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社会科学》2007年第9期

人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空巨变。这和过去从狩猎转向农耕、从农耕转向机械生产、从机械生产转向初期信息时代，都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软件和计算机革命、全球互联网、移动通讯革新使一般大众成了可以对他人自由发表意见的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新一代人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继往开来的代际传承，他们在网络的交互影响中自我成长，不懂得我们的下一代，也就不能完全知道我们的未来。其次，由于生物工程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如转基因、干细胞、克隆等等使人类甚至对他的血肉之躯的存在前景也迷惘困顿。生命本是宇宙大化千百万年的亘古造化，但是，现在有可能通过人为的手段复制、改写、优选。纳米技术最终使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十亿分之一米尺度的空间内,研究和利用电子、原子和分子运动的规律和特性，实现对整个微观世界的有效控制。这些革命性的新知识、新技术贯穿到人类生活的每一细枝末节，导致了人类看待时间和空间的方式都有了基本变革。
加上20世纪的苦难经验，两次世界大战、反犹太法西斯集中营、“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残酷经验，以及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特征：“经济增长万能”和“个人绝对自由”受到质疑。这些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变动都要求我们重新定义人类状况，重新考虑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方式，反思我们需要塑造怎样一个世界，需要建立怎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来应对这一崭新的、影响全球的复杂局面。
J.里夫金企图用“美国梦”和“欧洲梦”两个概念来说明这种复杂局面。他所说的“美国梦”和“欧洲梦”并不是指地缘的区别，而是指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指不同时空中、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

所谓“美国梦”主要是指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来追求财富、积累财富。它包括以下四方面内容：
1、在“美国梦”的追求中，私有财产被看作通向个人自由的通行证。一个人拥有的财产越多，就越能具备自主权和流动性，越不依靠别人或受惠于他人，也越不臣服于环境；财富愈多，个人就愈加自由独立。
2、财富带来排他性，排他性带来安全，财产是自我和他者之间的边界，个人聚敛巨大财富的成功被当作唯一的或主要的成功标准。财富愈多，愈是与众不同，愈有社会地位，就愈安全。
3、在美国梦的笼罩下，人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自主，过度消费，纵容每种欲望，浪费地球的丰饶。社会鼓励不受限制的经济增长，强者受奖赏，弱者被边缘化。美国人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有资格获得一份超出公道份额的地球财富。如今，美国人消费了多达1/3的世界能源，还有数额惊人的其他地球资源，尽管他们的人数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不到5%。如果中国每个人都达到美国今天中产阶级的生活，那就要有7个现在的地球来提供资源！
4、在美国社会,一切主要都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展开，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设计为使财产利益增值。作为国家，美国要保护自身利益，组建了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事机器，以获取并保卫自己想要并相信是分内应得的东西。
总之，“美国梦”就是以“最大自由去挣最多的钱”。“美国梦”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全世界共同的梦，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物质进步，目前仍然是最有影响力的梦，以至很少有人想到自己的梦或者别的什么梦。“美国梦”代表着最大化的个人自由、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丰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机会。从哲学角度看，美国梦的精神原则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实用主义、竞争主义和征服主义，集中起来就是说，人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获得个人成功，即发财。
但是，很显然，只要坚持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美国梦就不可能是个普遍有效的梦，因为不存在一个社会空间足以让每个人都获得成功，“人人成功”是所有不可能的事情中最不可能的事情，除非对“成功”的内涵有完全不同的解释。因此，在逻辑上说，美国梦永远只能是“某些人”的梦而不可能是“所有人”的梦，这样的梦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梦，同时对于某些人就是恶梦。于是，美国梦的深层意义就是一个粉碎他人梦想而成就自己梦想的梦。美国梦无条件地肯定了个人自由和个人成功，于是，一切妨害个人自由的事或人就都是敌对方，甚至所有与美国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都被看作是对自由的潜在威胁，都被先验地定义为美国的敌人。但是铁的事实是，只有当人们都出让某些自由而且出让足够多的自由，才可能形成合作协调的友好关系，才能在事实上获得更多的好处，假如夸张自由的绝对性，就不可能发展友善意识。所以胡适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只强调自由的梦必定具有与他者为敌的基本意识。美国声称美国对于本土人民是个自由“乐园”，对于世界上不自由的人民是个“方舟”；对于自由世界是个榜样，对于其它别样的世界则是拯救者。当美国为自身构造了这样的政治神学，就把自己塑造成试图统治世界的新帝国。它把美国与“世界其它地方”绝对区分开来，把美国的存在使命化，它在为自己编造拯救世界的政治神学使命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世界的敌人。从本质上说，美国梦不是一个为世界准备的梦，而是一个为美国自己谋幸福的梦，一个把自己从世界分离出去的梦，一个分裂世界的梦。

什么是“欧洲梦”呢？
在J.里夫金看来，“欧洲梦”是一种新的历史观，根据这种历史观，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这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聚敛的“可持续性的文明”。所谓“生活质量”就是“实际生活条件”以及“公民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如健康、社会关系、自然环境的质量等。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则是：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可持续的、保持稳定的经济的状态下，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物质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总之，有“生活质量”的生活，大概是指一种普遍富裕、拥有社会安全而有“品味”的生活，它建立在以高水平的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福利社会之上，因而免除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人们的生活安全；同时也保证人们有充分的自由、时间和条件去追求各种丰富的精神生活。作为欧洲梦两大支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全球生态意识将人性从物质主义的牢笼中解放出来，成就新的人性。
从欧洲梦来说，获得自由，意味着能够进入到与他人之间无数种彼此依赖的关系之中。一个人有途径进入越多的共同体，就有越多的选择权，关系带来包容性，包容性带来安全。欧洲梦强调的是共同体中的互相依赖而不是个体的绝对独立自主；强调文化多样性而不是相似性；强调生活质量而不是财富积累；强调可持续发展而不是无限制的物质增长；强调投入与享受并行而不是疯狂的苦干；强调普遍人权和自然权利而不是私有产权；强调全球合作而不是单边主义的权力滥用，总之，欧洲梦追求的不是拼命扩大财富而是去提高精神水平，不是追求扩大权力范围而是去扩大人类互相理解。欧洲梦被认为几乎是“第二次启蒙”，它要用新的“精神主义”（idealism）去纠正第一次启蒙所错误提倡的“物质主义”以及无限制的进步论（直线的、急速的、无限的求新）和绝对化了的个人主义。
具体说来，欧洲梦与美国梦有以下几点显著的不同：
1. 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不同
为了进一步探讨以上两种不同的历史状态，以及它所产生的不同的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 J.里夫金分析了作为两个阶段经济基础的市场经济和网络经济的不同。他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范围内，共同利益的提高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来实现；网络经济则是通过每一个人为他人作出贡献、实现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利益最大化，从而也提高个人的福利，这就是现在经常提到的“互利、双赢”。推而论之，市场基于对一己私利的追求，网络追求较大范围的共同利益；市场基于不信任，网络基于一定的信任；市场是保持距离的交易，网络保持较亲密的关系；市场通过和其他人在敌对性的市场框架里竞争以确保财产，网络则是通过归属（belonging）而非通过所有物（belongings）来确保财产，对网络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是路径（能进入某些关系）和归属，成功来源于共享的关系，而非孤立奋斗。总之，市场是竞争性的，网络有竞争，但也有一定的合作性。
2．社会政治文化的不同
基于这样的不同，社会政治文化也起了相应的变化。按照J.里夫金的说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斗争主要围绕着占有、分配资本及保护私人财产权利展开；民权、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都以各自的方式被设计为使财产利益增值，自由被定义为不依靠他人，只要有足够的财产，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在全球化的网络时代，斗争是多元性的，更多围绕着保存文化身份以及在彼此依靠的世界里获得权利而展开；文化身份建立起将个人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的边界，同时又能够用以维护个人进入周边全球洪流的权利，获得自由就意味着更深地陷入与他人之间彼此依赖的关系网之中，这种关系越包容、越深入，一个人就越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雄心。要想被包容进关系网就需要找到路径，有越多的路径，就越能进入到更多的关系之中，从而也体验着越多的自由。
3．不同的理论基础
“美国梦”和“欧洲梦”有不同的理论基础。“美国梦”以洛克关于保护私有财产才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第一基础为核心，这一理论在美国深得人心；而“欧洲梦”则以康德的人权思想作为哲学基础，而康德的永久和平理论在今天又进一步成为欧洲的政治理论基础。如果说欧洲和美国都把个人的绝对性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原则，那么欧洲更重视的是精神个人主义，而美国推崇的是物质个人主义。这一差异虽然还不足以形成在“政治现代性”方面的重大差别，但却决定了非常不同的日常生活风格和情趣，并及于关于环境的看法。
4．不同的历史原因
“美国梦”和“欧洲梦”的不同还有其历史原因。二次大战可以说是西方经验的一个分水岭，欧洲和美国由此获得完全不同的体验。欧洲体会到了疯狂的现代化发展所导致的毁灭之痛，从而走向和平主义、对话理性和合作策略，而美国体会了光荣与梦想、成功与辉煌、领导与主宰，从而强化了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竞争策略。可以说，欧洲从二战得到各种负面的经验，从而开始了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形成了后现代思潮。美国则从二战得到各种正面的经验，于是决心把现代性推向顶峰。尽管战后美国也出现了一些消极思潮，但与美国取得的惊人的物质和政治成功相比，却显然缺乏社会影响力。
J.里夫金用“美国梦”和“欧洲梦”来概括20世纪末21世纪初发生的人类生活巨变，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嬗变，确实很能启发思考，虽然他所描述的“美国梦”是一种存在已久的历史状态，而欧洲梦却仍是一种想象中的或正在发生的历史趋势。J.里夫金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框架”，欧洲梦“终结了一种历史，但它又预告了另一种历史”。
总的说来，他相信美国梦不仅不能创造真正的好生活，而且只能带来昂贵的坏生活（昂贵生活不等于有质量的生活）。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意识到了，美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世界资源以及世界人民所无法承担的，是世界消费不起的，美国本身就已经在对世界的过度剥削中预支了太多。J.里夫金认为美国的单边主义将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又缺乏效率的策略，甚至也不是对美国自己有利的策略，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个多中心化的过程，虽然很可能没有谁能够彻底动摇美国的领导地位，但全球化正在形成全球性的利益“共轭”现象，单边的利益最大化变得不切实际，除了引起反抗和冲突，没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世界买不起美国梦，而且对于世界来说，美国梦未必是好梦，从这一点看，美国梦确实是“过时了”。
在我们看来，欧洲梦其实也是一个地区保护主义的梦，一个保护既得利益的策略，同样不是一个可以普遍化的世界梦想。欧洲梦一方面保护欧洲品质而试图抵挡同样发达的美国的“坏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又是为了保护欧洲福利制度和既得利益而试图抵制发展中国家的“坏的”竞争方式以及不公平地对待移民问题。
事实上，移民问题是对“欧洲梦”的根本考验。首先是欧洲不能没有移民，研究者们得出结论：欧洲将必须每年招募一百多万移民，才能相当于欧洲女性平均生育一个以上的孩子。仅仅是德国就必须在未来的30年里每年迎来50万年轻移民（这个数字相当于德国生育率的两倍），才能避免人口数量的巨大滑坡。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人们的通婚提出了更复杂的问题。如果说在1960 年的德国，只有1.3%的新生婴儿有外国父亲或母亲，那么，1994年，却有18.4%的新生婴儿都有外国父亲、母亲或双亲，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有增无减。J.里夫金认为，不同文化的婚姻虽然开启了不同文化间新的沟通渠道，弥合了某些文化鸿沟，但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德国文化的衰亡感，并导致对外国人更加充满敌意的文化压制和报复。欧洲人发现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处在一个左右为难的位置：要是未来数十年内没有移民洪流涌入，欧洲人将会老化，欧洲的经济计划将会衰退；但另一方面，移民潮又将威胁，甚至压垮已经十分紧张的政府福利预算和人们自身的文化认同感。J.里夫金也不得不提出以下的问题：倘若移民们世代保持的原有文化的独特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再存在，这些“异族”将如何生存？倘若移民不是靠对其所在国的忠忱和共同的意识形态，他们又靠什么与所在国的人们联合在一起？正在诞生的欧洲梦之成败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当代欧洲人如何处理移民问题，以及他们如何真正实现多元文化共生的梦想。但移民问题能否向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却仍然是“未定之天”！

如果说美国梦和欧洲梦各代表着一个历史阶段，那么中国梦是不是有可能代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呢？
J.里夫金很重视在未来世界建构中中国的地位。他不是研究中国的专家，但他认同理查德·尼斯贝特在《思想的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ought）中所说的亚洲民族和国家或许比西方人更适合创造网络治理、跨国空间和全球意识。他引用汉学家，也是哲学家亨利·罗斯蒙特（Henry Rosemount）的话说，在儒家思想里，没有“我”能够孤立存在，或被抽象地思考；“我”是根据和其他具体个人的关系而扮演的各种角色的总和；而道家认为整体存在于相反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它们共同互相完善。J.里夫金也同意尼斯贝特所说的，对关系的持续关注使亚洲人对感情更加敏感，如果说美国家长用一种“尔我对立”的思维方式，教育孩子从侵占、攫取和财产关系的角度进行思考，那么传统的亚洲家长则更注重感情和社会关系，他们帮助孩子与他人互动，协调自己的行为。同样，J.里夫金认为由于整体化的倾向，亚洲人从来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说西方启蒙主义科学的基础是重塑自然，以符合人类面貌，那么东方的方式则是抛弃人类可以操纵环境的想法，而重在根据环境的需要调整自身。总之，J.里夫金承认中国传统思想更加关注的是和谐、完整和万物的相互影响而非只注意孤立的现象。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探讨了中国的现状。他认为为了解决贫穷问题，邓小平把中国百年来的现代化梦想重新调整回到物质现代化的方向，提出“发展是硬道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转变；当贫穷问题初步缓解，问题又集中表现为贫富差距的悬殊，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就不能不是“和谐社会”的提出。J.里夫金认为，从这二十余年来的进程，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的梦想，是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重新创作，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平等，似乎是想把美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结合起来。他期待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国能为人类的世界梦想带来积极贡献，并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其实，中国是一个多梦的国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早的中国梦是老子的“无为梦”和孔子的“大同梦”。老子说：“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不传世），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财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同，和也，平也）。”这是一个和平（人与自然和世界的关系）、和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个人身心内外的关系）的梦，“和”是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
然而，无论是老子的“无为梦”还是孔子的“大同梦”都未能造福于现代中国，以致中国日益贫弱。它必然被另一个百余年来的“强国梦”，即现代化之梦所代替。中国在构思“中国式的现代化之梦”时，往往希望能够综合世界各种现代化模式的优点，而且还特别希望能够综合中西文化的优点，避开纯粹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如果说西方（包括日本）现代化的条件是殖民地掠夺和绵延不绝的战争，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在这两者之外去寻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赵汀阳教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之梦提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看法，他认为为了追求这个现代化的强国梦，毛泽东以非凡的想象力构思了一个“最新最美”的纯洁之梦。毛泽东想象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与所有以往社会模式“彻底决裂”的社会，是一个既不中，也不西的绝对新社会，因此， 他提出“一张白纸”最适合于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穷二白”正是新的中国梦的起点。他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操作能够形成全新的经验，从而发展出全新的生活方式。“新社会”应该是扫除了一切社会都难以避免的所有丑恶现象的纯洁社会，毛泽东真的惊人地做到了这一点。解放初期全国在一定程度上消灭了黄、赌、毒，以及其它肮脏犯罪，新的社会秩序逐步建立，有的地方甚至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境地。“新社会”在抛弃旧模式、欢迎新经验、探索新制度等方面，都是对“新”和“不断的新”有着无比的热情。毛泽东的纯洁梦想至今还鼓舞着中国老百姓和许多第三世界人民。
我们很难想象如果一直沿着《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的方向前行，这个纯洁之梦是否还会有发展的机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上世纪70年代末期的中国社会已濒于崩溃的边缘，邓小平不得不把中国现代化的梦想重新调整回到物质现代化的方向上来，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这一战略转变首先表现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使得国家经济有了极大发展，贫穷问题有了初步缓解。但问题又变成贫富差距的加深和三农问题。于是，现代化发展的梦想就进一步表现为追求均衡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其中可以看出中国现代化梦想对西方经验的综合性重新建构，既借鉴了美国式的物质竞争，又试图借鉴欧洲式的追求生活质量与平等，想把美国梦的一部分和欧洲梦的一部分结合起来，同时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和谐梦想”联系在一起。
总之，中国梦的核心是要建立一个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现代化的新中国，这是一个具有“新中国精神”的新中国。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曾经断言，中国不大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因为中国没有足以影响世界的、独立的思想体系。赵汀阳教授认为：“如果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不能成为知识生产大国，那么，即使有了巨大的经济规模，即使是个物质生产大国，还将仍然是个小国。” 赵汀阳教授分析说，我们现在能够用来思考各种事情的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基本上都是西方所定义的，尤其是那些决定性的概念，比如人权、民主、自由、公正、真理等等，主要是西方所定义的意义和所指，而这些西方所定义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难点，尤其不完全适合中国经验。新中国精神应该意味着我们必须以中国的方式为中国想象一个社会理念、一种生活理念、一套价值观，而且还需要想象一种中国关于世界的理念，因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为世界负起责任的大国。假如中国没有能够发展出一套概念体系、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就不能以新的中国精神参与不断发展的世界文化的重新建构，这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仅仅满足于有地方特色的中国文化，更不能封闭于古代社会产生的传统文化之内，而必须对它重新诠释，寻求它在全球文化中所能作出的贡献。如果不具有世界性（world-ness），中国梦就只能是一种自我玩赏。我十分认同他的观点。
根据他的思考，中国梦需要认真考虑这样几个问题：“（1）什么样的思想/知识体系能够有效地思考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显然，如果没有强大的思想能力，就不可能创造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大观念，也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文化和社会。这一点是中国很久以来比较忽视的；（2）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够使有德之人愿意生活在这个社会中？这要求有一个关于公正社会的设计。这是非常困难的设计，目前所知道的社会都达不到公正社会的标准，都或者是对经济人和小人有利或者是对庸人和弱者有利，还从来没有一种对有德之人最有利的社会设计；（3）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能够使人永远觉得生活有意义？这要求一个社会必须有利于发展高水平的精神生活，显然，物质生活的魅力是单调、简单和贫乏的，没有一个社会能够仅仅依靠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去长期维持人们的生活意义和兴趣，人终究要过的是精神生活，只有精神生活才具有无限丰富发展的空间。这些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而目前世界上的各种梦想都还不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历史证明，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强大思想能力的文化，中国文化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和将道德置于崇高地位，自古就有深远的传统。中国文化保留着极其巨大的空间，可以展开人与自然的和解，调节理性思维与精神信仰、物质追求与审美情趣、自然科学与人文关怀之间的裂断。如果这些中国文化固有的文化基因与现代诠释相结合，面向当代多元文化的世界，那么，代表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新的中国梦一定会出现，并造福于全球。

如上所述，《欧洲梦》一书提出了许多富于前瞻性的深刻问题，正因为是前瞻，还尚未经过事实的检验，许多问题还不是定论，甚至也还不是目前所能提出方案加以解决的。但这本书高瞻远瞩，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和思考方向。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一反过去西方中心主义的常态，J.里夫金在展望未来社会时，始终将中国置于其视野的重要部位。他认为在许多方面，欧洲和中国都正在并肩作战。例如欧洲正在努力强调安全稳定的社会架构和重视独立企业精神的市场体制两者间寻找平衡；而在这两种体制之间达到平衡也恰恰是中国正在追求的目标，相似的努力也正在成为中国全国范围内热切讨论的话题。他认为贯穿在今天的两大精神潮流：一是在一个日益物质化的世界里，寻找某种更高的个人使命的渴望；二是在一个逐渐疏离、冷淡的社会里，寻找某种共同体意识的需求，J.里夫金认为这也是欧洲和中国的有识之士所共同追求的。在他看来，欧洲和中国都梦想着一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权利都获得尊重，文化的差异受到欢迎，每个人都在地球可维持的范围内享受着高质量的生活（不是奢侈生活），而人类能够生活在安定与和谐之中。J.里夫金认为，为了共存于一个日益联系紧密的世界，人类需要不断开发新的理念，在这点上，中国和欧洲会找到更多、更深层的共通之处。现在，随着美国梦在21世纪渐渐褪去其昔日的眩目光彩，世界正将它的目光投向了欧盟和中国。在J.里夫金看来，尽管断言欧洲梦和觉醒中的中国梦结果会是怎样，还为时尚早，但预言正在出现的欧洲梦和中国梦会对整个人类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则绝非言过其实！
J.里夫金在《欧洲梦》出版时致中国读者的一封信中说：“当我们垂垂老矣，回首一生之际，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是那些与物质积累没有什么关联，却和我们对同胞的热爱，我们作为个体与人类的关联，与我们所居住的星球的关联息息相关的时刻！正在展开的欧洲梦试图开启一扇大门，通向有关生命意义本身的更重大的问题。作为生存于此世的人类，什么才是我们存在于21世纪真正的意义和目的？”这也正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向自己提出， 并确实找到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