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平：文化，让城市更美好
2012-09-05
【核心提示】当文明的未来落到城市头上，当民族的发展进入文化引领的阶段，我们有理由以城市为基础来讨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建设。
作为一种国家战略和政策，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表明了更为深刻的社会转型：在初步奠定物质基础之后，我国将更加自觉地以建立全面发展的社会为目标，通过共同体建设开辟出一条可持续的繁荣道路。因此，这一战略并非仅仅涉及单一的文化问题，而是以文化作为前提给各个地方和不同行业提出新的要求，指明改革深化的方向。这一视野也给城市建设带来新的思考。
文化表达的是人类共同体的追求，描述的是人类生活的性质。从内容上看，它以主体性为中轴的精神，表达的是身份认同、民族团结和忠诚的根基，凝结起来便是共享的价值；从形式上看，它是具体的生活方式。因此，文化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出来的社会组成部分，而是使社会成为整体的纽带。
在城市这一社会维度上，文化把家庭、社区、街道整合成人类生活的“活的有机体”；而家庭、社区、街道以及整个城市是文化得以表现的手段，亦是其创造和产生作用的媒介。在此视野中，城市更有文化，便是从形态、运动和精神上按照主体的生活要求重新定义城市。
优化形态，促进城市认同
形态是最容易让人产生误解的城市属性，因为它直接表现为视觉功能，似乎是皮相性质的。然而，形态本身恰恰是一种深度，或者说，它是城市深度的体现。形态是城市以空间和时间组织起来的基本方式，它表达了城市的个性。世界城市史经验表明，对形态表达功能的运用，清晰而鲜明地界定城市意义和个性，创造了被居民直接体验的归属感和深度，这些都转化成他们为城市投入自己忠诚和力量的源泉。反之，则破坏城市认同。在直接的意义上，我国超大规模的城市重组过程中，片面追求显现度和美誉度的政绩建设思路、商业的无序扩张、异国情调设计都成为城市之痛。在此，我们简要地分析我国城市建设中出现的两个普遍难题，阐明文化形态优化对城市建设的独特价值。
第一，城市的定位。定位涉及城市的空间和时间组织，它是城市在全球等级体系中关于位置和类型的自我理解。尽管我国多数城市在中长期规划中都会在“全球—国家—区域”体系中描述自己的位置和类型，但普遍存在着求全求大的通病，难免在形态设计上出现雷同。而各种层出不穷的名产都城、名人故里，往往只是在表面动员了历史时间概念，或者只是将其简单地挪用成建设“淘金热土”的历史资源禀赋，还滋生了不少恶俗。
第二，建筑的定位。在许多设计中，建筑仅仅是地产概念，因此许多城市都在投资回报率支配下按照CBD模式进行切割，造就许多呈现在图纸上的美妙功能区。新的地标很壮观，新的天际线也很优美，但面对同样的豪华、奢侈，人们无法把一个城市与全球其他城市区分开来。许多地方建筑设计中，对“世界时间”（与世界同步）的遵循遮蔽了“历史时间”（保护传统和维持记忆），造成了历史沉积印象的断裂。例如，因主办第二届世界“青奥会”，南京大面积移植法国梧桐引起的市***事件，清晰地点明了居民认同与历史记忆、城市个性之间的关系。
上述例子无不涉及最根本的问题，即形态设计如何在空间和时间上抓住居民主体的认同，体现他们的价值和生活追求。城市要有文化，在形态上提出的问题便是如何延续居民的世代追求，并为不断新增的人口提供一个他们进行生活和情感投注的表达性场所。
改善运动，增强城市活力
城市运动亦是值得讨论却往往被忽视的重大问题。以街道为例，无论大街还是小巷，它们都是人们亲近的空间，但我们也看到，在我国各大城市，街道越建越宽，但运动越来越不畅，好像倒是街道阻隔了人们之间的流动与亲密。
在这里，问题并非源自方兴未艾的汽车生活模式，而是缺乏对城市运动意义的正确理解。运动是城市整合的方式，是其活性所在，但它却并不总是以快速流动为性质。香港的成功范例表明，街道不是越宽越好，其真谛在于“活”。正如人们充分认识到的那样，步行街代表的慢运动恰恰是人群聚集、整合和亲密的基本手段之一。就这一点而言，我们需要更多小巷——它们被杂货店、小贩、过客、生活在附近的老人和小孩占据着。这些人不仅是城市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而且如雅各布斯所言，亦是城市安全和秩序的守望者。充满生活气息的喧闹的小巷子，远比大而空荡的广场更能凝聚人。忽视街巷而热衷于广场，无疑是当今城市规划的一个流弊。作为活力的见证，文化的培育需要对城市运动进行关注。
培育精神，提升城市文明
精神是内在的，但并不抽象。它以风格、形式、样态、运动模式以及象征形态具体地呈现，体现在城市的各个方面。例如，在城市形态设计和运动模式定位上，规划到底是关注外在的商业环境（资本友好型）还是居民的内在需要（人际友好型），一目了然。
当今城市建设最失败的表现之一便是房地产开发的异国情调。这边是“哈佛新（星）城”，那边是“康桥圣菲”，你建“塞纳河畔”，我就搞“莱茵之滨”。这种粗制滥造，不仅败坏了人们的审美与情趣，而且在根本上摧残着人们对地方（点）的认同。从人类基本经验看，生活于其中的地方是他们长期投资和滋养的结果，从景观的形成到命名，无不体现着他们的情感与价值。如果割断这种联系，其后果不只是文化的缺失，而且是城市进化或发展的动力缺失。这样的城市，必然随着商业的节奏而起伏，在投机潮中时衰时荣。这也正是西方许多城市经历的伤痛，是人文学者试图阻止的文明灾难。
当文明的未来落到城市头上，当民族的发展进入文化引领的阶段，我们有理由以城市为基础来讨论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以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城市建设。从近百年世界发展经验看，尽管一直存在着强烈的生态友好与人际友好之价值呼吁和实践探索，但对物（基础设施建设）的关注总是领先于人文精神的培育。在资本推动的城市经营运动中，“增长机器”、“国家推土机”给人民带来了灾难和苦恼。主张“文化，使城市更美好”，不仅是提出一个口号，而且是表明文化正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所在。如果不在具体的城市建设过程中和城市要素的具体方面缝合文化裂隙和锚定家园概念，一个城市，无论其规模有多大、资本有多丰、人口有多巨、口号有多响，都不可能是伟大的城市和新文明的体现。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城市哲学和城市批评史研究”首席专家、南京大学教授）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