彻短期战役或者决定性战役的意志。这种战争的好处是,规避了军事上的领土分配(Distribution Of Territories)问题,因为在这样的战斗中,所需的后勤学(Logistical)工作的重要性几乎为零,特别是,在后勤学工作上对持久性的需要也几乎不存在——这是一种,在某种意义上,没有地形(Terrain)的战争,或者说,几乎与地形没有关系的战争。 

这样的心态仍然是“维也纳会议”时的心态。感觉末日将至的、欧洲君主政体的权力回光返照了。就像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说,这是拼命试图在绝对战争(Absolute War)和总体战争(Total War)之间,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总体战争是无处不在的。它第一次被发动是在海洋领域,是因为,海上缓冲区(Glacis)天然地不存在陆地维度上载具运动会面临的持久障碍。然而,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即基础设施(无论在何处都耐用的基础设施)已经安置妥当的情况下,这种极权式战斗(Totalitarian Conflict)才能在陆地上得以实现。就像沃邦(即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雷·德·沃邦 (1633-1707),法国元帅、著名军事工程师,以要塞攻防术闻名。一生共修建33座新要塞,改建300多座旧要塞,指挥过对53座要塞的围攻战,并建立起近代第一支工程兵部队。有《论要塞的攻击和防御》、《筑城论文集》和《围城论》等著作传世。)所评论的,我们应该能够,将战争叠加到这个宇宙中每一个宜居的部分上。 

“正义与荣耀所引领的每一处所在(Ubique quo fas et gloria ducunt)”,令人深思的是,英国的工程师最终将他们的座右铭归结为“无处不在”……“每一个地方”。这意味着,宇宙被军事工程师重新分配,土地像一个缓冲区(Glacis)一样,“正在建立联系”(Communicating),以作为未来战场的基础设施(Infra Structure)。如卢卡奇对德国社会主义所作的评论,这是一个被转换后的世界,从“作为工场的景观”转换成“被规划后的景观,帝国空间的景观”。当勒南(译者注:即欧内斯特·勒南(1823-1892)法国史学家、作家,1879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欢迎雷塞布(译者注:斐迪南·德·雷赛布(1805-1894),法国工程师,主持完成了苏伊士运河工程)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时,也同时批评了他,认为他“寻求的是和平,却带来了战争”,把苏伊士运河变成了新的“博斯普鲁斯海峡”。 

此后一个世纪的历史果然印证了勒南的预言。贯通苏伊士地峡,一直以来是一个古老的、各种工程技术领域的梦想,无数“圣西门主义”式的工程师为之而死。它的最终开通,被军事专家视为是在国际交流整体中的、新的可靠性指标(Index Of Reliability),对全球战略而言,也是其推测网络(Network Of Inferences)上的一个重要加速点(Acceleration Point)。通过“重新设计世界地图”,他们打开了通向东方的、“战争运输”的道路,也打开了通向新的“垂直信任”(Vertical Trusts)的道路。伴随着19世纪以来的地缘战略革命,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开始完全地依赖于活动的空间,亦即作为转移地点的活动空间,同时,战争现象开始通过自己创造冲突之源,并使其增殖,从而满足自身需要:它们仍然在渴望着苏伊士或者巴拿马。 

然而,在1914年,田园的、封闭的法国,仍然对军事运输的四通八达的发展无所挂心;沉重的移动引擎(Mobile Engine)所带来的战争,立刻随着这些引擎一起湮灭。战争不再是短暂的、优雅的漫步,不再是旅行者的一次散步。正如在凡尔登所发生的,交战双方相互埋葬了对方,并且开始了解这种无先例的新型战争,这种战争居然能持续一整年——在1916年,从2月持续到十二月。军队再也不能简单地来去自如。 

正是这一点上,法国的反应是耐人寻味的。他们试图维持政治上的距离,回到地方自治的模式,以保障内部秩序一如既往。国家被一条分界线一分为二:一个“民事的”法国,通过民主政府、经济和工业的活动,女性供应者(她们,将给女性主义斗争赋予一种可疑的色彩)的新型母系社会——这些来作为后方防卫;另一个是“军事的”法国,军队区域,设防的缓冲区。费锐(阿贝尔·费锐(1881-1918),法国政治家,在“一战”时担任法国外交事务方面的国务秘书,其日记和信件出版后成为研究法国“一战”政治史的重要资料)曾对此评论到:“高级指挥官不再是战争的首领,而“只是地域的管理员”——在这地域内,民用的武力希望能够让战斗明晰化,把军事无产者圈闭在一种“绝对战争”(Absolute War)之内,“对武力的使用没有任何限制”,但却又不会扩散,不会被带入内部。 

这是耗损的战争。对军事指挥高层来说,在战争初期,在部队和物资上的巨大耗损,“十一抽杀律”的现代变体,仍是将军们的军事生涯中的金星奖章。它被视为是军事指挥者的重大活动的标志,其本人个性的标志,甚至是他正统信仰的标志。在军事学校的术语中,这被称为“拒绝心慈手软”,“无限使用武力”,根据克劳塞维茨的说法,这使军队在直面鲜血时,不会退怯。然而,又是在这里,普鲁士的将军们再次发现自己迅速落伍了。他和他的同时代人本来以为:相比其它国家,文明国家的社会境况将导致,战争的残酷和毁灭性程度会被大大降低。 

战争打响了几个月以后,就像费锐所告诉我们的,新型工业战争中,战场上的交战双方以惊人的速度遭受损失。在这种战争中,被指派后勤任务的人员,有一项全新的工作,那就是理性计算军队的折损。但是,因为遭受损失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很难及时计算损失量,也就使得双方很难对这种绝对的、纯粹的“消失”,能及时进行补偿——这是一种此前从未见过的现象。这种耗损的主动战争既是第一个“消失”的战争,也是第一个“消耗”的战争:人的消失,物的消失,城市的消失,景观的消失;以及军火的无节制消耗,物资的无节制消耗,以及人力的无节制消耗。 

慢慢地,精致的战斗计划和攻击秩序退隐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考虑:战壕区域的手榴弹的消耗,生产计划,供应的平衡与估算——举例来说,在1917年的一场战斗中,在法国这一方,就消耗了6947000个爆破弹,换句话说,就是28%的库存……但是,他们挂在嘴上的仍然是“火炮的日常消耗”。最高指挥部的理论消失在一种新的战争中,这种战争也因此被称之为“可行战争”(Practical War)——使得战争更为方便,更为容易被使用,避免战争在不由自主之中陷入泥沼。法国的作战部和军备部被分开,后者由著名的卢舍尔(即路易·卢舍尔(1872-1931),法国政治家,1917-1918年担任法国的军备部长)所统领,他早就对布什(译者注:即万尼瓦尔·布什(1890-1974),美国科学家,“二战“期间,创建并领导了美国著名的科技研究发展局(OSRD))和斯佩尔(译者注:即阿尔伯特·斯佩尔(1905-1981),德国工程师,二战时期担任纳粹德国装备部长和经济领导人)——即“总体战争”(Total War)的技术官僚——做出了预测。 

这种耗损战争标志着一个新的分水岭:资产阶级社会曾经相信,它把绝对暴力圈禁在交火地带的隔离区域之内,但是,在失去了空间之后,战争便蔓延到人类时间之中——耗损的战争也便是时间的战争。就像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军队一样,1914年的“移动大众”(Mobile Mass)早就高喊着“ultreia”(译者注:意即“往前走”),被甩入某种战斗。但是,这样的战斗最后演变为一系列的个人行为,一种低级士官的战斗,一连串朝向死亡的短暂奔跑——前赴后继,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且是在同一个地点;或者是某种“不动人群”(Immobile Men)的“长假”(Long Vacations),这些人被炮火的轰击力铆钉在地面之上,在躺着的地方,等待终结。无产者在“军队区”的住所取代了“都市区”的泥泞。无主之地(译者注:即无人/真空地带,军事用语,指两军对峙阵地之间的地带)成了一个郊区,一种中立空间,运动的承诺(Promise Of Movement)不再于此之中得以完成,再者,对国家的设防要塞而言,运动的缺失(Loss Of Movement)首先就是良好健康的缺失(Loss Of Good Health),继而就是死亡。在发展成“简单的内战”之前(于溃败之中),发展成——就像恩格斯对拉萨尔所预测的——朝着“无产者的能量洪流”(托洛茨基语)内部的一次转向之前:城市暴动,陷入混乱,群众在城市内驻扎,继而前线士兵拒绝执行攻击,发生叛乱与哗变(译者注:1917年法国“一战”前线发生大规模士兵哗变)。在1917年,在法国,国民战争在群众眼里失去了它原有的革命性荣耀,因为它不再能够“前进”。它不再达到“攻击”的优异速度,不再能够在对抗死亡的竞速中获胜,不再能够在对抗战争引擎的竞速中获胜。 

又一次,群众的远行把他们从街道带向了铁路。此前在这街道上,群众们曾在一群市民的面前,一边游行,一边歌唱,一边数着步点,而这些市民正为可怕的武装暴徒离去而欢庆。自那之后,“军事牲人”(Military Livestock)就迅速被送上“牲畜车”(Cattle Wagon)了,很快,一切结束了。就像普瓦上尉所说的:“有很多次,我见到我们的步兵动身去战斗,激情洋溢,结果却只是突然被不知从何而来的机***击倒;几分钟时间里,战场上就布满了尸体。” 

这位优秀的上尉因此灵感突至,想到了解决士兵这一“无可移动”(Stasis)的困局的方法。他构想出一种“能够在所有地形上畅行的装甲车辆”,然后,从1915年11月25日开始,他推动了这种新型的战争机器的大规模生产。到了1916年1月31日,他们已经制造出来400辆攻击型坦克,而当这些坦克出现在战场上,其所制造的心理效应是惊人的。将军们很快就为那些“机动堡垒”而尖叫不已,这种新的技术器件如此完美地实现了腓特烈大帝念兹在兹的信条:“前进即胜利”(To Win Is To Advance)。很快,费锐就可以这样写到(不久之后,他在沃克赛永的战斗中身亡):法国人的士气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上个月,在帕尔内休假的士兵们发现他们离开太久了,他们返回了前线,仿佛他们正在享受休假……他们已经看到,自己就在默兹河和莱茵河边上!我的每一个梦想都得以释放……” 

速度是西方的希望;速度支撑着军队的士气。交通运输(Transportation)“使战争变得便利”,而装甲战车,能够行走于每种地形的装甲车,抹除了一切障碍。有了它们,大地不再存在了。与其称它们为“能适应所有地形”的车辆,还不如称它们为“无地形”车辆——它畅行无阻,爬过堤围,越过数目,行过淤泥,推倒灌木和墙体,撞破大门。它从道路或者铁路的旧式线性轨迹中逸出。它向速度、向暴力提供了新的几何学。它已经不再只是一个机动车辆,它更是一个发射物(Projectile)和发射器(Launcher),与此同时,它终有一日还会成为一个无线电发射塔。它把自己和炮弹都发射出去了。有了它,死亡消灭了死亡(Death kills Death),因为它完美地抵挡住了可怕的的德国机枪。普瓦上尉有着先知一般的战场视野,大量的机动堡垒正在完全将战场覆盖。离开了街道以后,军事无产者就跟道路之间失去了联系。从现在开始,任何事物都可能会成为他们的攻击(Assault)轨迹。战场已然像海上的缓冲区一样,没有障碍,完全任由速度引擎去移动。这是“大地上的战舰”。 

耗损战,因而从空间的缺失之中,蔓延到了时间的领域。持久,即是生存。在形同消失的地面上,“能适应所有地形”(或者说,“无地形”)的攻击拓展了战争,在一种可能轨迹(Possible Trajectories)的无穷无尽中被压垮。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种新型的“制地权”。它向群众暗示了另一种生成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Becoming),其极权性和“制海权”如出一辙。“攻击-移动装置”(Assault-Mobiles)的疾走也延长了“自动-定向活动”(Auto-Taxis)的狂潮——在1914年离开巴黎的路面,走向马恩河。就像让·皮埃尔弗(译者注,让·皮埃尔弗(1883-1940),法国战地记者,作家,著有《法国指挥部:1915-1918》)所说的,“这是最后的浪漫主义战斗,战争中古老的那一部分走向终结了”。军事运输的速度不再仅仅是一种——“有关存在时间(Existential Time)的令人眩晕的隐喻”。对其乘坐者而言,攻击引擎的速度表完全就是“有关存在的计量表”,一种生存的手段。 

在这种“竞速学进程”(Dromological Progress)的关键转折点上,注意一下英国军事指挥高层的态度也是很有意思的:从第一波大陆性的攻击开始,这个海上民族再一次地进入了某种“公共海域”(Open Sea),对自己被封闭在一种密不透风的大陆性战斗中,他们毫不介怀。正如一个流行语所说,“相比于捶胸的战斗,他更喜欢机器的战争”——他们说的机器其实就是引擎。在海上,他们有500000人,在兵工厂和工厂里,他们有3000000人。如果说,在军事指挥的大杂烩中,他们怀有显而易见的恶意,那么,他们首当其冲地想要启用“陆地战舰”,想要在陆地战场上着手攻击,想要攻击索姆河的北部,也就可以理解。正如我们后来在1942年的沙漠中所看到的,他们对这些“无地形”攻击引擎是长期钟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